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调整关系,本文是关于人口红利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和人口红利和新疆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
人口红利论文参考文献：
张玉玲, 胡子航, 宋天茹
(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内容提要：关键词：人口红利；抚养比；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76(2017)06-0037-09
DOI：10.16716/j.cnki.65-1030/f.2017.06.005
一、引言
人口红利又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夏威夷大学教授Andrew Mason（1993）和哈佛大学教授D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1997）等人在研究亚洲经济奇迹时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而需要抚养的儿童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的现象,这种梭形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人口条件,大大减轻了社会的人口抚养负担,促使整个经济体人均产出增加.此后,Mason（2006）等人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人口红利是指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引起的投资、消费和储蓄等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进一步影响.一般而言,人口红利即人口年龄结构主要通过对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以及储蓄的影响等来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
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就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作用方面有一定的研究成果.配第（1662）、（1940）通过对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总产出资料的整理和比较,总结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揭示了收入相对差异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流动的原因；西蒙·库兹涅茨（1971）在继承了配第、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了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认为三次产业所提供产品的收入—消费弹性和边际报酬的不同是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从而深化了对产业结构演变原因方面的研究；安德鲁·梅森（1993）等人最早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并进一步研究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我国学者对人口资源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主要分析了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王德文等（2004）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较大贡献；张国强等（2011）、王健和李佳（2013）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及结构优化将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洪业应（2013）研究认为,工业化进程加快引起产业结构变迁,导致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度化,引起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导致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又进一步引起产业结构变动；陈卫民等（2014）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引起服务需求效应增加,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并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影响大于对产值比重的影响；李健和卫平（2014）运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红利、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张从发、王华莹和邓有成（2013）以湖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为依据,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张忠根、凌霄、南永清（2016）通过对1995年—2013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均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这一机制的作用效果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呈现出明显的区际差异.
对于新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方面的研究,早在2004年高志刚就深入研究了新疆产业结构演变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作用机理；敬莉等(2012)分别从地区资源优势、收入分配与劳动力流动、生态环境等视角对新疆产业结构的演变、调整、优化与可持续发展作了研究；蒙永胜(2009)着重研究了新疆的产业发展必须与地区城镇化进程相协调的问题；龚新蜀和达月霞（2015)从资源环境约束、生态环境效应等角度对新疆的产业结构调整、变迁、优化进行了研究,对新疆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进行了测度；崔亮和艾冰（2008）通过计量方法,对新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生了偏离,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平衡造成未能吸纳足够的劳动力就业；马姝婷和韩延玲(2011)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重点研究了产业结构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作用；胡序勇和陈闻君（2011）通过对新疆产业结构区位商的计算,分析了新疆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新疆县域产业结构可能的长期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闫人华和杨铭等人（2015）运用1975年—2010年新疆县域产业结构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方法,对比分析了新疆“五·五”至“十一·五”时期县域产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张学斐和崔光莲（2016）用新疆15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关系.
上述对新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研究大多都是从自然资源优势、地理区位优势和生态环境等角度出发,没有将新疆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与解决地区人口就业问题联系起来.我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本文在分析统计数据的过程中发现目前新疆的老龄化程度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口红利.因此,本文从新疆地区尚存的人口红利角度出发,对新疆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进行研究,探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地区利用人口红利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行性.
二、新疆人口红利及产业结构的状况
(一)新疆人口红利状况
建国以来,归因于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以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新疆地区的人口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由1949年的433.34万人快速增长至1978年的1233.01万人.人口再生产类型也由建国前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一时期,由于平均寿命延长所带来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以及高出生率所导致的少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较高,使得新疆地区经济承受着较高的抚养压力（详见图1）.这一局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疆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才有所改观. 1990年,新疆地区人口出生率达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最高点26.41%,此后一路下滑,近年一直保持在15%左右（详见图2）.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出现了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而需要抚养的儿童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现象,这种两端小、中间大类似于梭形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二)新疆产业结构状况
一直以来,产业结构的演变都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之一,其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的过程往往是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发展之后,新疆的产业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最初第一产业占比过大、第二产业占比逐步下滑、第三产业占比不高的不利局面,初步形成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三产中占比并驾齐驱、第一产业在三产中的占比逐步下降的格局（详见图3）.近年来,新疆第一产业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由于受国际能源市场下降、去产能以及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有所下滑,但第三产业目前发展势头仍然良好,成功地取代了第一产业在地区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2015年,新疆的第一产业占比为16.7%,与全国同期的9%相比所占比重仍然较大,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第二产业占比为38.2%,这一比例较2014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第三产业占比则创纪录地达到了45%,这是自1996年以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但是这一比例与全国同期的50.5%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近年来新疆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如政府服务所占的比重较高,而生产性服务的占比则较低.当然,新疆第三产业占比的迅速提高与第二产业占比明显下降有关.
