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资源开发的技术干涉限度差异基于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方式变化过程的反思,本文是技术论文范例跟渔业和长江流域和干涉类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技术论文参考文献：
蓝 勇 刘 静
摘 要：研究表明,明以前长江流域渔业经济中自然捕捞占绝对性优势,明代后期随着人口增多,对鱼类资源的需求增大,加之鱼类养殖技术的进步和自然水域鱼类资源的减少,淡水人工养殖开始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淡水养殖取代自然捕捞成为长江流域渔业经济的主要形式,80年代后人工养殖占了绝对优势.长江流域渔业从自然捕捞到人工养殖的变化一方面为人类提供更加充足的鱼类供应,使烹饪方式和饮食结构产生变化.同时养殖业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兴起.另一方面,淡水养殖发展中也给水生态环境、鱼类物种多样性、鱼类品质口感带来一系列问题.历史证明,在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水资源与鱼类资源、渔产增殖与物种多样性、鱼类产量与鱼类品质的关系十分重要,这就需要基于有“限度”的人为作用.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利用生物资源中受不同生物属性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人类干涉的程度应该有很大差异,故形成不同的“干涉限度差异”.这种理念不仅应该融入在以后我们的历史地理研究中,也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遵循的准则.
关键词：自然捕捞；人工养殖；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干涉限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6）05－0104－０9
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人类充分依托自然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而从纯自然向人化自然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多大比例改变自然,也就是一个怎样的“度”才能使人类自然走向量与质的可持续发展,确实是我们以前在历史研究领域缺乏思考的问题.现在人们提的生态经济,实际并不是完全的自然经济,只是让人类干涉自然的深度和广度控制在一定的程度,故在此提出人类影响自然的限度问题,即“干涉限度”.这里讲的一定限度,实际是一个相当大的变数,可能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时空,其限度都是不一样的.作为历史研究的个案研究,可能最重要的是需要从许多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总结出一些特定的话语.这里,我们对长江流域一千多年来渔业经济人类“干涉程度”的变化和影响作研究,从历史上鱼类资源开发与其它生物资源开发技术影响的差异中提炼出“干涉限度差异”话语.这既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提炼本土话语的需要,也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关怀现实迫切的诉求.
研究表明,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总的发展趋势是淡水捕捞比重逐渐下降,人工养殖的比重逐渐上升,迄今人工养殖已经占了绝对优势.有学者从科技史的角度单线回溯了历史时期我国淡水养殖技术变迁的过程,或是从鱼类养殖的角度来探讨水产养殖的发展对水环境的不利影响等,对于其它方面的影响则谈及不多.① 总的来看,以上成果并未将淡水捕捞与人工养殖有机结合,整体性、动态性地对长江流域渔业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及原因、影响等进行研究.实质上,渔业经济中自然捕捞与人工养殖比重的变化,是人类对鱼类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这一利用方式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影响都是多重的.推动二者比重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是因消费需求使然,也与二者自身发展情况有关.二者比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位的,包括饮食结构、烹饪方式、鱼类品质、产业结构、水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本文以此为视角,通过动态、全面的复原人工养殖与自然捕捞在渔业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嬗变,分析自然与人为因素在鱼类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其所占成分的差异而产生的作用及影响.我们以鱼类资源的开发为例,探讨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和影响程度的“干涉限度差异”的问题.
一、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发展过程
1. 唐宋至明代前期——自然捕捞占绝对优势,人工养殖初步发展
唐宋至明代前期,长江流域渔业经济自然捕捞占有绝对性优势.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李乂在江南为官时上疏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② 随着捕捞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专门“以网捕为生”的捕鱼专业户,叫做“渔人”或“渔户”.五代时吴越“置渔户、蟹户,专掌捕鱼蟹”③,尽供王室消费.到了宋代,中下游地区渔业捕捞的商品化程度和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均有提高.通过宋代张达明《吴江渔具》可以看出,宋代使用的渔船、渔具规模较大,其所著《帆罟》诗中描述的就是一种大型的渔船.宋代渔具专业性增强,出现了如专捕大型鲟鳇鱼的鲟鱼钩④,捕河豚截流为栅等⑤.渔具专业化的增强是鱼类捕捞业发达的表现.唐宋时期长江中下游是淡水产品的主要进贡区域,尤其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捕捞种类丰富如鲥鱼、鲟鱼、白鱼等,通过一定方式进行加工保存后,冰鲜鲥鱼、鲟鱼鲊、糟白鱼等成为地方源源不断进贡朝廷的珍品.
