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的处世哲学和美学思想,本文是关于哲学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跟处世哲学和颜之推和美学思想方面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哲学论文参考文献：
席 格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关键词：颜之推；《颜氏家训》；处世哲学；南朝美学；北朝美学
摘 要：由于美学理论史研究范式自身提问方式的局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形成的美学思想,长期以来难以得到系统阐发与客观评价.事实上,颜之推通过“家训”的形式总结自身生存经验,对如何修身、齐家、经世进行诠释,并形成了保身经世的个体修身美学和融合南北的文学艺术美学,以期教育后人实现理想化生存.他这种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体、兼收道家道教与佛教思想的处世哲学.至于美学特征,鉴于颜之推由南入北的生存经验,他的美学思想既具有鲜明的南朝美学特质,又在美学精神与审美价值取向上深受北朝美学影响,从而整体上呈现出了南北审美观念合流的历史趋势.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096-10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1.016
一、美学史范式与颜之推美学思想的梳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史研究与书写的主要路径,是基于美学学科定位于艺术哲学的美学理论史范式.由此,中国美学史上富有理论品格的内容得到了梳理与彰显,而理论品格不足的内容便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颜之推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理论史叙述框架内便属于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的内容.就通史类中国美学史著作而言,大都没有论及颜之推,即便有所论述,也主要限于他的文艺美学理论?譹?訛.就单篇研究性论文而言,研究视角主要包括教育、语言、文学和文艺理论等,相较之下鲜有美学维度的成果?譺?訛.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颜之推没有明确建构一套美学理论,《颜氏家训》也并非一部体系性美学理论著作,自然在中国美学理论史研究与书写中难以被充分关注.进而言之,美学理论史的提问方式,亦注定只能对《颜氏家训》中的《文章》《杂艺》两篇及散见于其他篇目内的文艺理论内容进行梳理,而难以从整体上深入考察颜之推的美学思想.
可见,美学理论史维度的颜之推美学,并不是颜之推美学的全然面貌,只是一个维度而已.显然,要部分照亮甚至照亮颜之推美学被遮蔽的内容,必须诉诸新的美学史提问方式.而以生存论美学为理论基础的美学史提问方式,相较而言便具有重新发现颜之推美学的可能性.因为,集中体现颜之推美学思想的《颜氏家训》,虽名为“家训”,实则是颜之推对一生“由南入北”坎坷生存经验的系统总结.对此,他在《序致》中有明确表述：“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譻?訛颜之推乃是有目的的通过对自身生存的反思、总结,以自身的实际经历与经验为颜氏后人提供生存借鉴.也即是他开篇所言：“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序致》）换言之,颜之推的目的在于教导后人如何面对、超越现实生存活动中所必将遭遇的各种生存悖论,从而得以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
那么,从生存论美学来看,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表达出的美学思想,不仅包括在《文章》《杂艺》等篇章中所论及的文艺美学问题,而且包括如何面对生与死、功名利禄与自然本性等生存悖论所展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可以说,在生存论美学维度,美学内容是《颜氏家训》的内在本有之构成,并非是将美学之标签强贴其上,从中演绎出一定的内容.并且,由于颜之推的文艺美学思想和个体修身美学思想都是基于他的生存经验之上,两者都是为了在现实生存境域中谋求实现审美化生存、达到美的生存状态.或者说,颜之推由南入北的生存经验,在孕育他美学思想的同时,也为其烙上了鲜明的生存美学特征.
颜之推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出生成长于南朝,并初仕南朝梁元帝萧绎,24岁时因西魏攻陷江陵（今湖北荆州）而入北.自此,颜之推历仕北齐、北周与隋,一生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生活于北朝.而南朝与北朝实际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存境域：政治层面,南朝为汉族政权,北朝则主要为胡族政权；文化层面,南朝主要是直承的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与江南本土文化、佛教文化的融合,北朝则主要是草原文化、佛教文化与传承而来汉魏中原文化的融合；社会层面,南朝以汉民族为主,北朝则是胡汉民族融合.因此,南朝生存境域所孕育的清新、婉约、绮丽的审美精神,与北朝生存境域所生成的刚健、激越、质朴的审美精神,都对颜之推的美学思想产生了影响.换言之,颜之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美学思想,不仅具有南朝美学的特征,而且深受北朝生存经验与审美精神的影响,是南北审美观念融合的结晶.
