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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方面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跟叛变的身体:电影《色戒》和《小姐》比较分析有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主题:比较分析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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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业电影《色·戒》与《小姐》都以压抑空间里的女性身体为重要表现对象,剧作中的女性角色也都以身体实践了反压抑的叛变行为.在跨文化语境中,本文以压抑与反压抑的关系观察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身体,结合影片的民族性背景,比较影片中女性身体的存在状态与叛变经历,并试通过女性身体的叛变结果分析两部作品的剧作价值取向.

【关键词】 身体;女性;压抑;反压抑;酷儿理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李安作品《色?戒》(2007)与朴赞郁作品《小姐》(2016)都在本土市场获得巨大成功.(1)就导演创作经历与文学改编剧本而言,两部作品都具有极其复杂的跨文化背景.《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李安在导演这部作品前已通过《断背山》(2006)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项;《小姐》则改编自英国女作家萨拉?沃特斯的小说《荆棘之城》,韩国导演朴赞郁也在拍摄电影《斯托克》(2013)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好莱坞之旅.背景的错综复杂当然会对分析构成障碍,但这两部商业电影皆以年轻女性角色为叙述视点,各自叙述了本民族被殖民历史中以欺骗与背叛为核心结构的故事.其中,女性身体的影像呈现是这两部电影作品中最为明显、同时也最具话题的表征.那么,这是否可以为两者的对比构成一个切入点?

中国与韩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都受到儒文化影响.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也都曾是主流文化的禁忌,不具备构成表现对象的合理性,而儒文化的影响痕迹在两国保留至今.除了东亚,身体概念的缺席在西欧国家进入现代后的主流文化中也曾是一个重要命题.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与殖民活动打破封闭的地理界线.正如两部影片中涉及的香港、上海、朝鲜与日本这四个地理空间都受到了西方文化习俗或深或浅的影响,信息与观念的传播效率被科技发展提升到不可估算的程度.当然,很大程度上这并不是平等和双向的传播过程.在所谓的西方,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迭起,现代以来西方人文学科中的所有“传统”都被加以再思考,身体这一概念在这一反思历程中得到巨大解放.尤其是马尔库塞与福柯等人,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从精神分析、哲学、社会学等维度直接对笛卡尔传统提出挑战,在社会人文科学中赋予身体概念以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围绕“压抑文明观”,论证了身体与性的被建构这一客观事实,但提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构想,而实际上《色?戒》与《小姐》最终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马尔库塞与福柯的两种构想一定程度上相对应.

作为20世纪新诞生的艺术门类,电影理论也与人文理论发展同步,尤其是在电影心理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酷儿电影理论中,身体更是极其重要的分析对象.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理论革命,中韩两国商业片创作者的接受是无法量化的.但对于李安和朴赞郁这两位具有丰富跨文化创作背景的导演而言,运用产生于西方语境的概念分析其作品已经具备合理性.同时,《色?戒》与《小姐》既然已经选择民族被殖民的历史作为故事背景,民族性就应当被首先视为讨论语境.换言之,除了将身体视为研究对象,身体所处的客观环境也应被纳入观察范畴,并加以具体的、结合民族特质的思考.

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将从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出发,比较影片中女性身体的存在状态与环境、女性身体的叛变经历,最后回到身体的象征性,试从女性身体叛变的后果分析两部作品完全不同的剧作价值取向.

一、压抑:深宅景观与黑色视觉风格

现象学理论将身体分为三类:“有一个身体”“作用于一个身体”与“是一个身体”.[1]12其中,“有一个身体”指主体之于身体的关系类似于主体体验客观环境,主体在生病、运动等过程中这一体验最为明显;“是一个身体”指的是主体与身体关系极其融洽,主体对于身体的存在没有自觉意识,或者说这是一种缺席的身体;而“作用于一个身体”则指身体表现为一种集体实践,主体或许可以对这种实践有控制权.不难发现,在这种分类法中,来自于内部与外部的某种对抗力量构成主体产生身体意识的条件.由此可以指向这一个推论:一组压抑与反压抑的力量或许能够使主体产生更明确的身体意识,对自己的身体有更高的自觉性.

对于《色?戒》的王佳芝和《小姐》的和泉秀子与南淑姬来说,她们在影片大部分时空中的生存状态是被压抑的,这种压抑力量主要通过电影中的“深宅”景观得以构成.两部作品都使用了典型的黑色影像风格手法着重构建了分别处于四处地理位置的“深宅”空间,在此压抑结构中呈现女性的性与身体.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2]3因此在分析构成“景观”的深宅空间时,处于这一空间的人物社会关系也应当被考虑在内.

