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造理想家居看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形成,本文是家居方面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跟中产阶级和理想和家居相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家居论文参考文献：
刘硕
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形成.这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讨论的重点包括如何划分和界定中产阶级、如何描述中产阶级的政治面貌和性格[1]等在内的一系列题目.中产阶级不仅有着相似的职业和收入,并且开始选择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因而家庭生活方式则成为了解形成中的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这一阶层是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他们心目中理想家居的形成过程显得更为复杂.
基于对北京一个中产阶级小区的调查,本文试图勾勒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通过综合过去人生经历中的消费经验,利用手中各种资源来打造他们理想中的家居生活；并试图探讨中产阶级是如何在此过程中确立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不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中产的形成,房屋所有权的获得更成为客观上定义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外,在小区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形成的共同取向以及某些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对于中产阶级主观认同的形成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阶级生活方式会强化阶级认同,促进阶级共性的产生.
一、住房市场化改革及中国新中产的形成
中国的住房市场化改革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年?1991年,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以成本价将公房出售以及出租,这第一次动摇了住房福利观念.[2]第二阶段是1992年?1997年, 这一阶段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两个：经济适用房及住房公积金.这一阶段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初期,但由于公有制企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依然主导了房屋分配（如从房地产开发商集团购买房屋,再以低价作为福利分配给其员工）,这一阶段也被认为是住房市场“双轨制”时期.[3]1998年以后为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第三阶段,也是房地产全面市场化的时期.截至1998年底,全国以及全面停止实物分房,中国的城镇住房制度经历了根本性变革,个人购房成为房地产需求的主体.[4]这一阶段当中,很多公房被低价出售给租户,因而个人的住房所有权在这一阶段有了显著增加.[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住房建设表现出市场化的取向,但由于企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等配套改革滞后、制度惯性等原因,企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其他形式分配的住房依然占据居民住房供给相当大的比重.[6]
由于城镇住房供给的双轨制依然存在,企事业以及行政单位当中的雇员能够以相当低廉的成本成为昂贵住房的拥有者,而这些以福利形式分配的房屋则成为了这些雇员的私有财产.正是因为这些福利的存在,国家控制体系下的雇员可以通过房屋分配迅速累积其拥有的经济资源.有不少学者认为他们是来自体制内的中产阶级.[7]体制外的中产阶级（私人企业主、经理人员以及专业人士）虽然无法以低廉的价钱获得房屋的所有权,需要直接在商品房市场上购买,但是基于他们的创业能力以及专业技能,他们可以在市场上获得相当丰厚的经济回报,因此在商品房市场上购买房屋对于他们来讲也并不是十分困难.无论是通过政府、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等非商品房供给,还是通过房地产企业开发的商品房市场供给,体制内外的中产阶级都在住房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成为了房屋的拥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房屋产权和中国新中产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相比较没有房屋产权的城镇居民,拥有产权的城镇居民无疑有着更大的优势来建构一个安全而舒适的家居生活,因此他们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赢家”.因此是否拥有房屋产权也已经成为定义当今中国新中产的一个重要指标.[8]
二、中产的理想家居生活:以KC为例
如果说成为业主是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第一步,那么紧接着要进行的就是要在这个拥有产权的房屋中打造中产的理想家居生活.下面让我们深入一个名为KC的中产小区来看一看中产的理想家居生活是怎样的.
KC位于北京城区外的东部发展带,距离商务区约10公里,市中心15公里,总占地10.3公顷.作为整个大KC别墅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KC的定位是联排叠拼别墅(stacked townhouse).这是联排别墅(town house)的一种延伸,由复式住宅上下叠加在一起组合而成,各自有独立的入口.每个单位上下三层,上叠单位拥有阁楼和屋顶露台,下叠单位拥有私家花园和地下室.KC提供多种户型选择,单位面积约在180?250平米左右.根据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市2005年的人均住宅面积为32.68平方米,相比较而言,KC的业主拥有更多的居住空间.小区价位处于中位水平,2005年开盘时均价为人民币7000元/平方米,[9]北京市2005年商品住宅期房均价为7076元/平方米.