基于上述可知,从生存论美学出发重新审视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既有合法性又具可行性,能够深入且系统地呈现颜之推美学思想的内容,从而推动对颜之推及其美学思想美学史价值的重识.下面,本文拟以《颜氏家训》为考察中心,结合颜之推由南入北的生存经验,从他美学得以生成的哲学基础、关涉社会生存的修身美学与关涉精神生存的文学艺术美学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
二、以儒为本兼采道佛的处世哲学
据《北齐书·颜之推传》记述：“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绎以为其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譼?訛从这则史料可以见出,儒学乃是山东琅琊颜氏的家学传统,颜之推秉持儒学思想属于情理之中.但是就他所处的时代思想文化背景而言,南朝深受魏晋玄学影响而推崇老庄,且注重佛教般若智慧,士人中间形成了追求义理、崇尚清谈之风,儒家思想曾一度受到压制.北朝则是由于儒家思想与胡族政权统治需求的契合,使得儒学受到重视,并注重继承汉代经学传统；佛教传播重在信仰、重在涅槃实践；且因胡族统治者占据主导地位,草原文化激越、昂扬,淳朴之风成为思想文化融合的精神内核.不难看出,颜之推与南朝思想文化境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性的错位,而与北朝思想文化倒是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处.这在他的美学思想中有着鲜明体现.正是在南北不同生存境域中形成的实际生存经验,促使颜之推的哲学思想融会了南北不同的思想特征.南朝的生存经验,使他受玄风影响而对老庄道家有一定兴趣,并养成了一定的名士风范,“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只是不爱清谈.同时,南朝对义理、对思辨的重视,使他具有了北方士人所普遍不擅长的理论建构能力.北朝的生存经验,则使他受到草原文化激越昂扬的精神影响.而由南入北的坎坷生存经验,如他在《观我生赋》中所言：“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譽?訛,使他不仅没有彻底否定道家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反而是为了超越现实的生存悖论问题从两类思想里汲取了一定内容.正是在家学渊源和现实生存经验的双重影响下,颜之推形成了他以儒学为本、兼采道家道教与佛教思想的处世哲学.
关于儒家思想.颜之推因家学传统而自幼学习儒家学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儒学的深度认同.儒家思想作为根本准则,既充分体现在颜之推个体修身和社会生存活动之中,又展现在他关于文学艺术的相关评价论述之中.这在《颜氏家训》中可以清晰见出,简言如下：第一,强调学习儒家经典.受家学渊源影响,颜之推十分熟悉儒家经典著作,多次引用《诗经》《论语》《孝经》等.同时,他又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如在《教子》篇批评错误教育方式的过程中,便明确强调了家庭教育中教授《五经》不能采取“父教子学”的方式：“盖君子之不亲教其子也,《诗》有讽刺之辞,《礼》有嫌疑之诫,《书》有悖乱之事,《春秋》有邪僻之讥,《易》有备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亲授耳.”（《教子》）对于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颜之推在《勉学》中特地强调：“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也即《六经》不仅有助于修身养德,而且可以成为一项生存技能,可以学以致用.而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与践行,落实到生存层面必然导向对儒家修身之君子理想的追求,对儒家礼乐思想的重视与遵从.
第二,立足儒家思想批评老庄与魏晋玄学.颜之推在《序致》中谈到年少时曾喜欢老庄道家和魏晋玄学,并受南朝玄风影响：“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可见,颜之推将他曾受道家与魏晋玄学影响,归因于年少而不是思想认同,他所坚守的乃是儒家思想.所以,他在《勉学》中直接批评老庄道家,认为：“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指责老庄重在“全真养性”,而缺乏担当精神.同时,他还对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进行了批评,认为何晏、王弼崇尚老庄,而不能继承周孔之大业；批评竹林七贤及后来尚清谈之辈,不能“济世成俗”,而只是流于追求名士之誉、清谈娱心悦耳.颜之推对南朝玄风的反思与批评,有推崇儒家思想、讲究入世致用的原因,亦与整个北朝在草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激越昂扬的社会精神有关,与晋室南迁之后北朝玄风较弱?譾?訛、崇尚汉代经学、强调经世致用有关.而正是基于此,颜之推身上没有体现出魏晋名士的风流之美,他更为追求的是儒家君子之风.
