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猎手论作为存在主义文本的《意义和无意义》,本文是意义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和存在主义文本和《意义与无意义》和猎手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一、底色：1945年的境况种种
1945年,梅洛庞蒂37岁.这一年,可以说是这位学者的“理智之年”.此前,他经历了同时代法兰西知识精英必备的典型积累［1］：在学术经历上,1926年,他考入“哲学家的摇篮” 巴黎高师,1929年毕业,1930年获教师资格,曾任几所中学的哲学教师,1942年出版哲学处女作《行为的结构》,1945年7月以《知觉现象学》为主论文, 以《行为的结构》为副论文,在索邦大学通过答辩,获文学博士学位.在学人交往上,他与萨特、阿隆、列维－斯特劳斯、波伏瓦等人曾为高师同学,曾与德国格式塔现象学家古尔维奇、天主教存在哲学家马塞尔等人过从甚密.以上两点,粗粗勾勒出一位法兰西知识精英的形象以及与其相互影响的“星丛”.
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停战之年.战争是时代为梅洛庞蒂这一代人准备的一份独特“礼物”：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度过童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正值壮年.梅洛庞蒂与不少同时代人一样,在一战中有过失怙之痛,在二战中有过数月的战俘体验.这一年的10月,法国制宪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告第四共和国正式建立.战争的尘埃暂时落定,重新振作的法兰西民族国家亟须吸取历史教训,辨明前行的方向.战争的记忆,在这代法国知识分子身上烙下深重的痕迹,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们走出书斋,反思战争和人类处境,与上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秉持新观念论哲学的前辈布伦茨威格（L．Brunshvig,1869—1944） 的告别.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法国知识分子,梅洛庞蒂或被动或主动地“介入” 了世界政治进程,种种切肤的体验,为这位知识分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深度.
综上可知,在1945年,梅洛庞蒂在各方面皆达至较成熟的地步：
较扎实的学术基础,较深刻的人生阅历,较系统的知识意见.《意义与无意义》这部文集,所收入的作品主要写于这一年前后.它于1948年由巴黎纳日尔出版社出版［2］,1966年再版,1964年被首次译成英文面世［3］.该书的中译本由笔者依据1948年的法文本译出,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作为杨大春、张尧均主编《梅洛庞蒂文集》［4］的第四卷.该书主要是由梅洛庞蒂曾于1945—1947年发表于报刊的随笔组成,共计十三篇.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三篇里有六篇来自《现代》杂志.1945年,恰恰也是《现代》杂志的创刊年.这份杂志是（其政敌口中的） “萨特集团” 协同作战的舆论阵地.它的编委会组建于当年9月,以萨特为核心,团结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不过,有些曾经的同道者以各种理由缺席了,比如马尔罗和加缪.梅洛庞蒂则与波伏瓦、雷蒙·阿隆、莱利斯、阿尔贝·奥利维埃、波朗等人一样,面对四面树敌的复杂处境,坚定地维护这个存在主义圈子的团结.［5］萨特在《现代》发刊词中对“所有资产阶级出身的写作者” 不留情面地劈头棒喝,责问后者的不负责任,尤其批判这种态度所伴随的心安理得.他希望知识分子的写作能够入社会问题,究问事实的意义.可资互证的是,在后来写给梅洛庞蒂的悼文《梅洛庞蒂永生》中,他提到过当时办刊的初衷,道：
如果真理只有一个,那么我想,必须像纪德谈论上帝时那样,只有四处去寻找它.每一个社会产物和每一种态度———无论是最隐秘的还是最公开的———都是真理所隐含的一些代表.一件逸闻趣事如同一个政治体制在反映整个时代.我们将是意义的猎手,我们将阐明关于世界和我们生活的真理.［6］
《现代》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吸引尽可能广泛的,包括精英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受众,在写法上提倡文字平实、明白晓畅.正如《意义与无意义》的英译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想要将其体系性的哲学用于阐释当前面对的文化和政治现象,而不诉诸技术性的词汇,也不以熟悉哲学史为先决条件,而要让他们的读者明白那些事件的哲学内涵”.［7］这个写作特征也是《意义与无意义》中所收篇什的共同特色.“收入《意义与无意义》的随笔皆首发于1945年至1947年的《现代》或其他杂志,而在此期间,梅洛庞蒂是《现代》实际上（但隐名了） 的主编和政论文作者.这些文章与收入《境况种种》的萨特文章一起,展现了形而上学与具体特异性在哲理文艺中的结合以及独有的清晰洞察力.”［7］ix 《现代》杂志毋庸赘言是萨特主义的,但在此期也是庞蒂主义的,它的政论立场尤其如此.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现代》杂志,是萨特《境况种种》与梅洛庞蒂《意义与无意义》的共同来源,后二者均是法国存在主义盛期的代表性成果.
