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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岚
都说《战争与和平》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时代变了,如此巨制不会再产生,连同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这种类型的人.画家列宾为他留下的肖像画不少,毛发胡子花白,正气、英气迫人,目光炯炯而忧郁,古代大贤大哲的气派,他使你想起柏拉图、塞内克、苏格拉底……不,躲在大胡子后面的,干脆是个圣人.
托尔斯泰本人是一部大书,就像他的作品那样庞大.他的传奇生前就开始了,逝世后有关的长话短话更是历久不衰.他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法国推出了一批有关作品,最引入注目的是他的妻子索菲娅的《我的人生》,一部回忆录,是从她和托尔斯泰的日记,亲属朋友的书信或文献中,以时间为线索整理出来的,一部千把页的巨著.夫人声言内容绝对忠于事实,有原始材料可以核对.1921年逝世后,她的女儿为她刊出过一些散章,至今才第一次完整地出版.她要写的是她的人生,与此同时,一个鲜为人知的又深沉又复杂的托尔斯泰,也来到我们跟前.列宾的画笔使他变得神圣无比,索菲娅就在肖像下面加上一些注释,把一个又伟大又不尽成熟的托尔斯泰,放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她要证实一下,跟一个伟大作家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被放回到原来位置上的托尔斯泰,还是托尔斯泰,依旧神圣,也是常人.
你读《战争与和平》,王公贵胄的宫殿般的华厦,里面举行的盛大舞会,其莺歌燕舞的升平世界,就与战火纷飞的出生入死的场面交替出现,仿如整个俄罗斯就只做着两件事：跳舞与打仗.但,决非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作为王子的安德烈,参加过舞会之后,就上前线拼死去了.第一次“死”在了奥斯特里茨战场上,家人还得到了他死亡的正式通知呢.但,奇迹让他活了过来,在他的妻子难产而死的神秘的夜晚回到家.数年后,科西嘉佬拿破仑向着莫斯科策马奔骑径直而去,他再次从衣鬓香影的世界中,从愁肠郁结的未婚妻娜达莎的身边走开,投入到Nekhlioudov战场上,这一回,果真死在了那里.其实这是托尔斯泰本人生活的写照.他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之家,家系可以一直回溯到14世纪.因着父母亲早逝,19岁就成了偌大的领地波里阿那(Poliana)的正式领主.姐弟五人从祖上承继下来的波里阿那领地达数千公顷,他个人名下的也达四百多公顷,领地中有数条村落.他生活安闲自在,无忧无虑,无事可做,没有什么东西是短缺的,因此什么也不需要,也无须听任于任何人,游云似的来去于乡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社交生活中,出入王孙公主的舞会,就有神魂颠倒和挥霍无度的迷途时代.为偿还赌债,不得不将一座古堡出售.次日醒来内疚不已,只好以努力写作来抵偿内疚和损失.幸好战争来了,战争搭救了他.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26岁的伯爵托尔斯泰,就像他笔下的安德烈王子,请求参战,以炮兵少尉的军阶加入多瑙河部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期间,他的军事任务不妨碍他写作.后来在该地区的战役中,林弹雨,他一边打仗,一边写战地报道,将勇气作为人的最优秀品质.战争结束后,他被奉为英雄,彼得堡文学界为他鼓掌欢呼,尽管在克里米亚期间,他经常清闲得可以去打野兔,打雉鸡,去跟高加索的女孩子调情.他无须打出自己的贵族称号,上边总是既明白也理解这个特殊的人物.战争和当时的环境,就这样联起手来制造一位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在战场上诞生了.克里米亚战争,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城,成了他最初的文学作品的源泉.日后那部惊世的鸿篇巨制,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之前,他已经将笔杆磨成了利剑.
他从战场返回领地,再不是一个浪荡儿,他的战地散文已经把他晋身到一流作家的队伍中.从此就有了文学野心,且把它置于一切之上.这位作家也管理农庄事务,计划提前解放奴隶,为农庄的孩子们办学,尽管后来他的妻子指责他不爱自己的孩子,不关心他们的成长和教育.这位比他年轻十多年的妻子索菲娅,出身御医家庭,在克里姆林宫的社交圈子长大,聪明能干,通情达理,精力充沛,孩子也一个接一个来了,先后养下13个孩子,只有八个长大成人,做母亲的有过五回丧儿的伤痛.当丈夫把庄园管理和家庭事务转移到妻子的肩头上,他就有时间去写他的巨制《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了.这两部著作使他迅速地名满天下.成为大作家的强烈心愿实现了.财富、智慧、家庭、声誉皆无一或缺了.但他不感到幸福.他的贵族身份使他本能地自视甚高,以致对精神生活产生永不满足的追求,对自己的身份作无穷尽的探索.我是谁？为什么活着？还有对宗教,对死亡的不可避免问题,作纠缠不清的思考,探索越是深入,越是难以自拔,整整一生就这样被困扰着.29岁时候他写道：“想到死亡走近来,我感到苦恼,我以整整好几天时间在镜子里仔细观察我的映象.”他想明白一些他所不明白,或者不能明白的事物.两个兄弟年纪轻轻就死去了,为什么？塞瓦斯托波尔的厮杀究竟为的是什么？他向上帝求救：“如果你存在,请告诉我,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你说呀！”但上帝没有回答,也没有给他任何启示.他只好求助于自己.死亡、战争、反叛在他身上静静地编织着些什么.当他在领地的古老森林里漫步,在坐落于“充满阳光的林中空地”中的大宅里面荡游的时候,与其说是沉思默想,不如说是苦恼,是怀疑,直至怒火烧心.他一下子就从浪荡儿变成了伸张正义者,一个斤两十足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坚定分子.他这个时代的叛儿,社会等级制度的反对者,是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庄园里诞生的.