第三,以儒家思想作为文艺美学的基础.颜之推在《文章》中开篇即言：“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纵然文章源出《五经》的观点并非他首创,明显受到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论点的影响,但也充分说明了颜之推对儒家美学思想的认同.事实上,他不仅将文章起源归于《五经》,而且认同儒家“文质彬彬”的美学标准.这也是琅琊颜氏家族所崇尚的标准：“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文章》）由此可知,即便是南朝重文尚丽的审美风尚大行其道,琅琊颜氏仍秉持儒家重“质”的审美标准,从而形成了“典正”的特点.至于颜之推本人的文章,曾被史家评价认为是“词情典丽”,其中“典”应当是他对“典正”之风的继承,而“丽”则应是南朝文风对他的影响.只是颜之推的“丽”,从他的《观我生赋》《古意二首》等来看,并非是南朝的“艳丽”“靡丽”,而是一种颇具文采的“雅丽”.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南北审美合流的体现,即颜之推既不认同南朝对文、对丽的过分推崇,也没有完全接受北朝对质的过分强调,从而形成了符合儒家“文质彬彬”标准的“典丽”.
关于道家思想.颜之推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草原文化昂扬激越生存精神以及维护家族生存延续利益现实压力的影响,形成了积极入世的社会生存价值观念.这就注定了他无法认同老庄思想与魏晋玄学所倡导的避世、无为等观念,并对其持以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颜之推彻底否定道家道教及魏晋玄学,《颜氏家训》中专设《养生》一篇并多次化用老庄思想等,都证实了他对道家道教及魏晋玄学部分思想的汲取.但颜之推所讲的养生,又与追求长生不死、服食成神仙者不同,而是一种富有理性精神的养身与养性的结合,即养内与养外的合一.对此,他明确说：“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养生》）即便是养身,也要遵循科学的调养医术,他其中提到了道教的两部作品,即葛洪的《抱朴子》和陶弘景的《太清方》,并强调要审慎对待,不能轻信其中的服食成仙之术.另外,《颜氏家训》中还对老庄的部分思想进行了转化使用,如《勉学》中所言的“夫命之穷达,猶金玉木石也”,“欲观古人之达生委命”等,显然受到《庄子·达生》的影响.但颜之推对道家道教与魏晋玄学部分思想的汲取,又并非简单的接受,而是融入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如他虽强调养生,并不是一味地恋生、惜生甚至苟且偷生,所谓“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养生》）.显然,这与儒家思想主张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有关.即便如此,汲取道家道教的养生思想,对生存于乱世的颜之推而言,无疑为现实生存增加了富有理想性的诗意维度.
关于佛教思想.南北朝时期,佛教尽管存在着南朝重般若智慧、北朝重涅槃实践的差异,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是一致的,且广为接受.尤其是佛教关于死亡之后彼岸世界建构的思想,相较于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对死亡存而不论,道教服食丹药、“羽化成仙”而言,不仅在理论与现实实践上能够自洽,而且更能缓解生与死、肉体与灵魂之间矛盾冲突所带来的精神困顿.颜之推在晚年转向佛教、寻求精神寄托,甚至在《归心》中提出“以佛匡儒”“援佛入儒”,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佛教思想能给他提供精神安顿之处.所以,他在《归心》中指出：佛教与儒家乃“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强调对于佛教的信仰,并不是信口而谈,甚至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因为,在他看来,“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归心》）从“万行归空,千门入善”来看,他也确实把握住了佛教以空为本体的哲学思想.但仅就《归心》来看,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佛教思想在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方面比儒家更为彻底,所追求的涅槃境界比君子人格更为彻底.因为他对佛教的奥妙之处存而不论,归之于佛经本身.他在《归心》中只是明确指出了佛教之“五禁”,与儒家之仁义礼智信具有内外一致性；对世俗之人关于佛教的五个方面的疑问进行逐一解答.整体而言,尽管颜之推在此推崇佛教,在家庭教育中仍然是坚持以儒家思想为主.
概而言之,颜之推在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形成了以儒为本、吸取佛道的处世哲学思想.这一方面体现了儒道释合流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他所生存的社会境域.他坚持儒家思想为本,既是对家学传统的继承,以经世致用的方式来维护家族利益,也是出于改变社会动荡现实的一种渴望；吸取道家道教的思想强调养生,则是出于多次面临杀身之祸的危机,强调对生命本身的保存；以佛匡儒,应与他“一生三化”的经历有关,儒家思想已经难以让他摆脱精神困顿,推崇佛教也在情理之中.这种处世哲学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不仅直接反映了颜之推生存经历的坎坷,而且彰显了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大融合的特征.尤其是他在民族大融合与思想文化大融合交织为一体的北朝生存境域生活了四十年左右,使他在面对生存与死亡、名利与自然、夷与夏等生存悖论之外,又增加了胡化与汉化的生存悖论.现实生存悖论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亦推动颜之推形成了以儒学为本、杂和道佛的处世哲学.由此,颜之推基于超越现实生存悖论和处世哲学的美学思想,不仅呈现出了思想杂糅的特征,而且融汇了南朝美学特质和北朝审美精神,展现了南北审美的合流.
