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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学者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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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美

《梁庄》是一部关注“人”的非虚构代表作.作者梁鸿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视梁庄的小世界作为中国的缩影,呈现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展现了农民在面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地位与挣扎,尤其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更是令人唏嘘.它异于以往从“客观”角度去书写农村,而是以独特的情感、记忆与体验使作品带上了感性色彩.另一方面,《梁庄》又是作家学术化的代表之一,多冷静的理性成分.重返故乡的梁鸿以学者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故乡,力图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打破对农村农民先人为主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观,呈现底层生活中被遮掩的秘密和真相.以《梁庄》为代表的这种特殊文本建构方式即为“梁庄写作”,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作者身份的特殊性——由学人转向作家身份的梁鸿, “作家学者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梁庄写作”强烈的主体干预意识.作者曾是梁庄的一份子,却因强烈的陌生感产生了置身事外的疏离,她不再是梁庄的农民,而是以考察者的眼光、学者的身份重回故里.其视野是学术的、眼光是挑剔的、目的是明确的,她想把农村的弊病地“揭露”在读者面前,最终目的在于对现实发言,干预现实.具体来说,“梁庄写作”作者评论介入表现为自觉、主动的评论意识和独特的女性意识.

一、自觉、主动的评论意识

评论意识是贯穿《梁庄》始终的重要精神,是作者写作立场、价值立场的呈现,更是一种个性化的文化态度、文化选择与价值定位.文本中作者高于所写人物、跳出故事所进行的评价判断是一种学者型的写作立场,由此, “梁庄类”学者写作也产生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其浓郁的批评色彩,不仅是一种写作手段,更是一种自觉的思想传达方式,其评论往往最能呈现作者的道德观和价值判断,是对文本和事件的双重干预.

就《梁庄》而言,这种评论干预主要有以下息息相关、互相穿插的三种方式:1.评价性的长篇大论.顾名思义,这种评论方式是指作家集中对文本中的要素如人物、事件、风俗等的直接评论、表达.比如以村庄为依托对“现代化”的质疑: “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这一大段评论居于作者对故乡美好回忆被击碎后,归来者的身份使其不满于故乡的现状,迷恋与不满缠绕在一起使其虽自言“迷失”却无比清醒地对“村庄”“村民”进行直接评论,甚至批评,是作者对别人所讲事件的评论,但又非就事论事,而是升华到社会矛盾、文化缺失、悲剧意识、精神困境等境界.这种评论不但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一种文人的自觉性,是悲天悯人的情怀.2反讽性的简短评论,多反讽.此类评论在体制上较为短小,往往寥寥数笔;内容上点到为止,不强调不深化;艺术上,多起着画龙点睛的审美效果.简短评论多穿插在叙述中,但并不中断叙述.在描写“颇有点欧洲风格”的堂叔家时作者一开始说装修很时尚但是“在这现代化的设计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和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通过作者的双眼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乡村的“不伦不类”、思维方式的守旧,其出发点并非讽刺,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抒发,贯穿其中的则是对故土美好明天的憧憬,是作者的一种积极心态.3.补充性的隐形评论.所谓隐形评论即是表面看上去似乎并非议论,更像是叙述,隐含着作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取向,举《梁庄》中的一则人物外貌描写为例: “韩治景,四十岁左右,瘦长身体,穿着白色短衬衫,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闪着精明,透着官场里的老练和圆熟,说话非常干脆.”对韩治景的描写有暗示故事进展的作用,作补充性的这类评论既能提升材料的完整度也是对将要讲述故事的预告.

三种话语方式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情节发展和价值导向,目的都是价值判断和引导,批评中展示的是梁鸿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焦虑,展示的是其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价值立场,是对其精神价值的明确认定.

选择故乡梁庄及其村民作为被观察者、被评论者展开文本是梁鸿独特的立场选择,也源于作者深厚的学识背景.对地域文化与乡土文学的关注是《梁庄》故事蓝图的来源之一.选择以河南穰县为故事发生地与梁鸿多年来对河南地域文化与乡土文学的关注密不可分:首先,她将“河南文学”作为当代文学中地域文学的独立个案研究,从地理意义人手研究其民族叙事特性,以“村庄”为着眼点,以“乡土”为核心,如对20世纪河南文学现象的研究:“从1980年始,河南开始涌现出大批作家…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民族的劣根性特征,都不能不让人有所思考.”此外,对“本土”独特审美的关注.评论家梁鸿认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现代诗性却意味着作者面临着‘故乡’和‘现实’的双重失落.”《梁庄》的学理性及从现实出发的主体批评意识都是理性精神的光辉.而在文本创作和批评时, “焦虑感”是不可取的,必须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乡土”这一主题,梁鸿这样认为: “‘乡土、乡村、农民’这些字眼都包含着太多太复杂的内容,贫穷、苦难、遗弃、道德、生命、大地、母亲、温暖,等等,这些都是文学的基本母题,但却似乎与现代性、与时代生活、与‘文学本身’之类的话语相距十分遥远.”所以,梁鸿响应《人民文学》的号召,远离他人意识形态下的“真实世界”,通过“田野调查”,努力发掘暂时被遮蔽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经验,不再陶醉于“宏大叙事”,将写作的重点回归到日常生活和大众审美趣味上.总之,追求对“乡村”的现实书写、重回文学的本真状态使得《梁庄》具有了别致的理论特色.

