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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和建国初十七年间中国大学文史学科中的学生《吴宓日记续编》之三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学科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5

建国初十七年间中国大学文史学科中的学生《吴宓日记续编》之三,本文是学科类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吴宓日记续编》和文史和学科有关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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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吴宓日记续编》中所记载之西南师范学院为案例,可以发现,由于教育体制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建国初十七年间中国高校文史学科中的学生,在知识学习、师生关系、政治参与和教育革命四个方面,都遭遇了一系列的问题.

关键词:吴宓;西南师范学院;十七年;文史学科;学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ZZHY14037);“上海海洋大学博士启动基金”课题“朱光潜美学译介与身份建构(1949-1966)”(A2-0302-14-30008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翻译与译者身份建构——中国德语文学翻译家群体研究(1949-1966)”(2016EWY005)的阶段性成果.

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建国初十七年间大学中的学生群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首先,在战后所有社会主义的政权及意识形态中,青年一代都被寄予了殷切的希望,青年的培养也被赋予了高度的重要性,因为青年不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还是社会主义人性改造的典型对象.其次,就1949年-1966年间的新中国而言,高等院校中的学生,又是全部青年当中尤为关键的一类群体:与前辈的旧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在政治、思想上较少旧时代的烙印,不需背负同样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与同辈的工人、农民青年相比,他们文化素质较高、机会较多,更有能力来建设新社会,也更需要对自身人性进行改造和发展.最后,建国初十七年间的大学生群体,的确深入地介入了该期中国的社会、政治进程:从“反右”到“大跃进”、从“教育革命”到“社教”、而以“”为顶峰,他们在各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将其中的制度特征和革命思潮,充分、透彻地展现出来.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打算借助一定的资料、样本,通过考察建国初十七年间中国高校中学生的在校表现——包括知识学习、师生关系、政治参与、教育革命等方面——来梳理该期中国高等教育中面向学生的各种制度、思潮和运动,并就其效果、影响进行评判.

我们的资料来源依然是十卷本的《吴宓日记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关于该书的时代和写作背景,笔者在本研究系列第一篇文章《建国初十七年间中国大学文史学科中的教育制度和规范——(吴宓日记续编)研究之J》中已有介绍),而样本依然主要是吴宓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教过的西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文史各系科(主要是外语、历史、中文三系,也有少数例子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他曾短暂兼课的重庆大学外语系).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学生,主要指西师(及重大)该期各系科的本、专科生,以及少数与本科生同堂听课、程度相似的进修生.60年代上半期接受资深教师指导的年轻助教以及研究生性质的进修生,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原因在于这类人群数量较少,身份、工作、学习、师生关系各方面的情况与普通本、专科生差异不小,而且在本研究系列上一篇文章《建国初十七年间中国大学文史学科中的助教制度——(吴宓日记续编)研究之二》中,也已经就此专门展开过讨论.

本文正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以20世纪50年代初西师和重庆大学两校外语系为主要案例(兼及其他时期、系科),来梳理学生在知识学习上的特点和成效;其次根据吴宓先生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见闻,来梳理该期的师生关系(主要是学生与老教师的关系);再次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师历史、中文两系为例,来考察学生的政治参与情况;最后同样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历史、中文两系为例,从劳动生产及科研跃进两方面,来探究学生从事教育革命的情况.

一、学生的知识学习

新中国成立伊始,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造和建设,便声势浩大地展开了.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战后重建任务艰巨,且新政权的巩固、完善,都迫切需要大量知识分子.然而思想、身份不明的旧知识分子尚不能整体退出,而符合需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远未能大批生成.在这种情况下,将旧知识分子安置到高校中,学习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院系调整,改革高校管理体制和教学规范,都体现了新政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新知识分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新的高校、专业快速组建,新的教育体系逐渐成型,新近入学的本、专科生,理应当以积极的姿态,来迎接新的知识、技能.

在高校中度过了大半生的吴宓,从建国初开始,便用密切的眼光注视着这些年轻的新知识分子,并从《续编》第一册开始,详细地记录下西师(及重大)外语、历史、中文等系学生从课上到课下的学习情况.结果表明,在新政权、新学校和新体制下,这些大学生的表现,让他大为失望.

首先,学生学习态度消极,“对学问功课,既无暇时,亦无兴趣”[1J365.《续编》前两册中频频记录了学生缺课或干脆停课的情况:“自1950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未尝上课”[1163,“上午外四学生不上课”Ⅲ¨9;“上外四《翻译课》,到者四五人而已”[1】365,“作《西洋文学常识》之定期演讲,而听者只葭等三人到”[2J561.在重大外语系,男生因天冷不愿去课堂,就“迎宓至重大男生第一宿舍宜室中,为外四‘温课’,复讲《世界文学史》”.吴宓虽坚持“礼称来学,不闻往教”,但无奈还是“迂道踏泥,就彼寝室授课,心殊不怿”[1178.

其次,学生常常要求削减教学内容和降低难度.吴宓“讲penny -字,遂述英币制,其写法,及罗马数字.外三学生嫌其太繁重,谓不能承受”[1J85;“外四《散文》课,宓讲已极浅近精详,篪仍代表全班请更浅显,以期了解云云”[1J159“上四系《世界文学》课,宓再三声明于前,而学生仍嫌宓举例太多,说西文字之演变太繁杂”[1J462,等等.对此,教师吴宓不得不调整课本和教法,削减内容和难度:“学生请易读本为……《人民时代英文读本>,并请宓改良教授法,无非更趋浅近之意.宓悉允从”[11144;“重大外四代表来,留柬,《世界文学史》课亦请改为《翻译》云云.宓自乐从.”[11364

再次,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方法、内容,往往多加挑剔、指摘.吴宓的外国文学课程,一直因立场、观点不当而受学生批评,如“《英国文学史》须改变观点及教法”[1174,“《世界文学史》课讲日本武士道,未能与今之抗美援朝结合”[1】256,“讲文学史太少批评”“述《圣经》中之神话及日本人切腹事,似津津有味”“征引新文学书太少”[1J349,等等.对此,他认识到,“今之学生,与昔迥异,其心情口味,乃至其语词与句法,已造成一通行之定式,非极力迁就与之结合不可.学生之视教师讲课”,“不重知识内容,只凭政治观点,且视此中之‘个人表现’以判定教师之优劣”[2J198.