由于叙事时空分为香港与上海两个完整部分,《色?戒》中存在两个“屋宅”空间.这两个部分对于压抑与性的呈现是不均等的.王佳芝与邝裕民等人在香港演剧、刺杀易先生的故事构成后一个故事的必要序曲.香港的环境十分自由,大量的开阔外景与明亮的光线构成这一段叙事的影像风格,渲染了这种自由.这种自由甚至允许几个学生轻易就可以组织策划一场针对高层政治人物的刺杀.学生们聚集在一幢租来的西式豪华大宅里,将其视为革命大本营与最后实施刺杀的场所.还是学生的王佳芝沉溺在爱邝裕民的懵懂甜蜜中,充满热情与活力.因为对邝裕民的爱恋与仰慕,她进入了这座客厅空间足够众人跳舞的大宅,她也十分享受这种一边恋爱一边革命的经历.但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很快被打破:为了完成众人的刺杀任务,她必须将处女之身交付于自己不喜欢的梁润生.而她选择了服从革命意志,献出自己的身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组情节里并没有大面积展现王佳芝裸露的身体影像,观众只能隔着一床被子或是隔着梁润生的身体感受王佳芝的痛苦与愤怒.

刺杀行动落空后,王佳芝从香港前往上海的经历被略去,叙事直接从她与邝裕民在上海的相遇开始.邝裕民再一次向她发出加入刺杀行动的邀请,受过伤害的王佳芝再一次同意了邝裕民,扮演麦太太接近易先生,为革命组织获取情报、协助刺杀.在进入易家、见到易先生后,王佳芝迅速获得了易先生单独为她准备的宅院.易宅与这座在上海繁茂街景中独辟蹊径的安静宅院成了集中呈现王佳芝的裸露身体以及她与易先生发生性行为的场所.相比于香港的大宅,这两处典型的上海洋楼明显逼仄许多,房内空间的狭小、窗外遮蔽物的繁多与大面积深色的墙纸和地板使其更具“深宅”特质,常年不拉开的窗帘使色彩厚重的屋内采光更加暗淡.

与《色?戒》中王佳芝的单一视点不同,《小姐》的叙事结构更具丰富性.影片的前两个段落中使用小姐和泉秀子与女仆南淑姬两个并列视点,将故事发生到疯人院节点前的部分用南淑姬与和泉秀子的视点分别讲述一遍,第三部分则大量使用男性角色藤原的视点讲述故事结局.这种技法的表现效果,在时间上构成了复杂的叙事序列,在空间上则使观众不得不将目光聚集在“老爷”上月教明的那座气势恢宏的西式“城堡”之上.

此外,相较于《色?戒》中被都市街道包围的宅院,《小姐》中的这座“深宅”之“深”更体现为其地理位置的偏僻.这是一所处于广袤自然中、与世隔绝的城堡,建筑的周围山水农田兼有,且这些自然景观十分开阔浩荡.但就是这样一所豪华的城堡,经常面临停电的境况,生活在这里的人似乎也因此十分习惯不充分的照明与黑暗.这座深宅大院的内部装修“东西兼备”.供小姐和泉秀子进行朗读的大厅与城堡里连接卧室、书房、餐厅这些生活空间的走廊是标准的日式风格,线条笔直硬朗.包括小姐卧室在内的生活空间则按照西式风格设计,繁杂的家具与墙壁图案充满大量密集柔美的弯曲线条,这其中日式直线条的门、嵌入墙体的柜子和屏风就显得尤其引人注目.影片所直接呈现的小姐与女仆的性行为和裸露身体都以这一卧室为客观环境,而小姐在朗读文学时却穿戴严密.事实上,小姐和泉秀子在朗读时的开阔空间中她被叔父胁迫的状态,与她在装饰繁复的卧室里相对自由的状态构成了一个反向对比.

这种以宏观封闭性构筑压抑感的“深宅”景观在小姐、女仆与藤原逃至日本后短暂再现了一次.藤原将秀子与淑姬安置于一家山上的寺庙旅馆里.这里视野开阔、光照充足、自然风光里生机无限,但囿于孤立的社会关系与一位被藤原收买的女性的监视,秀子与淑姬被困在此处无法逃离.视觉上,标准的日式房屋横平竖直,虽没有上月教明“城堡”的压迫感,但两位女性依然被清晰的框架束缚.

以上分析中已经涉及到影像构图方法.两部电影都使用了极具黑色风格的影像呈现“深宅”空间:高度的明暗对比、刻意的线条分割、巧妙的镜面反射,这些黑传统中被大量使用的技法都集中出现在《色?戒》与《小姐》两部作品里,此处就不再赘述.

二、反压抑:女性身体的叛变及其后果

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在商业电影中浓墨重彩地呈现女性的身体,无疑将面对巨大的危险.劳拉?穆尔维已经论证了女性角色在叙事电影中作为“快感的提供者”这一重要而又不平等的地位.[3]637即使存在风险,《色?戒》与《小姐》都执意将女性的裸露身体作为影片的重点表现对象,这不得不令人重新思考创作者试图通过女性身体向外传达的信息.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对压抑文明提出质疑:“自由与压抑、生产与破坏、统治与进步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否构成文明的原则?抑或仅仅是人类生存的特定历史组织的产物?还是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和,以致必须压抑性地改造人的本能结构了?或者还应允许有一种非压抑的文明观,它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存在经验、完全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不同的生存关系?”[4]19在他之后,福柯也对性“压抑假说”提出他的怀疑:“性压抑真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吗?权力机器,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器真的是在本质上维护压抑秩序的吗?有关压抑的批判话语为了阻止压抑是否已经与未受到质疑的权力机制交织在一起了呢?”[5]8虽然马尔库塞和福柯对于压抑与非压抑文明的态度不同,压抑与性这两个概念却是清晰的.前文已经论述了在《色?戒》与《小姐》的影像中,“深宅”作为一种景观构成了对于女性身体的压抑力量.在剧作层面,这种压抑的具象权力机制则分别为民族革命意识形态和男性中心主义,具体的压抑方式则为欺骗性.

