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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与从意识形态视角评析《简爱》两译本类本科论文怎么写

主题:意识形态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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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根据翻译文化学派的观点,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存在操控作用.本文通过对比祝庆英和黄源深的两个《简·爱》译本在文本选择和文本解读以及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等方面的差异,以实例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 翻译 《简·爱》两译本

一.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改写.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行为,并不只是其文学观和审美态度的体现,更是会受到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会作用于译者对于原文文本的选择与解读,还会反映在译者译本的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过程中.本文就将通过对比祝庆英和黄源深两人的《简·爱》译本,从译者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分析意识形态对于翻译实践的影响.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认为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一种文字转换.但从20世纪70年始,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人们开始意识到,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语符切换,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因而势必会受到译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的操纵.作为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弗维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1]这就是说,意识形态会通过译者影响翻译行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必然产生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势必会左右翻译文本的选择与解读,操控译者对于具体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为了更好地揭示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翻译实践的,笔者选择了《简·爱》的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中译本——20世纪80年代的祝庆英译本和90年代的黄源深译本,来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和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

三.译本对比

(一)文本选择

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上.祝庆英的译本问世于1980年,结束后.在期间,在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下,《简·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被认为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人们思想开始走向解放,期待西方文化和新鲜事物,向往文化的春天和文学的复兴.为了填补我们在引进西方文化上出现的十年空白,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简·爱》这部作品的原貌,祝庆英选择翻译了这部作品.她逐字逐句翻译了《简·爱》,忠实还原了简爱坚强独立、追求自由平等的女性形象,给了当代女性有力的强心剂,符合当时读者的审美期待和需求.而黄源深翻译《简·爱》是在1993年,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人们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伴随着物质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人们对于翻译作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读者更加青睐语言表达丰富、有现代气息的作品,对于译文是否能更全面、深入地展现原作的文化内涵,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要求下,黄源深选择重译了《简·爱》,把翻译的重心放在再现原作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上,有效地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创造了美感.这既是源于译者深厚的翻译功底和文学造诣,更是得益于当时更为宽松开放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

(二)文本解读

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翻译的影响,还体现在译者对于原文本的解读上.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对于同一文本也会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祝庆英的《简·爱》问世于1980年.当时刚结束不久,虽然人们的思想已经走向开放,但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在短时间内,文艺创作(包括译作)并未能完全地解放,很多译作家在翻译时,经常会出现自我束缚.[2]因此,祝庆英在解读《简·爱》这部小说时,虽然有肯定的成分,将简·爱定位于敢于反抗、敢于追求平等自由的妇女形象,但也不乏批判,认为简·爱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她想到的只是自己怎样在社会上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并没有考虑到妇女解放这样的大事,更没有做到与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奋斗.[3]同时,她还对小说的结局加以批判,批评简·爱继承了巨额遗产,变成了财主小姐,是走进了资产阶级行列.[3]而到了黄源深翻译《简·爱》,已经是1993年.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在意识形态上,阶级斗争的意识已经淡化了很多.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都乐于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接纳和欣赏外国文学作品.所以,在黄源深对于《简·爱》的解读过程中,不再关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原作的文学艺术再现上.他认为《简·爱》是一部充满和诗意的小说,富有经典文学典籍的内涵和《神曲》式的艺术构架,刻画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对于女主人公简·爱的评价,黄译版也没有了祝译版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痕迹,而是更加中性的肯定,认为简·爱是“始终维护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主张人人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形象.”[4]

(三)语言表达

译者在完成了对于原作的文本选择和解读之后,就要开始翻译的表达阶段.在这一语言信息的转换过程中,译者肯定会受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的译者,所处的年代不同,在翻译的语言表达上,也势必会刻印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

试比较以下译文:

例1 “He is not of your order: keep to your caste, and be too self-respecting to lish the love of the heart, soul and strength, where such a gift is not wanted and would be despised.”

祝译:“他和你不在同等地位上,你还是留在你的阶层吧;要自爱,不能把整个心灵、全部力量的爱情都浪费在不需要、甚至轻视这种礼物的地方.”

黄译:“他不是你的同类.记住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吧,要充分自尊,免得把全身心的爱,徒然浪费在不需要、甚至瞧不起这份礼物的地方.”

在翻译原文中的“order”和“caste”时,祝庆英和黄源深的用词有了明显差异.黄源深译为“同类”和“社会地位”,表达上比较中性.而祝庆英则译为“地位”和“社会阶层”,给译文平添了一份阶级斗争的色彩.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差异.祝庆英翻译《简·爱》时,是在刚结束不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虽较之前有所淡化,但影响力仍在.因此,祝庆英在翻译时,会倾向于使用一些带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表述,以满足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到了黄源深翻译《简·爱》,已经是90年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蓬勃时期.比起政治意识形态,人们更乐于从文学艺术和审美的角度,去欣赏外国文学.所以,黄译版使用的语言总体趋向平和,没有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情感,符合当代读者的审美心理.