上游地区水流湍急险滩甚多,唐宋时期捕捞不甚发达,但在部分水流较缓的河流或江段,捕捞业亦达到一定水平.杜甫《观打鱼歌》“渔人漾舟沈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⑥ 可以看出涪江上使用的网具规模较大,一网下去可捕获数百条鱼.唐代沱江流域也有“多鱼鳖”的记载.⑦ 除此以外,适应于上游河道多岩石、滩险流急的水文情况,唐宋时期还有关于利用动物如鸬鹚 ⑧ 和水獭 ⑨ 捕鱼的记载,捕鱼方式多样化.正是由于鱼类资源丰富,才有杜甫的“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说.⑩ 宋代苏轼有诗赞誉青衣江“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苏辙写有一首七律《纪胜亭》极赞新津南河“渔艇纵横逐钓筒”.
明代前期长江流域渔业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渔业专门管理机构河泊所的广泛设置上,政府对渔业经济的管控程度加强.长江中下游鱼课数量极丰,是朝廷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除了鱼课外,有明一代的鱼贡也是一项大宗,除了传统的鲥贡、鲟鳇鱼贡外,成化年间新增鱼鲊一项,渔民负担极为沉重.鱼类成为重要的商品,鱼市发达,在秋冬季节产鱼丰富的湖泊区,其所产鱼虾贱不值钱,“罾高岸阔秋水深,湖上鱼虾贱如土”.各地水产品加工产品不仅行销于本地,大宗产品或地方特产如常德府的盐鱼、太湖地区的银鱼干、荷包鲊等更是行销外地.长江上游地区明代前期也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河泊所.以四川为例,就在叙州、夔州、嘉定、泸州、顺庆、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等行政区域设置10个河泊所.
唐宋至明代前期长江流域对鱼类资源的利用,除了自然获取外,人工养殖也获得初步发展.人工养殖的基础是鱼苗,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传统的淡水鱼类养殖区,也是重要的鱼苗产区.整个长江江段以湖北的嘉鱼、武汉,江西的九江、湖口等地鱼苗产量最多,这成为中下游渔业养殖发展的基础.唐宋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中下游的人工养殖进一步发展,渔业养殖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唐代皮日休《种鱼》诗：“移土湖岸边,一半和鱼子.池中得春雨,点点活如蚁.一月便翠鳞,终年必頳尾.借问两绶人,谁知种鱼利？”唐宋时期人工饲养鱼种类逐渐增多,唐代以前以鲤鱼为主,唐代以后青、草、鲢、鳙这四种鱼被广泛养殖,称之为“四大家鱼”.宋代淡水养殖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其鱼苗培育与转运上,南宋时期周密的《癸辛杂识》对此有详细记载.
由于未能解决鱼苗问题,一直以来,长江上游地区人工养殖发展缓慢.适宜的气候和水环境,使得鱼类资源在长江上游的水田和水塘中得以自行繁衍生殖,所以汉晋时甚至出现“鱼害”.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早在两汉时期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地区水田、水塘等人工环境水域中鱼类资源丰富,且为人们所利用.《华阳国志》中记载四川地区鱼池、渔田多处.至于这种人工水域的鱼类资源是否能算作是人类进行渔业养殖的表现,尚待商榷.长江干支流中更是鱼类繁多,有“民赖鱼罟”之说.应该看到,两汉以后此种关于人工水域鱼类的记载在上游地区都很难见到.应该说在这个较长的时间段,小规模零散的个人养殖应该是有的,但商品化程度较低,在渔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直至晚清民国之际人工养殖始有一定发展.