三、保身经世的修身美学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总结自身生存经验,以教导后人如何进行个体修身、实现理想生存,通过对如何超越生存与死亡、功名利禄与自然本性、胡化与汉化等生存悖论的论述,集中展现了他关于个体修身的美学思想.如关于生死问题,由于在南朝梁时因侯景之乱被囚、江陵战败被西魏俘获、从西魏乘船经“砥柱之险”逃奔北齐和在北齐因崔季舒之祸差点获罪被杀等经历,促使颜之推十分强调生命的保存.他在《诫兵》中直言：“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强调在战乱中能够准确判断局势以保存生命,避免不必要的死亡.同时,又注重汲取道家道教的养生思想,主张结合医术追求健康长寿.而长生之观念,在死亡严重威胁生命的南北朝时期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本就富有审美意蕴.再如胡化与汉化问题,尽管夷夏之生存悖论因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主动融入华夏,促使胡汉之矛盾有较大缓解,但在北齐时期胡风因高氏喜好出现回潮,草原文化审美在北齐区域颇受追捧.颜之推在《教子》中批评北齐一士大夫教育儿子“鲜卑语及弹琵琶”以博取功名,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他对中原文化审美的坚守.由于生死问题、胡化与汉化问题具有很多个体无法操控的因素,颜之推关于个体修身问题的论述,重点集中在了如何处理功名利禄与本真天性之间的关系上,从而形成了他以儒家君子作为至高生存境界的保身经世的美学美育思想.
1. 少欲知足
如果综观《颜氏家训》,可以非常清晰地见出颜之推十分重视功名利禄与自然本性之间的生存悖论,并进行了多个层面的阐释.在教育方面,既强调教子不能过度追逐功利,又强调“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勉学》）,必须努力学习.在社会交往方面,明确要求“君子必慎交游”,礼敬贤达之人,不能贱目贵耳,也不能轻近重远,应该言行一致,且不能贪财、窃人之美.对此,颜之推在《慕贤》中进行了明确论述：“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而他阐释的依据便是儒家的中庸思想,这集中体现在《止足》篇里.
颜之推明确强调为人处世要“止足”,也即要“知止”.至于他论述“知止”的思想来源,有论者认为是源于《老子》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譿?訛,但也应看到《大学》中明确有“知止而后足”的表述.不论颜之推是化用道家思想,还是传承儒家思想,都指向了对个体主体性欲求的控制与消解问题.也即对待功名利禄等外在性的追求,必须要有一个边界,防止主体的过度膨胀.所以,颜之推在《止足》开篇便明确强调严格控制、不可放纵：“《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在此,颜之推以《礼记》为依据,强调对宇宙之认知可能达到极限,但人的却是无穷尽,所以应该“少欲知足”.
需要强调的是,颜之推并非完全否认名利,否认建功立业.对他本人来讲,无论在梁,还是在北齐、北周与隋,都没有拒绝出仕.换言之,颜之推只是要求无论是学习、交友还是为官,都不能过度追求名利、为名所累,要知止有度.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通过教育学习提升内在素养之外,还需要有外在规范进行约束,为此颜之推提出了以古为鉴.
2. 以古为范
关于汉末魏晋六朝时期的生存价值观念,从宗白华先生的一段评述可窥一斑：“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讀?訛在人生价值取向如此复杂、混乱的生存境域里,如何进行修身养性的确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颜之推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系统的行为规范去约束个体行为,只能转向传统的儒家礼制规范.而这种转向,既有琅琊颜氏家族的儒学传统和颜之推本人对儒家思想的深度认同作为基础,又有北朝注重继承汉代经学、诉诸复古路径承接汉魏中原文化建构文化正统作为环境.
所以,颜之推十分强调对儒家*规范的重建和学习,以达到修身的目的：“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风操》）他认为《礼经》对人的日常生活规范非常细致,“皆有节文,亦为至矣”.就此而言,在礼制规范下建构的生活,才是符合儒家理想的生活,才是具有儒家*之美的生活.同时,颜之推提出“学达君子”,即是以君子为典范,“自为节度,相承行之”,可以弥补“礼经”因“残缺,非复全书”等原因造成的断裂,由此形成“士大夫风操”.
