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问题 、演变和转型：基于农业三阶段论视角,本文是关于农业发展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中国农业问题和阶段论视角和转型有关论文范文.
农业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农业问题的演变与转型有其内在规律,认识和把握这种规律,有助于实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强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多元目标.本文借用速水佑次郎先生提出的“农业发展三阶段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国情和农情,分析了中国农业问题的演变与转型,探究了技术进步和农业政策对农业问题演化转变的特殊作用,进一步就现阶段中国农业问题可能之策及今后发展趋向提出建议.
关键词：农业问题；“农业发展三阶段论”；农业政策；技术进步
DOI：10.13856/j.cn11-1097/s.2018.02.028
1引言
作为农业经济领域的经典著作,日本农业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先生（Yujiro Hayami）的《农业经济论》非常值得细细品读,其对世界农业问题以及日本农业经济与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充分展现了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农业部门所存在的主要矛盾、表现形式及基本特征,并划分为：①粮食问题优先阶段,即在工业发展初期阶段,农业生产赶不上随人口和收入增长而增加的粮食需求,引起粮食上升,并促使工资水平全面上涨,从而制约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②农业调整问题优先阶段,即农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调整,将农业中过度投入的资源转移出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③贫困问题优先阶段,即在经济中“如何廉价提供农产品”与“如何防止农民收入相对减少”这两个目标并存时由粮食问题向农业调整问题的过渡阶段.速水佑次郎同时指出这3种农业问题一般分别对应经济发展的低收入、高收入和中等收入3个阶段.《农业经济论》使用了这个分析框架和逻辑,回顾了日本农业的发展历程并着重评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农业调整时期的日本在农业支持保护,特别是支持和农业结构改革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基于此,讨论了日本农业的未来发展和政策取向.“农业发展三阶段论”对认识中国农业的整体面貌,理解中国农业问题的演变和发展历程,应对农业转型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2中国农业问题的演变进程及其转型
真实世界中,农业问题的不同阶段表现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某一时期由某一个或某一类农业问题占据主导,其他诸多问题并存.而且,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相对照,后发国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就可能已经提前面临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农业调整问题的倾向,这种快速转变对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农业转型及政策制定提出了严峻考验.
2.1以保供给为核心的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仍然是现阶段中国农业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中国粮食的生产和供给备受全世界的关注.中国必须保证粮食的有效供给,维持一定的自给率,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技术进步的不断深化,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会有所下降.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粮食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供需不均衡；二是由供需导致的粮食上涨,引起工资全面上涨而制约经济发展.
第一,粮食供需不均衡的最初表现,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食品需求的速度超过了食品供给的速度.以粮食产量近似代表食品供给量,1978—2004年,中国粮食产量虽然稳步增长,但需求增长较快,供求矛盾仍然存在.粮食总产量由30 477万t上升到46 947万t,平均增速为1.7%.同一时期,人口平均增速为1.2%,虽然略低于粮食增速,但国民总收入增速达到9.4%.收入的快速增加促进了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也加剧了供需矛盾.第二,速水佑次郎认为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时,粮食是最基本的工资性商品,而中国直到2000年才越过这一标准.期间一旦粮食供给不足,上涨就会影响居民生活水平,进而促使工资水平上涨,最终影响到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农业实践表明,中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如今发生粮食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一是在计划经济下粮食问题处于中国农业问题主导地位的阶段.所实施的统购统销,鼓励生育、鼓励扩大耕种面积,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纳入国家经济运行体系之中的政策,其经济效果是要素配置与生产组织所发挥出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并不足以弥补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损失,不仅人均粮食产量出现波动,也造成了农业系统性开发不充分的问题.二是经济持续增长期间,农业部门比重持续缩小,农产品消费对经济的制约作用稳步下降.1979—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达9.7%,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从30.7%下降到8.9%,对GDP增长的拉动由1.6%下降到0.3%.1978—2013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和67.7%下降到35.0%和37.7%.这一期间,进行了市场化的农村改革,提高了粮食收购,放开了对部分生产要素的管制.由于激励相容,不仅调动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还使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农民源自农业的收入从1978年的15元增长到2012年的2017元.虽然农民收入提高较为显著,但是相比城镇居民其差距却在拉大,这就出现了由以粮食问题为主向以相对收入问题为主的过渡.
2.2以促收入为核心的“贫困问题”
速水佑次郎所谓的“贫困问题”,并不是当前通常所指的农村贫困问题（即低于现阶段农村贫困标准的农村居民群体）,也不是农民收入水平的绝对下降,而是指与其他行业从业者相比（尤其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而引发的农民获得感不足等问题,本质上是相对收入问题.工业化迅速发展时期,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农业增长活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相对收入问题成为农业问题的主要方面.