在法国20世纪中叶,存在主义既是一种思潮,更是有众多知识分子参与、社会青年响应的一场运动,因此,存在主义思想是多样化的.它承继自海德格尔、马塞尔、克尔凯郭尔甚至尼采等歧异性较大的思想资源,而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间也存有诸多争执与歧路.所以,萨特毋庸置疑是存在主义的旗手,但他的理论只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典型,一种面向.什么是庞蒂式的存在主义？其哲学观、艺术观、宗教观、政治观、社会观是怎样的？这些观念又以怎样的方式支援或背离着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这些问题能够从《意义与无意义》里找到某些解答.
二、主题：意义的反与正
《意义与无意义》全书的结构方式立足于学科划分.十三篇文章被分放在三个分题之下： “作品” “观念” 和“政治”,它们分别涉及美学、哲学和时政三个领域.其中“作品” 部分收入四篇文章,分别围绕塞尚绘画、波伏瓦小说、萨特文学以及当时的电影展开.“观念” 部分收入五篇文章,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进行讨论［8］.“政治” 部分收入四篇文章,前两篇分别是战争反思和政党批评,后两篇是社会热点问题（依该文集英译者之见,不应算作严格的政论）.
从《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梅洛庞蒂选文的另一种考虑：把全书文章按问题域分作三个类别,它们分属文化、道德和政治.在文化一类里,讨论文化艺术以及各人文学科的新动向；在道德一类里,涉及他人问题、宗教与英雄品质；在政治一类里,主要围绕战后反思,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境遇.在这种考虑里,同一篇文章可以涉及不同类别,比如《小说与形而上学》可同时属文化类和道德类, 《战争已经发生》同时属道德类和政治类,等等.
后一种考虑比较容易引导我们关注不同的生存领域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在梅洛庞蒂看来,就是20世纪以来理性的失效.它在《意义与无意义》前言的开头被提出来：自本世纪初以来,许多伟大著作都表达了直接的生活（vieimmédiate）对理性的反抗.这些著作以各自的方式表述：对于一种道德、一种政治甚或艺术的理性安排,其价值都抵不过瞬间的热忱、个体生活的分裂、“未知事物的预谋”.［9］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视野里, “理性” 一词经常指一种灵魂能力,区别于感觉、想象、记忆,是一种先天知识的基础［10］；在现代语言里,它被更普遍地理解为一种思维形式,其特征是要求逻辑连贯性和客观解释［11］.梅洛庞蒂这里所说的理性,主要应该是就前一种语义而言的.在西方哲学史上,尤其是17世纪以来,这样一种理性实在是一个曾被寄予厚望的概念.作为欧陆理性主义哲学鼻祖的笛卡尔,即以“我思故我在” 作为他所“寻求的那种哲学” （“第一哲学”） 的第一条原理［12］,确立了以人类理性为基点的形而上学.这条理性主义哲学线索经由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直至集大成者康德.而到了20世纪初期,理性似乎成了问题,启蒙的任务似乎失败了.晚期胡塞尔面对在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神秘主义夹击之下的欧洲思想,曾经呼吁拯救危机之中的启蒙精神,保卫理性.钻研过胡塞尔手稿的梅洛庞蒂对此深有体会.梅洛庞蒂在回顾自己这代人在二战前的思想状况时,深感于当时所受的传统哲学教育的苍白无力,说道： “面对世界,我们曾是荒芜的意识.”［13］
理性的失效表现为普遍可理解性的丧失.人的存在丧失了赖以倚靠的锚定之处,无法从世界、从周围的人、从自己的人生中求取出意义.于是他成为疏远人群的独行者.这是古典世界向现代世界转变的动力或后果.在古典世界,宗教、艺术、道德、习俗乃至科学, 等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给人的生存定下种种规约；到了现代世界,上帝死去之后,需要由人内在地做出生存的决断并承担其结果.现代人中的极端者,诸如萨特《恶心》中的主角罗康丹, “既不接受宗教的赦罪,也不接受美学的赦罪”［14］；又如加缪《局外人》中的“我”,在社会之中生活却彻底疏离于任何习俗惯例；再如超现实主义者们用自动写作来实现无意识状态的主宰,又通过向原始艺术学习来挣脱“太过文明”的创作理念与手法…… 这些文学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在于有勇气和智慧突破理性传统的拘束,然而,倘若一味停留于、沉溺于非理性的混乱无序并向往着倒退到原始野蛮状态,难免不会奉献给世人一些耸人听闻的片面真理.应当承认的是,在更普遍更平常的现实当中,生活依然有所依傍,人们并未彻底地陷入虚无之深渊：有人依然信仰天启宗教,有人转宗共产主义,更多的人“依据相当保守的理性规范行事”［15］.看来,即便在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布道之后,山下的人们始终保有安然度日的法宝.
