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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方面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和回归和新生《亡灵的歌唱》中原始意象和生命意识的寓言意义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主题:生命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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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炫慧

“原型”模式隐藏在创作者的潜意识中,并相应地投射在作品之中.因而,不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场景、细节的表述,还是文本的整体叙事结构,都暗含了某种固定的、重复性叙述的文化隐喻,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集体无意识”的指向相契合.本文旨在剖析裴指海《亡灵的歌唱》关于文本潜在的原型模式,拟运用弗莱的神话批评理论,并结合我国的神话传说,阐释《亡》中出现的人物原型,探寻创作者们超越意识形态的共通性记忆.

《亡灵的歌唱》是一篇具有现代寓言性质的小说,文中采用了诸多意象,例如“水”“土”的原始意象,也有关于人物原型的溯源阐释,诸多的意象构成了文本深层的框架,也隐晦地揭示了作者潜意识中的内在表达,种种意象不仅停留在作者个人的意识层面中,也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正是由于对这些意象分剥离析式的解读,才使得我们对作品有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既然涉及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层面,就不单单是作者个人的精神记忆,而是这一代人共同延续下来的记忆,这就有了集体共通性.

本文拟借助神话原型批评手段,对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中人物原型作深入的解析.《亡灵的歌唱》中多多少少隐含了现代寓言因子.而这种日渐式微的精神诉求,成为现代作家们普遍的生存体验.

人物的神话原型剖析

首先是替罪羊原型.《亡灵的歌唱》中的“我”孙国栋身上有明显的“替罪羊”标记,所谓的“替罪羊”原型有两种,一种是替众人之罪,另一种自然是赎“我”之罪.在《亡》中,表面看来,“我”是有“罪”的,并因为这种“罪”被乡里人厌弃,而实际上正是由于“我”的这种“罪”反衬出乡人的无知,以此“罪”明彼罪.在这里,罪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不单单指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更多地倾向于“恶”这一范畴.过多的欲念、邪念、歪念、杂念等都可以归结为“恶”,就如木扎的乡亲们可以为了李石头买来的媳妇逃跑了而全村出动进行围追堵截.这不能不算作是一种“恶”,违背女孩的意愿,将外在的意志强加在个人身上.由此可见,孙国栋所谓的替罪羊形象实质上是将众人的罪移置在“我”的身上,而我的死亡则带有自戕的性质,正如《譬如亡灵》中所说,“‘我’与其说是死于意外事故,不如说是在一场无法评判的精神角力中选择了自我隐遁.”这种自我隐遁中即带有了某种负罪的意味,作为木扎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我”不可回避地也带有了木扎人的习性,而“我”的死亡,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将“我”身上所带有的货已经消隐了的木扎人的愚昧与荒唐给消解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木扎人的“罪”与“恶”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了.

“替罪羊”一词最初来自于犹太教的祭祀仪式,犹太先民们约定,将七月十日作为他们的“赎罪日”,并于当日举办祭祀仪式,即使用公牛、公羊的鲜血作为祭坛上的祭品,随后祭司把手放在另一只活山羊头上做祝祷,内容大概为犹太人这一年所犯下的罪皆由此羊承担,这只有罪的山羊即时被放逐出去.

《亡灵的歌唱》中的“我”孙国栋身上便有相类似的基督—替罪羊成分,这表现在四个方面:身份的确认;暗示;仪式;“罪”.这恰恰符合了对替罪羊这一身份认证的四个基本元素.