可是,由于家族门风有别,南北文化差异,尤其是南北所承接之礼仪规范标准有显著不同,使得颜之推所言的“风操”也呈现出了一种南北融合的特征.因为,中原士族大批南迁之后,南朝直接承续了魏晋以来的礼仪；北朝在礼坏乐崩的背景下,主要是诉诸复古重建,上溯至汉魏乃至周代进行学习、传承.所以,《颜氏家训》在多处记述了南北礼仪的差别,如：“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带以申慰.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礼无明文,则吾不取.南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风操》）不难看出,颜之推对北朝通过复古所保存下来古礼持以认同的态度,认为应当予以学习.
倘若仅限于学习生活中所保存下来的古之礼仪,对修身养性而言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颜之推又在《勉学》中提倡通过读书学习、知行合一,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为此,他特地举例区分出了“未知养亲者”“未知事君者”“素骄奢者”“素鄙吝者”“素暴悍者”和“素怯懦者”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学习古人.如：“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奋厉,不可恐慑也.”（《勉学》）他要求在学习的同时,还必须见之于行.所以,颜之推特别批评了能言而不能行者,认为正是因为学而不行才最终被“武人俗吏”嗤笑.究其原因,则在于古今学习的态度不同：“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勉学》）古人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与境界,知行合一,且能兼善利世；今人则是知行分离；追求一己之私利.显然,应该从改变学习之态度做起,向古人学习,然后才能够尊礼行道.
3. 君子境界
颜之推以儒家思想为本的处世哲学,内在注定了他必然将儒家君子作为个体修身的理想.对此,他在《颜氏家训》里多次论述了君子境界在现实生存中的展现.如在生死悖论方面,颜之推认为君子和常人一样珍惜生命,但并不苟活于世：“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养生》）在功名利禄与自然本性的悖论方面,颜之推既强调君子能够积极入世,又指出君子可以展现出应有的人格境界.即他在《涉务》所指出的：“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在《归心》中强调：“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君子“克己复礼”,便是能够控制主体性欲求而体现“仁”的精神,超越功名利禄的世俗性追求；君子“济时益物”,也就是能够为君主谋划社稷以济苍生.但至于君子能否真的实现入世的理想,只能“信由天命”：“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省事》）显然,颜之推的君子境界,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相较于纯粹的儒家而言有些消极避世的意味.
同时,颜之推并没有将君子神化,而是结合自身“一生而三化”的经历,说明君子亦会因时势所迫,而被迫做出一些与君子风范不符之事.如在《文章》中曾言：“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陈琳从跟随袁绍以曹操为敌,投降曹操后则以袁绍为敌,颜之推认为这完全为情势所逼迫,不是陈琳所能掌控左右的.无疑,这一论断对颜之推而言有为自己辩护之嫌,但这也说明“三化”之经历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致晚年无法从儒家思想中释怀,转而去信仰佛教.
由上述可知,尽管《颜氏家训》各篇撰写时间具有一定的间隔,颜之推以自身的生存经验为基础,围绕人生在世所遭遇的生存悖论的超越问题,依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个体修身美学思想.这既展现出了南北生存经验对他的影响,又展现了思想文化合流的时代特征.至于颜之推个体修身美学思想本身,并非局限于理论提升与阐述层面,而是具有从理论向家庭教育、人生实践展开的向度.并且,由于颜之推是以“克己”、以消解主体性为超越生存悖论的路径,从而使得个体在现实层面走向了一种审美化生存.可以说,就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实质与特征来看,其应归属于审美教育.
四、融合南北的文学艺术美学
鉴于颜之推是在从教育后人如何实现理想生存的框架之内,来论述文学艺术相关美学问题的,所以他并没有致力构建一套完整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也正是基于审美生存的教育宗旨,颜之推既在精神生存维度论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质,又在社会生存维度述说了文学艺术的现实功用,使得文学艺术美学成为了《颜氏家训》的内在有机构成.那么,关于颜之推文学艺术美学思想的梳理,就必须有效结合他由南入北的生存经验和人生在世的处世哲学进行展开.