不过,反尼采的梅洛庞蒂却并不提倡一种平庸的、现成的,甚至算计的理性,那恰恰是他认为需要克服的.只要尚未真正发疯,我们就应当正视理性所赋予自身生存的初始秩序,然而这个秩序在诞生之时即包含了非理性的经验,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既非修正并返回那个传统的理性观念,亦非倒向非理性的疯狂野蛮,而是在承认和重视非理性的前提下去重新创造一种新的理性,并坚定地以之为前进的目标———以上就是笔者对梅氏下述这段话的理解：
确实,的反抗是不真诚的.只要我们想要某物或要他人见证,即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意味着世界在根本上与其自身一致,意味着他人在根本上与我们一致.我们诞生在理性中,诞生在语言里.但或许,人们所达到的那个理性不应该是那个被如此大张旗鼓地抛弃的理性.非理性的经验不应该被简单遗忘.应该形成一种新的理性观.［15］iii梅洛庞蒂既不是传统的理性主义者［16］,也不是被贴着“非理性主义” 标签的存在主义者,而毋宁说是一位存在主义—理性主义者.这种新的理性是一种大写理性, 它“比知性更具领悟力,能够尊重心理现象、各种文明、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能够尊重历史的偶然性,却并不打算为了将它们引向其自身的真理而掌控它们”.梅洛庞蒂也称这种理性为“新的古典主义”.［17］就其“古典” 的一面而言,这种理性始终顽强地不放弃追求超乎歧异性之上的真理；就其“新”的一面而言,它不以总体性和观念性来裁剪生存经验,积极地涵容多样性、偶然性和非理性.
就像重新启用“理性” “古典主义” 这些旧词并赋予新义一样,梅洛庞蒂还给“形而上学” 这个在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之后就面目可疑的词注入生机.在《小说与形而上学》一文里,梅洛庞蒂指出,德国存在哲学所主张的以生命为研究的核心,这对于当时的法国思想而言并非全新的东西,而是恰好暗合19世纪末以来关注人类实存的思想趋势.［18］这条形而上学之路令我们联想到持哲学—生活同一论的帕斯卡尔［19］,也联想到根据诞生着的绵延（durée） 来揭示世界的原初存在的柏格森［20］.帕斯卡尔曾经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柏格森也指出,“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的方向”,而“科学上一切最伟大的发现以及形而上学中一切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都出于这种逆转”［21］.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哲学并不排除概念,但自觉地摆脱僵固的、现成的概念,唯有如此, “形而上学才是唯一真实的形而上学”［21］10.于是,形而上学不在于解释世界,也不在于分析主体认识世界的先天条件,而在于现象学式地悬搁现成的人性和世界知识,重视个体生存经验的复杂含混性.