首先是身份的确认.孙国栋是个军校学员,军人的身份便将他与普通人区别开,这种身份本身意味着秩序与文明,他去外面上大学离开了麦城,也因此与麦城人有了一个并不明显的疏远与隔离,即便是在这种所谓的间离之前,孙国栋也无法自在的融入常人的思维世界.换言之,正因为这三重原因,孙国栋被潜在地与其所属人群区分开来,这标注了他身份认知上的不同,这也表明他后来赎“罪”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其次是暗示.暗示分为自我暗示与集体暗示(嘲讽).一般来说,某个事物的最终促成需要内外在因素的合力运作,双效生发.这两点在《亡》中都十分明显,其中,集体暗示最集中的爆发在李石头的娶妻风波.李石头个子矮,脑袋小,有酒糟鼻,家里穷得哐当响,所以一直娶不上媳妇.后来家里人花了八千块,给他买了个被拐来的女高中生,女孩几次逃跑都被村里人抓回来.而“我”从学校回来知道这件事情后,偷偷帮女孩把信寄到了她的安徽老家.女孩最终被带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缺德事”是“我”干的之后,“我”被孤立了,连带着父母亲整日哀声叹气,爷爷的坟头上也被嵌进去一根桃木楔子.所有人的反应都反馈出一个 “我有罪”的信息.所谓的自我暗示则是指自我意识的觉醒,“我”厌恶麦城的愚昧与不开化.由身份的确立到源源不断的暗示,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宣告了“罪”的存在性.

第三是仪式.在告密事件之后,父亲请了一个跳大神的老头给“我”驱魔,老头围在“我”身边又叫又跳,这可以说是巫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称其为仪式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是拥有祭祀的客体——“我”;其二是进行祭祀仪式的“祭司”——跳大神的老头;其三这是属于有目的的活动——驱魔;其四是有一种仪式感,即祭祀的表现方式——围在“我”的身边又叫又跳.在这个过程中,“我”在“祭坛”上莫名其妙地成了“祭品”,成为这场“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并最终完成了整个活动.

第四是有“罪”.至此,在前三个因素成立的前提下,“罪”已然生成,“我”完成了“替罪羊”这一原型的身份认证.既然“罪”已经成立了,紧接着便产生了赎罪亦或救赎的主题,这就与“替”联系起来了,“替罪羊”的出现则是众望所归,即便是没有人或者物主动承担起“罪”,众人也会自发地找出某个相对应的人或物,以此承担起众人的罪.

替罪羊原型大多隶属于英雄主义,孙国栋是个“英雄”,而文中这种显在的身份却是伪造的,虚假的,可实际上,孙国栋又带有那么一些英雄成分.这就造成了叙事模式,或是说人物生成(定位)上的分殊背反.而另一种虽是显隐同一的英雄,却有与之类似的阅读感受.所谓的显隐同一即为无论作者,还是小说里的人都某一人物交口称赞,甚至赋予其英雄的名号,而其本身也确为英雄,表里皆一致.

总的来说,就“替罪羊”原型来看,这一定义总是与“牺牲”与“救赎”相关联,而“替罪羊”总是与悲剧联系在一起,弗莱认为悲剧,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对某种神秘仪式的模仿与仿效,类似于牺牲仪式,英雄便是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祭品,而神话及传说中神的历难和最终的蒙难,往往是为了拯救人类,净化积淀的心灵,促成新的生命.在《亡》中,孙国栋的死是在麦河河水里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净化,河水净化了他的灵魂,使亡灵获得了新生,精神上可以抛开一切束缚,从而获得心灵上的自由.

其次是“疯子”原型.苏格拉底最先将疯子分为两大类,一类产生于人的薄弱,另一类神圣地揭示了逃离世俗风尚约束的灵魂.由此可见,“疯子”具有双重特质,即崇高与卑贱的合二为一.孙国栋正是这种文化语义下的“疯子”.疯狂与迷醉也可以说是人在某种情境下,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疯狂也会和本能画上对等的关系,而本能则会直接导向狄奥尼索斯所倡导的非理性世界.狄奥尼索斯构建了一个放纵、狂欢、无节制的世界,所宣扬的酒神精神,意图唤醒人们原始的生命力,激发原始潜能.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尼采对其进行了改造,意在恢复人的生命意识.