最后,外语专业学生普遍反对学习文学,而倾向于实用性的语言材料.在重大外语系,“学生方议改换课本,不读小说等,而专读今日政府宣传之杂志、日报”[1】82.西师同样如此,“学生今惟读Soviet Literature及People´s Chma等杂志而已,外此皆不欲接近矣”[1184,还从中选出“Gorky-the Champion ofthe World Peace”等文章,推荐给教师作《散文》课选读材料.而在吴宓看来,“此类文章,千篇一律,遍今中俄及其他东欧各国杂志日报所载、法令演讲所布,其词意皆同.而大学中几于任何课程悉必读同样之文章,且非此不可.”[11100当然这种现象也并非重大、西师独有,吴宓通过朋友、同事得知:“京中各大学学生亦只愿学实用英文,而不肯选修文学课程”[1】61,“各地北京大学亦同今授外语惟重实用,做宣传员(对话)文学则不遑.且文学实难,我国之标准比苏联更严”[4J386.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业表现如何,便可想而知了.1952年初,重大“外四《世界文学史》学期考试,实只《英国文学史》中之一章而已.此班学生成绩大逊去年,盖由无暇又无心读书之故,余各班更不足论矣”[1J278.而教师也不得不相应降低考试要求,“外四级宜等复不肯考,听其缴报告”[1179,“议考事,亦从诸生之意”[11144;或者编印复习提纲来“限范围”,“凡在此复习范围之外者,皆不考”[21354;乃至普遍提高分数,“今各系为表现成绩,多方帮助学生,枉尺而直寻,以求使每级之大多数学生均考得优,其余皆得良,极少得及格,至于不及格则无一人矣”[4J288.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即便是常规的考试制度本身,也时而在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的冲击下,进行大幅的修改甚至全盘的取消.1957年春学期末,因为忙于“反右”,西师全校考试、业务课大大减轻,只考一门,余以课外作业代试[3J119.1958年春,在停课三个月、专事“交心”和教学改革后,西师领导再次宣布新考试办法,包括“凡可以以平时成绩定者,不行考试”;不能以平时成绩定的,“以‘布置作业’之法,作考试”(“能在课堂解决者”,不用此法;此法最多“举两门行之”,其余还以平时成绩定);“成绩只有‘及格’与‘不及格’两种”,等等[3J439.这类形式的“考试改革”,无疑进一步打击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学生与老教师的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师的师生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两种情况,即本科生与年轻助教的关系,以及本科生与老教师的关系.相比而言,吴宓对后一种观察、经历和记载较多,而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对象.然而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师生关系的形成机制、评估标准和影响因素大致是类似的;只是由于两类教师在这些方面具备的条件、资本差异较大,才导致了学生与其在关系上的差异.

首先,通常而言.学生都是根据教师的政治觉悟而非知识水准,来决定与其关系的远近亲疏.多数老教师、旧知识分子,即便知识渊博、声名卓著,但因为政治表现一般,乃至“思想顽固”“不求进步”,多为学生所疏远、冷落.就具体、特殊的人物、时期、事件而言,学生对教师的姿态,又是以上层党政领导对该教师的评价为指向的.历史系前系主任孙培良曾向吴宓披露:“校中一切由党团发纵指示,故每班学生对某主任、某教师之态度,迎拒、褒贬、甚至礼貌.均视在上者(当局)旗帜东西之所指为依归,但有集体服从、遵令行事,绝无所谓个人意志与师生感情者矣.”[2J519

其次,学生对待教师及学业的态度,根本上是由该期学生的党团员资格认定、奖学金评选、毕业鉴定和工作分配等制度决定的.正如下文将会详细讨论的,在这些关乎学生命运、前途的问题上,学业水准远不如政治身份、政治表现来得有效.也正因为此,担任党政职务(比如党团支部委员、工会委员等)、拥有行政资源的助教教师,即便教学水准稍逊,也往往得到学生的尊敬和亲近;而不受当局信任、缺乏实际权力的老教师,则是“学生视教师如路人,毫无敬服之心,以教师已毫无威信,且不能有助于学生之前途事业者也.”[4J60

最后,持续不断的政治、思想运动和教育革命,不仅将旧时代中国的尊师传统扫荡干净,还将普适、通行的(包括建国初尚有少许残留的)师生关系之规范、常态完全打破.1958年夏,经历了“双反”和“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等运动之后,吴宓哀叹,“此次大跃进以阶级为分别,大事革除.数千年之中国文明、中国社会,从兹灭绝,不留形迹;而宓等旧知识分子,全体加以凌辱斥骂,使其名誉权威尽丧,学生中已无复尊敬之、宽容之者,今后奉职、授课,困难万端,无法应付”[3J382.

在上述情况下,学生与老教师的关系,体现出以下四种特点.