2. 明代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自然捕捞比重逐渐下降,人工养殖比重上升
明代后期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巨大人口压力下农业规模迅速扩展,水域面积和鱼类资源减少,自然捕捞有所下降,河泊所机构纷纷裁撤,鱼课征收数量下降,鱼贡日难,但自然捕捞在渔业经济中依然占主体地位.如果说明代后期长江中下游由于水域缩小自然捕捞有所下降的话,在河道较为稳定,湖泊水域面积较少的上游地区则基本不存在此类问题.相反伴随着捕鱼经验的积累,上游地区的自然捕捞应该呈上升状态.明代前期上游自然捕捞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渔具种类多样,嘉靖《洪雅县志》记载青衣江流域的捕鱼方式多种多样：“取鱼则以獭、以鸬鹚、以栫、以百袋网、以拦江网、以撒网、以浮筒、以钩、以竹”.但由于长江上游捕捞量并不大,在长江流域整体自然捕捞与人工养殖比重中影响不大,总体来看,明代后期长江流域自然捕捞比重开始呈下降趋势.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产养殖业有显著的发展,“低乡先民,利在蓄鱼”,养鱼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在全国最为明显.这一时期太湖流域劳动人民利用低洼地势创造了桑基鱼塘渔业养殖模式.中下游地区通过围圈河床、湖荡,建设了大量成片的鱼池.除了池塘养殖外,还向外荡（野荡、米荡）发展.清顾禄《吴趋风土录》记载：“蓄鱼以为贩鬻者名池为荡,谓之家荡.有所谓野荡者,荡面必种菱芡,为鱼所喜而聚也.”这里的“野荡”养鱼即是河道养鱼.技术上,中下游地区注意水体的综合利用,实行多品种的混养模式.《湖录》记载：“青鱼饲之以螺丝,草鱼饲之以草,鲢独爱肥,间饲之以粪.盖一池中,蓄青鱼、草鱼七分,则鲢鱼二分,鲫鱼、鳊鱼一分,未有不长养者.”在悠久的养殖历程中,中下游地区对鱼苗的采集与运销、鱼池的处理、放养的数量、品种搭配、鱼苗及成鱼生长各阶段的营养方法、饵料投放、鱼病害防治等一系列养殖问题积累了一定经验.明代黄省曾《养鱼经》、徐光启《江西养鱼法》等著作均是养鱼经验的总结.民国时期中下游地区伴随着人口增多,对鱼类资源需求的增加,鱼类养殖日益受到重视.总的来看,长江中下游虽然渔业经济发展历史悠久,但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渔业人工养殖比重仍然不大,以淡水捕捞为主体.
长江上游地区成规模的人工养殖始于清末民国之际,尤以抗战时期最为显著.当时上游鱼苗主要来源有二：其一,每年惊蛰前后的产卵季节,沿江农民和当时为数不多的专业渔场在江河中采卵捞苗.在自行采捕鱼苗的沿江地区,包括嘉陵江、沱江、涪江流域等都有一定的渔业养殖活动.如遂宁地区“居民多以养鱼为业,每岁各处池塘可得鱼千斛或数百斛不等.邑东门外有鱼苗市,春夏之交鱼贩麇集生理甚盛,鱼苗佳者蓄养得法一年可长至七八斛,渔业之利顿占优胜云.”遂宁地区的淡水养殖有一定发展,并有专门的鱼苗市.其二,从外地运进,其中以汉口居多.从汉口所贩运鱼苗多是经万县转运,万县乃是上游鲩、鲢鱼苗之集散转运地.当时临靠鱼苗产地两湖较近的川东地区,如万县、开县、梁山等以当地鲩、鲢鱼苗来源相对容易,多购入放养于堰塘中,任其天然成长.
下游贩运来的鱼苗品种以草鱼、鲢鱼为主,改变了上游传统时期多养殖鲤鱼的状况.由于贩运距离较远,加之技术受限,鱼苗的贩运规模并不大,但无疑是上游养殖所需鱼苗来源的有力补充.随着川江航运的发展,鱼苗贩运日益成为四川地区鱼苗的主要来源,并持续至20世纪60、70年代“四大家鱼”人工育种技术成熟后.抗战期间长江上游地区淡水养殖业的发展是在政府提倡与主导下进行的,兴办许多养鱼场,在此推动下私人也纷纷开设养鱼场,为渔业养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总体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长江流域渔业经济中自然捕捞比重均超过人工养殖.
3.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人工养殖为主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渔业中鱼的人工养殖的比重开始超过自然捕捞.1965年,全国淡水渔业养殖产量占总产量比重的53%,捕捞占总产量比重的47%,人工养殖的比重超过捕捞.作为全国重要淡水鱼产地的长江流域,二者比重什么时候发生关键性转变？通过对长江流域七大省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从1949年至1988年自然捕捞与人工养殖的比重进行统计发现,同样是在1965年,长江流域淡水养殖比重超过捕捞比重,养殖产量占总产量比重的52.4%,捕捞占总产量比重的47.6%,与全国地区的状况基本一致,1965年以前自然捕捞比重无一例外均超过人工养殖.20世纪80年代人工养殖快速发展,1980年自然捕捞比重仅占29.4%,人工养殖比重占到70.6%,1988年自然捕捞比重则仅占15%,人工养殖比重占85%,发展至今人工养殖占有绝对性优势.1986 年,我国颁布实施《渔业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实现了渔业发展从“以捕为主”到“以养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人工养殖超过自然捕捞的比重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具体来看长江流域各大省份,其变化时间并不同步.以下游的江苏和上游的四川地区为例,可以看出下游的江苏地区其养殖比重超过捕捞的时间较晚.江苏省1957年捕捞水产品和养殖水产品产量为3.36∶1,1970年淡水捕捞与养殖比重仍呈2.7∶1,1985年全省养殖产量第一次超过捕捞产量.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转变才得以实现.上游四川地区,由于水文状况所限,捕捞难度系数较大,在鱼苗培育技术难题得以解决后,养殖相对较易.1949年江苏省捕捞比重占80.2%,远远高于四川所占自然捕捞比重58.87%.在20世纪50、60年代四川地区其养殖比重就超过捕捞比重,1957年人工养殖比重占54.40%,超过自然捕捞所占的比重45.60%,早于江苏地区.与长江流域的整体发展趋势一样,此后四川地区人工养殖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淡水捕捞所占比重逐渐减少.但直至1980年,江苏地区自然捕捞仍占到48.7%,而四川地区则仅占16.92%.虽然各个省份人工养殖超过自然捕捞比重的时间有个体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对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淡水渔业经济整体结构的把握.