1. 文学艺术价值论
文学艺术相关涉的审美活动,本是个体对生存悖论实现审美还原与审美超越的主要路径,直接关乎人生在世的精神生存状况.但在南朝与北朝的生存境域里,文学艺术受现实因素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南朝,受魏晋以来“文的自觉”的影响,文学艺术重在强调审美功能；在北朝,受承接汉代经学和草原文化质朴雄强之风影响,则重在强调社会功能.颜之推对文学艺术价值取向的转变,在理论层面集中体现在《文章》篇中他对文章敷显仁义、经世致用功能的重视,对抒发情感、陶冶性灵的轻视：“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文章》）从中可知,颜之推将文章区分为两大类：“敷显仁义”之文和“陶冶性灵”之文.他对这两类文章的态度十分明确,即重前轻后,告诫后辈在“行有余力”之时可以适当学习“陶冶性灵”之文,言外之意是要认真学习“敷显仁义”之文.因为一旦注重性灵的抒发,便容易“多陷轻薄”之中.据此,颜之推直接批评了从屈原、宋玉、东方朔……到谢眺等36位文学翘秀；批评了汉武帝刘彻、魏太祖曹操等有才华的统治者.在他看来,仅有子游、子夏、荀况、孟轲等较少数人做到了德才兼优.
颜之推亦认识到了文章的“性灵”之体,只是出于现实生存环境的压力,害怕横生祸端甚至杀身之祸,重视并强调文学艺术的道德功能、社会价值.如他所言：“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文章》）所谓“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充分说明颜之推关于文学审美本体的认识,看到了文学艺术激发人之本真心性、自然情感的功能,以致让人忘记了还有外在“名教”之束缚.这一理论主张,显然具有鲜明的南朝美学特征.南朝关于“性灵”的认识在他之前已有,且较为深刻.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出文章应“洞性灵之奥区”,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指出文章“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钟嵘《诗品》在评价阮籍《咏怀诗》时说“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这种关于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论主张,随着由南入北者的传播、南北文化交流的加强等,北朝后期在重质的大背景下也出现了关于“性灵”的主张.如北周宇文逌在《庾信集序》中有“兼夫吟咏情性,沈郁文章者,可略而言也”?讁?訛；北齐杜弼在与邢邵的辩论中,曾言“福果可以熔铸性灵,弘奖风教,为益之大,莫极于斯”?輥?輮?訛.可见,北朝后期文学观念具有逐步从重质重文德向重审美过渡的趋势,也反映出南北审美观念合流的特征.但颜之推受生存经验和处世哲学的影响,虽肯定文学艺术“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却更重视文学艺术“敷显仁义”的社会功能.这种理论主张亦影响到了他对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
颜之推将音乐、绘画与书法等归入“杂艺”,便可以见出他低估了这些艺术的价值.他一方面肯定音乐、绘画与书法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则受生存经验的影响,告诫后人不要因为擅长这些艺术而被权贵所役使.即便是古之君子修身养性之琴瑟,也不能例外.对此,他在《杂艺》中指出：“《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大同以末,斯风顿尽.然而此乐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杂艺》）可见,颜之推认同琴瑟是古之君子修身的象征,只是自梁之后琴曲渐趋被漠视.古之琴曲和悦而富有雅趣,耐人回味；当世的琴曲歌辞和歌辞段数虽不同古代,但仍具有和畅神情的审美功能.即便如此,他仍告诫后人不要在琴曲方面享有盛誉,否则容易被人役使,地位低下.并举例戴逵,被武陵王司马晞召唤去演奏,使他蒙羞,以致他当着使者之面“破琴”,表示不为“王门伶人”.
如同音乐艺术一样,颜之推对书法、绘画持相同观点.关于书法,他以由南入北之后的王褒为例.王褒由于善书而常常被人役使,以致他十分悔恨自己善书.颜之推借此告诫后人不能以书法自命,真书、草书稍稍留意即可,不必过精.至于绘画,他说：“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萧贲、刘孝先、刘灵,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玩阅古今,特可宝爱.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杂艺》）显然,颜之推看到了绘画、书法与音乐的审美价值,也看到了善于这几门艺术者受限于政治地位不高、容易被权贵者所驱使的现象,所以告诫后人不要精通它们.显然,这与颜氏家族在南朝不属于名门望族、在北朝要委身于胡族政权之下有关.
2. 文学创作论
相较于音乐、绘画、书法而言,颜之推更为重视文学,这使得他对文学相关美学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就文学创作而言,他提出了“逸气”论和文章有机构成论.先看“逸气”论.该词的使用,当始于主张“文以气为主”的曹丕.如他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此后,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表述曹丕的“文气说”时沿用了对刘桢“有逸气”的评价.颜之推在《文章》中使用“逸气”论文,当属对曹丕理论的发展.因为曹丕使用的“逸气”,是指刘祯的文学创作风格,而颜之推认同“逸气”作为风格的同时又拓展到了作家的内在生命之气：“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这里的“逸气”,乃是指作家之气,是从文学创作角度而言的.颜之推认为写文章如同骑乘千里马,内容方面要体现作者超凡脱俗的生命之气,展现作者的胸襟、情操与气质,同时还要与形式有机结合在一起,即所谓“以衔勒制之”.
