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云南青年诗人乡土抒写的底层情怀,该文是云南方面开题报告范文和乡土和底层情怀和青年相关论文怎么写.
云南论文参考文献：
新世纪以来,云南相继涌现出一些地域文化特质鲜明的文学群体,如被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题报告提及的“昭通作家群”,引起了文坛的特别关注.近年来,随着云南青年诗人群体的逐渐壮大,中国作协再度将“云南青年诗人群”写入年终总结报告.为推介“云南青年诗人群”,《滇池》（2017年第4期）推出了“云南青年诗人群”专辑,以“昆明诗群”“滇东诗群”“滇西诗群”三分云南诗坛,悉数囊括了云南诗坛上活跃着的一百二十多位滇籍或在滇的青年诗人,再度认定了“云南青年诗人群”这一群体的存在,肯定了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诗歌群体的艺术追求,全方位展示了他们的整体风貌,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云南青年诗歌版图.
云南青年诗人群之所以能够引起文坛重视,正是缘于“他们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了多元化、多向度和充满了强大生命力的精神
气象,激荡其中的‘云南元素’既接通了古老的中国诗歌传统,又阔步于世界当代新诗现场,其思清迈,其情厚沉,其美丰饶,离舍了俗尘文字的空洞与苍白,坐实了血肉诗稿的肌理与异质,拓展了汉语现代诗的灵魂与地理空间,鲜活地勾勒出了云南文学的另一副新鲜面孔.”[1]本文将集中对几位代表性的云南青年诗人诗歌创作中的底层情怀、乡土意识进行探讨.
一、“乡土文化”情绪中的底层心理传递
仅以王单单、尹马、张翔武、影白、祝立根、胡正刚、张伟锋、唐果、张雁超、芒原等云南青年诗人的成长轨迹看来,无论是扎根农村还是旅居城市,他们都曾受乡土文化的熏陶,其诗歌中所储蓄的记忆大都是信息化了的乡土经验,这些生命体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思维和素材的取舍.面对当下的复杂生存空间,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悖论,道德*屈从市场运作之后的人文精神缺位、乡村*病变等新的现实问题.因此,他们将创作视角转向了对精神还乡和文化*复位的探索中,对盲目的工业崇拜、经济至上的现*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借此实现反哺“乡土”及皈依乡土的宿愿.
中国当代学者刘洪涛认为,“新乡土诗的本质指向,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精神处于悬置状态的现代人类劳动者与大自然的化合状态中呈现出的健康、朴素的美德的追取,是以两栖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社会在自己多重规范的生存空间无法忍受与兑付生命情感时,对朴素、清贫、真诚、健康的美德的回溯.”[2]诚然,这些来自底层的“两栖人”正艰难地承受着工业时代的焦虑,对他们而言,摆脱心灵牢笼,回归精神的“母土”已变得亟不可待.
因此,王单单、尹马、张翔武、影白、祝立根、胡正刚、张伟锋、爱松、张雁超、芒原等人的诗歌从时间层面、地理层面、社会层面出发,再铸了精神“原乡”,他们在诗作中时常登高怀旧,怅望故土,为记忆中的山川、河流、草木、鸟兽、鱼虫立碑列传,以此揭示工业文明中的种种矛盾,批判工业*对“乡土”的异化.他们对现代性下“挖空大地以及掏空人心”的极端生存方式所进行的反思,彰显了一种反叛的姿态.在目睹“斧子追赶森林,众鸟放弃了人间”的惨景后,深受自然灵性熏陶的诗人们表现出了强烈的生态意识,且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孤寂和恐慌：
我从尖利的喇叭声中
惊醒
这不是乡村
没有此起彼伏的犬吠
只有月光是一样的
照着满世界的灰尘
——唐果《*,从梦中惊醒》)（雷平阳主编《边疆·第二卷》）这是一种来自底层的视角,以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冲突为主要关注对象,再现城市文化与乡村文明的错位,从而深刻揭示现代工业文明所导致的自然生态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危机和困境.
他们为遭遇屠戮的“乡土”哭泣,绘制出了一幅村庄消失以
后的城市图景：“村庄消失以后/城市丑陋得/像一张被摘除了器官的脸孔/我望着黑色的湖水/如同望着/垂死者肿大的眼珠/一些水鸟从湖面掠过/尖利的叫声/剜着正腐臭的湖面/而更加饥饿的鱼群在水底等待/等待水鸟坠入湖中/被他们分食/”（一行《村庄消失以后》)诗人在这里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关照“乡土”的生态现实,真实地再现了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灾难,强烈谴责了肆无忌惮的城市扩张运动和人类无休止的贪欲.