自此之后,意义就成了一件难得之物.对无意义的重重突围,是通向意义之途中的必然历险.海明威笔下的罗伯特·乔丹,在反法西斯前线性命攸关的时刻,诚实地表示自己并非以未来的唯物主义社会作为牺牲的唯一动机.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飞行员,在败局已定的时候毅然飞向法国北部的阿拉斯执行任务,他心中清楚这是一场徒劳的飞行.［22］在梅洛庞蒂眼中,他们是足堪效仿与歌颂的当代英雄.唯有在一个被先定逻辑所普遍规定和保障的框架里,意义才可能不成为难题,人才可能保持那种古典主义的静观态度和安闲气度.现代人“不是一种从一上来就清晰拥有其自身思想的意识,而是一个自我给予、寻求自我理解的生命”［17］86,一如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向上帝宣告———我不会回到你的法律,我注定只有我自己的法,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并且,每个人应该创造他自己的路.于是在现代时期,生存及其表达成为一场冒险甚至.我们记得,在“上帝是否存在” 这个议题上,帕斯卡尔曾提议我们加入这场豪赌并明智地押注到上帝存在一方.而在这场现代里,情形更加惨烈.这里不单缺少游戏规则的指示,缺少方法、原则上的引导和保障,充满偶然、含混、悬而未决,甚至缺少对赢家的奖励,参与者一律要冒被世人误解为疯狂、虚无与野蛮的风险.除了对意义的猎寻本身,他一无所有.塞尚的一生始终不确定自己手中的画笔能否提供一种被普遍理解的意义,他每前进一步都有一脚踩空的惊险,其作品在保守的评论家眼中是烂醉的洁厕员的任意涂鸦,在朋友眼中是类精神分裂症的产物.梅洛庞蒂将塞尚作为现代思想的代表,引为现象学家的同道,在他看来,塞尚尽管表现出心理疾病的征兆,在艺术理念上却突破封闭的内在自我,从疾病的孤寂中汲取更多勇气和耐性,比一般人更加果决地抛弃“那些‘文明人’ （hommecultivé） 所拘囿的既成理性,来到一种掌握其自身根源的理性”［23］.
三、立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的重重惊险与意外同样冲击着人们对启蒙事业的信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奥斯维辛,经历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剧变,人们还有理由相信历史的合理性吗？梅洛庞蒂在50年代时说： “历史的意义在每一步上都面临着偏离的威胁,需要不断地重新加以解释.”［24］ “除了通过后继的事情来逐步地确证现在的事情,除了这种滚雪球般地构造自身,并始终最为迫切地显示着其意义的历史的积累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对无意义的保证.”［24］85他将政治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同样看作一场赌局［25］.
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意义与无意义》集中探讨的重要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法国的地位,萨特曾在1956年时回忆道：“我的时代的那些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不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与劳动阶级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冲突向他们提供一幅有关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的必然的图画.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它是我们思想的气候,是我们的思想从中吸取影响的环境,它是黑格尔称作客观精神的那个东西的真实运动…… 自从资产阶级思想死亡以后,就唯有马克思主义是文化本身；因为它是能使我们理解人民,他们的工作和实践的一种原则.”［26］50年代的萨特已经与法国共产主义者们达成了既支持又独立的相对稳定关系,而在40年代,二者之间发生过极其尖锐的冲突.《意义与无意义》中有数篇文章反映了这场冲突的情况,同时表现出梅洛庞蒂综合与调和这两大学说的意图.
《战争已经发生》［27］一文真实记录并反思了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期间整体性的思想转变.这个群体惯于疏远社会和集体,对历史和现实怀有一种天真的书斋式理解,并从这种理解出发,内在地、单维度地构想世界的真相.梅洛庞蒂将这些作为纯粹意识（ “我思”） 的存在者称作“遗世独立的笛卡尔主义者”［13］199,他在讨论波伏瓦小说《女宾》的主角弗朗索瓦兹的思想状况时亦有类似描摹.这种政治幼稚病的成因恐怕比较复杂,除笛卡尔主义的悠久传统外,或许直接相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法国国力的重创以及和平主义的普遍心理.在1940年6月纳粹占领法国之后,这份纯粹意识的绝对自由极速坠落.沦陷的经历让他们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幻梦中惊醒,沉痛地领悟到私人自由的不可能性（“自己往昔的自由为其他人的自由所支撑”［13］184）,领悟到人无法超越历史和时代,同样无法超越与他人的共存（coexistence） ———概言之： “自由不与世界绝缘,而与世界相关联.”［13］201法国知识界的大规模向“左” 转由此开始.人们在这次经历中“发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13］202,民族情感逐渐催生出某些革命意识.萨特在这个时期加入抵抗运动,也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虚无》于1943年面世时,开始并未激起太大反响.