相对收入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上.1991—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从1 700元增加到26 955元,年均增长8.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708元增加到8 896元,年均增长6.4%.尽管增长都比较显著,但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份额从41.6%下降到33.0%.其中,2013年城乡收入比仍达3.03,基尼系数达0.473.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收入结构来看,农业仍然是农村居民家庭的基本收入来源,农业收入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变化不大,1990年为66.4%,2012年为59.6%；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这一时期农业部门已处于比较劣势,由于中国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空间较大,使工业化得到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第二产业贡献率从1990年的41.0%增长到2004年的52.2%,而农业技术转移较工业部门更加困难,因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从经济结构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隔断,使农民获得新的收入机会的成本加大,1990—2013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了3 887元,而城镇居民则增加了17 780元；从国家财政的支农支出来看,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还在开展以及农业人口众多的现实,1990—2004年,支农支出从30亿元增加到2 358亿元,且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3—2004年均在10%以下（1998年除外）.当前发展不均衡已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减少社会转型带来的其他成本,必须多措并举提高全体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农业生产中资源过度投入等问题,如今农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和自然资源利用对农业发展及农民增收的约束已日益凸显.这就出现了由以相对收入问题为主向以农业调整问题为主的转变.
2.3以生产要素调整和经营方式革新为核心的农业调整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一般需要应对农业调整问题,保持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期势头,就要着力于农业经营方式革新,提升土地、劳动力等农业资源转移流动的流畅程度,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中国农情实际来看,农业调整相对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可改善空间.
（1）农业经营上.必须通过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施以产业结构调整,以达到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拓展农业多功能发展.虽然表面上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特征保留了下来,但经历数次社会变革,不可谓不深刻,如今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为应对市场风险,农户选种作物品种同质性增强,差异化程度降低,2015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68.1%,以小麦、玉米、稻谷为主的谷物播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81.6%,商品性农产品如棉花、糖类、烟叶种植规模小,产量有限,附加值低,导致农业综合效益收入增长缓慢.新型农民增收致富新方式、新途径不断涌现,值得注意和借鉴,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伴随人们收入普遍提高,对生活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更加重视食品的质量和营养搭配.人均粮食（原粮）消费量从2013年的149kg下降到2015年的135kg.这对农业生产提出更高要求,也为寻找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以及发展特色种植业、农家乐和以农业采摘、农业观光为主题的农业体验式旅游等新业态创造了机遇.
（2）农业要素投入上.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都需要调整以适应当前的农业生产.一方面,土地经营难以有效集中降低了效率,造成了农机具使用不完全和浪费.由于耕地以较难开垦的旱地居多（占55.1%）,因而在农村社会内部,为公平起见,集体土地按耕种位置远近、肥沃程度、灌溉难易等被划成不同等级,大规模成片土地被分割成了细碎化的地块.但是,2015年中国大中型拖拉机数仅为小型拖拉机数的36.7%,配套农具数为31.6%.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而现阶段中国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利用还不充足,农业就业人口基数大,并呈现老龄化倾向.农业大学毕业生直接从事农业活动的比例不高,传统社会所认为的“务农是低等行业”观点仍有一定市场,离开农村,离开农业成为不少乡村精英的共识,使农业调整问题更加复杂.从第一产业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看,中国农业人口逐年下降,从2002年的50.0%减少到2015年的28.3%,但仍有2.2亿人,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农业人口众多,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也是农民收入不高的原因之一.从年龄结构看,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时,超过劳动年龄的农业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9%；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51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上升到32.5%,且农业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高中和大专及以上人员仅占4.3%.
3农业问题转型的两个关键点：技术进步与农业政策
在农业问题发展与演变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技术进步和农业政策始终贯穿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3.1技术进步对农业问题演变的影响
技术进步在农业问题的演变、发展与转型中有重要作用.不仅在解决粮食问题过程中,促进粮食供给增加、保障粮食安全,要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应对贫困问题和农业调整问题,防止农民相对收入减少,避免农业资源投入过度所造成的隐性失业问题,以及建立提高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农业的技术进步不仅体现在机械设施等硬件上,也体现在农业生产流程和育种栽培工艺本土化,以及农业新技术开发推广等方面.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则要投资于研究和开发,致力于建立健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体系,提供相对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服务,其中通过投资教育、培训提升人力资本至关重要.
中国农业比较优势有下降趋势,说明了提高农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贸易条件的巨大转变,与国际农业经济不平衡中发达国家增加出口初级产品,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初级产品的演化路径一致.从农产品进出口数量占贸易总量的比重来看,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6年的5.5%下降到2015年的4.6%,而同期的进口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3.6%增长到28.1%.