KC是一个低密度的地产项目,整个小区仅提供384个住宅单位,容积率低至1,楼间距为20米左右.区内有2.7公顷的园林区及一个占地7000平方米的人工湖,绿化率带到50%.除此之外,KC的配套设施包括有会所、幼儿园、儿童游乐场、室内泳池、运动中心、高尔夫练习场、网球场、烧烤区等等.每个住宅单位配有一个私家车位,同时,小区还提供公共车位供业主临时使用.物业提供24小时保安巡逻服务以保障业主的安全.
KC最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北京的中产阶层.根据KC开发商在项目开盘时所做的一项初步调查显示,大部分KC的业主的职业及教育背景基本符合我们对于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定义：他们之中有外企、私企,以及国企的高级职员,也有些在国家机关及各事业单位,如电视台、大学、医院、政府部门等任高级职务.大部分业主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
三、中产阶级对于理想家居的想象
问起KC居民对于理想中的家的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会听到诸如“面积要大一点的”、“小区环境好”、“密度别太大”、“有四到五间房比较好”等等形容词.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在谈及对理想家居的想象时,都没有提及产权问题.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房屋产权不重要,恰恰相反,他们大多数认为拥有房屋产权已经是建构理想家居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不需要再单独特意强调了.根据开发商在KC开盘时所作的一个简单调查,绝大多数KC居民在购买KC以前,已经通过单位分配或者商品房市场上购买房屋成为了业主.因此仅仅拥有产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对于理想家居的想象了.
一般人很容易将中产阶级对于家居生活的要求归结于他们借助市场经济改革所提升的经济水平.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打造理想家居并非有钱就足够.中国的新中产发现,在开始享受住房市场化改革所赋予他们的各种自由选择与自主权的同时,他们也需要利用各种资源,小心权衡各种利弊,从而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因此认为新中产凭借足够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提出对于家居生活的各种要求,这样的解释无疑太过流于表面.根据我们的研究,在打造理想家居的过程中,新中产的经济水平即购买能力、他们所处的人生发展阶段以及他们过往的居住经验都起着重要作用.
(一)更私密的居住空间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中国的新中产来源比较复杂,有些新中产出身于中国的老中产阶级家庭（如国家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军队干部等）,有些是在市场改革过程中把握住机会创业成功,有些则是凭借自身努力在教育或者职业发展中取得优势而移民至一线城市.他们的成长背景不同,对于理想家居生活的想象在开始阶段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出身干部家庭的C君心目中的理想家园起点明显很高.他的父母住在干休所里面,环境很好,有水榭,树林等等.他的姨妈在北京郊区买了个很好的别墅,这些经历都影响着他对于理想家居的要求,给了他一个有形的目标去追求.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C君这样幸运.相当一部分新中产并没有太过雄厚的家庭背景做支撑,可以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努力.他们并不像C君一样对于理想家居生活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对于理想家居生活的要求是慢慢形成的.来自湖北农村,现在成为某IT 公司创始人的F君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
我的小时候是在农村嘛,毕竟环境不好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工作单位是国企工资也不高,400多块钱一个月我98年换工作,到另外一个公司,就从宿舍搬出来了,2000年去的新浪,干了四年,现在再出来自己单干.出来以后就是出来租的房子,那个时候我已经跟我太太结婚了.一开始租房子的条件相当不好,租的是平房,相当的艰苦.一间房,很潮湿,也没有厕所我印象最深的是97年,那个时候出去做销售,站在朝阳门的桥上,看着外交部的大楼,感慨,北京是好啊,可是没有一平米是我的,也不知道未来的路在那里,觉得未来的路很渺茫,印象特别深,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是冬天,阴天.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象过我未来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看出,像F君一样从低收入家庭出身的中产阶级,在他们毕业最初的几年或者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职业应该如何发展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他们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在北京这个一线城市生存下去,因而不会对于家居生活做出太高的要求.当问起F君最开始对于家的要求时,他说当时的要求是很低的,有地方住就好,对于是否能满足家庭成员对于私密性以及空间的要求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以内：
我在99年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我当时只有两万块钱就能买那个房子.然后就想,如果以后有钱了再买一套,没钱的话就住这儿也不错.