三、新疆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人口红利的度量
学术界一般采用非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即将人口抚养比作为*指标对人口红利进行测度.由于国际上对儿童和老年人特别是退休年龄的界定,各国都有不同的标准,尤其是我国对不同人群的退休年龄的处理则更为复杂.所以,本文决定弃繁从简,采用联合国颁布的标准,即0~14岁为少儿人口、15~64岁为劳动适龄人口、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DR表示总抚养比,P0~14为刚出生到14岁的少儿数量, P15~64为15岁到65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P65+为65岁以上年龄的老年人口数量.
(二)实证分析
1.指标说明与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利用非农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的状况,其中,全国指标为 LNY1,新疆指标为LNY2；采用人口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状况的*指标,其中,全国指标为LNGDR1,新疆指标为LNGDR2.样本区间为1991年—2014年,数据均来自1992年—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在对以上数据进行各项检验之前,为消除异方差及数据中的波动现象,先将数据取对数处理.
2.平稳性检验.为避免伪回归影响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首先使用Eviews8.0软件,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LNY1、LNGDR1、LNY2、LNGDR2的ADF检验值均不小于1%~5%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经过一阶差分后,上述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成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以上序列符合协整检验条件,说明其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采用E-G二分法对LNY1、LNGDR1、LNY2、LNGDR2进行协整检验,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上述回归模型中,从全国的数据来看,拟合优度为0.933274,t值与F值均显著,模型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是良好的.而新疆的数据中,拟合优度为0.813296,表示LNGDR2解释了大约81%的LNY2的变动,t值与F值均显著.然后对各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1和e2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均在5%的临界值范围是显著的,所以e1和e2是平稳序列,说明全国和新疆的人口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均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4.格兰杰因果检验.在经济变量中,一些变量尽管显著相关,但它们未必都具有经济学意义,因此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表示现在的因变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自变量所解释,如果解释程度较高,则说明自变量是因变量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如果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且存在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必然存在至少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变量理论上应该是平稳的,因此本文首先对原序列进行差分,利用差分项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表3检验结果可以看出,1991年—2014年全国人口总抚养比不是全国非农产业占比提高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0167,即全国非农产业占比的提高有98.33%的概率是由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化引起的；全国非农产业占比的变化对全国人口总抚养比变动的解释较小,仅有0.54%的概率认为全国非农产业占比的上升是全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的格兰杰原因.新疆非农产业占比的提高有95.78%的概率是由新疆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化所引起的；仅有26.52%的概率认为新疆非农产业占比的上升是新疆人口总抚养比下降的格兰杰原因.
5.模型结果解释.从回归模型的结果看,首先,全国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33274,说明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非农产业产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上升0.730661个百分点.新疆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13296,说明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对新疆产业结构升级所起到的作用不如全国的那么显著,人口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非农产业产值占新疆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上升0.513876个百分点.这说明新疆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不主要是由地区人口总抚养比下降所引致的储蓄率上升、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劳动力供给增加等原因造成的,这是因为新疆第二产业主要是以石油重化工业为主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多地受到国家政策及其所引导的国有资本的影响.
新疆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储备与开发基地,其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与本地区人口资源的开发相结合,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没能吸纳更多的本地人口就业,造成新疆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2014年,新疆的劳动参与率为69.28%,远低于全国79.32%的水平.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相关数据计算得出.此外,2014年全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9.50%、29.90%和40.60%.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自2011年低于第三产业以来,2014年首次低于第二产业,而同期新疆的数据则分别为4538%、15.97%和38.65%.数据来源：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5》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不难看出,新疆的人口就业结构与全国的人口就业结构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新疆第一产业还拥有大量的冗余劳动力,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地区人口就业的贡献率过低,造成现存的人口红利被大量的浪费.如果任凭这一稍纵即逝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毫无贡献的等待关闭,今后很可能会给新疆地区带来未富先老的结局,待新疆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此前的人口红利就会转变为沉重的人口负债,成为新疆地区人口抚养负担.
四、结论及建议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计划生育政策长期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根据民族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差异化政策,对于少数民族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更宽松,这导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率长期高于汉族人口的增长率.
新疆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主要聚居区之一,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疆人口的59.53%.新疆属于边疆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较内地省份要宽松,这虽然导致了新疆地区的儿童抚养比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老年人口抚养比却一直较低且增长缓慢的局面,这就大大地延缓了新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恰逢目前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汉族人口的出生率将会有所上升,因而少儿抚养比也会有进一步的提高,新疆地区老龄化趋势的显著程度较全国要低,今后新疆的劳动力资源要相对丰富.新疆作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省份,可以预测,未来新疆结束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将会晚于内地省份.