对于个人生活,物质上他要求不高,永远感到欠缺的是精神,总希望给生活更丰满的宗教内容,不断把精神提升.“没有信仰,我看不到任何生的可能,遑论死.”据索菲娅的回忆,他严格守斋,除却例行的斋戒日,星期三、星期五也是他的守斋日,只吃黑麦包,喝清水,到教堂做礼拜,教孩子们敬神,每天祈祷.有时她深夜一觉醒来,还见他在那里站着祷告.他关心受苦受辱的人,要跟他们在一起,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当那些不幸的人都知道,托尔斯泰只为他们活着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只为传奇活着,成为自己的传奇的附属品.作为一个东正教教徒,无论行为上或精神上,虔诚度都达到了最高点.
这种精神反映到作品里,就成为他的哲学思想.安德烈王子第一次误传的“死亡”,第二次真正的死亡,安娜·卡列尼娜为爱情的自杀,安德烈的妻子因为难产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辞世,他的作品《三个死者》的三种不同的*,都让人隐约地看到“另一个”世界去.而他自己,则无时不在对死亡进行思考.不止一次,他骑马走过屠格涅夫领地上的森林,看着蓝天美景,听着鸟语啾鸣,嗅到花香,却不感到快乐,而是“不断地想到死亡”.所以,当年法国作家们慨叹托尔斯泰太天才,所站的位置太高,高处不胜寒.福楼拜说：“托尔斯泰呀,何其哲学！”
但他没有脱离生活,绝非你所想象的贵族老爷的悠闲自在.结婚前和婚后的初期,他要使整个领地的生活运转,维持收支的平衡,一板一眼管理着庄园,养羊,养猪,养牛,养蜜峰,亲力亲为,管理所有事务.还饲养绵羊,剪下羊毛送到莫斯科；种菊苣,制成咖啡出售；跟邻居合作经营酿酒厂,但规模太小,没法跟大型酒厂竞争.除了畜牧业,其余经营都失败了,中途刹住了.但这正好是他与生活,与大地,与周围的人相连的渠道.他将自己的根深植于大自然和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上.领地上许多地点、人事和景物,都成为他创作的素材,写进他的作品里.他本人、领地与作品,三者是三位一体,作品就带上传记的色彩.他说：“如果没有波里阿那,我难以代表俄罗斯以及我和她的关系.”波里阿那的位置处于古老俄罗斯的中心,位于莫斯科以北二百公里.19世纪末,俄国的作家、画家、作曲家、学者都云集在那个区域,成为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他在领地上接待过契诃夫、高尔基、屠格涅夫和画家列宾.日后,他与列宾维持着经常性的来往,列宾为他留下了许多不同时期的肖像画.
这位伯爵拥有了一切,如果还欠缺什么,恐怕就是未曾封圣.事实的确如此,他极度敏感,很早就养成寻根问底的习惯,对一切产生怀疑,从现实生活,直至*、道德、宗教,以及身边的万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他首先向自己发问：“我是什么？”“我的信念是什么？”从1870年开始,他的精神产生了极度危机.有一天,他从教堂回来,对妻子说,教堂里居然有人说,“要将敌人变成一张矮凳来让我们踏脚”.他说这不是教堂的角色,圣经宣扬博爱,连敌人也要爱,教徒应该为敌人祈祷,而不是反对他.有些现象不可能在东正教的教义里找到满意的解释,他要批评了.一旦批评起来,一切都被否定了.在他那部关于宗教和哲学的著作《教条神学的危机》里,对东正教的教堂、神父、大主教进行粗鲁的攻击.他的妻子看了,大吃一惊,“天哪,他写的是怎样的宗教思考呀！”这种辱骂又怎能出自于一个学者的口？她拒绝给他誊抄.该书从来没有出版过.但在《复活》这部小说中,有一段监狱描写,对宗教有所亵渎,导致1901年主教会议作出决定,把他开除出东正教.事前他与大主教有过接触,但双方达不成共识.他逝世后的葬礼没有举行宗教仪式.但附近的村民、农夫,主动到领地上来参加他的葬礼.