二、独特的女性意识与言说

梁鸿观照乡村时多采用女性视角切入问题.以女性的心理看待问题往往是内化的,更为细腻、感性和感情化.其选择的主题多为“性”“母亲角色”等;其中表现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女性,涵盖了能自由言说的各个年龄段.《梁庄》在看似客观宏大的叙事背后隐藏的还是作者的女性视角,描绘的仍是一幅底层民众尤其是女性的精神困境画卷,画卷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1.惨烈而微不足道的“性”. “性”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性”在梁鸿笔下不是“自我暴露”而是对农村女性缺乏主体性言说的一种叙事策略.而且<梁庄》中的“性”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多了几分沉重和惨烈.有批评家认为,当下女性身体写作容易沦为被消费的对象,叙事的目标,梁鸿的“性”叙事策略可谓是对此说法的一种反驳.在她笔下,生活如此惨烈,正像她自己所说必须把对生活的感受写下来,希望能带来些许微弱的共鸣: “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并且往往能够成功,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她把打工生活的荒诞、痛苦和对工业时代的解构以书写身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活”才是第一位的,要活下去,要生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性的问题对于留守女性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梁鸿对.陛”问题的客观呈现,旨在寻求一种底层女性的自我寻求或自我突破.

2.边缘化、蝼蚁般的女性.女性的视角看女人,要关注的自然是和女性息息相关的生育、婚姻、家庭地位等.<梁庄》从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琐碎的生存史人手,展现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状态和微不足道的生命特质.《梁庄》主要女性人物如下:

芝婶:留守老人

五奶奶:留守老人

菊秀:疲于奔命

春梅:死亡

小女孩:异乡卖艺

焕嫂子:为生儿子而活

巧玉:不为大家接受的新女性

赵嫂:留守老人

不难看出端倪:作者关注的梁庄女性组大多是“边缘化”又蝼蚁般地存在着.女性破碎的生存史不仅体现在生育悲剧上(《焕嫂子:我是七仙女的命》一节),更体现在为数众多较为年长的留守女性边缘化的生命特质上.<梁庄》重点描写的女性共八位,过半如此.笔者不禁发问:现代化进程带给农村女性的又是什么呢?<梁庄》中“菊秀”的择偶代表了她想进入城市的又一次努力,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如此多的鲜活生命因为想进入城市而成为悲剧,本质则是其正在逐步坠入的精神及肉体的双重困境.

3.独特的“母亲”形象.梁庄写作中“母爱”的因素是微乎其微的,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是疏离仇恨的.父亲角色根本未被提及,母亲角色柔弱无力,没有履行教育抚养等职责,与子女关系紧张.《梁庄》中“母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或者是以祖母的角色充当的.《芝婶:我俩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中有此讲述: “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哩很.”“芝婶”“五奶奶”也是如此,对她们来说,生活就意味着负担和劳苦,本应安享晚年,却因儿子们的外出务工而状况迥异.的确,太多的资料都呼吁社会对这个群体进行关注,呼吁我们的爱心,可这些说辞在已经失去老伴的五奶奶身上那么苍白无力.当然,对于梁庄那些和祖辈相依为命的孩子们来说, “母亲”的缺失带来的除了成长的孤独外,还有更多的内涵:存在就是虚无,就是不安、痛苦、他人即是地狱以及无意义的孤独有莫大关系.

《梁庄》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令人唏嘘,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当下农村众多女性的生存镜像及其生存的精神困境,从而论证了女性的社会性别本质是社会对人的异化,这与梁鸿一直以来对女性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密不可分.比如在谈及王安忆的创作理念时,梁鸿从女性个体生命的诗性描述、生活本质意义、身体对于女人的意义等方面重新解读了“三恋”的精神内涵.梁鸿也关注着身体写作: “女性主义叙事正是集中从这个层面突破男性话语的封锁.” “’性”的言说永远是探讨女性写作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梁鸿认为: “性是女性自我存在意义上的肯定,它并不代表整个意义,而只是第三种象征,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自我追寻与自我突破当中.”“女性主体性”问题也是女性主义的一大命题,对此,梁鸿认为女性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无法协调导致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对男性的认识和角色象征意义变化呈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困境,从阻碍,到淡漠伙伴关系,再到女性的彻底拒绝及轻视,在精神世界将其弱化.“我是一个人”(社会主体)与“我是一个女人”(性别主体)无法协调这两者的和谐存在,女性主体的建构历程漫长而不稳定,伴随其中的是异化的过程.梁庄写作中呈现的女性其最大共性也正在于此.

《梁庄》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因其都直接间接受到城市化的伤害而本质上有其共性,她们分属不同年龄阶段,所受异化程度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被命运和时代所歪曲的真实,被忽略、被异化的人性,被时代大潮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个人命运的无奈与悲凉.从几岁的小女孩到年轻媳妇再到耄耋之年的老妇,都在经历共同的等待,等待父亲、丈夫、儿子的归来.她们依靠男性而活,在等待中老去或死去.

笔者从评论和性别两个方面展开对梁庄写作中学者主体性干预的探索,展示了《梁庄》中作为学者的梁鸿介入文本的方式、介入文本的程度以及介入后的审美效果.这种独特的干预文本方式能较有力地对现实发言,干预现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白银花

作者简介:

刘亚美,河南许昌人,1985年8月出生,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专业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思潮,参与河南省社科及教育厅项目四项,曾获一等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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