总的来看,唐宋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长时段内,长江流域渔业经济都是以自然捕捞为主体,即所谓“采捕为业”.亦有部分人认识到“蓄鱼获利”,人工养殖有一定发展.明后期始随着天然水域和鱼类资源的减少,自然采捕受到一定影响,但主体地位并未受到动摇.与自然捕捞比重呈下降趋势同时发生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工养殖的商品性加强,人工养殖的技术发展,而所占比重也逐渐提高.也就是说,明代后期这二者比重开始呈现出转变的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世纪60年代中期二者最终实现关键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人工养殖逐渐占绝对性优势.
二、渔业经济发展方式主体转变的推动力
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发展实现了从最初的自然捕捞占绝对优势、人工养殖为辅,到20世纪80年代人工养殖为主、自然捕捞为辅的转变.这一转变初现端倪是在明后期,此后逐渐明显.这种转变的实现是市场、政策、资源、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合力所致.
1. 市场因素：人口增加、经济发展背景下对鱼类资源需求量上升
明清之际人口迅速增加,对鱼类资源消费量增大,推动了人工养殖的发展.民国前期,伴随着三角洲南京、上海、杭州等几大城市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渔业养殖有一定程度发展.吴县、吴江、无锡、江宁等地均有大面积的连片鱼池.据统计,吴县有鱼池36794亩,吴江有鱼池13867亩,江宁有鱼池11137亩.
抗战期间,长江上游地区内迁人口大量涌入,尤其是沿海一带内迁人士惯于食鱼,对鱼类食用需求增加,以致鱼价奇昂,甚至影响到猪肉的：“自抗战军兴,吾国沿海之渔业损失殆尽,三江两湖之陆内渔产价受影响,而外货又不能大量输入.鱼价高,影响猪肉.”这一时期上游地区渔业养殖有了初步发展.20世纪50、60年代人口增长速度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有效解决食鱼供给成为人工养殖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除了人口增多刺激鱼类消费外,经济发展背景下对鱼的食用性、益智性认知的增强也是推动渔业养殖发展的原因.传统时期灾荒年份即有“以鱼为粮”的情况,到了抗战时期鱼类增产同样被认为是粮食增产的一部分.食鱼的功效也得到进一步重视,“鱼为食中之上品,肉含磷质,有助于脑之发育.”食鱼有助于人智力的开发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对鱼类资源需求量的上升推动了养殖技术难题的解决.
2. 技术因素：养殖技术进步,解决人工养殖诸多问题
唐宋以来长江流域在养殖技术上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总的来说还是沿袭传统养殖方式,属于量上的积累,并未实现质的突破.鱼苗的来源、饵料获得以及养殖管理诸多方面皆受到气候、养殖水环境等自然因素的限制.20世纪60年代后淡水养殖技术产生一系列的革新.鱼苗是渔业养殖的基础.50年代前,长江流域的鱼苗仍主要承袭传统自然水域捕捞技术.60年代“四大家鱼”的人工繁殖技术突破,淡水养鱼的苗种培育发生了根本变革,彻底扭转了我国淡水养殖对象受天然苗种限制的局面,为淡水养鱼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充足苗种来源.除了四大家鱼养殖品种外,在最近几十年间大量的珍稀味美鱼类如中华倒刺鲃、松江鲈鱼、江团鱼、中华鲟、黄颡鱼、大口鲶等人工繁殖技术的成功大大推动了淡水养殖的发展.
在技术进步方面饵料来源与类型的不断变化也相当重要.饵料是养殖增产的物质基础,适当投放饵料是增产的重要途径.饵料构成上,传统时期养殖所使用的多是水草、玉米、螺丝等天然有机饵料,20世纪50年始运用各种原料的粉状混合饵料,70、80年代进一步加以革新开始使用人工配制的颗粒无机饵料,开发出一系列的饵料替代物,养殖效率逐渐提高.