相比起F君,出身干部家庭的C君在最初阶段对于理想家居生活的想法要更成熟,尤其对于家庭成员之间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拥有私密的空间,他们是有相当明确的想法的.这从他和太太挑选住房时的要求就可以看出来：
我首先要选一个人口密度小的,不要有电梯啊特别多的共用公共场所,因为会跟邻居接触比较多.最好是townhouse（笔者注：联排别墅）,自己能独立一点我知道我应该有几间卧室,为什么我选这个户型,因为我需要有老人跟我一起住,我需要有保姆,我们两个工作都特别忙,保姆必须要住在我家,不能用小时工.我们两个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所以必须有一层是单独属于我们俩的.
很明显,C君和F君对于理想家居生活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成为了KC业主的F君对于家居生活的想象,不难发现他的要求和几年前相比有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和他开始时想象的正相反,F君并没有心满意足地在他那6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一直住下去.当他的身份从租客变成了业主,甚至在短短几年之内拥有了两套房子以后,F君对于家的要求,尤其是关于家居空间对于家庭成员私密活动的保护上,有着明显的提升：他想要四到五间房,男女主人一间,孩子住一到两间,老人住一间,最好再有个书房.之所以特别看重书房,是因为他想要有个自己的空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顾虑小孩子或者太太的要求.
对比C君和F君对于心目中的家的要求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我们可以看出,F君出身于经济水平很低的农村家庭,这样的家庭出身限制了他一开始对于理想家居生活的想象.但是随着事业上取得成功,累积了足够的经济资源并成为业主,同时不断积累购买装修房屋以及在不同小区的居住经验,他对于理想家居生活的要求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向C君这样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中产阶级靠拢.今天的F君们对于家的要求不再迷茫,他们敢于提出对于家居生活的梦想,并且有自信这些梦想将于不久的将来实现.出身于不同阶级的新中产们开始对于理想家居生活产生了越来越一致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标志着中产阶级内部开始形成共同的生活取向,促进了中产阶级主观认同的产生.
(二)更舒适的社区环境
随着中产阶级满足自身对于理想家居生活要求的能力越来越高,他们对于理想家居的要求也由住宅本身拓展到整个社区环境.这里的社区环境既包括小区配套设施、绿化等等硬件环境,也包括小区物业管理、邻居素质等人文环境.
大部分KC业主选择KC的一大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小区环境非常舒适.很多以前住在比较近市中心地带的KC业主都选择了逃离密度高的小区,搬来了KC.如曾经居住在望京小区的N君,就是因为密度太高太嘈杂而选择搬来近郊的KC居住：
望京是这样,我家住的很大的那一片都是一个开发商.所以他根本不会考虑景观的问题,虽然是不同的小区,但是都是一个开发商.他就是把所有能够盖楼的地方都盖上楼了.刚住进去的时候还算是有点绿化,后来整个小区都住满了,他没有地下车库,所有的车都停在路面上.那只好不断地把草皮一块一块的砍掉,然后改成车位.然后我老公每天回家最痛苦的一个事情就是找车位.特别影响心情.
