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媒介组织独立的管理思想,本文是管理思想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跟胡适和媒介和管理思想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管理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庄森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摘 要：媒介组织独立是胡适媒介管理思想的核心.胡适认为,媒介组织的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介组织成员的身份独立.媒介组织成员只有身份独立,才能保证媒介组织的独立,尤其是集中了媒介组织权力的成员的身份独立,才能确保媒介独立,刊发具有独立思想的言论；二是媒介组织的经济独立.经济独立是媒介组织独立的重要保障,独立的媒介组织既拒绝资金投入,不依赖经济支助,也不傍依任何利益集团,经济保障由组织成员共同承担,并努力通过媒介经营完成,保障组织成员的精神独立,杜绝媒介沦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平台,保证媒介成为公共领域,杜绝成为利益团体的喉舌.
关键词：胡适；媒介管理；组织独立；舆论监督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6）01－０146－06
收稿日期：2015-12-12
基金项目：庄森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青年〉的‘新青年’元叙事研究》”（批准号：13BXW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庄森,广东湛江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双博士后（中国现当代文学、新闻传播学）,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思潮、管理思想史、媒介管理.
胡适定位媒介组织是成员共同意志、目的和价值的表达,体现每一位成员想做的事情或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胡适媒介组织独立的管理思想既强调每一位组织成员的身份独立、思想独立、,发表有独立观点的文章,也突出媒介组织的经济独立,既拒绝资金投入,不依赖经济支助,不傍依任何利益集团,经济保障由组织成员共同承担,并努力通过媒介经营完成,同时还强调组织成员的精神独立,杜绝媒介沦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平台.这种组织文化保障了媒介组织的独立.媒介组织的这种独立“比‘新闻自由’意义更广泛,后者仅指一种特定的自由,前者则包括不受广告影响,不受公众舆论和公众品位、商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影响,不受用心险恶的宣传、政党或派别、朋友或敌人的影响”.[1]
胡适认为,媒介组织与组织文化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组织文化体现的价值观念构成媒介组织的基本观念,是治理媒介的核心价值观,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这种媒介“组织文化代表了组织成员所拥有的共同认知,”成为组织所有者共同的价值理论,“组织中来自不同背景或处于不同层级的员工,倾向于使用相似的术语来描述组织文化”[2],并以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作为行为的准则.胡适媒介管理思想追求建设媒介独立的组织文化,无论创办什么媒介都追求媒介“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3]追求构建媒介独立的组织文化,保证媒介组织的独立,思想、.
媒介组织文化“指组织成员共有的一套意义共享的体系,它使组织独具特色,区别于其他组织.”[2]文化是人类群体世代相传的一种“共同获得”,胡适强调“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并指出“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4]所以,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组织文化既有物质的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也含有精神层面的价值观.组织文化作为一种制度规则时,也必然反映了一定的文化价值观、理念,并采取正式制度或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固定,所以,有学者提出“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要素.”[5]
一、胡适主张保持媒介组织成员身份独立保障媒介组织独立
胡适认为,媒介组织成员只有身份独立,才能保证媒介组织的独立,尤其是集中了媒介组织核心权力的成员的身份独立,才能确保媒介的独立.独立的媒介组织才能做到“传播涉及公众利益或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有关任何事业或形势的真实信息或事实,而不是为了钱或者为了使传播人获益”.[1]从而保证传播的信息、思想的公正、自由,具有公信力,成为社会的公器,讲事实、说真话,批评和监督政府,指摘政府的“过举”,推动社会发展.