首先,学生与老教师缺乏有效、真诚的沟通.学生(本科生)与老教师进行接触,基本上是通过课堂、会议、大字报、校报等公开场合和途径,这样学生传达给老教师的意见,大都经过了有关方面的筛选、处理乃至安排,不见了原本该有的自发性、独立性,而体现出高度的被动性、统一性.就老教师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如思想、立场和观点等),学生往往并不向其直接、当面提出,而是首先秘密地汇报给院系领导[3J46.吴宓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方面,学生对他“面谈多所讳避”[2J198,即便他“自往学生群中探询意见”,往往也得不到积极回应[2J195:另一方面,学生“对系中系主任、系秘书.之报告则大异”[2J195,对他的批评意见多且尖锐[2J318.即便偶尔有学生代表当面提出意见,也不就等于是学生普遍、真正的想法.通过其它途径,吴宓了解到,“那些借‘同学之意见及要求’促宓少讲并浅讲,并将教材及必读材料一再减缩者,乃班长(皆党员)之私言,为遵行党之教育政策,故命令宓如此做,而实非大多数学生之所欲也”[4J225;此外也有少数“庸劣懒惰之学生,自己不用功,而忌嫉同学中之精勤进步者,故相率压抑之,是共趋卑浅耳”[1J82.

其次,公开途径无法实现沟通,学生(尤其是少数好学之人)与老教师为什么不能通过私下的、个人的途径进行接触呢?答案是政治氛围和体制规范根本上禁止这类行为.一方面,学生不敢、也不愿在课后与教师有较多学术上、尤其是思想上的交流.除少数时期(如1961年秋-1964年夏)外,多年来学校“不许一切学生、助教去访见老教师”[51383.正因为此,与吴宓有私下交往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中,少有政治表现好、受院系重视的党团员,而更多是被边缘化的分子、被判劳教者、被开除者、品德败坏者等,借问学之名求他资助”】7.当然也有少数勤奋好学的学生,主动接近他、真心向他求教,但其后果则往往是受到党团组织的怀疑、盘查[4J396,以及其他学生的疏远、歧视[4J98——其中便有一位男生,因为“平日不与进步之教师接近,而专与彼顽固、保守之老教授吴宓过从甚密”,结果被其所追求的同班女生拒绝[4J296.

另一方面,老教师也不被允许与学生有直接交流,或在私下展开交往.1959年教学革命中,为了赶编讲义,吴宓曾向某白姓学生借阅听课笔记做参考,然而很快便遭到批评,理由是“吴老师需阅学生笔记,应由班长择取进呈,不当由白生私相授受”[4J262.1965年“社教”运动展开之后,老教师更是被严格地与学生隔离开来.由于“学校当局对老教师如宓等者,愿供养终身,并不使用,而但望其安分守己,勿得与任何一个学生相识,接近,并勿交谈,庶免毒害青年”.尽管如此,“愚直、热诚、俭朴”的吴宓,遇到少数上门请教、主要是求助的学生,还是难以拒绝[6J75.为此他屡屡惹上麻烦:这些学生本来就在政治、品德上有问题,吴宓对人又总是“坦陈相对,不设城府”,尤其好跟人“谈宓之生活及思想”[6J197.1957年,某位学生常到宿舍向他请教,吴宓借书给他,鼓励他“专习外文”,还提醒他“各门校课只求考得及格足矣”;不料后来该生成为“”,吴宓也因此受累,多次遭到助教、学生和系里批判,认为他助成了该生的罪行[3J255.

再次,学生与老教师无法通过公开或私人的途径进行交流,并不意味着院系当局无法通过学生了解教师的情况.事实上,建国伊始,吴宓等老教师发现,常有学生在宿舍旁“日夕监伺宓等‘落后分子’之言行,密报政治课以图陷害”[1】157.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试图侦查教师的政治水平、思想改造,“更于某人私人生活,干涉及于其交际与恋爱,以疑似之形迹,本顽固之见解,而为蛮横之举动”[11333.问题是,积极分于的汇报,往往并不真确[3J81,但院系当局则“一切惟据密报,到处调查,不但人人自危,抑且是非不明.”[3146-47就此,在师生座谈会上,吴宓甚至不得不向学生陈情:“解放后教师皆心存畏惧,唯恐受讥惹祸,于是学问无所施,聪明不敢用,呆滞不灵,才情尽失,反致动辄得咎焉.故望学生诸君勿持狭小之见,更勿以片义只词,深文入罪,径讥斥某教师为顽固、反动、有特务嫌疑,则教师方可安心,展其所长,而辅助指导学生.”[1173

最后,如果说上述情况使得正常的师生关系扭曲、变形,那么各种思想、政治运动和教学革命中,学生对老教师的批判,则使得这类师生关系根本恶化.根据《续编》的记载,这类批判通常具有以下三种特征.

其一,它们多是为了贯彻相应的运动、革命和思潮,由院系当局在背后操控、积极分子学生在前台表演,而合力、共谋实现的.比如需要“反保守、反浪费”、反“少慢差费”时,便有学生定“宓讲‘世界文学等于恋爱史’之罪”,乃至“痛哭愤恨宓之《世界文学》课枉费彼之时力及人民之经济”[3J255.教学改革期间,学生粟多贵在西师学报上发表专文,“所列宓之人性论、天才论、有神论、厚古薄今、繁琐考证诸罪”“正皆1958年教学改革所共指责而当纠正之事”[4140-41.然而关于这一批判,吴宓本人后来由小道消息得知,“粟多贵原稿甚薄劣,不能用,经张、孙诸院长再三聚议,并由张院长执笔润辞,将原稿大加修改,方才刊出”[4J165.