另外,颜之推将作者的生命之气称之为“逸气”,一定程度上是受了道家与魏晋玄学的影响.因为儒家重在讲“浩然之气”,而道家、魏晋玄学则是讲清逸之气、俊逸之气、超逸之气等.可以说“逸气”乃是作者自由超脱之生命力的彰显,其灌注于文章之中,自然会形成“逸气”之风格：“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文章》）但这种“逸气”的养成,既需要勤奋努力也需要天生禀赋.颜之推认为,做学问通过长年累月的积淀,可以达到精熟的地步,但是写文章、进行艺术创造仅靠钻研思考是不够的,那样最终只会受人鄙视.对于创作如果是缺乏天分,是不能勉强操笔为之的,即“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文章》）.
再看文章有机构成论.“魏晋以后,随着人们对文学自身的兴趣压倒了道德兴趣,人与文的*关联开始被具体化为人体与文体的关联”,“人们相信,文学作品只有像人体一样具有自身的有机性和完整性,它才是有生命的；只有像人一样形质互显、装扮适宜,表现出美的韵致和风神”,“这种身体性文论的开启者,依然是曹丕”?輥?輯?訛.在曹丕之后,直承魏晋的南朝美学关于身体性文论的论述逐渐增多,最为著名的便是刘勰的“风骨论”.颜之推在南朝生活二十余年,应当是受到了身体性文论的影响.同时,他结合自身的理解给予了新的论述：“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文章》）可见,颜之推尽管也是强调文章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但他更为强调义理情致,强调文章的思想性.这种主张既与琅琊颜氏世善儒学、典正文风的传统有关,又与北朝重质、倡文德的审美观念相关.颜之推不仅在理论层面主张文章自身的有机统一,强调质文有机结合,而且落实到了他的创作实践之中,形成了典正雅丽的审美风格.
3. 文学批评论
颜之推由南入北的生存经验,使他能够深切感受并反思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的特点与不足.就文体而言,南朝注重抒情性的诗赋,而北朝注重叙事性的散文,两者所形成的审美特征与价值取向自然存在显著差异.所以,颜之推依据他的逸气论和文章有机构成论,准确地指出了南北文学的弊病所在：“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南朝文学讲究文辞之美,所谓“四声八病”,很容易在形式上流于浮艳而在内容上疏于言理,如“宫体诗”；北朝文学强调内容之质,虽有《洛阳伽蓝记》《水经注》两部散文典范,但北朝文学创作整体上却是缺少才情,审美韵味不足,即便是“北地三才”温子昇、邢邵与魏收的诗歌,与南朝相比创作水平也并不高.正是在对南北文学创作熟悉与反思的基础上,结合先前文学的发展历史,颜之推提出了“宏丽精华”的文学审美评价标准.
他在《文章》篇中明确强调：“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文章》）颜之推认为,自古为文者不可计数,却仅有数十篇符合“宏丽精华”的标准！至于今人的文学创作,要想达到“动俗盖世”的效果,简直就像等黄河水变清澈一样难.他这种苛刻的标准招致了纪昀的批评：“正眼小如豆耳.以宏丽精华论文,是卖木兰之椟,贵文衣之媵也.”至于何谓“宏丽精华”,具体是哪些篇目符合这个标准,颜之推并没有给予明确解释.因此,只能依据对颜之推生存经验和美学思想的把握,在南北朝美学的整体背景下进行适度推断.
所谓“宏”,应是强调文章内容充实、气度恢宏.该主张在现实层面应与北朝审美追求昂扬激越、质朴大度、壮制丽饰有关,如以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为代表的北朝石窟造像艺术便是典型代表.具体到文学,应是对内容与气势宏状之美的追求.所谓“丽”,则应指文章结构、韵律等所体现出来的清丽之美.这与颜之推在南朝所接受的清新、绮丽的审美观念有关.综合言之,“宏丽精华”是对内容形式相统一的审美准则,既符合颜之推的文章有机构成论,又契合于他所秉持的儒家“文质彬彬”的思想.颜之推既然以“宏丽精华”作为文学的最高审美准则,那么,也理应是他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追求.这从他入北多年后创作的《古意二首》中可窥一斑.
