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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科技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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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5年来,人才、资金和促进科技创新、转化的政策,促进科技成果“井喷”.深空、深海、深地、深蓝,中国的科技全方位突破,从“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从量子卫星天地一体化实验到高海拔宇宙线观测,世界一次次为之惊叹!小到电子产品——昔日充斥水货的华强北商圈,如今成为世界各国创客们的“梦工场”;大到国家重器——外国媒体称在“天眼”技术上,发达国家想赶超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以上,中国正在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

中国由大变强,已不容置疑地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

2012年以来,是科技创新前所未有的“黄金五年”.中国“赶上世界”的强国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这五年,科技创新“三跑并存”中并跑、领跑的比重越来越大,科技创新领域“国之重器”不断涌现.墨子“传信”、神舟飞天、高铁奔驰、“天眼”探空、北斗组网、超算“发威”、大飞机首飞……五年来,中国科技全方位突破,创新“高原”之上开始耸立起重大尖端科技“高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掌握核心技术的过程很艰难,但这条道路必须走”.中国科技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高、精、尖、缺”领域有了新突破.

看深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随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

看通信:从“2G跟随”到“3G突破”,从“4G同步”到“5G引领”……随着中国“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的实施,全球一半以上的网络设备和全球终端前五名中的三席均来自中国.

看前沿:在“第二次量子革命”的国际科研竞争中,量子理论、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研究领域连续涌现世界级成果,提前完成千里纠缠、星地传密和隐形传态三大科学目标,“中国量子军团”站上潮头.

2017年5月5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C919一飞冲天!2000多份机翼图纸,6000多项民用飞机技术,近20万人全国大协作……87岁的“运十”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动情地说:“C919是中国科技的新高度,它不只是一个机型的成功,更代表着一种能力,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

中国,从过去仅仅输出“中国制造”,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智造”、“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成为第一个“闯入”全国创新指数报告前25名集团的中等收入国家,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破百万……五年来,中国日益崛起为世界创新版图中的“重要一极”.一些后发国家从迷恋“西方取经”转向探秘“东方宝典”.走进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商圈,琳琅满目的电子元器件让人应接不暇……昔日的华强北,曾被扣上“水货”的帽子;如今的华强北,不仅是尖端电子产品的“聚集地”,更是来自世界各国创客们的“梦工场”.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掷地有声.5年来,人才、资金和促进科技创新、转化的政策,汇聚起促进科技成果“井喷”的磅礴中国力量.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说,把发展方式切换到创新驱动模式上来,中国正在“由大变强”.

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5097%,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达到15440亿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二研发大国,中国的研发开支已接近欧盟的总和.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以为核心的党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未来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与中国梦的目标高度契合,使科技创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紧相连,是中华民族为之不懈奋斗的光荣与梦想.“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动,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

“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这个事是“世界上最牛的”

2016年8月16日,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2017年6月16日,中国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潘建伟宣布:中国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打破了此前国际上保持多年的“百公里级”纪录.

来自“墨子号”量子卫星从太空发出的两道红色的光,看上去像极了汉字里大写的“人”字,这幅景象被当作封面,刊印在2017年6月17日的美国知名学术期刊杂志《科学》上.美国波士顿大学量子技术专家谢尔吉延科评价:这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实验,中国研究人员的技巧、坚持和对科学的奉献应该得到最高的赞美与承认.

这一次中国科学站到了世界面前,而且是挺直腰杆,站在了最前沿.中科院新闻发布当天,潘建伟没有掩饰自己的激动,他说:“这是我这辈子目前为止,做过的最好的科学成果.”

对潘建伟和他的团队来说,所谓领跑,或是创造世界纪录,早已是家常便饭——在一个月前,潘建伟团队研发的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问世.再往前,2003年,潘建伟团队实现了四光子纠缠态.此后多年,该团队又先后实现五光子、六光子、八光子、十光子纠缠,一直保持着多光子纠缠的世界纪录,并频频引来学界和媒体的关注.

量子论里有一种特性,即量子纠缠,简单来说,两个处于纠缠状态的量子,就像有“心灵感应”,无论这些粒子之间相隔多远,只要一个粒子发生变化,另外的粒子也会即刻“感知”,随之发生变化.一旦这种特性得到最终验证,就有一个最为直接的应用,即通过量子纠缠所建立起来的量子信道不可破译,成为未来保密通信的“终极武器”.全球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甚至是一些执政者都对此着迷.一场大国间的“量子通信”竞赛就此出现.

在国际科研竞争前几十年,一直难见到中国人的身影.起步晚,是中国人甩不掉的标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弯道超车”.潘建伟说:“大家不断地去‘拉长’这个距离,以此来验证量子纠缠的原理,步步逼近量子通信的实用目标.”一代又一代学者接力走下来,人类似乎遭遇了“瓶颈”,以往的实验只停留在“百公里”量级的距离,而谁先冲到“千公里”的距离,似乎就能在这场赛跑中领先.