在养鱼管理方面,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总结池塘养鱼传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小型水面的“水、种、饵、密、混、轮、防、管”八字精养法.为了适应湖泊、水库、河道等大型水面鱼类养殖业发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先后进行了渔业资源、生态环境与鱼产潜力的系列调查研究,较全面系统地查明我国江河、湖泊、水库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渔业资源状况、湖泊水库营养类型及鱼产潜力,科学地总结了湖泊、水库、河道鱼类增产养殖综合经验.
3. 政策因素：社会认识到淡水养殖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淡水养殖具有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等特点,是农民创收的途径.明清时期随着养殖商品生产性质的提高,“低乡先民,利在蓄鱼”.明代政府征收的鱼课赋税中也开始征收鱼类养殖赋课,人工养殖的经济价值也逐渐为政府所重视.民国时期发展淡水养殖成为改善民生振兴农村经济的途径之一.四川省农业改进厅“近年政府以防御旱灾督饬民间筑塘瀦水.若能每塘皆以养鱼,以全川之大塘数之多,年产鱼类数量曷可胜计.此种种而易,祈民向副业只需政府加以倡导,则国民经济之增进当无限量.”同时渔业养殖对于改善土地的利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亦有一定功效.
20世纪50、60年代政府也认识到渔业养殖的经济价值,提出“以养为主”的方针.当时有“向水里索取财富,向水里要拖拉机和化学肥料”的口号.渔业养殖的经济价值逐渐得到重视.但20世纪60年代在以农业为纲的路线下,水产业发展的目的仍是为了支援农业建设.改革开放以后,渔业是大农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得到强化,政府强调要树立“大粮食”的观点,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做到宜农则农,宜渔则渔.“田土山水都是宝”,克服片面强调抓粮食,忽视多种经营的思想,提出“合理利用资源,大力发展养殖,着重提高质量”的方针,逐步扭转重捕捞、轻养殖的局面.渔业的经济价值独立性得以凸显.
20世纪80年代长江流域淡水养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79年全国水产工作会议制定充分利用水面,大力发展养殖的任务.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重视和发展淡水渔业》指出,“发展淡水渔业,必须从自然捕捞逐步转向人工养殖和增殖,这是渔业发展的必然趋势.”1982年全国首次淡水渔业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实行以养为主,养殖、增殖、种植、捕捞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在国家政策的要求下,地方政府纷纷加大对渔业养殖的支持,淡水养殖蓬勃发展.
4. 资源因素：天然水域鱼类资源减少,捕捞量下降
传统时期也存在一些不利于鱼类自然繁殖的因素,主要是不合理的捕捞,包括捕捞产卵鱼,用药毒鱼以及民国时期出现的电捕鱼、炸鱼等.随着人口增加,明代长江上游出现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和下游地区的围湖造田等均使得自然水域鱼类资源量受到影响.但这一时期鱼类资源的变动不大,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长江鱼类产量依然比较稳定,年均产量在26万吨左右,此后自然水域捕捞量呈波浪式的下降.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大规模进行大坝水利工程的修建,改变了原有水域鱼类的生存环境,使原有鱼类的区系和分布发生变化,并且隔断了洄游鱼类的洄游通道,影响了鱼类的产卵和繁殖.随着工农业发展,人口增多,污废水的排放使得河流遭受污染,水质变坏.大量的有毒物质不仅毒死鱼类,而且污染江河地质,影响鱼类生物饵料的繁衍,降低了水体生产力.利用有害渔具,过度捕捞等不合理捕捞亦影响了鱼类繁殖.同时,片面“以粮为纲”,盲目推行围湖造田使得鱼类生存水域缩小.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干流和附属水域的捕捞量急剧下降,渔获物的组成和种群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大中型经济鱼类资源减少,小型野杂鱼类比重增大.一些传统时期的经济鱼类如上游的特有鱼类鲟鱼、胭脂鱼、中华倒刺鲃、白甲鱼、岩鲤,下游的鲥鱼、刀鱼等在渔获物中已很少见到,渔民出现“捕鱼难”的情况.自然水域捕捞量的下降使得渔民进一步对渔具加以更新,鱼类资源状况更是加剧恶化,呈现出恶性循环.
三、渔业经济发展方式主体转变的影响
渔业经济中自然捕捞与人工养殖这一开发利用方式比重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包括产业结构、鱼类品质、饮食烹饪方式、水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等诸多方面.生活饮食上,人工养殖使食鱼机会增多,“吃鱼不再难”.随着食鱼的商业化,带来了鱼的烹饪方式的多样化与烹制技巧的复杂化.产业结构上,一系列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同时使得以渔业为中心的职业群体构成多元化,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在生态环境上,快速发展的人工养殖造成水环境污染,影响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甚至出现对食鱼者的间接毒害的食品安全问题；同时,在渔业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变上,人工养殖的初衷是形成量上的大增,但往往忽略质的保证,更谈不上质的提高,往往形成量上大增品质却下降的结果.