王佳芝经历了三次被欺骗.在前两次受骗于邝裕民与他背后的民族革命大业后,她在刺杀行动中叛变,选择相信易先生,接踵而至的结局则证明易先生也欺骗了她.王佳芝两次相信邝裕民都是因为爱情,最后相信易先生也是因为爱情,这些事实指向一种纠缠着男性中心主义与民族革命主义的意识形态.

秀子与淑姬的被骗经历则更为复杂,因为她们彼此之间也存在欺骗关系.藤原担当两位女性相互利用与欺骗的纽带,或者说,他在两位女性互相欺骗的过程中不断转换立场,从而维持他对于两位女性的控制权力.“老爷”上月教明既是父系权力体制的顶端人物,也是一个在朝鲜与日本之间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感不一致的人物.正是由于上月教明的朝鲜出身与对日本身份的无限神往,这两种民族的气质都通过他变态的培养方式在小姐秀子身上留下痕迹.两位女性在互表心意、互通真相后,决定叛变男性对自己的控制,最终通过欺骗的计谋,逃离并报复了压抑她们的男性.

在欺骗与叛变的过程中,王佳芝与秀子和淑姬的状态存在明显差异.相比于秀子和淑姬的乐观自信,王佳芝谨小慎微步步为营,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艰难,她最自在自为的时刻反而是与易先生的床上时光,尤其是在对于易先生产生无论是同情还是其他性质的好感后,身体成为她获得愉悦的唯一途径.而秀子和淑姬的反叛之路则相对轻松愉快,这当然与她们可以通过对方释放压力有关.但更明显的,则是她们将自己身体武器化的一种自觉性,并且有意识地运用功能化的身体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中女性身体叛变的后果截然不同.王佳芝为了易先生叛变了革命组织,并且在最后的逃离机会面前选择放弃,但她并没有如想象中得到易先生等价的爱.影片结尾部分是王佳芝与其他革命成员被行刑的场景,福柯将酷刑也就是对个体身体的摧毁论证为构建意识形态的有效方法:“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已经消失了……因此,惩罚将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6]7虽然《色?戒》中这场死刑发生在夜晚的上海荒野中,除了执行者没有别的见证人,而影片的观众则见证了王佳芝的死亡.也就是说,被隐藏至抽象意识的刑罚被放回电影这一公共景观位置,而原本被王佳芝身体叛变所破坏的压抑秩序则在这一过程中又被有效恢复了.

不同于王佳芝的生命终结,秀子与淑姬通过计谋摆脱男性的控制,她们拥有童话般的光明结局.两人登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在甲板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远处天空中飘满绚烂、高饱和度色彩的云霞,整个画面的浪漫气质与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甲板拥抱经典段落如出一辙.此时的秀子为避免被捕装扮成男性,但是又迅速撕掉胡子,恢复女性的面貌.朱迪斯?巴特勒在她的酷儿理论中提出一种“扮演”的概念:“对性别的戏仿重复同时也暴露了误以为性别身份是一种难以究竟的深义与内在实体的错觉.作为一种微妙的、政治上强性之行的操演的结果,性别可以说是一种‘行动’,它接受分裂、自我戏仿、自我批判以及那些对‘自然’的夸张展现——夸张到极致的结果是揭露了性别根本上的幻想性质.”[7]191相较于《色?戒》中所控诉的“毁灭女性身体重塑男性秩序”这一客观事件,《小姐》中的同性之爱是可靠的,甚至指向了无比光明的未来.但不能忽视的是,影片将实现这一美好未来的空间定位于上海,这正是王佳芝的葬身之所,同性空间所营造的充满希望的爱欲文明似乎也失去其美好性质,挥之不去的是一层殖义幻想的阴影.

结 论

《色?戒》与《小姐》的导演都来自东亚,两部作品都在跨文化语境完成创作并最终以东亚观众为欣赏主体.以上分析与总结也已梳理出这两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在情节建构、影像风格、核心景观营造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其中,女性的身体是两部作品共同的主要表现对象,女性身体的历程构成两部作品的主要叙事结构.但它们所提供的观感又是十分不同的,《色?戒》所传递出的沉郁绝望气质与《小姐》中斑驳但最终明媚的氛围大相径庭.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值得从更深的历史与民族层面进行讨论.

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在分析日本汉学史时说:“我们的中国学以中国为方法,就是要用这种连同日本一起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而以世界为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8]132世界图景中的身体观念、女性观念和性别观念都在发生新变化,而这些变化应当被研究界正视且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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