2003年,潘建伟团队开始实验“长距离”量子纠缠,从13公里到100公里,从追赶走向超越.2012年8月9日,英国著名杂志《自然》以封面标题形式发表了潘建伟团队的研究成果:他们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百公里”量级的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和纠缠分发.这一成果不仅刷新世界纪录,有望成为远距离量子通信的里程碑,而且为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即如今的“墨子号”奠定了技术基础.

2015年末,英国政府发布的《量子时代的技术机遇》报告显示,中国在量子科技的论文发表上排在全球第一、专利应用排名第二.在“第二次量子革命”的起步阶段,中国异军突起进入“领跑阵营”.

2016年,潘建伟团队通过发射“墨子号”卫星,将“量子纠缠”的实验距离拉到1200公里,把科学家一直假想的实验变成了现实,也让中国量子在太空中领跑全球.有评论称,发射后仅仅数月,世界上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就已经达到了它最具雄心的目标之一,量子通信向实用迈出一大步.

2017年8月10日,距离全球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将满一年,潘建伟领导的中科院联合研究团队向外界又公布了一项重大成果——“墨子号”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至此,属于中国的“墨子号”量子卫星,已提前完成预先设定的三大科学目标.

《自然》杂志的物理科学主编卡尔·齐姆勒斯感慨“这是十分令人激动的消息”,并给出评价:“以前人们会说量子技术的极限在天边,但这说法其实有些保守了.”潘建伟团队这些实验中,量子技术就已经突破“天空的限制”,并将应用型量子通信技术方面的研究提升到如此的“天文高度”.

国际上确实存在量子科研竞赛.类似的实验,欧盟、加拿大、日本都有科学家在呼吁和推进.但或因技术积累不够,或因资金支持不够,目前进展缓慢.以美国为例,2015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宣布了一项远距离光纤量子通信干线的计划.不过,目前该计划尚未有实际进展的最新消息.

潘建伟不止一次地被问到:中国这一次为何得以领先欧美国家?他的回答往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有赖于中国“大科学”项目建设的高效性.

潘建伟说,这项成果是由一个“大团队”做出的.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支持下,他和他的同事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建宇研究组、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单位合作完成.

潘建伟说,一切进展顺利时,大家也许意识不到,但一旦遇到磕磕碰碰,就能深切地意识到“某些环节或某个机构的不可或缺性”.他的一些欧洲、美国、加拿大同行,也曾有过类似的科学设想,但没有类似团队的全力支持,只能作罢.

而在我国,早在2003年,潘建伟就向中科院提出利用卫星实现远距离量子纠缠分发的方案.在当时的中科院内部,这个“闻所未闻的想法”并非没有收到质疑的声音,甚至有人说,“潘建伟疯了!”不过,中科院最终咬牙批给了潘建伟团队100多万元——这在14年前可是一笔“相当大”的科研经费.

如今头发花白的,这次“千公里”量级重要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的量子卫星科学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授彭承志在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小伙,他回忆,2003年,潘建伟找到还是博士生的他,向他描述量子通信的前景.他问潘建伟:“这个事,是不是挺牛的?”潘建伟说:“是世界上最牛的,至少是之一.”

“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没有理由拒绝.”彭承志说.

潘建伟从中国科大的研究起步,把人才布局辐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英国剑桥、德国马普量子光学所……2008年,他带领在德国的团队整体回归中国科大,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也陆续回国,一支由他领衔、以陈宇翱、陆朝阳、张强、赵博等为代表的世界级研究团队“横空出世”.

如今,14年过去,“千公里”量级的关卡闯了过去,这支团队又朝着“30万公里”的终极距离去努力,继续检验量子力学.未来,还有可能和探月工程结合,到月球上做实验.

火箭“心脏”焊接第一人,用焊花点亮航天梦想

2016年9月15日10时4分9秒,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正式发射,约575秒后,天宫二号与长征二号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正常,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三步走”的第二步第二阶段.

一个月后,10月17日7时30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搭载着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升空,与等候在太空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交会对接,在393公里的高空实现“惊天一吻”.

发射天宫二号是建设航天强国的坚厚基石.杨利伟打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我乘坐的神五返回舱比作一居室,费俊龙和聂海胜开展活动的神六返回舱和轨道舱是两居室,天宫相当于套房,未来的空间站可能就相当于别墅了.”在天空上建“别墅”,刻上一个国家的烙印,既是中国人的骄傲,也具有不容低估的战略价值.

火箭的研制离不开众多的院士、教授、高工,但火箭从蓝图落到实物,还靠的是一个个焊接点的累积,靠的是一位位普通工人的咫尺匠心.