1. 人工养殖有利于膳食结构的调整和蛋白质的补充
在淡水捕捞为主的时代,鱼类并不是普通老百姓经常食用之物.人工养殖的发展推动了鱼类供给,给人们的餐桌带来变化.抗战时期旅居重庆的高绍聪写道,重庆江流太急,池塘太少,所以鱼鲜很难得.在江浙一带生长习惯食必有鱼,不免令人兴遗憾之叹.近来重庆很多饮食店忽然专以鲜鱼号召起来.我起初觉得很奇怪,不知有何妙招竟能鲈鲙平添,后来知道有人做投机生意,特地掘池塘养鱼.尽管如此当时的养殖发展规模依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民国时期长江上游重庆的中等之家亦是经常叹食无鱼,“重庆百万人口,每年鲜鱼总销量不过十万斤,平均每十人仅得食鲜鱼一斤,中等之家亦经常叹食无鱼.”
这种“吃鱼难”的局面建国后依然存在,1958年人年平均水产品只有九斤.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淡水产品产量占全国水产品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供给量有限.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那个时代吃鱼对老百姓来说是奢侈的享受,只有特别重要的日子才能消费到.当然这种“吃鱼难”的局面除了鱼类供给量有限外,与供销体系单一,水产品流通不畅亦有关系.
随着20世纪80年代渔业养殖的发展,鱼类供给量的增加及流通体系的开放,鱼类在人们餐桌上出现频率增高.鱼肉成为人体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之一,“吃鱼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1985年全国平均人均占有水产品达到6.8公斤,比1980年增加47.8%.1957年四川人均水产品占有量0.44斤,1983年则达1.66斤.人均占有量的提高很大部分归功于养殖的发展.随着养殖业的发展,餐饮业中水产餐饮成为重要的力量.在淡水鱼产量丰富的湖北、湖南、江苏、四川等地,淡水鱼餐馆遍布,各大城市食鱼蔚然成风.这有利于改善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强体健身.
2. 人工养殖使鱼类品质口感发生较大变化,也使烹饪方式多样化、技法复杂化
食鱼机会的增多催生新烹饪方式的诞生.同时由于养殖鱼类和天然鱼类口感、种类上的差异对烹饪方法也带来了影响.生长在自然水域的鱼类与现代水产养殖的鱼类,由于生存环境、饲料性质、生长周期的不同,同种鱼类的天然鱼与养殖鱼在体型、体色、口感等方面是有较大差异的.一般来说,天然鱼类味道纯净、无杂味,肉质富有质感,味更鲜美,养殖鱼食用时的泥腥味较重,肉质松软,缺乏鲜美之味.除了表面因素的差异外,养殖鱼与野生鱼的营养成分含量也不尽相同.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大量催生的添加剂饲料的使用也可能潜藏着对公众食品安全的威胁.
鱼肉口感与味道的变化及主要食用品种和食用的变化引起了烹饪方式的变化.我们知道质量上层的鱼品可以适用于多种烹饪方法,唐宋时期上层人士中流行的烹饪方式“鱼鲙”、“啖生”,简单点说就是生鱼片,将鱼肉细切成极薄的丝状或片状,使用的调料极少,但由于鱼品质较高,故味道鲜美无比,为士大夫们所钟爱,唐代诗人杜甫有“鲜鲫银丝脍”,宋代李新“得鱼且斫金丝脍”之赞.另外,还有最简单的“清水煮活鱼”可谓是最为本色的烹鱼方式,所食用的是鱼肉的本色味道.而鱼品质量较差,本身肉质不鲜美的话,则更加追求烹制手法的复杂化和调味料的使用.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烹鱼方式多样,包括清蒸、炖汤、干烧、黄焖、水煮、过水、煎烤等,食用方式多样化,但最传统简单的烹鱼方式逐渐减少.占主流的诸多流行鱼菜多重油、大味,通过重油、多用料的方式来掩盖养殖鱼类泥腥味、肉质较差的缺点.