其二,这类批判往往形式多样、措辞粗暴、不讲证据,让老教师极为伤心.就教师教学、思想和言论中的问题,学生可以开会批评(其中又有“师生破除情面而谈”[31454、“教学改革大辩论会”[31371、“师生时事政治论坛”[3J486等具体形式),撰写大字报,广播、朗读、相声及表演[3J342,以及利用展览会展出[3J242,等等.这类场合和手段,高度契合了“群众运动”的方针,使得学生(主要是党团员积极分子)在表达、表演时,更少约束、更无顾忌.即以针对吴宓的大字报为例.对撰写大字报的学生来说,因为“意在帮助宓改造”“故责之切”[3J326,因此并不顾虑“其中措辞指事有极生硬者,粗野者”;然而就被批判者本人而言,却是“读学生对宓之苛评及毒讽,不胜愤恨,遂欲自杀”[3J258.不仅如此,学生并不讲求证据的确凿,往往借助无意的误解或者有意的歪曲,乃至举出各种荒诞的理由,来对老教师展开发难.吴宓在日记中列举了不步这类例子:比如“讥责宓之教学中之错误者”,“所举阶级表,似非宓原稿而出于误抄者”[3J342;再如就粟多贵发表在学报上的论文,吴宓指出,“有宓讲稿,可证其诬”[4J326,等等.

其三,对于大字报这类来自学生的批判,教师绝对不可逃避,必须对其展开“阅读、整理、研究、讨论”[3J335,随后还需写大字报进行答复,欢迎学生帮助自己检查、改造[3J335,同时展开检讨[4J326——为自己辩解,则是决不允许的[4J326.20世纪50年代初,重庆大学“外文系学生,以一二志在立功之团员为首,攻击瑜、考及诸教授助教,诬罔深文、不留余地”,该系教师还可纷纷离校北上,名为学习,实为避祸[11331.然而到了50年代末,这类方法便行不通了.正如中文系某领导所宣布的,“学生所提之意见,皆是好,皆行之而有效者”“若无1958大字报之痛击,焉得有今日之改进?今师生关系之好,正是大字报(群众路线)之功”;教师对学生意见,“应当尊重,决不应对抗”“对教育革命,决不可有丝毫抵触或不满情绪”[4J235.

上述情况自然使老教师极为痛苦,使其对教学事业的意义,乃至自身的处境、命运,都充满了疑虑和担忧.尽管工作很努力、很辛苦,吴宓却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以宓授此等学生”“实屈才之至者矣!”[1J159“三十年前,日夜编《学衡》且备课,忙于现在.但那时从事之学问博大,尽力之事业高贵.虽败犹荣,虽死犹甘.今日则至极卑屈、沉沦维系粗浅不足道”[11537.不但工作失去意义,甚至想实现个人的自由生活和独立思考,也成为极大的问题.经历过学生的侦查、批判,吴宓“深悲,觉今后教授益不易充当,不但品质不分,抑且愆尤丛集,吾侪将至置身无地、偷生乏术.”[1173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吴宓甚至借古讽今,指出“古希腊之学者文士”在被罗马人征服后,即便职务上仍贵为后者之师,“其身份地位仍不免为奴隶也”;在新政权下谋生的自己,面对着这般作法的学生,同样是“欲不为奴隶式之教师而不可得也.”[4J168

三、学生的政治参与

正如上文所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师文史学科的学生,对于学习并无热情,对于代表学术、知识的老教师也并不接近;那么,这些学生在忙什么呢?这正是接下来所要讨论的.该期文史类的学生从事最多的,首先是政治活动,包括高校中日常的政治生活,以及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思想运动;其次是教育革命,包括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和开展科研跃进等.

在五六十年代,高校日常的政治生活,与各种政治、思想运动,就思潮、策略、形式、方法各方面而言,基本上是重叠、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后者比起前者,虽然单个运动持续时间较短,运动范围较小,但对象往往更集中,力度更猛烈,效果更明显,影响也更大:可以说,后者乃是前者的高级形式而已.因此,我们这里且以政治运动为主要对象.我们所要梳理、探究的,除了这类运动的背景、大致情况以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学生都是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吗,他们对运动有什么诉求?其次,院系当局如何通过奖惩制度,来满足学生的这些诉求,从而保证运动的持续、有效地展开?最后,学生在政治运动中的参与,对其改造自身的思想,有什么切实的效果?

政治运动之所以成为学生在校活动的重要部分,其背景乃是高校被视为该期全国政治、思想运动的主阵地之一.一方面,很多这类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而该期高校正是旧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另一方面,新政权培养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由于数量、教育、身份各方面的特点,当仁不让地成为这类运动的主体力量.吴宓所在的西师同样如此作为“西南模范学校”“当局特重之学校”,该校在各种运动中往往“事事积极”“为最前进而热闹者”[1J85.因此,吴宓日记中的多数篇幅,便被用来记载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包括“三反”“反右”“双反”“大跃进”“反右倾”“社教”及至“”的各种运动.

学生参与这类运动的机会,包括各种大会(比如斗争坏分子大会[3J426-428、誓师大会等)、大字报、广播、展览,等等,形式则有朗读、相声、表演、集合、排队、化装、舞龙灯、花船、举大旗、捧公约和保证书牌[4J50,等等.即以撰写大字报为例,1959年上半年,全校“皆忙于提意见,写大字报,公务几全停顿,无暇办事.教师直无暇备课,学生则无暇读书”[31247.其中又数学生最为“辛苦奋力”.为了完成系里制定的指标,他们“数日不回寝室,在教室中倦则伏案而寐,焦思苦行,不断挥毫书写云.学生张绳于各教研室,史系学生所写之大字报,一律送至本人(教师)之教研室中,挂满墙壁,复高堆地板上.”[313311959年3月底至6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历史、中文两系学生便已各写出大字报四十余万张[3J456.

(一)学生群体中的三种类型

尽管学生普遍参与到上述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中来,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此都是真心感兴趣,或者都全心投入到了其中.事实上,只有、正是通过展开这些运动,院系当局才得以从政治、思想方面,对学生进行考察、区分;而通过在运动中的个人表现(积极表现还是消极怠工),学生也在有意或无意地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状况,以及自己在运动中的各种诉求.