胡适追求身份独立,保持媒介独立,争取、思想自由,目的是从事思想革命,建设现代国家,实现政治理想.他认为,“建设时期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而要完成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所以宣称：“从前的弊端既在于不思想,或没有深的思想,那末纠正之道便是思想之,而思想自由就是鼓励思想的最好办法.无论古今中外,凡思想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不受限制的时候,学术就能进步,社会就能向上,反之则学术必要晦塞,社会必要退化.现在中国事事有待于建设,对于思想应当竭力鼓励之,决不可加以压抑.因为今日没有思想的自由,结果就没有真正的思想……思想如同技术,非经过锻炼不可,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无从建设一切,就[即]使有了建设,也只能建在沙土之上,决无永久存在之理.”[6]
胡适提出,媒介组织追求独立,,不仅能够从事思想革命,还可以批评监督政府,以批评政府为己任,充当“忠诚的反对派”,以“忠诚”维护政府的合法权威,以“反对”主持社会的正义,尽媒介监督政治的社会责任.所以,媒介组织的“自由与其说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不如说是社会的必需.它不是奠基于甲要求乙不打扰他,而是奠基于乙把甲当作一个理性动物对待的义务.对犯罪置之不理或对错误置之不理是不对的,但是必须把罪犯或犯错误者或无知者当作能够做得对或正确的人,并且引导他们积极向上,而不是仅仅把他们打翻在地.自由的统治正在于运用理性的方法.它是向理智、想像、社会感情的要求敞开大门；除非顺应这种要求,社会就难以进步.”[7]
《独立评论》追求媒介组织独立,不仅为保障,思想独立,还为能自主、独立地批判、揭露政府的罪恶和错误,但这种批判、揭露不是为推翻政府,而是批判其“恶”、“坏”的一面,使之“修正”而趋于“好”.胡适认为,国民党政府比北洋政府更“恶”：“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我为他进一解：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8]因此媒介组织必须保持独立,以独立言论批评、修正其“恶”,基本态度是“修正”,所以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较量的过程中,也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与方案.胡适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9]
20世纪30年代初,既是国民政府建设的黄金年代,也是集军力、财力围剿工农红军,造成一种白色恐怖的时期.胡适面对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保持媒介独立,坚持自由思想,,传播与政府相对立的言论、思想主张——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改良.
1932年2月13日,“独立社聚餐.谈内政问题,方式为‘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结论大致是：⑴应渐渐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⑵应努力做到物质上的统一的基础：完成干线的铁路网.⑶应有健全的政府组织,从‘革命的政治’走上法治的轨道.⑷应做到全国和平不打内战.吴宪君问,政府应如何分配？讨论的结果是：⒈应取消‘党内无派’,使国民党自己分化成政党.⒉应取消‘党外无党’,使国民党以外能有政党发生.⒊国民党此时的,是事实上不能避免的.”[10]丁文江依据讨论共识,撰文提出中国到底该走什么路才能建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丁文江认为,任何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无外乎武力革命与和平改良两条路.但中国存在七种困难,武力革命的道路必然不通,只能走和平改良的路.因此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改良.[11]
反对内战,和平改良的主张获得各界人士认同.1932年5月2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联合通电全国,发起成立“废止内战大同盟”,提出以调处、拒绝合作及其他和平方法制止内战.通电发表后,舆论界热烈讨论如何制止内战,和平建国.5月28日,北京《晨报》发表社论,认为“废止内战大同盟”提到的基本措施是空论.5月27日,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赞成废止内战的运动,但同时也疑虑有没有以和平方式改换政权的政制基础.胡适旗帜鲜明地支持“废止内战大同盟”,支持丁文江反对内战,和平改良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今日的真问题,其实不是敌人的飞机何时飞到我们屋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抗日联俄的问题,也不是的问题,乃是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治安的,普遍繁荣的中华国家的问题.我们要担负的政治责任,就是这个建设国家的责任.”为此,必须结束内战,团结成“建国大同盟”,中国的政治才有出路.[12]胡适明确反对内战,虽不是明确反对国民党围剿工农红军,但反对内战,反对武力统一,主张和平改良,客观上反对国民党围剿工农红军,帮助工农红军,不仅展现独立媒介人的胆识,更突现《独立评论》的组织独立,.
胡适明确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围剿工农红军,不是赞同中国的武装革命,而是坚持自由思想,独立思想,认为武力不可能统一中国.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种种冲突都是思想界的问题,根源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突,根本无法用武力扫清.“武力也许可以破灭红军,特务队也许可以多捉几个”,但武力无法统一“那种种左冲右突的社会思潮”.另外,国家面临外患逼迫,日本虎视眈眈,也容不得政府用武力征战全国.而且中国疆域广大,交通不便,又一穷二白,军队无法南征北战,这种“物质状况”“都是武力统一的绝大障碍”.[13]
胡适反对内战,武力统一中国,还认为“武力统一”不如“政治统一”长久、稳固.胡适认为,“‘政治统一’,只是指那些维系全国,把与地方连贯成一个分解不开的全体的制度和关系.”实现这种政治统一的办法就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来逐渐造成一种对国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中国统一的破坏,由于各省缺乏向心力,就成了一个割据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不完全是这二十多年的事,是太平天国乱后逐渐造成的.”国民党北伐成功后,既没有力量解决国家分裂,也无法消除个人私怨.两者互相作用,社会的离心力就越来越大,导致分裂局面.因此,胡适建议成立一个与各省互相连贯的政府制度,“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这个政治制度就是国会,“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与各省交通联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任命官吏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的人来参加的政治,来监督,帮助统治全国.”胡适还突出强调：“让各省的人到来参加全国的政治,这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14]胡适在国民党政府全力围剿工农红军,倾全国之力要消灭工农红军,灭绝中国的恐怖下,敢于提出反对内战,和平改良的各种建议,不仅仅需要过人的胆识,也具有超然的独立精神.《独立评论》真正做到了独立.