393公里,是火箭从地球到太空的距离;0.16毫米,是火箭发动机上一个焊点的宽度.0.1秒,是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在中国航天,高凤林的工作没有几个人能做得了,他给火箭焊“心脏”,是火箭发动机焊接的第一人.焊接这个手艺看似简单,但在航天领域,每一个焊接点的位置、角度、轻重,都需要经过缜密思考.

如长征五号火箭发动机的喷管上,有数百根几毫米的空心管线.管壁的厚度只有0.33毫米,高凤林需要通过3万多次精密的焊接操作,才能把它们编织在一起,焊缝细到接近头发丝,而长度相当于绕一个标准足球场两周.高凤林说,在焊接时得紧盯着微小的焊缝,一眨眼就会有闪失.“如果这道工序需要十分钟不眨眼,那就十分钟不眨眼”.

发动机被称为火箭的心脏,对于焊接工作来说,一点小小的瑕疵可能就会导致一场灾难.因此,焊接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更需要细致严谨.航天制造要求零失误,这一切都需要从扎实的基本功开始.

学技术、干工作,高凤林从不惜力.自1980年进入211厂发动机焊接车间成为一名氩弧焊工起,高凤林就开始了刻苦的训练:吃饭时拿筷子练送丝,喝水时端着盛满水的缸子练稳定性,休息时举着铁块练耐力,时常冒着高温观察铁水的流动规律.动作不对,呼吸太重,焊缝就不均匀了.从姿势到呼吸,高凤林从学徒起就接受到最严苛的训练.

带上焊接面罩,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操作动作,但是对高凤林来说,却是进入到一种状态.汗水与时间,将高凤林打磨成名副其实的“金手天焊”.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东北哈汽轮机厂大型机车换热器的生产中,为了突破一项熔焊难题,高凤林在半年时间里,天天趴在产品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被同事戏称“跟产品结婚的人”.

工作之余,高凤林用9年时间先后取得机械工艺设计与制造、计算机科学与应用专业的大专和本科文凭.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智’造神箭!”

每每有新型火箭型号诞生,对高凤林来说,就是一次次技术攻关.最难的一次,高凤林泡在车间,整整一个月几乎没合眼.

高凤林说,他的时间80%给工作,15%给学习,留给家庭的只有5%.

高凤林技艺高超,很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甚至有人开出几倍工资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高凤林说:“诱惑还是比较巨大的,你说谁能不心动,都是人.”妻子也劝他,说“给房子给车,你去呗”,但高凤林最后还是拒绝了.

高凤林说,每每看到我们生产的发动机把卫星送到太空,就有一种成功后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用金钱买不到.正是这份自豪感,让高凤林一直以来都坚守在这里.30多年,130多枚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他焊接的发动机的助推下,成功飞向太空.这个数字,占到我国发射长征系列火箭总数的一半以上.

专注做一样东西,创造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可能,高凤林用3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一个航天匠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每天,高凤林都是最后一个下班,离开前,他都回头看一看.那些摆着的元件金光闪闪,就像一个艺术品,很完美.“它是我们的金娃娃,是我们手下产生的东西”.

“中国天眼”成为“宇宙中搜寻生命方面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发达国家想赶超至少需要二十年以上

2017年9月15日的23点,“天眼之父”南仁东由于肺癌病情恶化,永远告别了世界,享年72岁.整整一周的时间里,因为他的离去,国际天文学界陷入了集体悲伤.

“这是科学界的一个巨大损失.”许多和南仁东有过交集的外国科学家们纷纷在网上表达哀思.英国乔德雷尔·班克天文台发布哀悼:“很难过地得知我们的中国同行,南仁东教授去世的消息.他是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也一直深受来自全世界同行们的敬重.我们怀念他的勇往无前和对天文学的热情.”

二十多年里,这个中国人只做了一件事,却让西方佩服得五体投地.

南仁东的故事,要从24年前说起.1993年,在日本召开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一把推开代表中国参会的吴盛殷的门,直率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此前,南仁东得到美国、日本天文界的青睐,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毅然舍弃国外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当时他一年的工资,只等于国外一天的工资.

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设想.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施工难度能不能克服?这些都是未知数.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他要寻找当地的窝凼——几百米的山谷被四面的山体围绕,正好挡住外面的电磁波.

当初为了在贵州选到最适合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的位置,南仁东白天黑夜不停地走访.以当时的道路条件,每天最多走一两个地方.他晚上回到县城,白天再跋涉过来.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天文局局长张智勇在1994年工程选址时认识了南仁东.他回忆,南老师长期奔波于北京、黔南、平塘等地之间,平塘县的几十个候选台址他都亲自去考察.“没有路,他就拄着拐杖跟大家一起爬山.一身简朴的工作服,没有一点架子”.周边县里的人也几乎都认识南仁东,许多村民至今还记得,南仁东追着当地人较真发问的样子——“下雨了会不会有落石滚下来?”“这里天气到底怎么样?”