在全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新疆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新疆少数民族在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汉族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并不能像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一样,可以大规模地转移至内地发达省份实现就业.那么,如何充分利用好新疆现存的人口红利就成了新疆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丰富新疆的产业结构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内陆,矿产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极不平衡,第一产业生产率不高,存在大量冗余劳动力,第二产业近年来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内部结构明显失调,存在着“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等问题.重工业内部原材料工业、石油天然气工业等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较快,而装备制造业等加工工业发展缓慢.轻工业主要以较低层次的纺织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而服装、家电制造、文体用品、塑料制品、日用消费品等行业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利用新疆现存的人口红利,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充分考虑新疆地区的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约束,并充分结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建议主要着眼于满足中亚市场和本地市场的需求,谋求建成区域性的制造业中心,降低新疆地区对内地轻工消费品的依赖程度.充分抓住内地发达省份进行产业援疆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一批符合新疆区情的轻工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鞋帽制品、皮革加工、食品罐头、机电产品以及以石化工业副产品为原料的洗涤用品、日用化工品等轻工制造业,改变传统石油化工行业在新疆工业中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新疆产业结构的改善,还有利于扩大新疆的就业市场,对冲产能过剩行业进行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吸引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逐步丰富并改善新疆的产业结构,促进新疆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均衡而全面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降低通道贸易占比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在与中亚各国进行贸易活动时,长期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出口至中亚地区的商品多数并不是由新疆本地所生产的,从中亚地区进口的商品多数也没有为新疆本地企业和居民所使用,这就导致了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我国与中亚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甚至有逐渐变成内地省份与中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运输渠道的可能性.
因此,建议新疆应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紧紧抓住内地经济发达省份进行产业升级的机会,充分发挥新疆现存的人口红利优势,主动从内地承接一批新疆地区存在比较优势、适合与中亚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例如,我国出口至中亚地区的商品主要包括纺织服装、鞋帽制品、日用轻工产品、机械电子产品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和一些工程装备等.其中,服装、鞋帽、日用轻工产品及部分机电产品和工程装备（电力设备）实现新疆本土化生产并最终向中亚地区出口都有较大的可能性,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提升新疆地区的国际贸易地位,从而降低通道贸易额在新疆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使新疆传统的区位优势得以转化为经济、贸易优势,增加国际贸易对新疆经济的贡献度,从而带动新疆经济快速、稳定地发展.
（三）加快土地流转政策的落实,解放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已经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但目前这一高瞻远瞩的重大决定在落实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层层阻碍；相关的实施细则、推行方案迟迟未能出台,应为其配套的一系列监管、保障措施也没能到位,使得这一利国利民的重大决策实施进展十分缓慢.
加快土地流转制度的落实,不仅是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的重要途径,还能够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障并解放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进一步释放我国尚存的人口红利.尤其是在新疆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贫困人口数量众多,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传统生产方式难以在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达到平衡.而通过加快土地流转制度的落实,在巩固所有权、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放开经营权,既可以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增加职业农民的务农收入,又保障了外出务工农民的原有土地权益,也有利于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保护.而且通过土地流转所释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适当的技能培训,为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地区潜在的人口红利得以更好地发挥.
（四）充分释放人口红利,需要尽快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目前,新疆的产业结构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将直接决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建立在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即使人口总抚养比较低,还是会造成人口红利不必要的浪费.而且,人口红利这一有利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稍纵即逝的人口机会窗口期结束,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此前的人口红利就会转变为人口负债,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并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人口抚养压力.因此,要充分发挥新疆地区的人口红利,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并适应今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劳动者的素质就显得极其重要,尤其是在新疆这一多民族共存的边疆地区,少年儿童抚养比较高,而大多数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加大对新疆地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的语言和技能培训,有利于将新疆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尽快转化为人力资本,促进少数民族劳动者在地区内的自由流动,提高其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适应能力,扩大第二、三产业对本地劳动者的吸纳能力,从而促进新疆地区的就业和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五）逐步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应对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0.5%,这一指标自1982年有数据记录以来一路攀升；与最初的4.9%相比,目前已经增长了一倍有余,并且早已超过了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社会定义的标准.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也是一路走高,2015年已经高达14.3%,这给全社会带来了较为沉重的养老负担.当西方发达国家步入老年化社会时,均已经实现了较高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并且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而我国由于经济腾飞时间较短,人均国民收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还没有建立起基本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很多家庭还是遵循着子女赡养老人的传统养老方式.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5年新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7%,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0.03%,新疆老龄化程度较全国要低,但是新疆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省份,城市化水平较低,贫困人口数量多,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更需要未雨绸缪,尽早将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纳入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划之中.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银潮到来之前,应抓紧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将来人口红利逐渐枯竭、人口抚养压力不断上升的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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