不出两年,在战后初期的悲观绝望氛围里,存在主义哲学的极端自我负责态度发挥着一种类似“灾后生存指南” 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中间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28］一些思想势力在此时集中发动了对该书的攻击［29］.收入《意义与无意义》的《存在主义的论争》一文首次发表于1945年,梅洛庞蒂在其中反驳了天主教和法国两派力量.前者以马塞尔为代表,后者以列斐伏尔为代表；两方势力形成相互矛盾的围攻局面：前者控诉萨特的唯物主义,后者则指责萨特的唯心主义残余.梅洛庞蒂对萨特的捍卫是有理有节的,他一上来就指出《存在与虚无》在对立的两项之间缺少调和,未能推进至两项的合题：“我们并不是说意识与行动的这一悖论在《存在与虚无》中被彻底澄清了.在我们看来,该书依然太过专注于二项对立的东西：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对立于他人对我的看法,自为（poursoi） 对立于自在（ensoi）,这些对立经常显出非此即彼的样子,而不是被描述为一项与另一项之间活生生的联系及它们的交流.”［30］梅洛庞蒂更想看到的是虚无在存在里如何实现.类似的遗憾也表露在另一篇文章《黑格尔的存在主义》里：“对萨特而言,自为（PourSoi） 和为他（PourAutrui） 的矛盾冲突无可救药,辩证法在他的论著中被大肆删节.”［17］91这说明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有必要得到修正.然而梅氏所强调的是,萨特毕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讨论者应当专注于其内在的谬误,而不应当像前述两方那样从立场上攻击某些貌似令人恐慌的结论,甚而像古希腊人对待苏格拉底那样,以“毒害青少年罪” 论处萨特.可见在梅洛庞蒂那里,存在主义主要是一种有待讨论的哲学,而非一种现成的、有待遵守的哲学命令.他正是通过解释和更新既有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明确了自己的哲学—政治立场的.
这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按波斯特的解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化,也是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化.［29］133－147梅洛庞蒂从两个方面展开这个方案：一方面,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修正萨特自由观里的虚无主义倾向.如前文所述,由于萨特在意识与存在之间缺少有机的调和,他很难从这个二项式里发展出一种社会哲学,正如波斯特指出的那样, “严格说来,对于萨特而言,存在个体生活的方向,而不存在社会生活的意义、范式.简言之,不存在历史.梅洛庞蒂试图改变这一不足,断言历史中存在意义”［29］140.梅洛庞蒂指出,历史给予个体以意义,个体也给予历史以意义,历史与个体之间的相互选择是不可偏废的.通过将萨特哲学中缺少限制的抽象自由修改为历史处境中的相对自由,他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理解为一种处身历史偶然性之中的主观决断.
另一方面,梅洛庞蒂用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修正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他拒绝对马克思主义做教条化、贫瘠化的理解,尤其拒绝将之理解为任何形式的机械论、决定论、科学拜物教.比如,该学说的反唯心主义并不必然导向一种实证主义的对象化.在梅洛庞蒂看来,当马克思认定人是社会存在物时,诚然是反对用观念或意识的自身运动来充当历史的载体,但却并非将某种自外给予的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而是将人的具体的交互主体性作为辩证法的驱动力———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31］.所以,当梅洛庞蒂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哲学时,他同时在描述一种人的哲学.经过这样一番重新解释,无论是《精神现象学》时期的黑格尔,还是若干文本中的马克思,都可视作存在哲学的先驱和同路人.
结语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的理性主义者并不是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怀疑主义者甚至反智主义者,他并非迷恋一个荒唐无稽的前文明世界；他的宿命是在反抗偶然中走向必然,在突破虚无的重重包围中寻求意义.就此而言,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意义理论.［32］ “意义与无意义”这个标题,并不是辩证法的狡猾诡计,而是从反、正两面包抄,明确地瞄向“真理” 这个唯一目标.“历史驱逐了非理性,但理性仍有待于去创造,去想象,它并没有用真实代替虚假的能力.”［24］19因此,对意义的猎寻是一项永恒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为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法国存在主义艺术理论研究” （立项批准号：14DA02） 阶段性成果.］
此文总结：本文论述了适合不知如何写存在主义文本和《意义与无意义》和猎手方面的意义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意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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