直到有一天,踏上大窝凼,这是一大片漏斗天坑群,像天然的巨碗.四周的青山抱着一片洼地,南仁东站在窝凼中间,兴奋地说:“这里好圆.”访山归来,南仁东心里有了底,正式提出利用这个“巨碗”建设射电望远镜的设想.

初期勘探结束后,其他人大多回到了原先的工作岗位,南仁东开始满中国跑,寻求技术合作.有那么几年时间,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大会小会、中国外国,逢人就推销自己的大望远镜项目.“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他一度这样自嘲.

每一步都关乎项目的成败,他的付出有时甚至让学生们觉得“太过努力了”.连夜要赶项目材料,课题组几个人就挤在南仁东的办公室,逐字逐句推敲,经常干到凌晨.FAST项目副总工程师李菂说:“南老师的执著和直率最让我佩服.担起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各种职责,推动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

度过了举步维艰的最初10年,FAST项目渐渐有了名气,跟各大院校合作的技术也有了突破进展.2006年,立项建议书最终提交,通过最后的国际评审时,专家委员会主席冲上前紧紧握住南仁东的手:“Youdidit(你做成了)!”

2007年,国家批复FAST立项.2011年3月,施工地点附近的村民搬迁完毕,FAST工程正式动工建设.开工那天,南仁东在洼地上,默默看着工人们砍树平地,他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人家?”

在FAST现场,能由衷感受到宏大两个字的含义.10多年前,这样的图景在南仁东的脑海里已经成型.他要做的,是把脑海里成型的图景化成现实.在工程建设前期,每项重大的工程进展,南仁东都要亲自到工地部署.一套绣着“南仁东”三个字的工作服穿在身上.不认识他的人,初见面觉得南仁东像个农民——面容沧桑、皮肤黝黑.

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做锁网变形,既要受力,又要变形,在工业界没有什么现成技术可以依赖.国家标准是10万次伸缩,而FAST需要200万次的伸缩,南仁东自己提出的特殊工艺支撑起FAST的外形.

南仁东的助理姜鹏说,术业有专攻,在FAST项目里,有人懂天文,有人懂力学,有人懂金属工艺,有人会画图,有人懂无线电.“这几样你能懂一两个就算不错了,但偏偏南老师几乎都懂”.

23年时间里,南仁东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

2016年9月25日,中国西南,苗岭深处,“天眼”在贵州睁眼——历经十几年筹备,五年半施工,被称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并投入使用,坐落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中国又添一件大国重器,傲视宇宙、深探苍穹.

与此前著称于世界的两个最大射电望远镜相比:一个是号称“地面最大机器”的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另一个是被评为人类20世纪十大工程之首的美国阿雷西博305米望远镜,FAST的灵敏度比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提高约10倍,比美国阿雷西博305米望远镜提高约2.25倍,并且在观测时会变换角度,接收更广阔、更微弱的信号.

FAST的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拥有6770根主索和4450块反射面板,这一串数字不仅勾勒了它的壮观,也可以想见工程的难度之大.未来两三年,FAST将进入整体联调、试运行阶段.之后,望远镜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帮助人类聆听更多来自遥远星球的声音,洞察宇宙的奥秘.

“中国天眼”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6年9月24日报道,如果真理就在那里,中国决心用25日启动的一个射电望远镜来找到它.各国的媒体都列举各种数据说,在FAST技术上,发达国家想赶超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以上.

更让科学家兴奋的是这个望远镜搜寻外星生命的能力.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问题教授简·约翰逊说:“过去的工作(搜寻外星生命)就像有人走到大海边将一个玻璃杯浸入海里,发现杯子里没有鱼,就下结论说,海里没有鱼.”但现在,“有可能进行更加彻底的搜索”.国外天文学家称这个望远镜是“在宇宙中搜寻生命方面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这个世界最大望远镜将让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看得都更远.它让中国能探入宇宙深处,观察遥远的星系,并试图揭开宇宙的奥秘.

对老一辈天文学家来说,拥有这样的望远镜一直是个梦.我国天文学长期落后,主要受制于望远镜设备.二战后射电天文学方兴未艾,接连涌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微波背景辐射的四大天文发现,在这些领域我国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走过蹒跚学步、仰望西方强国的阶段,近年来我国陆续建成5座射电望远镜,口径从25米到65米不等.不过,当时与美国的305米口径和德国1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相比,我们的射电望远镜观测能力还比较有限.“天文设备按国际惯例都是开放的,但中国人要独立申请使用国外望远镜比较难.国内外设备差距比较大,缺乏平等合作的基础.”国家天文台“百人计划”研究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科学部主任朱明说,只有走自主研制之路,才可以扭转这一局面.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建成,将为我国天文学跻身世界一流创造条件.”

2017年10月10日,距“天眼之父”南仁东病逝不到1个月,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天眼”发现2颗新脉冲星,距离地球分别约4100光年和1.6万光年.这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中国天眼”有望开启中国射电天文学10年至20年“黄金期”.