根据吴宓该期的经历、观察和听闻,西师学生(尤其是历史、中文两系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对于运动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积极分子,包括党团员、班级干部和课代表等等.这一群体在学生全体中占的比例不高:根据普通学生的个人印象,以及积极分子自己的陈述,可以发现这类学生一般只有l0%14J122,最多不超过20%13J138.这些学生中,有不少是政治、学业表现都好的;但也有一些是仅仅政治进步,学业却不够好的.这后一类学生,相比于一般学生而言,参与政治活动的愿望更为迫切:面临着毕业鉴定、就业分配的压力,他们需要通过突出的政治表现,来弥补学业方面的不足.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各种运动的首要响应者和主要参与者.正如下文所见,通过开展运动,他们中的多数人,的确得到了自己期待的回报:参与教学改革、科研跃进以及本科毕业留校等等.

其次是“地、富、反、右、坏”分子,以及在运动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学生.问题严重的人物,其数量和占比都不算大(而且由于运动频繁、掌控严格、尺度激进,也导致部分人被错划),然而正是他们构成了种种运动中,遭受批判、打击的主要对象.对于这类人的惩罚,总体来说是很严厉的,从下乡、务农,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到送交拘留、劳改等.其他类型的边缘人物,包括政治或学业表现不佳、但问题也不算太大的学生,比例则要高些,有时会达到六分之j[41323.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是靠边站,在各方面受到其他师生的冷落.

最后是在学生中占大多数的、政治表现并不突出的中间分子.“反右”运动初期,西师学生(其人为吴宓邻居、同事之子)曾告诉他,“本校学生之实况,其中百分之五十,皆袖手旁观,未真参加反斗争;而百分之三十,则直不服党、政府、学校之所号召,此百分之三十,非,乃聪明好学、尊敬老教师之好学生也.”[3J138如果说学生此时“袖手旁观”“不服”,尚有好学、尊师乃至“双百”“鸣放”的影响在内,那么在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之后,学生依然消极应对,恐怕更多是因为难以看清运动走向、害怕政治风险的原因.1959年,亲近吴宓的中文系学生扈家骐,告知他“今日中文系学生之实况”:“众皆畏慎但求趋附发言以自免祸,至对于学业(1)大多数皆怠忽,以谋生为首务,则学问乃所不需者矣.若夫(2)积极求学(3)热忱为党效力奔命者,皆少数学生耳.”[4J60

(二)奖惩制度

要让不同类别的学生充分参与到各类运动中来,不仅需要学生本身的积极性,还需要院系当局提供有效的奖惩制度,来充分激励积极分子,并打击落后分子.

在运动展开之前,院系往往首先会对学生展开评价,从而选择出运动的主干力量和打击对象.评估的手段、标准,大都包括以下三种.首先是本人的政治表现,包括对党团活动的参与,对政治时事、生活问题的看法,与老教师或者党团员助教的接近等等.其次是学生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肃反”运动中,有学生“以旧家庭复杂,并其师长均遭污蔑”,在“深刻琐细”之“追问查究—下,“撄狂疾,所谓神经病现禁锢居于卫生科楼上”[3J278.最后是学生私下的思想状况.校方曾调查学生的图书借阅记录,“俾由其平日爱读某一类之书而判定其人之思想情况、政治立场、道德品质”[61263,等等.

在确定了正面力量和反面对象之后,往往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方面,来实施奖励或惩罚.

首先是学业成绩评定.学生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不仅关乎他们的政治评定本身,而且还影响到他们的学业成绩.在“反右”、整改期间,曾有同事告诉吴宓,如何对学生进行区别对待:“九月开学之初、上课前,先在系中询问本课中(1)班长职员之姓名(2)分子学生之姓名(3)积极分子、多干工作者之姓名,然后慎所发言,遇事则招请诸班长情商求助,从其意见行事,遇分子即不称赞,且贬斥之.而积极分子若成绩不佳,即为改定其分数使不列于下驷.”[3J256在1958年-1960年间的教育革命中,期末成绩向积极分子的倾斜,更是经“考试改革”而制度化:一方面,削减考试分数或学业表现的比重,同时增加政治表现和科研表现的比重[3J425;另一方面,课程成绩不再全由教师通过考试来决定,而是加入学生和党支评定的成分[4124.

其次是在政治生活中的身份和影响力.该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加上“群众运动”的基本思路(比如各种“改革大辩论会”[3J393-395、“师生大会”[3J427-428等),使得对学生群体实现分层、分化,为积极分子提供政治资本,将异见、落后分子打入另类,具备了相当的可行性.一方面,少数党团员、学生干部大显身手,在会议上扮演辩手、代表等角色,乃至担任组长、主席各种职务[3J392,“指挥一切,肆意讥弹,结果悉从其意”[1】462;更以此为契机,沿着党团、行政通道扶摇直上.另一方面,少数落后分子、坏分子被筛选出来,在大会上接受群众斗争,“怒叱嗔骂之声甚厉,历二三小时,闻之颤傈”[4J195,主动或被动地认错、忏悔;从此在政治生活、人际交往中被边缘化,乃至沦为贱民.

最重要的则是毕业鉴定和工作分配.该期西师本科毕业生中,毕业留校任教,已是较好的去向;倘若能进一步在职进修、读研究生,便是最佳的机遇.然而正如吴宓所看到的,“今之进修生皆是党员,青年教师十之九亦同”[6153,这种评定更多注重毕业生的政治表现.亲眼目睹过这类毕业、就职鉴定会后,吴宓曾感慨道:“专重政治思想,而不问其人之才学.只望忠顺效力,不怠不叛,而不考各职之特需.”[1】119上文提到的中四学生粟多贵,即通过在学报上撰文猛批吴宓的教学,“立功而得任助教职”[4J195.再如中文系助教曾宛凤,因为中学期间便入党、革命履历过硬[6153,不但提前(一年)毕业留校,更在此后受到重点培养,让其跟随吴宓进修两年.