而在城乡结合的夹缝地带,他们又不约而同的患上了时代的抑郁症和怀乡病,“哪天你过昆明,再帮我捎草灰一把,二两乡音/我还有怀乡病要治,亦有走丢的魂魄要招回”（祝立根《与兄书》）诚然,来自底层的他们只能不停地置换、游离于“守望者”与“漂泊者”的角色两端,才能寻找到精神平衡的新支点,建立心灵的保护机制.只有将“返乡”作为治疗时代顽疾的手段,才能治愈其精神的荒漠化,寻到内心的安宁,释缓与“乡土”断裂所带来的无根感,并通过“自传性叙述”的言说方式,调整城乡语境中“返乡”情绪的尴尬境遇.
诗人祝立根的“返乡”情绪的释放是一个艰难、苦闷而绵长的过程,“……每一个孩子都有故乡可回/芦花随瑞丽江去了下游/和祖先的魂灵相认,用中、缅、泰三种母语/诵贝叶经/我们多像蒲公英,背着降落伞出生/一起风,就心惊/太原、南京、宁波,在残破的族谱上/明明灭灭,山山水水/翻一页,充军,残一页/逃难,到我们这一代/乡音一改再改,后土的神灵/已经越来越陌生.如今我在昆明/一座灰茫茫的原始森林/娶妻、生子,这么多年了/始终找不到那种落地生根的安心/”（祝立根《草木间》）在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过程中,诗人撕心裂肺地表达着其对“母土”的忠诚,对“乡土”的赤诚和拳拳之心.其对家族精神家园的重塑无疑是一次寻找民族文化之根,重新确认自我民族身份的艰辛探索之旅.
面对“乡土（司岗里）”,张伟锋则化身“招魂者”,奏响一支招魂曲,“在诗里喊魂,在歌中怀乡”,书写古老民族（佤族）的神圣招魂仪式,重铸“乡土”所赋予的精神感召力,“落日下,翁丁村的草屋飞起白色的烟雾/一年中的一天,即将在循环往复中结束/那个上了年纪的佤族老人,肤色黝黑/两眼深邃.他的双手捧着丰富的贡品/先后朝着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高声地呼喊/流浪的魂归来/丢失的魂归来/不要冷着饿着,不要颠沛流离/快快回来,翻过山,跨过水,回来,回来/”(张伟锋《落日下的叫魂》)对其而言,“乡土”所寓意的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空间,更是灵魂的栖息之所和想象的空间.俨然,云南青年诗人们在现代性意义下的乡土叙事中所呈现出的“乡土”异化危机的背后,所预示的正是普罗大众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的向往,精神还乡的祈盼以及对乡土自然人性回归的追寻.
二、“乡土意象”构置里的底层人生镜像
在故土难离、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作用力下,云南青年诗人的“乡土”诗歌拥有崇尚“返乡”主题书写的特质.同样我们注意到,对“乡土”底层社会彷徨的生命个体、焦虑感笼罩的生命状态的关怀忧思,对“乡土”底层人生的痛苦、困惑、迷茫、荒诞性的披露揭示,亦是当代云南青年诗人“乡土”诗歌的一个显著的思想倾向及写作维度.