如今,因FAST工程动工而搬迁的当地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学家们花了数年为这只“中国天眼”选址,最终把建设地定在“大窝凼”.杨天信就出生在贵州平塘县这个自然形成的巨大洼坑中,他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得守着这个叫“大窝凼”的地方,望山、种田、喂猪.想不到有一天,会有一口“大锅”改变了他的命运.

和杨天信家一样,住在“大窝凼”里的12户人家都被这口“大锅”改变了命运——为了给“中国天眼”让路,他们从2009年起陆续搬离家园.那些日子,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的杨天信每天出门都会从洼地底看看天,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口“大铁锅”能像村民会议上说的看到天上的一切东西,甚至能找外星人.

“莫名其妙,太稀奇!”杨天信说,但村民们喊着支持国家建设的口号,搬离了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

如今,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已经正式落成一周年,为了严控电磁波对望远镜的干扰,以射电望远镜台址为圆心、半径5公里的区域被划为电磁波宁静核心区.这些年,陆陆续续有1213户、5270名村民像杨天信一样迁移.“中国天眼”落成那天,也是31岁的龙世乾搬离老屋之日.他家距离“大窝凼”约1里路,中学毕业后就去东莞打工的他,听说家乡要做个大工程,他的第一反应是可以回家找点活干.

春节回家时,家里人七嘴八舌,有的说“世界上就没有这么大的锅”,有的说“这不是锅,是做一件天上的事”,还有的说“那可能是要放颗卫星”.但没人能说清到底要干嘛,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在家附近建这个“大锅”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建成了从家里过去看热闹方便.

2015年,测量房屋的工程人员走进龙世乾家,告诉他所在的村处于电磁波宁静核心区,必须全部迁出.之后,龙世乾卖掉了家里的30多头猪和100来只鸡,收割完最后一茬稻子,搬进了平塘县克度镇马鞍安置点,原来村里破旧的木屋变成了安置点里的“小高层”,原来房前屋后的稻田变成了花坛草坪.在安置点里做装修每天能挣到200元,龙世乾干起了装修的活.

慢慢的,龙世乾觉得整个克度镇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这里成了计划投资120亿元建设的天文小镇,原本冷清的街道变成了大马路,从前几乎没有什么陌生面孔的地方,到每天有上千名访客,新建的天文馆还冠上了“国际”的名头.

天文时空塔、天幕商业街、时光之门这些“高大上”的名字龙世乾已经耳熟能详.“天眼”落成后,他专门带着一家老小,每人花了50元买观光车票,进入天眼景区游览了一圈.

站在最高处的观景台上,看着眼前的“中国天眼”,龙世乾对64岁的妈妈说:“这个锅能看上天上的每一样东西.”妈妈不住地感慨:“这锅太大了!太大了!”

孩子在天文体验馆里看得不想走,龙世乾很欣慰,一个落地深山的科学项目给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扇认识大千世界的窗户,“至少娃娃不会再像我一样只有初中文化,他们都是要上大学的料”.

现在,龙世乾憧憬着克度小镇成为世界天文爱好者的旅游目的地,到那时,他可以当个旅游业的服务者,再也不用像过去务农或者在外打工时那样过得紧巴巴的.

而杨天信在克度镇上开了家汽车轮胎修理店,当地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让他有了补胎的手艺,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生意不错,修理店又扩大规模卖起了名牌轮胎.

“生意稳定,过日子没问题了.”杨天信感慨.“原来的日子辛苦又不挣钱,娃娃们应该也是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开修理店的收入让杨天信供出了两个儿子——一个大学毕业,一个在县局做协警.

今年开春,政府组织12家原本住在“大窝凼”的村民参观“中国天眼”.杨天信带着妈妈、妻子和两个儿子爬上700多级台阶,登上观景台,在有30个足球场大的“大锅”前,杨天信挥起胳膊,指向“锅底”的一角,对儿子说:“我们老家就在那儿.”

“中国大飞机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它背后那群渴望飞翔的年轻人”

“中国第一架大飞机现在升空啦!”2017年5月5日下午2时,在上海浦东机场内外云集着来自国内外数万名官员、专家、记者和航空爱好者,还有200万中国网民在网上关注,共同见证C919大型客机的首次试飞.

2017年9月28日,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顺利进行第二次试飞,整个飞行持续166分钟,期间飞机顺利完成起落架收放等初始检查试飞任务.值得一提的是,C919本次试飞飞行高度达到10000英尺(3048米),飞行时间是首飞飞行时间的2倍以上,试飞空域比首飞时大了一倍.

从上世纪70年代国产运十客机停止研发以来,我国的民用航空业一直处于“买进口货”的状态.我国的民航旅客周转已经从90年代初期的230.48亿人公里,急速攀升到2015年的7270.7亿人公里,翻了30倍,年复合增速达到15%,但这期间,我们所乘坐的飞机都是“进口货”.

