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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 跟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农业FDI引资结构分析相关论文范文集

主题:中国农业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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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吸收外资、融入全球开放式经济的主要方式,虽然中国农业FDI利用相对规模偏小,但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其引资结构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本文基于2006-2015年中国28个省份相关面板数据,将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衡量FDI异质性的指标,从资本流入视角区分对应外商资本技术水平和投资动机,同时结合东中西部三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综合优势,分析制度、市场、资源禀赋等因素对当地农业异质性FDI引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农业FDI,引资结构,FDI利用

DOI:10.13856/j.cn11-1097/s.2018.08.001

1引言

对于FDI的吸收,中国经历了两个历史性转折点,其一是2001年中国“入世”正式成为WTO的一员,其二是2013年开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就2006年到2015年间,中国吸收实际FDI金额呈稳定上升趋势,尤其2011年中国实际吸收FDI金额比2010年同比增长3584321万美元,同比增速高达21.18%.2015年中国吸收实际FDI金额27832783万美元,其中农业实际FDI金额464314万美元.虽然比起第二、第三产业中国农业吸收的FDI金额垫底,但经过两次转折点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更高并且吸收到更多外商投资,农业吸收外商投资也不例外地整体呈上升趋势,其引资结构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悄然发生改变.农业FDI利用规模偏小的原因主要是其自身的特性,如农产品普遍偏低、利润空间小,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不高等.(阚放,2014)[1]但随着中国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中国近年来实际吸收农业FDI金额一直保持上升趋势,那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未来中国各地区应如何更好的利用农业FDI来优化当地农业发展及转型,以进一步释放其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基于此背景,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28个省份农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相关面板数据,对各地区农业FDI引资结构和利用效率进行系统分析,以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如何有效利用农业FDI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中国农业实际利用FDI概况

2.1农业实际利用FDI规模

FDI的主要目标是在短期内获得高利润回报率,因此农业FDI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弱质性,相较于第二、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力较小(徐玉波,2012)[2],截至2015年底,农业领域累计注册24094家外商投资企业,仅占全国累计企业数的2.88%,但2006年至2015年第一产业实际吸收FDI金额仍呈总体上升趋势,2006年至2012年呈不断上升趋势,由100089万美元上升至509262万美元,七年间总额增加了4倍不止,2008年之前为一个过渡期,2008年中国农业企业就连续出现了多个FDI案例,投资形式以独资为主合资为辅,以及很小占比的中外合作和外商投资股份制形式(吕立才等,2010)[3].2009年开始有更大规模的FDI进入中国第一产业的各个领域,2013年回落至428199万美元,次年就达到历史峰值574063万美元,同比增长145864万美元,同比增速高达34.06%,2015年再次回落至464314万美元,虽出现一定波动但仍可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业FDI仍会保持增长趋势,利于中国第一产业更好地利用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2.2农业实际利用FDI结构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香港、台湾是中国利用农业FDI的两大主要来源地,香港在内地农业领域的投资规模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孙致陆等,2014)[4],2014年占中国农业领域外商投资总额的55.6%,2015年实际投资金额为100799万美元,同比下降3.58%;2014年中国台湾在内地农业领域的投资总比重达13.1%,2015年实际投资金额升至11715万美元,同比增长29.86%;日本、韩国、美国在2014年分别以2.3%、1.8%、1.4%的比重排在第三、四、五位,而2015年的第三位是新加坡,以9565万美元占比6.24%,瑞典以9437万美元紧随新加坡位列第四占比6.15%,卢森堡则以4258万美元位列第五.

2.3农业实际利用FDI方式

80年代中国农业吸收FDI的主要形式是中外合资及中外合作,90年始中国农业领域就掀起了外商独资的浪潮,尤其是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法》的改订使外商独资的形式在农业领域渐渐处于主导地位(何艳,2008)[5].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农业领域的外商独资形式占比仍一直稳定在80%左右(阚放,2015)[6],合资形式占比大约为10%,次之为中外合作形式,而外商投资股份制形式受法律限制大,涉及到资金规模、企业上市融资等各种问题,因此占比最小在3%左右.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各地区农业引资结构分析

首先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中国农业FDI总额逐年增长,十年来的总体金额几乎呈直线上升状态.具体而言,2006年到2012年由100089万美元上升至509262万美元,2013年有所回落,次年就达到历史峰值574063万美元,2015年再次回落至464314万美元,虽偶有回落现象但整体可见中国农业FDI上升空间巨大.