(三)总体效果及影响

尽管当局发动、开展了如此之多的政治、思想运动,而学生也大量、持续地参与其中;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来,在规训、引导学生的言行、思想方面,这些运动不但没能获得期望的功效,反而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首先,该期中国社会矛盾原本就很尖锐,阶级斗争思维更是深入人心,一旦经济困难加剧或者整治力度升级,便可发现,学生中的违法犯纪行为不但没能减少,反而大幅上升[4J480.1958年夏,西师人事处长便报告到,“近半年中,校内大小偷窃案已破五六十件”(“就中附小学生,十二岁以下数人,结成党伙”“在校内行窃”),此外更有“窥女生浴、在厕所候逼女生,班长自批准助学金、贪污公款等,各系共十二案(皆学生),人事处已拟定分别开除或警告处罚”[31340.甚至党团员也不例外,其中便有男生“污辱年方七岁之,致开除党籍学籍”[41124.

其次,在运动中真正实现改造的学生总是少数,更多人只是学会了伪装作假,乃至投机取利.一方面,就院系当局而言,形形色色的“思想改造”辩论,“只是装点门面,在辩论之形式下,以威力逼人说假话表示服从、投合而已”[31337.另一方面,就参与其中的学生而言,也很擅长敷衍应对.就历史系师生在“交心”运动中的消极表现,该系党支书曾作此总结:“(1)敷衍过关,避重就轻;(2)空谈思想,不举实例一史料;(3)观望,不肯暴露;(4)试探深浅,不径坦白.”[31274总的来说,在这类情况复杂、风险重重的政治运动中,存活下来、乃至取胜的学生,只能是少数技艺高超的投机分子(乃至立场坚定的激进分子).

最后,就学生中的普通、多数人而言,在经历了众多运动、斗争之后,原先的旧道德已被扫荡一空[41193,钻研学术的理想也无从谈起[4J60,激进的政治抱负也因为风险太大(乃至“祛魅”心态)而被搁置[4J60.最后剩下的,只有的现实利益与典型的犬儒主义心态.1964年,历史系学生周锡光告诉吴宓:“今之学生就本系言皆乏理想而极重实际,习于虚伪应付,而深通人情世故,兢兢以不得罪任何一位同学为务,俾毕业鉴定得好成绩,而分配得好工作岗位,他非所计”[61324.

四、学生对教育革命的参与

在该期中国大学、尤其是文史学科的教学中,与上面讨论的日常教学和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的,是接连不断的教育革命.教育革命之所以成为该期中国大学教育的重要部分及显著特征,是广泛、深入地贯彻激进左派、尤其是本人教育思想的结果.关于大学生(尤其是文史学科)的学习内容,在看来,除了文化知识之外,同样重要的还有从事政治活动、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开展科学研究.由于以往教师和学生只重视文化知识,而不重视后面三类,因此便有必要通过教育革命进行变革.这种指示简单明了,对该期中国高教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接连不断的教学改革,无非就是大幅削减前一类的比重,而猛烈提高后三类的比重.在这三类当中,政治参与在上面已经讨论过,接下来我们便就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两方面分别进行梳理.

(一)生产劳动

首先是生产劳动,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就农业生产而言,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中,西师全校长期停课,师生下乡助农民修堤坝[31243-244、抗旱[3J245、收、种粮食,在学校附近掘红苕[4J212、种菜,等等.在工业生产方面,师生集体从事炼钢(其中又有建小高炉、磨石粉、劈柴、抟煤球、捡白泡石、守闷炉等各种环节、分工[31490-503),办工厂(比如办染织、炼钢、糖果、肥料、工具修理厂等[3J439),等等.这些活动,少则两三天[4J66,长则一周[4J197、一句[31243-244.最多的,还当数1958年末,西师各系师生共三千人,赴綦江开采铁矿一个月,无功而返[3 J517;

我们以学生(教师往往也会参加,因此下面统一称“师生”)下乡、从事农业生产为例,从这一制度的设计目的和最终效果两方面,来评估作为“教育革命”内容之一的生产劳动,判断它的成败和价值.

从1958年到1960年,西师持续贯彻鼓动师生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的政策.根据《续编》中对各种会议的记录[3J224-226,院系当局发动、开展这类运动的目的,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首先,也是农业生产可被视作“教育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师生通过劳动,训练集体生活、克服个人主义及剥削思想[3J439,同时“由目睹而后深信农民之饱食乐业”及“人民公社之成功”[4J212,来消除怀疑、破毁谰言[4J198.其次,也有开展农业实验、提高农业技术的考虑,即希望师生接近农民,帮助他们扫盲[3J438,同时“亲自取得农业之知识与经验”,来“完成‘丰产’及‘储粮…[4J198的目的.最后,借此贯彻政治奖惩制度,也是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教师而言,部分党团员干部采取轮流下乡、获得锻炼,更多的“无用人员”则是“下放调职(不必下乡)”或“下放(裁员)送农村安置”[31224,即被变相淘汰.学生也是类似:1960年春,“中四级230余人中,剔出约四十名,不令前赴各地中学做辅导,而饬留校做劳动生产”,因为“留者多属愚劣或思想落后之学生”,这些人“颇忧彼之毕业及分配教职亦难有把握”[41323.

尽管当局往往宣布以上活动都获得成功,然而就吴宓所亲自经历、亲眼目睹和当事人提供的见闻、实情而言,除了最后一种情况有待讨论之外,其它两种目的都彻底失败了.