除了对硬件环境关注以外,KC的业主们更加关心的是小区的软性环境,特别是邻居的素质.他们当中的一些是被KC的广告语“CBD的后花园”吸引来的.这个广告语暗示着在这个小区居民的主要工作地点应该是北京的CBD,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大部分是事业比较成功的人士.另外一些业主甚至是听说很多在电视台工作的人选择住在这里才决定在这里买房.其实在KC这样一个低密度小区,跟邻居之间的交往并不会很频繁.为什么中产阶级业主们对于邻居的构成这样关注呢？
答案在于他们之前累积的居住经验.如前文所述,KC的业主们大多数都不是第一次买房,他们之前的居住经验当中,很多因为以往的邻居的某些行为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已经严重到影响他们对于家居生活的期望.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认为这些不愉快的邻里关系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他们属于不同阶层的人.C君和C太太就对当时邻居的做法感到非常难以接受：
我们买的第一个房子,精装修的,小区园子里面绿化也很好,很漂亮.买了以后呢,刚开始住的时候觉得很不错.但是慢慢慢慢,邻居我觉得很糟糕.那个地方在木樨园,附近就是大红门服装市场,买房子的很多是江浙福建那边的,绝对是很有钱.早上坐电梯的时候,有的男业主穿着貂皮的大衣,带着翡翠的戒指,带的金链子比狗链子还粗.他们很有钱.但是,在电梯里面小便,自己闲着没事拿打火机去烧电梯的按钮,在电梯里面旁若无人的抽烟,在电梯里面光着膀子,在任何场合大声说话.他们也有他们的孩子,我们也有我们的孩子,孩子们在一起,他们的孩子会骂脏话,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也不屑于和他们一起.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他们.
C太太也认为和这些明显不属于同一阶层的邻居无法沟通：
他们认为很好的事情是我们认为最不好的事情.他们认为在电梯里面抽烟是很正常的.以前我们还会提醒说不要在电梯里面抽烟,他们觉得我们是外星人.我们在那边是少数.
像C太太这样的经历在KC业主当中并不算罕见,而这样的经历也影响到他们对于理想家居的选择.从上述C君夫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对于KC业主来说,他们和这些令人不满意的邻居之间的区分并不在于经济水平,而更加类似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及的文化资本与秉性（habitus）.和经济资本不同,文化资本的累积和秉性的形成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并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得了的.因此,KC的中产阶级业主们开始主动地采取行动——离开令他们感觉不舒服的邻居,去主动寻找令他们满意的人文环境.一方面,他们拒绝考虑把家安在密度太高的小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和邻居们的接触以避免不愉快的经历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尽力从开发商或者物业管理公司那里了解未来邻居的大致情况.比如C君等业主就试图提前了解购买KC的业主的背景情况.他在购买KC之前曾经再三和售楼处的人了解里面的邻居是个怎样的状态,邻居所从事的职业是他主要考察的目标.KC令他满意的地方在于大部分业主都是在国贸附近上班的经理人员或者专业人士,还有很多在电视台工作,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和他的背景差不多,因此他认为大家的素质应该也差不多,应该可以避免之前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情况出现.
当然,这些私下收集到的信息并不能保证KC业主可以全面了解这里邻居的素质,也不能担保住在KC小区里面的全部都是符合他们要求的中产阶级,但不能否认的是,中产阶级业主对于社区的人文环境愈发重视,对于邻居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类似KC这样的低密度小区就非常符合中产阶级的要求,因为它将邻居之间交往的空间尽量缩小,同时给了业主更多的控制权来控制自己和邻居的交往.也正是由于KC业主以往的居住经验以及对于邻居素质比较高的要求,他们对于自己在小区内的表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表现出更高的自制力以及更高的容忍度,期望通过这样的行为共同打造出吻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居住环境.KC的居民们搬进来不久就发现住在这里的人年龄差不多,从事的工作差不多,教育、职业甚至家庭生活的经历都差不多,这使得大家能探讨到一起,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相当一致.这让他们对于居住在这里充满期待,也更乐于和邻居们交往.这些共识和认同为之后KC业主为了维护自身作为业主的权益所进行的一系列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产阶级小区与中产阶级形成过程
本文检视了中国的新中产阶级从初次成为业主,到逐渐拥有几个物业这种身份上的转变对于他们心目中理想家居生活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国的新中产已经不满足于被归类于“先富裕起来”的人,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寻找理想家园来与社会上的其他富裕阶层进行区分,而这一区分的过程,则正是中产阶级生活共性以及主观认同建立的过程.尽管中产阶级的来源十分复杂,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以及住房经验的累积,中产阶级业主对于理想家园的设想变得越来越一致,家庭出身的影响逐渐减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希望选择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一起居住生活.在无形当中,他们慢慢建立起一种规范,希望小区里的人都可以以大家都认为是合理的、有素质的方式生活.像KC一样的中国城市社区越来越多,说明社区的阶层化越来越明显.中产阶级小区正逐渐形成.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产阶级的生活正在慢慢形成共性的取向和要求.