他们基于“乡土”世界的“底层写作”已经普遍表现出了强烈而持久的焦虑、苦闷、疼痛的情绪特征,“以一种鲜明的民间立场,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来审视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书写他们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景观,再现他们在那种生存困境中的生命情怀、血泪、痛苦、挣扎与无奈,揭示他们生存的困境和在这种生存困境面前的、精神的坚守与人格的裂变.”[3]诗人须要借助语言的光辉,才能照亮底层民众内心晦暗的部分,其正视“乡土”底层的劣根、惰性、艰辛和苦难,并加以剖析和批判,正是他们底层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把日子扔进碎石机/磨成粉,和上新鲜奶水/就能把一个婴孩,喂成/铁石心肠的男人.她/抬着一撮箕沙,重量/是离她十米远的草堆上/婴孩的若干倍.现在/婴孩像一架小小的碎石机/初来人间,已学会把上帝/反锁在天堂,用哭声/敲碎大地的门/但她暂时顾不上这些/她只知道,石头和心一样/都可以弄碎；她只知道/熬过一天,孩子就能/长高一寸”（王单单在《采石场的女人》）再如王单单的另一首诗：“她解开第一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二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三层衣服的纽扣/她解开第四层衣服的纽扣/在最里层贴近腹部的地方/掏出一个塑料袋,慢慢打开/几张零钞,脏污但匀整/这个卖毛豆的乡下女人/在找零钱给我的时候/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就像是做一次剖腹产/抠出体内的命根子”（王单单《卖毛豆的女人》）诚然,自带痛感特质的王单单擅将自己的诗歌与一个更为深广、复杂、丰富的底层世界缔结,真实呈现底层的众生影像.王单单的底层叙事诗植根于现实的场境,极具浓郁的悲悯情怀,其诗歌有着深刻、真切的生活和生命体悟,用力书写着凡俗人生之痛,并将其转化为贴身的感受和心灵的体验,而他的底层诗歌所寓示的正是在高度物质化语境下“乡土”的疼痛和焦虑.面对诗人记忆中那个闭塞、破碎、忧伤、黑暗、充斥着挣扎与彷徨的“乡土”底层社会,杨碧薇采取了一种在场的叙事方式和孩童的叙述视角,记述了曾经发生在“三街”的人和事,勾勒出一组由《童年往事（一）· 药店》《童年往事（二）· 三街的录像带》《童年往事（三）·,或者石头》、《童年往事（四）·活路》《童年往事（五）·笑脸》《童年往事（六）·疯女人》构成的吊诡式童年往事诗.这些诗兼具坚硬、柔软、粗粝、细腻的多元质感,给人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诗人反复置身于贫瘠、凋敝、丑陋、充满黑暗与残忍的底层世界,以隐沉、凌厉、真实、锐利的鲜明格调描摹出一幅幅由冷漠、阴暗、残酷、堕落、背德、荒唐、奸杀、绝望、贪欲构筑而成的底层“乡土”人际关系图景.而在《妓》《家庭背景》《新春杀人事件》等诗中,杨碧薇又用冷峻的笔法揭示了底层众生荒诞、艰难的悲苦人生境遇,其诗所呈现出的那种使人颤栗的底层现场感,令人震撼,其对人性的把握,更加摄人心魄.
从王单单的《祭父稿》《雨打风吹去》《晚安,镇雄》《卖毛豆的女人》《采石场的女人》《赵小姐》《401号病房》《乡村歌手》；祝立根的《参观拘留所》《回乡偶书,悲黑发》《乡宴上》《乡村医生》；芒原的《谈小满,及其他》《一个自杀者的现场》《局》《月亮》《六十六公里》《回乡小记》；到尹马的《》《农事》《青场》《饮土》《冬日》《肖树选进城》《汪先生年表》《王贵论战》《透码》《熊唢呐》《鬼话：马启贵》《去年》《水边的小花》《庙坎剧》《木桶沟脸谱》《伐木者》；影白的《崔畅章》《七指人》《明月帖》《父亲的鹤》；张翔武的《疯孩子》《曾明的舅舅》《铁器杀之二：
农具》；再到张雁超的《此案已破》《替身》《提讯》《花前人》；胡正刚的《赌徒》《在*想起龙泉路上的磨刀人》《梦游者》《外祖父》等等,他们时常调动“乡土”经验,多次莅临“乡土”社会的底层现场,施以悲悯的回望眼光,俯视底层,重新打量众生百态行文之处无不弥漫着草根民间的厚重感以及由于时间流变造就的隔阂感和沧桑感.
仅就王单单、尹马、张翔武、张雁超、祝立根、胡正刚、芒原、杨碧薇、影白等人的乡土诗歌来看,他们有着清晰明确的诗歌精神向度,寻到了一种精准、适度的乡土停落方式,开阔的乡土观察视角,他们抛却先见,不再以启蒙者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批判、拷问乡土世界,还之以善良、温暖、平和、哀怜之姿,并不约而同地对异化、颓败的乡土发出了强烈的质疑之声,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焦虑情绪.在乡土的创伤性体验下,从传统乡土诗歌写作中追寻美好、牧歌式的乡土旨趣转向黑暗、羞耻、苦难、困顿的乡土现状的写实,不仅复现了乡土世界坚韧顽强的生存状态,精神的荒芜和物质的匮乏,同时,也揭露了乡土藏污纳垢的复杂性.