3. 人工养殖带动相关产业与职业群体的产生
传统时期的淡水养殖带动了人工养殖产业的发展,包括从鱼苗捕捞、转运、喂养等均形成专业.20世纪中期随着淡水养殖的发展,从鱼种孵化、鱼苗饲养到成鱼销售、储藏、加工、运输等形成了一条新的产业链.尤其是水产养殖的发展为水产饲料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力和空间.1991年中国水产饲料产量只有75万吨,仅占中国饲料总量的2.1%.至1999年,产量已增至400万吨,占饲料总量的5.8%.除了产量增多外,水产饲料品种增多,安全性、科技性不断提高.但为了提高饵料的养殖效率,饵料中添加剂的使用也逐渐增多.除了水产饲料行业外,鱼药、鱼病害防治等行业也蓬勃发展.
淡水养殖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总的来看,近几十年来从事淡水渔业的劳动力比例不断增加,其职业构成也呈现多元化态势.随着自然水域捕捞的下降,渔业中以捕捞为业的渔民减少,“退湖”、“退河”之后的渔民转而从事其它事业.1983年四川地区从事渔业生产的兼业劳动力在渔业总劳动力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55.76%上升到86%.伴随着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渔业中的休闲、观光渔业所占劳动力比例进一步提高.
由渔业发展而带动起来的水产储藏、加工、运输、销售、渔用饲料等一批产前产后相关行业,其规模不断扩大,从业人数大量增加.渔业对扩大就业,推动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淡水养殖业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渔业已经成为大农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人工养殖给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来不利影响
传统时期的人工养殖由于规模小,并未给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但当我们在为20世纪中期人工养殖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益处称赞时,必须认识到人工渔业养殖的迅速发展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水产养殖带来的水体生化污染.我们知道不合理的自然水域捕捞会影响自然状态下的鱼类资源量,影响自然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水产养殖业自身引起的生化污染不容忽视,其污染源主要包括投放的大量饲料、肥料、药剂以及鱼类的排泄物、底质释放等.这些污染源在水体中分解并消耗溶氧,产生氨氮.这样一来,水中的溶氧降低,氨氮上升,水体呈富营养化；同时水体中浮游生物也增多,喜生活在高有机物含量水体中的藻类形成了优势属种；大量剩余饲料和鱼粪便在养殖区域底部的逐渐积累,这些都会对水产养殖水体环境产生污染,并造成大范围水体富营养化.其二,水产养殖的不当引种影响土著鱼类生存和鱼类生物多样性.鱼类在水中生存是水域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在开发、利用某种鱼类资源,或为了提高水域产量而采取一些措施时,都可能影响整个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任何局部的变化,都有可能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例如要在一个湖泊里养殖某种鱼类,不仅要研究和掌握这种鱼的生物学特性,湖泊自身的自然条件与饵料基础,还要考虑养殖后湖泊自身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鱼类群落结构和食物链关系的变动.养殖过程中,土著鱼类生境的破坏、野生苗种资源的毁灭、外来种的引入都会导致本地鱼种基因库的改变,对可能的物种组成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以滇池为例,1958年滇池从外省引进了青、草、鲢鱼等品种,也带进了一些野杂鱼类如麦穗鱼、鰕虎鱼,这些小型野杂鱼类不但消耗大量饵料生物,而且杂鱼的不断繁衍吞食鱼卵,影响了原有土著鱼类的繁殖.
四、人类历史上的“干涉限度差异”与技术忧患
渔业养殖与自然捕捞的比重是渔业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二者的比例是否合理关系着渔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同时对于居民生活水平、饮食结构、鱼类品质、饮食安全、鱼类资源保护等诸多问题都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强调大力发展养殖业是调整渔业产业结构的举措,但不得不承认从历史上来看这也是在自然水域捕捞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从自然捕捞为主到人工养殖为主,是人们对鱼类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人工养殖这种生产方式背后人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贯穿于鱼种培育到鱼类养殖生产过程的始终.利用方式变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淡水养殖中高效率的网箱养殖为例,其生产力能达到池塘养鱼的100倍.但由于网箱养殖主要是在水库、河道、湖泊等大型水面养殖,养殖密度又高,其所养殖的鱼类品质并不高,带来的对水环境的污染也逐渐显现.加之有些不法养殖群体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通过使用各种添加剂的方式短时间催熟养殖鱼类,给食品安全带来隐患.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两个类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自然属于天然自然.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通过生产、培植、蓄养将纯自然的动植物转化为家畜禽鱼以及各种农作物、果树等,这属于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转变的初期.这一阶段人为生产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伟大的人类早期农耕文明.实际上从人类历史来看,生物资源的驯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人类在很早就完成野鸡到家鸡、从野猪到家猪、从野鸭到家鸭的驯化,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量与质上的双重进步,因为家养这些动物不仅产量大大提高、食用可控,而且传统时代家鸡、家猪、家鸭的味道远远超过野鸡、野猪、野鸭.但是野生鱼类从各方面来看都超过人工养殖的.所以,人类早在几千年前就完成这三种动物从野生到家养的驯养过程的完全转变,而鱼类资源这个转变不到一百年.原因一是水环境下鱼类资源更易于保存,鱼也相对容易捕捞,二是因为野生鱼类品质本身更适合人类.所以,针对不同自然对象,历史上人类干涉自然的限度本身应该是有差异的.