就第一种目的而言,与当局的意旨相反,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师生,不但没能增强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信心,反而亲眼目睹了大量糟糕的现状.由于并不认同党的农业政策及传达的耕种方法[4J80,农民“心情嗟怨,工作疲惫…虽日夜驱使之”“其行动只是消极之服从”[4J205.结果,“日夜劳忙,而生产总额实不如去年也”[3J478,“穷饿劳苦之情形为自昔所无”,而学校“展览会中之所见,报纸之所登,皆伪造之宣传”[3J331-332.不仅如此,虽然师生极力接近农民,辛苦帮其做事,然而由于彼此身份之间的巨大鸿沟,农民对于前者不但“不尽热忱”[3J248,甚至对其实施“苛待”[3J269.

就第二种目的而言,师生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劳动强度大[4J178,卫生条件差[4J215,更由于不遵守农业规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资源,只换来粮食严重紧缺的结果.这些情况叠加在一起,自然导致学生“以虚饿致病者”[4J190及“患神经疲劳及虚弱等症者甚多”[41300,“医不暇给”[4J190、“学校分批用汽车送入九医院”[4J215,更有数人因此而病死[4J201.至此,学校又不得不持续停课,让师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这次是展开生产自救[4J212.

关于第三种目的,可以发现,这种政策的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表面上看来,让落后分子、边缘人物下乡(下放)、从事生产劳动,使其在吃饭、实习、就业各方面受到歧视性对待,有效地保证了各类政治奖惩制度的实施.然而问题并未就此结束——随着生产跃进的失败和经济局面的恶化,更多的普通学生逐渐被卷进来,而这种劳动改造制度也就转化为一种恶性循环,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一方面,随着粮食、物资问题日渐紧张,越来越多的学生以上书[4J239、大字报[4J216、密约、会集[4J197等方式提出意见、,学生实施的偷窃、犯罪案件也显著增加[4J480;另一方面,形势越发严峻,当局检查、管束的标准也越发严格,正如吴宓所观察到的,“凡值国际局势紧张或国内有灾害,生产困难时,必提出肃反或思想改造运动,近年之反右及大跃进,皆是.其作用半为鼓励与督促,半为掩饰兼防备.”[41147.这两方面叠加起来,自然使得被揪出来的反动人物、言论和行为,在数量上大幅增长[4J239,于是便有更多的人便被归为“右倾机会分子”[4J190-191,遭到“群众斗争()”[4J195,乃至“送交法院,判为反革命分子,发往劳动改造”[4J198.

(二)科研跃进

学生从事教育革命,在政治上体现为参加“反右”“双反”“社教”等运动,在经济上体现为下乡务农、炼钢铁、开办工厂等;在与教育直接相关的教学、科研领域,则落实为开展教学改革、从事“向科学进军”和科研“大跃进”.就吴宓所在的西师历史系和中文系而言,这后一方面主要是通过写大字报、展开“红专辩论”,“助编(i)中学课本(ii)各课《教学大纲》及下半年之全部《讲义》”[4J385,乃至赴偏远地区(川北、阿坝)展开《四川革命史》及《少数民族史》调查[3J439等来实现的.大字报在上文已经说过,“红专辩论”主要是在教师之间展开,社会调查在日记中没有记录(因为吴宓没有参加),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学生(大都是和教师合作)展开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改编(实际上是完全重写)工作.

在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就普通本科生介入高校科研活动的规模、力度而言,没有哪次能比得上1958年-1960年期间的教育革命.学生之所以能在这一次的科研跃进中大显身手,一方面是因为部分人在思想、身份上的特点,特别符合思想改造、“大跃进”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院系当局在制定、实施这一计划时,便着力将他们作为主体,来取代以往的旧知识分子、老教师.亲身经历过这一活动的吴宓,其例子颇具代表性.1958年下半年,他与中文系三年级本科生、进修生各两名,一起改编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大纲》.根据他的记载,可以发现:

其一,参与编写的学生,并不需要学习用功、知识丰富;政治积极、立场坚定,往往才是更加重要的.在吴宓看来,中文系领导“所派中三学生代表,皆庸劣,而不派资性聪明、成绩优秀之中三学生”[3J456,而“中三学生之用功勤学而识解高超、出刘启真上者,不知凡几,乃独用此浮薄之进修生一人改订《教学大纲》,名为‘学生之公意’,强宓以必从,不亦冤乎?”[3J462而且与老教师不同,学生干劲大、声势强,重数量而不重质量,因此速度快、成绩多.吴宓因为“撰作迟缓”,不得不听从两位进修生的建议,由“下笔迅速”、已提前完成本人指标的刘启真、张江来二人替他撰写剩余章节[3J478.

其二,编写制度着力发挥学生的作用,保证学生的话语权,而压制老教师的话语权.在编写工作会议上,系领导特别强调“师生平等讨论,不可以学生为助手而命令之”[3J448.这类制度,加上学生在人数上的优势,往往使得他们比老教师更加“平等”,有效地实现了“掺沙子”的目的.为上述大纲制定计划时,本有吴宓负责的“东亚古国”一章,但因“二君本不赞成”,于是不久便被两位进修生“借故取消”;吴宓颇费力气,终于编出三章,但讲义印刷出来后发现,“只登出二章”“批判现实主义一章,删去未登”[3J505——甚至连这二章中,也“各有一二段经两进修生删去,未印入,而不与宓商,径自裁夺”[3J508——结果“全书几皆二进修生所编,阅之气尽!”[3J505.两年之后,中文系再度展开师生合编讲义时,吴宓更是被边缘化,连编写资格都被剥夺,“宓不在撰写人之列,只作诸同学之顾问,供给材料,指示书籍而已”[4J405.

从理论上来说,与上文讨论过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相比,科研跃进因其学术性,也许会具有一定的差异;然而实际上可以发现:在方法、思路和效果各方面,科研跃进与其他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更为显著.而正是这些共性,构成了该期科研跃进、也是全部教育革命中的基本特征.