当然,是否这就是当代中国新中产的生活方式,目前还言之尚早.KC所呈现的也并非就是中产阶级理想家园的唯一选择.中产阶级对于理想家园的要求还在不断变化,他们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比如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就提及有了孩子或者孩子大一点以后,可能还是会从郊区搬回到市中心,这更加方便孩子上学.但从KC所呈现出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原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中国的新中产正在学习如何像中产一样的生活,他们试图通过打造理想家园来表现得更加像中产阶级,这正是中产阶级主观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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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中国新中产的定义以及其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自然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中国的新中产阶级构成比较多元化,根据社会学最常用的职业划分,新中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经理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Liu, S., “Homemaking and middle class formation in urban China”, Hsiao, Michael Hsin Huang (ed.), Chinese Middle Classes: Taiwan, Hong Kong, Macao, and China, Routledge,2013; Li, J. and Niu, X.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in Peking: a case study”, China Perspectives, Vol.45(2003)；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产阶层的初步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他们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在职业结构以及收入上处于相似的位置；此外,一部分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也因为可以享受各种福利政策,尽管账面工资不高,但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并不低,因而成为了新中产的一部分.而关于中产阶级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学者间则有不同意见,有些认为中产阶级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在政治上应该更多地扮演各种利益的平衡者以及冲突的缓冲体；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有可能成为促进转变的改革力量,甚至有可能会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吕大乐、刘硕：《中产小区：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上述关于新中产的两个焦点议题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勾勒出新中产的面貌,但也给我们对于新中产的研究带来了诸多限制：这类讨论往往将结构性的阶级位置等同于阶级利益,而阶级行动就等同于阶级政治以及与政治相关的活动,这样的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新中产到底是如何形成以及转变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2] Li, S.M. and Zheng, Y., “The road to homeownership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Beijing 1980-2001”,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42(2007); Wu, F., “The ‘game’ of landed-property production and capital circula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with reference to Shanghai”,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1(1999).
[3] Li, S.M. and Zheng, Y., “The road to homeownership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Beijing 1980-2001”,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42(2007).
[4] 李思明、陈峰、邵一鸣：《持续与变迁：当代中国的政经、社会和空间发展》,香港教育图书2008年版.
[5] Li, S.M. and Zheng, Y., “The road to homeownership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Beijing 1980-2001”,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42(2007).
[6] 李思明、陈峰、邵一鸣：《持续与变迁：当代中国的政经、社会和空间发展》,香港教育图书2008年版.
[7] 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产阶层的初步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Li, J. and Niu, X.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in Peking: a case study”, China Perspectives, Vol.45(2003).
[8] Bian, Y.J. and Liu, Y.L., “Social stratification, home ownership, and quality of liv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Fifth Censu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s 200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Beijing, 2005; Li, J. and Niu, X.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in Peking: a case study”, China Perspectives, Vol.45(2003); Tomba, L.,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Vol.51(2004). 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产阶层的初步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9] 《中国房地产报告NO.3——房地产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该文点评：这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中产阶级和理想和家居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家居本科毕业论文家居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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