疯狂被认作是某一类人与神秘自然界交流的特质以及停留的状态.在原始巫术中,能够与神灵进行直接或间接交互的祭司们,他们能够获得玄妙的神示,通常是在陷入一种迷狂的精神状态下.人们包括祭司们自己也绝对相信,神灵在人类中的代言者们需要以一种不同寻常,甚至于有些异常的方式,去探寻来自于未知世界的神秘信息.或许只有通过这种略显疯癫的仪式行为,才能够与神灵建立联系,从而获取关于神谕的只言片语.在一些民族,精神混乱者受到礼遇,族人们相信这个特殊的群体是超自然的命定.卡珊德拉式的灾难性预言曾被人们视为毫无根据的疯言疯语,先知拉奥孔预感到木马将会毁灭特洛伊,因而狂躁地阻挠将木马运进城邦内.在当时看来,他们失去理性一般的行为与含混的语言表达方式,让人们以为这只是一个疯子毫无缘由的恐吓与指谪,但接下来发生一切印证了他们真正智者(先知)的身份.

“疯子”原型最初来源于受难的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普罗米修斯火种送予人类,宙斯大怒,将其锁在高加索山脉上,饱经风吹日晒,且疲惫的膝盖也不能弯曲,并命一只恶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白天他的内脏被吃净,晚上接着生长出来.这苦难与惩罚将持续三万年,而普罗米修斯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向宙斯低头认错.西西弗斯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普罗米修斯,由于绑架了死神,他被困在山上无休无止地推着一块巨石,巨石被推到山顶便立刻滚到山下,他惟一的意义便在于那座山和那块巨石.这让人想到了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一系列神话传说.由此可见,这类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即执着、隐忍、坚定的信念、永不磨灭的信念,甚至于达到了偏执的程度.正是这些特质中隐藏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真知灼见.

由此一来,《亡》中的“我”便具备了隐含的双重身份,即“替罪羊”原型和“疯子”原型.麦城的乡亲们认为“我”荒谬的有些可笑,甚至于憎恶,因为“我曾经劝他们卖粮食时把塞进麻袋里的砖头拿出来,还曾经拦住他们不要再往花生米里掺沙子”,私下里都喊我“孙家的那个神经病”.在“我”把李石头老婆弄走以后,所有人更加认为“我”疯了,连孩子们见了“我”都叫神经病.乡亲们见了我都故意把脸扭过去,试图撇清与我的关系,以划清与“疯”的界线,表明自己的立场,即仍在文明、理智、有秩序的现实世界中,做一个“正常”的人.在“我”死后,大家原本对这个疯子的厌恶有所消减,甚至有些同情,到最后原本潜伏在每个人心底里的憎恨被彻底激发出来,是因为疯子不仅不“疯”了,反而超出常人成了“英雄”.原本因为疯子的死,某些被常人所不容的行为被假定接纳了,大家勉强将其拉到了与自己同等的地位,即“正常人”,而后因种种因素(孙家人的包装,媒体的介入等),疯子孙国栋超越了常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乡亲们看来,这是一种的讽刺与嘲弄,在所谓“英雄”的光辉下,众人无一例外遭到了戏弄,反而成了相对意义下的疯子.于是,起初被自己强行压抑乃至消解的憎恨再次萌生出来,大家都对死去的“我”表示愤慨.李石头公然向我的墓坑里撒了泡尿,附带着吐了口浓痰以及骂了一连串的神经病;小男孩因说出了死去的我的摸样,被他的父亲慌忙领走,男人边走边回头骂道:“,孙国栋,你这个神经病,死了还吓人”;送葬的队伍已经到了墓前,帮忙挖坑的乡亲们还没有挖好,这是对死者家人公然的蔑视.

即便是在全木扎人反对“我”的时候,“我”也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仍旧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并执意想要改变乡里人的想法和思维,试图以自己善的一面影响每一个人,即到“我”死去,这种理想化的改变也没有实现.

(作者单位:北京海淀区解放军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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