他倾向于基督教,推崇不发怒,不通奸,不发誓,不许愿,不抵抗恶人,爱你的敌人,尤其将不抵抗作为一种精华,认为这样可以结束暴力,使和平得到胜利.他与甘地的和平主义走到一块儿去了,从1909年开始,双方互通信件.但为期不久,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他被开除出教会,当时有一份杂志以这样的标题作报道：“思想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天主”.但一再困扰他的不只是宗教问题,还有信念.信念不单是信上帝,也非由上帝来决定信念,首先要有信念,然后才是上帝.信念就是使人活下去,而非毁灭自己的力量.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生活是否有一种连死也不能把它消灭的意义？死亡是不可避地在等着我.”但无论科学、哲学,都没有给他答案.他为此终生苦恼,在日记中写道：
之前,生命本身于我充满意义……而现在相反,我深知我的人生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他在《忏悔录》中还写道：
我想到自杀,跟从前想改善我的人生那样自然.这种想法是如此地固执,以致我必须以狡猾的方法来对付我自己,不至于太快将它付诸行动……就这样,我这个幸福的人,每晚独自脱衣的时候,就将一根绳子拿走,以免我在两个衣柜之间的屋梁上吊.出猎时不再带,以免除那种太容易了断自己的诱惑.
历代大作家大学者都不与现行制度合作,他也没有例外,认为政权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治行动是参与统治的行动,损害仁慈的倾向.他揭发人迫害人,不时走访监狱和拘留所.他所眼见的人的苦难,使一种潜伏已久的思想冒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内疚,对拥有的财富、产业、荣誉、家庭、爱情,直至来自心灵深处的爱好——艺术创造,都一股脑儿否定.这种精神危机,后人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一种苦行主义.他从个人生活开始实践他的原则,过最简单的平民生活：素食,停止抽烟,不再狩猎,只穿妻子为他缝制的农夫式罩衫,自制长筒靴.教他制鞋的鞋匠总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制,因为价钱要昂贵得多.他也自己制造书架,辞退所有贴身服侍的仆人.以七八十岁的高龄,在领地上与农奴一起收割,甚至参与极为粗重的伐木工作.
他认为生的可能和意义只有信念才能给予,信念是生的诱惑,人只为那种诱惑而生存.他的领地上有一片古老的森林,据说那里埋着一根“绿棒子”,可以将人类从痛苦和暴力中拯救出来.他在那里出生,生活,写作,每天在森林里漫步,沉思默想,但他没有找到那根绿棒,就像他从来没有走出过他的玄学,他的内心矛盾.他只为自己的奢侈生活感到羞愧.其实作为一个领地宽广的领主,他的生活已经十分简朴,室内的装修陈设既不华丽,也不精致,这是人所共知的,连法国人也知道了.最后他决定放弃一切.首先放弃著作的版权,所收入的稿酬留给妻子,领地给了儿女们.
1897年,他一度有意离开领地,留下一封信给妻子.虽然没有成行,但箭已在弦上,离家只是迟早的事.直到82岁高龄,他依然行动自如,骑马,参与日常农庄工作,阅读帕斯卡尔、蒙田,听音乐．给朋友写信.由于他把私人日记委托给他的所谓弟子切尔柯夫全权处理,导致夫妻关系恶化,直至白热.切尔柯夫是他们家庭不幸的主要根源,不但影响了夫妻关系,他还企图染指他们的产业、版权,直至托尔斯泰的遗嘱.1910年10月28日,列夫最后决定离家出走,在日记中表示要结束这种领主生活,过更为简单的日子.给妻子索菲娅的信中写道：“我要像一般的,与我同龄的老人那样,离开世界,过孤独而平静的生活,以打发最后的日子.”从年轻时始,他就有将别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身上的强烈愿望,一辈子喜欢作出种种粗暴而唐突的决定,生活上喜欢表现特殊,来给人以深刻的感受,包括最后的离家出走.他穿上一件陈旧的农夫罩衫,头戴一顶古怪的帽子,带上简单的行李,在皑皑的雪夜,由医生和女儿阿历山特拉陪伴着,乘一辆马车秘密离开领地.他的出走成为世界新闻,俄国密探四出搜索,很快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由于着凉,他病倒了,不得不放弃马车,以匿名改乘火车.经过数天折腾后,他得了肺炎,入住到Astapovo火车站的站长室.家属、学生、农奴闻声赶到火车站来了,把车站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希望能够付出点什么,来换取他的康复.在失去知觉之前他写下：“这就是我的打算,尽自己的职责,不管怎样,做你应该做的事,对所有人都会好,首先对我自己好.”最后他拒绝服药.大家知道没有希望了.11月7日去世,传奇地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他在日记里表达的最后愿望是,他逝世后,要以最平价的棺材入殓,葬在最简单的坟地里,就像一个乞丐那样入土.不要鲜花,不要桂冠,不要牧师,不要祈祷,不要发布逝世消息,不要任何讣告或悼念文章.但他的愿望大多没有实现,当他的遗体运回波里阿那的时候,群众带着不可阻挡的热忱,涌到他的领地上来,向他们所尊敬,所爱戴的列夫作最后的告别.
2015年8月
责任编校 谭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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