2007年3月,中国国务院原则批准研制大型飞机正式立项,相关政府人士对外宣布中国将在2020年前造出大飞机的雄心.当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美国业内人士的话说,“很难相信中国能在13年中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大飞机”,“我不认为他们很快就可以分享我们的午餐”.但当时,美国波音总裁迈克纳尼就预言,中国将会继波音和空客之后,成为世界上“飞机供应第三强”.他说,“不论我们愿意与否,这样的日子就会到来”.

2008年5月,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飞机制造商,标志着中国大飞机研制项目正式启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成智教授说,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产业.“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要论GDP,大清国是当时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日本的GDP是大炮、轮船”.

C919项目立项之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给国产大飞机定过一个基本的原则——自主设计、系统集成、全球采购、逐步国产.考虑到中国继国产运十飞机之后再也没有碰过大飞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保守估计,C919的国产化率大于10%即可;交付下线后,这架一出生就能与波音、空客两大名牌客机相媲美的中国大飞机,实现了近60%的国产化率.

“最终实现全部国产化”是中国商飞购买原装进口产品时被设置的“技术市场门槛”,一旦某项产品被中国商飞采购,那么它最终的“出路”只有一条——逐步国产化.

对于已经有30多年没有碰过民用大型客机研发的中国人来说,C919的设计生产、制造达标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创新和挑战.以纤维材料为例,C919机身的15%采用了树脂级碳纤维材料,这是民用大型客机首次大面积使用这种材料,而这种材料在传统大型客机的使用率只有1%左右.因此,C919被认为“在我国材料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新材料使体型较大的C919减重7%以上.

上飞公司飞机总装车间副主任高远说,C919所使用的树脂级碳纤维材料重量轻,同等强度的前提下,它的重量能比一般传统材料轻上80%;它的疲劳寿命也更长,一般金属银材料的使用寿命为20年或6万个飞行小时,而它可以达到30年或9万个飞行小时,结构寿命可以提高50%.别人不用,不是材料不好,也不是太贵,而是这种材料对安装精度的要求太高,一般人使用这种材料无法完成它对“对接”要求的精度,因此使用不多.

这种材料被用于飞机制造中,要求的对接精度,比火箭还要高出三四个数量级.如果在飞机的外壳上,凿开一个小洞,再用一块复合材料补上这个洞,应该补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关?C919的要求是,“补丁”与原材料之间的“阶差”在0.08毫米以内.0.08毫米,“肉眼看不见,有经验的师傅用手摸才能摸出差别来”.

C919从2008年开始研制,到如今实现首飞,它的每一个“成长过程”都备受瞩目.在这只国产大鸟的背后,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才也在茁壮成长,从20世纪初的“70后”,到现在的“80后”、“90后”,C919首飞背后,有着由青年才俊组成的坚实后盾.

来自中国商飞的数据显示,该公司35岁以下年轻人占70%以上.国际相关领域专家来中国商飞考察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大飞机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它背后那群渴望飞翔的年轻人!”

30岁的周琦炜,C919上所有与电缆有关的部门全都归他和他的团队管.他们共有24人,平均年龄30岁上下,但他们承担着一架飞机正常运行最关键的环节——725处线缆的排线布管,15万个零件的安装配组.这些线缆,就像是人体中的“神经线”、“血管”一样,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器官”故障.

年轻漂亮的龚文秀,负责飞机内部“芯子”的管控.她是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构型管理团队的成员之一.她的工作,就是在首飞前,把整机的技术状态调整到最佳.飞机的导航、通信系统,并不是买来安装就能直接使用的,它需要不断调试,不断纠正系统错误,才能正常运作.

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绝不会止步于C919.C929、C939等梦想机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发中.张弛是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未来产品与技术研究团队的副组长.他和他的团队,负责C919的“未来机型”.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梦幻工作室”,负责“灵雀”项目.

“灵雀”项目,就是设计研发缩小版的大飞机.这种“灵雀”飞机更具未来感,无人驾驶,体积极小.这样一架飞机的成本还不到C919的百分之一,承载着中国大飞机梦的未来.

张弛得意地展示最新款的“灵雀B”飞机,它的机身和机翼融为一体,更加经济、更加舒适,它的尾翼只有两片,比一般的3片尾翼飞机阻力更小.这个由30岁左右的年轻人组成的团队,正在为解决机票贵、飞机油耗大这样的世界性难题而进行研发.

梦幻工作室从2012年至今已经做了9架缩比试验机,也出现过小飞机起飞后失控、地面调度不成功的案例.“没有失败,就不是创新,那叫模仿.我们不干那个”.

在C919大型客机设计研发、总装制造、首飞准备工作中,商飞青年发挥了极大作用——10支青年创新创业团队,共有超过230名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承担了C919大型客机控制律攻关等37项民机关键技术的攻关任务.