3.2农业政策对农业问题转型的影响
农业政策对粮食问题和相对收入问题始终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现阶段,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力度是今后政策的基本趋向.实践证明,中国的农业政策经历了由农业征税的剥夺政策转变为实施农业补贴的支持保护政策的过程.农业政策目标亦随之调整,从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拓展,多元目标优先序也有显著变化（图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采用了一套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指标体系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农业部门、农业生产者、主要农产品的支持水平,相关指标显示,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水平快速提高,百分比生产者估计（%PSE,用生产者支持估计与农场总收入的比率表示）从1995—1997年的平均2.7%增长到2014—2016年的平均14.9%,已经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8%的平均水平；生产者名义保护系数（NPCP,用生产者获得的与边境之间的比率表示）则从1.00上升到1.13.其中,支持始终是补贴支持农业的基础性措施.从生产者支持估计（PSE,衡量实施农业支持政策措施后,农业生产者获得从消费者和纳税人转移的补贴支持总额）结构考察,市场支持（MPS,测度通过政策、市场干预措施等向农民和农产品提供补贴支持水平）占比显著增加,从33.0%上升到72.0%,而与农业生产经营脱钩的直接补贴所占比重变化并不明显,仅从2.6%增长到2.7%.此外,政府服务支持估计（GSSE,衡量政府财政对整个农业部门的补贴支持水平）占农业支持总量估计（TSE,衡量实施农业支持政策措施后,从纳税人和消费者转移到农业部门的所有支持或补贴）的比重下降明显,从44.4%减少到15.6%,表明农业政策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加重.
虽然支持激励生产对缓解粮食问题成效较为明显,但不可忽视提高农业保护率对于提升农业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这也可能导致进一步要求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日本和韩国大量使用的支持措施显示了极强的市场扭曲作用,特别是当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会更加刺激农业生产,资源配置不当会加剧供求失衡,导致农产品生产过剩,因此会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支出,保管、仓储,低价处理过剩农产品也会对预算赤字造成压力.相比支持,直接补贴减少了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扭曲,提高了收入转移的效率,对解决收入问题,优化产业结构效果显著.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挂钩的直接补贴已逐渐发展成为主要补贴方式,而由挂钩补贴向不挂钩补贴的转变,则出于对农业多功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日益重视.回归市场解决农业不均衡问题或许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可能因为某些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诉求而在政治上不可行.
4中国农业发展与转型：今后可能趋向
农业问题的演变不仅是一个发展路径问题,也是一个各种经济力量动态平衡的过程.《农业经济论》为理解中国农业问题的性质与转化机制,梳理中国农业问题的演变历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问题及今后的农业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4.1促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1）经济结构的转变也是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不仅应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得到优化配置,同时应将对农业有特殊偏好的群体吸纳进去,使之成为职业农民.这个过程自然也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异,消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虽然向农民投资、发展农民教育事业,提升农民劳动技能有其必然性,但如果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大于转移后的收入,就地安置或其他资源组合方式配置劳动力资源就是合适的选择.
（2）通过发挥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保障粮食有效供给或许是一条可选路径.相比发达国家实施面积调减计划,使部分土地强制退出农业生产,中国则需进一步探索新的农业组织模式,促进土地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实现粮食有效供给和农业多功能发展.在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稳定承包权,在土地确权基础上实施“三权分置”促进土地流转是值得考虑和借鉴的思路.土地流转不仅包含一个小规模经营向大规模生产转变的过程,也包含一个年轻农民进城、退休老人回乡同时进行的过程,鉴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个代际转移过程时间会比较漫长,需做好相应的引导和配套措施.
（3）调动社会资本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农业技术进步的新技术供给中,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科学研究由政府等公共部门提供较为合适,社会资本也可以参与进来提供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化肥、农药、良种和农机具等农资投入.农资企业可以更敏锐地观察到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新需求,察觉到市场信息的变动,补足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短板,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实现社会效益最优.当然,考虑到农业生产的风险,有必要对农资企业产品建立可追溯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产品质量监管.
4.2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
各地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要素特点,找准产业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例如,西部的有些省份土地相对于劳动力而言是比较丰富的要素投入,借鉴美国模式,开发机械技术,促进用比较廉价的土地代替劳动就是合适的选择；而在东部的部分省份,土地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就是比较稀缺的要素投入,借鉴日本模式,开发生物化学技术,实现在化肥施用水平零增长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进而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合适的选择.当然,诱导要素替代过程中要素相对比较重要,当新投入要素相对于传统要素为经济可用时,替代才会发生.
4.3促进农业投资、科研与技术进步
要充分整合农业技术研究和开发推广资源,促进农业投资、科研与技术进步.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还很不均衡,在人力资本存量有待深化,涉农机构职能分散,乡镇财政能力有限的现实下,要避免重复研究和推广力度不够,顺利推进农业新技术开发和普及适应性研究,就要设立前期目标和优先顺序,高效精准投入,针对重点领域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从国家到地方的科研制度体系建设,提高运行农用公共设施的组织系统的效率.这个过程也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作用于组织,组织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实效的生动案例.当然,农业投资本质上还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需要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提高投资效率.
4.4充分发挥政策组合力量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必须充分发挥政策组合力量,增强一般服务支持力度,促进由支持向直接补贴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逐步探索多元主体参与政策性收储业务,适度控制政策性收购数量,减少对流通领域的政策性干预；开发和完善农业补贴信息系统,确保真实有效,能够及时反映市场信息,正确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主体间激励相容；建立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机制,积极探索稳定带制度,待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让市场与政府的双轨逐渐并轨到市场一端,为进一步实施与生产脱钩的直接补贴创造条件,为农业市场进一步开放建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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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雪娇 殷华）
总而言之:本文是关于中国农业问题和阶段论视角和转型方面的农业发展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农业发展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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