在人类历史上人工养殖方式的内在差异也较大,主要是养殖方式具体差异,人工养殖具有鱼苗孵化、有机和无机饲料、饲养周期的区别.早期的人工养殖主要体现在鱼苗孵化基础上自然生长或简单投放有机饲料的方式,鱼的生长周期基本上是按照自然周期生长的,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规模化、集约化、精细化来实现,鱼的品质并无根本变化.如20世纪60、70年代始开展的在自然水域进行的增殖放流则仅是在鱼种这一初始阶段有人为干预,鱼类的生长过程及水域都还是自然状态.这一方式可以说既解决了鱼类供应,同时又保存、增殖了自然状态下的鱼类资源,是维护生态平衡的有效举措.当然这必须以合理增殖放流为前提,放流不当会引发生态危险.增殖放流需要研究放流对象与野生对象的相互作用机制,保证生态系统不受破坏、减小放流的生态风险.
在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转换的中后期,尤其是遗传科学、分子化学、基因生物技术出现后,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人为对自然界的改造深度大大加强,在人工养殖领域,大量鱼类实现了人工繁殖,这对于扩大养殖规模增加鱼类产量相当重要.但人类不仅大量使用无机饲料,大量添加催生添加剂,而且开始试图从内改变生物基因,使鱼类的种属产生变化,这不仅使鱼类出现生物安全问题,可能更直接的是使鱼类品质口感大大下降,而且造成水体和鱼类的生化污染,也间接使人们面临食品卫生的安全问题.我们知道,人类运用技术是用一种非自然的力量促逼自然,从而实现人们自身的利益.人类开始反思到底技术应该怎样发挥作用,这被称之为“技术忧患”.但是我们目前只是反思感叹人类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造自然？实际上更具体地说,从历史上来看,不同的生物驯化对人类影响并不完全一样.纯天然的鱼与纯天然的鸡、猪、鸭并不一样,野生鱼类品质口感应该更适合人类,但野生鸡、猪、鸭的口感却并不完全适合人类,故历史发展显现四种动物整体驯化时间上的巨大差异.所以弱化技术对鱼类资源的干涉远比鸡、猪更重要.这样,对于我们认为在人类养殖干涉程度方面,人类主观上应该是有差异的.可见,人类利用技术作用于自然相当必要,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技术因素,但也不能将技术影响泛化和过度.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基于有具体“限度”的技术和人为因素上而产生的生态文明.具体讲,对历史上各种生物驯化过程作精细的分析,进而总结出不同生物人工干涉的限度值,对于我们整体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技术因素影响生物资源的“干涉限度差异”是十分有益的.
就我们近百年的技术干涉生物过程来看,往往会将“质”与“量”对立起来,技术使生物的产量大大提高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品质口感的明显下降.这既一种是技术忧患问题,也是一种社会取向问题.前者往往是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且科学技术的难度更高造成的.但后者往往是与社会发展程度,人类社会受短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从而寻求产量的增加的诉求相关的.我们认为,当结束了短缺经济后,我们的政府和科学工作者应更多地谋求从技术上提高产量向技术上提高品质的转变.对于鱼类资源来说,由于它的特殊天然优越性,在人工养殖中提倡一种更文明的生态养殖观就尤为重要.
回到学术话语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研究中对人地关系的研究相当粗疏,还停留在口号应对,只是一再强调资源开发中要保护自然、尊重传统,而对人类技术因素在资源开发具体作用的差异研究则相当薄弱.实际上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利用生物资源中受不同生物属性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人类干涉的程度应该有很大差异,故形成“干涉限度差异”.这是一种学术话语,更应该是一种现实理念,它不仅应该融入在以后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也应该是我们将来现实社会发展中需要遵循的准则.
注释：
① 蒋高中：《20世纪中国淡水养殖技术发展变迁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该文分时段对我国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淡水养殖技术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原因进行了梳理.至于养殖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此类研究成果较多不一一列举.
② 《旧唐书》卷101《李乂传》.
③ 钱仓水校注：《蟹谱蟹略校注》卷2,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④ 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3页.
⑤⑨ 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30、166页.
⑥⑩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14、2539、2551、7045、2397页.
⑦ 《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
⑧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5,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页；张鷟：《朝野佥载》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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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蓝勇,男,1962年生,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刘静,女,1987年生,湖北荆州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重庆,400715.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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