图12006-2015中国实际利用农业FDI总额趋势

截至2015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农业FDI总额已经超过356亿美元,仅2015年当年实际利用农业FDI总额就达46.5亿美元,不难看出中国农业FDI仍有巨大发展空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6年之前中国第一产业FDI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各省份统计数据也相对缺乏,因此本文选择以2006-2015年为样本考察区间,图1中数据则以2006年为基准年进行农业FDI存量统计分析.

3.1东部地区各省份引资结构分析

东部地区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最先对外开放的地区,因此在对外引资早期农业FDI也大多聚集在东部地区(周娟等,2009)[7].就总体而言,2006、2007、2008连续三年利用农业FDI总额占全国60%以上,但由于中国随后大力推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东部地区农业FDI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2014年占比48%,2015年降至40%,详见表1所示.

表12006-2015东部各省份农业FDI占比统计

就各省份而言,除了广东、山东及江苏三个省份,其余省份考察期间农业FDI波动幅度较小.首先来看广东和山东两省,考察期间广东、山东FDI占比下降显著,两者主要原因相似——国家政策的改变、发展重点的转移、其他地区进一步发展使两地在第一产业的投资环境优势逐渐消失(马述忠等,2013)[8].并且可以从十年数据中看出广东、山东在引资结构上的变化和产业结构发展的普遍规律一致,从“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最后定格到“三二一”.2012年两地就已经进入“二三一”阶段,14年末15年初就完全进入“三二一”的最后阶段.

江苏省虽然波动明显,但其波动趋势与广东和山东并不相同,江苏FDI增长占比变化呈“倒U”形,于2012达峰值.2006-2012这几年江苏利用农业FDI金额一路走高,其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是主要原因之一,低平的地形地势以及极大占比的平原和水面、全省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雨量适中都为江苏大量吸引农业FDI奠定了基础.而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江苏省重点引进港资台资,偏好附加值高的相关产业,如高效园艺种植、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2011年末,江苏已经拥有昆山、扬州两个国家级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五个台湾农民创业园,与台湾合作成立11个园区,全国占比20%,也就不难解释次年就能达到峰值148365万美元的原因了.随着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放慢,2012年后江苏省吸引外资数额虽有所下降,但一直位列全国前茅,其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支持更多偏向中部和西部地区,区位特征是不断变化的,资源禀赋丰富、劳动成本低廉、市场辐射力强的中西部地区正逐渐获得农业引资方面的区位优势.其实从各省占比情况来看就是“中西部双上升”,上升的比重来自于东部地区,但是整体“东高西低”的布局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3.2中部地区各省份引资结构分析

中部地区主要依托“中部崛起”战略,凭借政府对本地区的政策支持以及自身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因此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农业FDI情况也呈总体上升趋势,并且在2015年整体占比高于东部地区达到49.36%,超过东部地区9.14个百分点.

表22006-2015中部各省份农业FDI占比统计

就中部地区各省份而言,江西、河南和湖南三省位列中部地区FDI占比前三甲.

江西省占比十年间一直稳居前三的原因是其地理优势:位于长江三角洲开发区、闽南三角区、珠江三角洲开发区和武汉地区之间,利于江西四面开放,借道发展;农村劳动力占比大且报酬低廉;宜垦荒地、可供开拓发展的草坡和草洲众多,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丰富.

中部地区占比涨幅最大的是河南,2015年占比是2006年的19.35倍,实际利用金额由568万美元升至51202万美元.作为中国农业大省,河南利用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极大改善了其投资环境,根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政策推出了引进外资的配套政策、下放权限,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近几年在农业领域的招商引资一直位列中西部地区前沿.

而湖南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省,农产品品种、产量、出口量、消费量一直名列前茅,受此历史因素影响其农业FDI利用占比位于中部各省份前列.

3.西部地区各省份引资结构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策略的不断推进,西部地区农业FDI实际利用占比确实在2015年达到峰值12.36%,但是十年间不管是整个西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各省份,其利用金额和占比都呈现较大波动,该结果与预期应一路走高的情况并不相符.

表32006-2015西部各省份农业FDI占比统计

就西部各省份而言,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实际利用金额和占比的峰值均出现在2011年,尤其重庆在2015年出现了十年来最低值,实际利用农业FDI金额仅为90万美元,仅占全国农业FDI总金额的0.02%,贵州、甘肃、青海甚至出现了农业FDI为0的情况,最为突出的是青海,2006、2011、2013、2015这四年农业领域的外商投资均为零.