“从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乘坐波音707访华起,中国就梦想成为全球商飞市场的竞争者.”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中国自主制造大飞机已经是好几代人的梦想.

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2014年5月23日,在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说,大型客机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是一个国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

2017年5月5日,中国自主生产的国产大型客机C919首飞,代表中国制造腾飞的里程碑事件,充分体现当下中国的“大国经济”必有“大国重器”.更具长远意义的还是,这必将给中国制造带来巨大的潜在市场价值.

目前,全球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欧盟有能力研制起飞总重超过100吨、一次航程超过3000公里、乘坐达到150座以上的大型民用客机.而在当今全球民用飞机市场,波音和空客在干线飞机上处于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C919大型客机的展翅凌空,有望打破波音和空客对这一市场的垄断,中国商飞C919终将与波音737和空客A320一道,共同构成未来全球民用航空干线市场的新格局.

2010年11月珠海航展,展出了C919前半段机身1比1的模型,观众在那里排起航展上最长的队伍.当年,C919订出100架.德国航空业协会董事会成员索尔朵断言:“绝对不能低估中国人.”

2015年11月2日,国产大型客机C919首架机在上海正式总装下线,C919的订单增至517架.

2017年5月,C919的订单已达570架.5月5日,航空专家王亚男说,凭借570架初始订单,C919的市场生存之战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这一订单数字远远超过1984年A320项目96架的启动订单,而波音707的初始订单只有20架.当中国在大型民用机领域还是“圈外人”时,几乎没有人相信,在波音、空客两大强手业已分割完毕的市场面前,中国还能列土分茅.到2017年9月28日,C919已经获得730架订单.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介绍,大飞机制造业是“世界制造业的”,一辆汽车只有几万个零件,而飞机多达几百万个,大飞机能够带动的产业链是任何其他制造业都无法相比的.中国大飞机能够带着那么多订单正式启动,订户中还包括美国大型航空服务公司,表明国际市场对中国大飞机制造水平是有信心的.

还在2016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航空运输市场,除了可看得见、算得出的市场规模,以发展大飞机为代表的航空制造业的腾飞,还将撬动更巨大的产业链、金融链、贸易链、消费链.

袁隆平:“追求高产,更高产,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2017年7月11日,在第十届海外高层次人才座谈会暨海外院士青岛行“雁栖湖论坛”上,袁隆平以流利的英语完成了一次长达20分钟的演讲,向全世界分享了自己的“杂交水稻”梦想.

8月30日,袁隆平在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和稻田一起度过了自己88岁的“米寿”.为了不麻烦别人,袁隆平默默地推掉生日庆祝活动,从湖南家里“逃”到了青岛的试验田中.88岁大寿的日子里,他依然穿起胶鞋,和研发团队一起下田做科研.

飚英语、下稻田……谁能想到这位精神抖擞的老人已年近九旬了呢?有人问他,您现在已经88岁了,还在田里面,累不累?什么时候退休?袁隆平说:“我们还在第一线,我自己身体还可以,没有退休这个念头,国家也不要我退休,终身制.”埋头苦干,想让全世界都远离饥饿,把一生浸在稻田里,这是一个88岁中国人的故事.

几十年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不断改良.从2000年到2016年,由袁隆平领衔的团队共实现了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1067公斤的超级稻攻关五期目标.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粮食产量连年增长,2015年喜获“十二连增”.近3年来粮食生产高位爬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亮点之一.

他所发明的杂交水稻,曾被西方专家称之为“东方魔稻”,比常规水稻增产20%以上,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口,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难的问题.如今,杂交水稻已经推广到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中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就达2.5亿亩,面积占比57%,产量占比65%.

2016年11月,广东梅州兴宁市龙田镇环陂村,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量达到1537.78公斤,双季稻产量1500公斤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但袁隆平并不满足.他说,“追求高产,更高产,是我们永恒的主题”,现在水稻亩产过了1000公斤了,还在向1100、1200公斤攻关.按公顷算,我们2016年每公顷产量16吨,2017年想17吨、18吨,最好搞到20吨,我就满足了.

2017年10月,袁隆平团队的超级杂交稻又创纪录,在邯郸市永年区广府镇的百亩水稻高产攻关示范田里,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900(超优千号)”平均亩产1149.02公斤.

以前的杂交稻产量高,但有人说不好吃.袁隆平说,上个世纪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所以杂交稻把产量摆在优先地位,吃饱肚子再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也做了战略调整,不单是要产量高,而且要优质.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不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求优质,要高产优质.”