4. 审美地域差异论
关于南北审美差异的认知,其实自魏晋时期便已经开始走向自觉.尤其是在晋室南迁之后,关于南北地理、文化、学术、艺术和审美的差异问题已经受到关注.颜之推由南入北的生存经验,使他切身体验到了审美的地域性差异问题.从《颜氏家训》关于北方多承古礼、南方多新变之礼、妇女地位北高南低等的论述,便可见出颜之推对南北生活境域差异的深层认知.针对审美而言,审美的地域性差异,在宏观层面体现在艺术形式、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的不同,在微观层面则具体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相关联的审美鉴赏活动之中.颜之推在《文章》篇中,便以实际例证指出了南北文学艺术审美观念的差异.
他先以《入若耶溪》进行了说明：“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諠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从中可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句,在南朝受到萧纲、萧绎的称赞,充分展现出南朝对诗歌构思精巧、韵味无穷的强调；在北朝卢询祖、魏收对此句却是不屑态度,直接体现出重质实的审美观念.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南朝诗歌艺术成就远超北朝的原因所在.而从颜之推所用“情致”一词,则可以见出他对南朝文学审美观念的认同.因为所谓“情致”,贵在言有余味,富有神韵.换言之,颜之推认为文学艺术的韵味、情趣,既不能流于过分强调形式美,也不能一味宣扬道德教化内容.
颜之推在谈到萧悫《秋诗》中的“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一句的欣赏时,认为当时人没有发现该句诗的妙处所在.而他本人则是“爱其萧散,宛然在目”（《文章》）.如果说“萧散”意在强调诗歌所写之景潇洒超脱、简远回味,那么“宛然在目”,则是贵在所写之景的形似、逼真,两者融为一体最终成就了《秋诗》之美.他的这一观点,在南朝得到了荀仲举的认同.但在北朝,以卢思道为代表,却认为萧悫这句诗不恰当.事实上,颜之推十分准确地指出了《入若耶溪》和《秋诗》佳句的妙处所在,展现了独到而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和判断力.正是因为对文学审美特征南北地域差异的深刻认识,颜之推不仅在美学思想方面,而且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了南北审美合流的趋势.
总而言之,颜之推是在“家训”的框架下论述其美学思想的,使得他的美学思想受到了“家训”的规约.即无论是个体修身美学还是文学艺术美学,宗旨都指向了对美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追求.但由于颜之推是结合自身由南入北的生存经验对美学思想展开论述,这使得他的美学思想相较于美学理论史所要求的理论品格而言,显得有些不足,难以在美学理论史的叙述框架内充分呈现出来.尽管如此,颜之推的美学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美学史价值,要而言之：第一,展现了北朝美学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北朝美学提供了路径；第二,推动并呈现了南北审美观念的合流；第三,将美学内容融入家庭教育,赋予了家庭教育以审美教育的特质.
注 释：
①如李泽厚、叶朗、刘纲纪、陈望衡、张法、朱良志、王向峰、王振复等的美学史著述,都没有论及颜之推；仅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鲁文忠的《中国美学之旅》、祁志祥的《中国美学通史》、胡海和秦秋咀合著的《中国美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等少量美学通史著述,或详或略地论述了颜之推的文艺美学思想.至于魏晋南北朝相关的断代美学史著作,因主要讲述南朝美学史,颜之推及《颜氏家训》亦未受到充分关注.如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等,即便论及,也非系统论述.
②如以“颜之推”或“《颜氏家训》”加“美学”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直接相关的论文仅有宫泉久的《情感世界中的理性王国——〈颜氏家训〉美学思想浅论》（《固原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罗晨的《颜之推人格美学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和李慧的硕士学位论文《颜之推地域审美意识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6年）.
③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页.下文所引《颜氏家训》均出自该书,鉴于条数过多,不再具体标注,仅在文内标注篇目.
④⑤⑩（唐）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7页,第625页,第351页.
⑥关于北朝有无玄风问题,学术界尚存争议.如唐长孺认为南北朝时期南北学风的显著差异在于南有北无的玄学清谈.而澄关于北齐清谈、孙艳庆关于北朝王昕名士风度、王永平关于迁洛鲜卑贵族雅化和北朝玄学及相关文化风尚的梳理等,则说明北朝中后期是存在玄风的.事实上,在《魏书》《北齐书》《北史》中保存有不少北朝相关践行与崇尚玄风的史料,如《魏书·裴粲传》关于裴粲风仪之美的记述.
⑦雷传平,师衍辉：《由〈颜氏家训〉解读颜之推“儒释道”三教兼容思想》,《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
⑧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
⑨（清）严可均辑：《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8页.
（责任编辑：杨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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