胡适为保证《独立评论》的组织独立,无论国民政府提何种优惠条件,胡适都不愿加入政府,也不接受任何津贴,坚守身份的独立.1932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邀请胡适就任教育部长,胡适在谢辞信中说：“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笔,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5]
二、胡适主张保持媒介组织经济独立保障媒介精神独立
胡适认为,媒介组织仅有组织成员的身份独立,还不能保障媒介组织全面、稳固的独立,保证有真正的精神独立,只有同时做到媒介组织的经济独立,获得经济基础的保障,才能实现媒介组织的真正独立.因为媒介组织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生产和再生产都需要相当的物质支撑.如果媒介组织没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就只能或者停办,或者依附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最终必定会丧失独立.
胡适参与管理的媒介组织都推重经济独立.《新青年》组建的新青年社资金也由同人凑钱合股,《每周评论》的“印刷费”由同人每月集资三元支撑,《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由胡适主持创办的媒介组织,资金更是都来自组织成员的捐款或募股集资,拒绝资助,保障经济独立.
胡适创办的第一家媒介组织是《努力周报》,组织形式是捐款集资的合伙企业,但又不是典型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是“两个或者多个人的联盟,他们以营利为目的,共同拥有企业.”[16]创办合伙企业的目的是营利.但《努力周报》不追求营利为目的,它“是非挣钱的营业,人皆知之”[17] ,而是“多个人的联盟”, 共同拥有一家媒介,建立一个“谈政治”的独立性制度化渠道.
丁文江是创办《努力周报》的关键人物.丁文江热衷“谈政治”,认为胡适“不谈政治”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丁文江“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18]并积极推动建立了“小团体”——努力会.
《努力周报》采用捐款集资的组织形式,既保证组织成员的身份独立,追求媒介的经济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利益团体或者经济利益集团的津贴或贿赂,坚守独立办刊,独立议政,保持,《努力周报》的议程设置,就概由组织成员提出,集体讨论决定.《努力周报》设置的“科学与玄学”论战议程,就是丁文江提出动议,集体讨论决策后实施.
《努力周报》虽然“谈政治”颇有影响,但因为仅由努力会同人捐助薪水支撑,不仅作者没有稿费,编辑与发行人也都没有薪水,编辑不仅要编辑《努力周报》,还需要其他职业养家糊口,精力无法全放在编辑业务,造成刊物维持困难,只能停刊.胡适因苦苦支撑《努力周报》,经济举步艰难,刊物办得非常困难,体会媒介组织必须有经济支撑.“周报停办后,我们感于无钱办报的困难,所以主张先筹点资本,然后办月刊；或仿从前《新青年》的办法,由一家书店发行,但发行人须出一点编辑费,以供聘用助手及酬报外来投稿之用.那时商务与亚东都愿任此事,但我和独秀知道亚东的困难,他们劝他们让与商务.商务行的杂志,本有‘二千份以外的销数,每份抽版税三成’的规定；广告费也有二成的税.我们因周报曾销过八千,故以六千份为底子,计算版税与广告税,作为月刊的编辑费.但投稿人愿受酬与否,全由各人的自由.”胡适还特别强调：“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19]
胡适深知媒介组织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难以生存,但更珍重媒介组织的经济独立,充分保障媒介组织的独立.因此,胡适创办媒介组织首要考虑筹资,并确保资金来源清楚,不影响媒介组织的独立.胡适致信高一涵就这样说：“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①,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资,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努力周报》不出稿费,连发行部的人也不支薪,这是我最不安的事.所以改办《月刊》时,我极力主张,非集点资本,正不必办.《月刊》应该格外注重文字的质量；既要朋友白帮忙,又要挑剔文字的好歹,那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主张《月刊》每月应有最低限度的编辑费.但我们既不要军阀的钱,又不愿把自己卖给那一个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政府,这笔钱打那儿来呢？‘商务’同‘亚东’承办《努力月刊》时,我们即提出这笔编辑费作为一个条件.”[17]胡适虽然字里行间透出关于资金问题的疑虑和茫然,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必须要有一笔非的独立资金来支撑刊物运作.这样的媒介组织不仅经济高度独立,而且经济基础牢固,不接受任何政府的资助,能保障媒介活动长久维持.所以,创办《独立评论》之始,胡适就设计制度确保经济的独立.