2017年两个日本的专家来到中国,其中一位是日本稻米协会的会长.袁隆平说,他们说我们的超级稻可以和“越光”媲美.日本的优质米“越光”,在北京超市里卖80块钱一斤.但是“越光”产量才800斤,我们是800公斤!日本人很骄傲的,但是在水稻面前,他折服了,他不如我们.最先提出搞超级稻是日本,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搞超级稻,但是到现在还没实现,他们的指标是12吨每公顷.我们是后来居上,我们现在不是12吨,是17吨每公顷(相当于1133公斤每亩)!他们望尘莫及了.

原来,袁隆平有一个梦想,“禾下乘凉梦”.如今的袁隆平又多了一个梦想——“海水稻”之梦.野生海水稻最初在大江大河入海口发现,具有不需施肥、抗病虫、耐盐碱三大特性,但产量低,亩产只有150公斤左右,属半野生状态.“目前国外有些科学家也在从事海水稻的研发,首要的技术攻关是提高抗盐浓度和亩产.我们给海水稻定个小目标,期望几年后把它的抗盐浓度从目前的约0.6%提高到1%,亩产增加到300公斤.”袁隆平说,如果能提高到亩产300公斤,种海水稻就划得来了.

如果达成这一目标,海边不长植物的盐碱地和滩涂将得以利用.我国的盐碱地其中有2亿亩具备种植水稻潜力,可增产粮食600亿公斤,多养活约2.4亿人.联合国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粮食库存在近30年不断下降,目前全世界约有8亿饥饿人口.如果全世界143亿亩盐碱地都能种上海水稻,其“世界意义”将不言而喻.

当年的吃饭问题对如今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已经走远,但粮食连年增产,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美,是我们的任务.”还在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一共涉及5大方面,分别是:一、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二、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三、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四、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五、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这五大方面被分为32个小点,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粮食安全问题.

“我国13亿多张嘴要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总书记告诫我们,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粮食安全极为复杂,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城镇化推进,粮食需求量刚性增长,到2020年将达到1.4万亿斤,粮食增长要赶上消费增加的速度,压力很大.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缺水的国情制约着粮食生产潜力的挖掘,“种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影响着农民种粮积极性.

袁隆平说,“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以稻米为主食,特别是中国有超过60%的人以稻米为主食,因此提高水稻产量,对保护世界粮食安全有重要作用.”据专家估计,现在每公顷水稻产量可以提供27个人的口粮,到2050年每公顷产量必须提供43个人的口粮;到2030年水稻产量要比1995年提高60%才能满足需要.

“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是能确保自己粮食安全的国家.”习总书记说,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一旦出了大问题,多少年都会被动.所以,尽管粮食已经连续多年增产,但并不意味着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相反恰恰在农业形势好的时候,更不能麻痹松懈,放松粮食生产.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那么,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粮食安全之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给出的答案.强调,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谈起农业现代化,袁隆平兴致颇高,去年破世界纪录华南双季稻,已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绿色统防统治病虫害,符合优质高效的农业发展趋势.“现代农业要机械化、电气化,还有智能化;从管理方面讲,它不是单家独富,土地要流转,要统一,集中起来搞合作社;经营方面要有层次,有了粮食,有了产品之后,农业要销售出去;经营也要现代化,它要有企业、公司来运作”.中国新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正茁壮成长,拓荒人精神,薪火相传!袁隆平说,他现在已经培养了二十多个博士生、接班人,“其中一些还是很可以的”!

(参考资料:《科技成果“井喷”:中国创新奇迹从何而来?》新华网2017年8月17日、《“天宫二号”夯筑斑斓航天梦》《北京青年报》2016年9月16日、《高凤林:零点一六毫米上创造“火花艺术”》中国青年网2016年5月1日、《C919承载无数中国航空人梦想十年磨一剑终首飞成功》《环球时报》2017年5月6日、《独家专访C919研发团队看国产大飞机如何长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2017年5月4日、《中国大飞机:国产化率从60%迈向100%》《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7日、《中国量子卫星重大突破:这一次,中国站在世界最前沿》《中国青年报》2017年6月18日、《外媒:中国打开“天眼”探寻宇宙奥秘》参考消息网2016年9月26日、《中国天眼之父放弃高薪回国,一年工资等于国外一天》《央视新闻》2017年9月19日、《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落成一周年:核心区迁出5270人》《中国青年报》2017年9月27日、《袁隆平:稻田“守望者”》央视网、《杂交稻“吃起来不香”?袁隆平:不以牺牲产量来求优质》《成都商报》2016年11月4日、《袁隆平:日本人很骄傲的,但是在水稻面前,他们折服了!》中国青年网2017年9月2日、《海水稻的小目标:亩产300公斤》《南国早报》2016年11月7日等、《一号文件关注“吃得放心”数读2015一号文件》《新京报》2015年2月2日等;作者:刘诗平、张锐、陈芳、余晓洁、胡喆、马俊、王烨捷、白皓、张莉、李珊珊、吴楚、陈琛、金煜等)

此文总结,该文是关于中国科技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黄金五年和中国科技和黄金相关中国科技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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