西部地区农业FDI情况发展最好的地区当属内蒙古,2015年内蒙古利用农业FDI金额及占比均为西部其他省份总和的2.15倍,主要原因是其处于重要地理位置,是构建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的核心区域.近几年,内蒙古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基础上,推动轻纺、农牧业以及乳制品业等优势产业与外商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拓展了FDI领域,吸引了更多农业方面的外方投资.

西部地区在农业领域的外资吸引力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其原因大体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第一,西部地区市场化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地方政府干预较为严重,外商投资方向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力约束,导致外资的分布不均衡且稳定性较差;第二,虽然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得到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但其自然环境、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社会经济条件整体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对外商吸引力较小;第三,西部各省份地处内陆腹地,远离国外市场,不利于农产品的运输和贸易,虽有开通“渝新欧”“蓉新欧”等铁路运输路线,但这些班列的主要对象也并非第一产业而是附加值更高的汽车、电子配件等产品.

4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农业FDI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从全国整体看来农业引资结构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得到一定改善,尤其中部地区的改善情况十分显著,但也会存在省内农业FDI分布不均的现象,如江苏省“南高北低”的引资结构;未来西部地区的农业FDI情况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其外资分布仍是不均匀的,且改善程度不会太大,依旧会维持“东部逐渐向中、西部延伸”“东部优先向中部扩散”“东/中高西低”的整体格局.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引导外商投资均衡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在农业FDI方面的长期任务就是引导外商投资由东向西扩展,扩大西部地区农产品市场销路、形成完整产业链.对于一些能源资源、自然资源丰富的中西部省份,要想更好地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吸引外资,两大因素必不可少.首先是政策扶持,应当依中国《农业法》的相关规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财政对于农业领域的合理倾斜,并确保其稳定性;依《农业协议》的相关条例,将名目繁多的投资资金进行优化、汇集,将相关款项集中投放于农业发展中核心环节,保证农业关键项目资金的需求;对于部分西部省份,可适当放宽投资限制、延长外商在农业领域投资的经营期限.其次需重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的保护和维持.物质资本投入方面,关键是提高通信和交通水平,以保证农业生产者对于市场信息的及时获取和农产品的贸易运输.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教设施的完善以及农村电、水、路等项目的建设都将为中国农业FDI发展锦上添花;生态保护方面,需要注意不能总是按照他国标准进行过高的限制,也不能因为当前利益而破坏环境,造成生态破坏.同时,要避免因为单一经营而造成农业中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生态农业.

(2)积极进行双边协调,提高外资利用率

中国农业FDI利用率一直不高,为改善这一情况,各级政府需要在谈妥农业引资项目后加强与外商投资方和当地农民的沟通,积极跟进落实引资项目,根据双方需求及时适度地调整项目安排,力求满足双方的合理要求,加快中国农业FDI项目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转变的步伐.

(3)设立并扶持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强化集聚效应

江苏省在2012年的“跨越式”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本地龙头企业的带动,中国应借鉴这一成功案例,建立一批规模化、专业化分工的领导者企业.事实上,中国目前因种种原因很多地区并未建立起规模化、高效率、低成本的农业生产方式,龙头企业的建立将带动很多地区农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者的目光.过程中注意强化高新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开发和应用,提高本地劳动者的科学素质以及农产品附加值,同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当地农民进行专业培训以及引进人才,以解决FDI相关人才不足的问题.

(4)规范农业市场,发展农场制生产方式

对于农产品市场,需要中国在政策上加强保护,严格监控其质检过程,建立完备的农产品储备设施制度,改善农业服务制度,通过合作、联营等方式,增强农民的合作意识,完善农业的服务制度,促进农业领域的市场规范化.同时,为更有效地利用FDI金额发展中国第一产业,扩大农业规模程度、发展农场制是绝佳的选择.农场制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更利于实现专业化、社会化生产,也更利于其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

参考文献

[1]阚放.我国农业利用FDI对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2014(10):3-6.

[2]徐玉波.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的影响[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3]吕立才,熊启泉.我国农业利用FDI30年:实践及理论研究进展[J].国际贸易问题,2010(2):83-90.

[4]孙致陆,李先德.农业FDI提升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函数模型的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3):54-62.

[5]何艳.FDI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出口溢出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8(2):86-91.

[6]阚放.中国农业利用日本FDI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5(7):34-36.

[7]周娟,张广胜.FDI影响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机制研究——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GMM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9(5):18-25.

[8]马述忠,陈颖,王笑笑.农业FDI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种业研发能力视角[J].管理世界,2013(7):71-79+187-188.

(责任编辑段丽君)

括而言之:该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倡议和中国农业和引资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国农业本科毕业论文中国农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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