首先,好大喜功、唯意志论.这些科研任务,往往或者是献礼工程[4J365,或者就是为了贯彻院系领导的意志,因此大都多且急[4J207.1958年暑假期间,中文系召集了“四十至五十名青年教师及学生,主要负责者十五人”(从人数来看,学生占了多数),进行《教学大纲》修订,只用了“三昼夜,成《教学大纲》九十五篇,约150万字”[3J456.1960年夏,为修订教学讲义,学生组长曹开宇奉命“订出诸多项琐细繁艰之工作计划,使人无时工作、无力工作,只以全部时力应付此等要求,执行领导人命令而已”[4J392.对于这类科研方法,吴宓极不赞成,“凡事必以群众运动之形式行之,如迅雷疾风暴雨,与吾侪之所知所信者全异”[41373,“又因太重宣传与表现之故,往往费力于不实且无益之事,纷纭忙苦,迹近粉饰.而不肯令众孜孜勤学、默默深思,以成博雅之士,而撰出宏论巨制之著作”[4J378.

其次,厚今薄古、历史虚无主义.在院系党政领导的引导下,学生(以及助教)在改编大纲、讲义和教材时,往往以激进、极端的态度,全面否定古人、外国人(包括苏联人)、他人及自己先前的做法,以求根本创新、完全改观和赶超别人.1960年夏,师生集体参与的《外国文学讲义》改编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文系党支书记苏鸿昌“赴京沪等处考察教学改革”结束后返校.“本组昨所改订之计划,呈苏鸿昌君审阅后,认为殊不合用,盖其变更不大,并未建立崭新之体系,且《外国文学讲义》之体例,如所拟者,比于本系《古典文学讲义》已显然落后,况追步北大、超秩北大也耶?故必须完全作废,从头另作,而先之以重行检讨本系前此《外国文学》教课及《讲义》中思想及方法之错误,严加批判,惟大破乃能大立.”[4J405这样,在“彻底革命,建立以思想为鹄之中国无产阶级外国文学新体系”的指示下[41404,大纲工作在四十天内开始了“第三次变更,第四次另作”[4J405.

最后,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才是这些科研任务追求的终极效果.尽管科研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然而吴宓看得很清楚:“今日文学教育之设施改革”“非真集思广益,从事提高者也”[41373,因为“所谓科学研究、学术讨论者”,最终总“必须折衷于阶级斗争,归宿为听党的话,即仍是对师生加紧思想改造而已”[41247.事实的确如此.比如上述费力极多的《外国文学》讲义,其编写方针便被定为:“批判修正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故谓古今中外之文学艺术,莫非由阶级观点作成,亦莫非由阶级观点读赏,绝无所谓‘人类之共性’,亦无超阶级之文学艺术作品,虽单词只句之吟咏,一枝一鸟之描绘,莫不为某阶级服务.”[4J396正因为此,“教学改革之结果,只是加强马列主义与思想,为造成政治宣传员.教学之内容恐木能提高,方法亦难改进”[41371,最终必然是“愈改愈误,愈改愈空,直举中国文字与世界文明尽铲除之而后已尔”[4J20.

五、结语

本文以《吴宓日记续编》为资料来源,以建国初十七年间吴宓任教的西师外语、历史及中文等系科为样本,从知识学习、师生关系、政治参与及教育革命四方面,梳理了该期中国高校文史学科中的学生情况,并对导致、影响了这类情况的制度根源和时代思潮进行了探究和评判.大致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知识学习方面,学生态度消极,不仅要求削减教学内容和降低难度,还对教师的教学方法、内容较多挑剔、指摘,外语系学生更普遍忽视文学知识,最终其学习成绩也不尽人意,而教师、学校也不得不降低考试要求.学业表现在毕业鉴定、工作分配等关键制度中不被看重,乃是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因素.

其次,在师生关系方面,学生对教师的态度,往往取决于教师的思想觉悟、党政身份和行政资源,并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的影响.旧知识分子、老教师不但得不到学生的亲近,想要与学生进行有效、真诚的沟通,不管是通过公开途径还是私下场合,也都很难实现.不仅如此,院系当局还会利用学生对老教师进行监控,并在各种运动和革命中对其展开粗暴、无理的批判;这些都使得老教师对于教学的意义乃至自身的命运,产生极大的忧虑.

再次,在政治参与方面,根据其政治面貌、运动中的表现及诉求,大致可以将学生分为三种类型:少数积极分子,少数坏分子、落后分子及部分边缘人群,以及大多数中间分子.为了实现运动的目的,院系当局往往会挑选部分各类学生,利用学业成绩评定、政治身份和影响力、毕业鉴定和工作分配等手段,来对其进行奖励或者惩罚.但这类政治运动并未真正改造学生的思想:经济困难加剧、或者整治力度升级时,学生中的违法犯纪现象不降反升;学生中真正从事改造的只是少数,更多人只是伪装作假或投机取利;绝大部分学生更是对学业、旧道德和政治都失去兴趣,而沦为利己主义者、犬儒主义者.

最后,在教育革命方面,学生下乡、从事生产劳动,不但没能增强其对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信心,反而让其目睹了农村的糟糕现状;不但没能增加产量,反而使学生身体、精神、健康受损;表面上贯彻、巩固了奖惩制度,但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却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在科研跃进中,学生凭借其身份、思想、速度上的优势,以及编写制度向其的倾斜,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然而这一跃进中充斥的好大喜功、唯意志论及厚今薄古、历史虚无主义等特征,导致其最终仅能促进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而非帮助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

简而言之:此文为一篇关于《吴宓日记续编》和文史和学科方面的学科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学科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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