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移居北平后,周围渐渐聚集一批英美留学生,或在胡适家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蒋廷黻回忆说,在清华俱乐部的一次晚餐上,讨论知识分子的责任.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丁文江附议,按照办《努力周报》的办法,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独立社,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做为资本金.
《独立评论》社起初发起捐薪俸百分之五为独立社基金的是如下几个人：
丁在君(共捐240元)任叔永(360元)竹尧生(330元)
吴陶民(340元) 胡适(360元)翁咏霓(240元)
陈衡哲(240元) 傅孟真(200元)蒋廷黻(240元)
顾湛然(520元) 周眉生(180元)周寄梅(50元)
吴景超(30元) 张奚若(570元)Gem Crozier (300元)
以上共四千二百零五元,是为独立社之基本金.张君不是捐款,是他还努力社借款,由努力社拨入独立社.Gem也是还一种什么款拨入的.[20]
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创刊.经济的独立让胡适独立精神大振,发刊词就明确宣示精神独立,纪念创刊一周年时,胡适再次强调“希望提倡一点‘独立精神’我们曾说过：‘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我们深深地感觉现时中国的最大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独立’的最好说法.但在今日,还有两种重要条件是孟子当日不曾想到的：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傅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们所希望的是一种虚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实的精神.”胡适强调,媒介组织要彻底“成见”的束缚和“时髦的引诱”,重视研究事实、注重考察实际情形,以事实发言,坚持真理.“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 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21]
胡适强调媒介组织的独立,但警惕媒介沦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极为注意防止媒介成为组织成员谋私利的平台,强调组织成员“都是因为自己有话要说,并不靠稿费吃饭养家,所以不但社员撰文不取稿费,外来的稿子也是因为作者愿意藉我们的刊物发表他们要说的话,也都不取稿费.《独立评论》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终没有出一文钱的稿费.”[18]胡适极为重视作者撰稿不为谋利,而是追求为国家建言,为平民代言,为个人立言,为社会尽力,实现个人的价值,所以媒介组织外的作者,《独立评论》社只是采用赠送杂志的形式来表示感谢.胡适对此非常自豪说：“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这是我们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祝贺的一件事.”[22]胡适为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独立评论》出刊3周年时,章希吕统计所刊稿件（从第1期至第150期）,共发表文章800篇,内外稿各占一半,其中胡适有83篇,占了1/10强.[23]
媒介组织成员的独立身份及经济的独立,保障了《独立评论》的真正独立,,成为知识分子“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的阵地.胡适因此付出了巨大心血.胡适曾说：“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24]日记是心灵的窗户.可见胡适追求媒介独立并不是为了与国家或某种权力机关或政治利益集团对抗,而是追求媒介保持刚毅,不向任何权势低头,保持媒介的理性,做有利于“国家的事”,追求媒介的道德本质,“使良心上好过”.
《独立评论》作为独立的媒介组织,坚持独立精神,,独立、自主设置议程, 讨论建国具体问题,不顾情面地批评政府的一切过失,“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该怎样想”[25],为国建言,为已立言,充分表现个人的价值,突现媒介组织的独立精神.
胡适极为注重《独立评论》的这种独立精神,晚年还特别介绍《独立评论》的这种独立.胡适说：“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临时的收入不计算,几个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来办报.我们工作的人不拿一个津贴,也没有一个广告,因为那时广告要找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贴,等于贿赂,所以五年之中,我们除了登书刊的广告之外,没有收入.我们发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没有出一个稿费,因为那时我们这班人确是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所以我们即使不给稿费,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26]胡适强调《独立评论》“真是独立”,不仅不接受政府机关的任何支助,甚至排斥“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的广告.胡适认为,接受这些广告“等于贿赂”.《独立评论》警惕各种各样的“贿赂”,刻意保持独立性“为人民说话”,所以“销路很广”.因为销路广,影响大,作者“也把最好稿子送来”,又更加扩大《独立评论》的影响.胡适管理《独立评论》的实践活动,树立了中国现代大众媒介独立的标杆.
胡适这样追求媒介独立,符合现代传播学的理念.现代传播学认为：“独立还被用来说明钱款来源；在英国广播界,这个术语委婉地指‘资本家’或‘商人’,而电视与广播的主要商业频道（ITV即Independent Television与ILR即Independent Local Radio）及其管理机构（ITC即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与Radio Authority）也都被冠以独立的名义——大概是指独立于国家所有”[27].《独立评论》不仅“钱款”来源独立,而且也“独立于国家所有”,堪称世界新闻传播史上媒介组织独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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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周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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