例2 “I am not ambitious.”

He started at the word “ambitious”. He repeated, “No. What made you think of ambition? Who is ambitious? I know I am: but how did you find it out?”

祝译:“我没有野心.”

听到“野心”这两个字,他惊跳了一下.他重复一遍,“不.你怎么会想到野心呢?谁有野心?我知道我有野心;可是你怎么发现的呢?”

黄译:“我没有雄心.”

他听到“雄心”两个字吃了一惊,便重复说“不,你怎么会想到雄心?谁雄心勃勃呢?我知道自己是这样,但你怎么发现的呢?”

以上这段话出自简·爱的表兄—圣·约翰牧师之口.对于其中的ambition/ambitious,祝庆英和黄源深的译法完全不同.祝译版将其译为“野心”,带有明显的贬义;而黄译版则将其译为“雄心/雄心勃勃”,是不带感彩的中性词.这一贬一中的背后,还是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祝庆英译《简·爱》,正逢刚结束不久,“左”的意识形态仍未消除,人们普遍还是认为宗教是虚伪的,是麻醉人民思想的精神.[5]基于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祝庆英将ambition/ambitious译为“野心”,正好体现了传教士的自私和宗教的虚伪.而黄源深的译本诞生于90年代,社会政治环境较之前已经宽松许多,人们对于宗教的看法,也更趋于理性客观.所以,黄译版选用了“雄心/雄心勃勃”这样的表述,不掺杂任何感彩,而是让读者通过阅读,自己去判断人物的形象,顺应了时代的需要.

(四)文化传递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而翻译过程不仅是语言之间的切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在翻译中如何传递异域文化,使读者能够在阅读中获得等效的文化体验,不只是译者个人翻译思想的反映,更是译者所处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

试比较以下两例译文:

例1 Assuming an attitude, she began “La Ligue des Rats, fable de La Fontaine.”

祝译:她摆好姿势就开始,说:“拉封丹的寓言《老鼠同盟》.”(注: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黄译:她摆好姿势,先报了题目:“La Ligue des Rats, fable de La Fontaine.” (注:法语:拉封丹的寓言“老鼠同盟”.拉封丹(一六二一—一六九五),法国寓言诗人,代表作为《寓言诗》十二卷,对后来欧洲寓言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例2 “Yes—‘after life’s fitful fever they sleep well,’” I muttered.

祝译:“是啊—在生活中突然发作的狂热之后,他们安息了,”我喃喃自语.

黄译:“是呀,‘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们现在睡得好好的’”我喃喃地说.(注:这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三章第二场中麦克白说到被他杀害的邓肯的一句话.)

《简·爱》原文中有很多用法语、德语写作的内容和引自西方文学经典的文字,这些内容在译成中文时,由于中国读者没有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会难以理解.这就需要译者发挥文化传递的作用,以译文加注释的形式,让读者能更好地欣赏作品本身和其文化内涵.对比以上两例译文,两位译者在文化差异的处理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黄源深以零译、直译加意译相结合的方式,附以丰富的注释内容,不仅给译作增添了一份异域风情,更能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原作丰富的文学和文化底蕴.对比之下,祝庆英的译文则更加拘谨,以直译方式为主,注释内容也相对简单,甚至是不加注释.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还是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祝庆英译《简·爱》时,刚好是中国第四次翻译兴起之时,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既要忠实原文,也要语言流畅.在这样的主流翻译观指导下,祝译版以直译为主,加以简单的注释,比较忠实的还原了原作内容,保证了中文阅读的流畅,但在原文文化背景和意蕴的传递上,却有所缺憾.而黄源深翻译《简·爱》时,文学翻译已经实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不再以原文和作者为中心,而是转向了以译文和读者为中心.翻译方法也不再拘泥于形式,直译意译相结合,以服务读者为关键.而中国的读者,随着对于西方文化了解的不断加深,也更“希望欣赏到外国文学特有的韵味,领略到外国文学作品所蕴涵的异国情调.”[6]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黄译版运用了更加灵活多变的译法,辅以丰富的注释内容,从而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信息,满足了读者对于外国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审美需求.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祝庆英和黄源深的两个《简·爱》译本,发现无论是在文本选择与解读还是语言表达与文化传递方面,都明显受到了两译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进一步印证了翻译文化学派的观点,即翻译活动并不是在真空下进行的,而是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评价和译文的措辞表达,都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刘伽.《简·爱》中译本评介:译作与经典名著的建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98-101.

[3]祝庆英.简·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4]黄源深.简·爱[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5]吕胜蓝.从《简·爱》不同译本看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J].安徽文学,2009(06):361-364.

[6]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2003(01):49.

(作者单位:上海杉达学院英语系)

上文总结:本文是大学硕士与意识形态本科意识形态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意识形态和《简爱》和译本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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