诚然,云南青年诗人立足乡土场域的“底层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痛苦经验的释放与升华,同时,也是在凭借丰富的乡土术语表达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借助乡土的词语序列校准自己的诗学谱系、思维定式、价值准则和审美范式.关注社会底层和小人物的苦难、疼痛和幸福,已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共同话语基调,这种自觉汇集而成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他们对底层社会的共同的理性思考.身处乡土被边缘、颠覆、消灭的时代,他们的诗歌中所浸透的人文视野、历史意识、家国情怀,无一不是对乡土的坚守.三、“乡土元素”表意的形式选择
作为地方性、群落性、集体性的“乡土”底层写作,王单单、尹马、张翔武、张雁超、祝立根、胡正刚、芒原、张伟锋、影白等人在艺术构思、情感表达、形式选择、词语与意象的组合、灵感与素材的匹配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他们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那些立体的、驳杂的、历史化的、寓言化的、象征着“乡土”本源意义的词语和意象的选择上.土地、山川、沙石、河流、村落、乡镇、小县城、田野、丘陵、老屋、学校、道路、坟墓、寺庙、草木、花鸟、鱼虫、雪花、庄稼、落日、月亮、黑夜、死亡、农民、匠人、货郎、异乡人、流民、打工者、犯罪者等组成了他们诗歌中最为普遍且体量庞大的“乡土”意象群.以“匠人”意象为例,作为最古老的行当、农耕文明的组成因子,“匠人”无可无奈何地成了“乡土”即将逝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只能附魂于诗人在汉语的诗歌国度里,为其建造的最后一个栖身之所.
王单单《路边的理发匠》中的“这个在别人头上开荒的男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春天”,他在路边设摊二十多年,从来不问过客的姓名和出处,他沧桑的手上,剪刀飞舞的速度早已赶不上生活的浪潮了,“他所抚摸过的头颅 /有些已身居庙堂之高/有些已埋于黄土之下/剩下余温,烘干他潮湿的眼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路边/购买他过时的技艺了/就在昨天,他对着镜子/打扫额上堆积的雪花/看见后山长满野草”,这个“理发匠”靠一面镜子一张凳子一把剪刀过完了一生.而胡正刚《劁猪匠狂想曲》中的那个“用一柄薄而锋利的刀子,让村里所有的猪都变成禁欲主义者的“劁猪匠”尽管“他四处收集和血,为自己建立起庞大的宗教/在虚构的神坛上,持刀四顾,万神俯首”但,最终都淹没在时间的流逝,乡土消隐的浪潮中.
再以与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关涉的“村落”意象为例,王单单笔下的“上凹村”“官抵坎”“仙水窝凼”“赵家沟”,尹马的“以古”“庙坎”,芒原的“耿家梁子”,胡正刚的“南庭村”“黄泥塘”,张伟锋的“翁丁村”“佤山”,作为最原始且根深蒂固的、极具标志性的群居方式,在诗人的笔下它们寓意着诗人价值观念的独立自由、乡土精神的牵绊与归宿、生存的.
其次,他们的相似性还体现在他们对语言策略的自觉选择和处理上,以一种开放式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和强化乡土色彩,即善用口语化的精短语句,自觉地将日常生活中通行的方言土语引入诗歌,这使得他们的乡土诗歌多了一层语言与思维狂欢的意味.同时,他们对“小说化的诗”创作异常热衷,在乡土诗歌的文本建构过程中对诗歌程式的小说化践行了诸多的成功实验,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鲜明的小说化倾向,他们用小说的技法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等多个方面,对乡土诗歌进行全面小说化的处理的同时,亦注重诗歌意境的营造,如尹马的这首《宰猪图》.
……
张屠夫杀了那么多的猪,老了
把挑子扔给小徒弟,自己站一边看
斜眼的徒弟陈光友,杀猪的时候怒目瞪着
拿猪尾的刘哑巴,仿佛要杀人
说不了人话的人,转身逃离
众人笑,松了手,猪跑
刀子悬在半空,像一只熄灭的火炬
主人大骂：陈光友你个狗日的
杀猪就杀猪,看人家哑巴干啥？
遂填灶灭火,收拾簸箕板凳
请巫师王三姐打三天粉火,驱除不祥之兆
死里逃生的肥猪,留到明年再杀.
——《宰猪图》（雷平阳等主编《群峰之上是夏天）
尹马在《宰猪图》中多方位地调动小说、散文、戏剧等多种创作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一个屠技出神入化的屠夫形象,也描绘了一幅热闹非凡的年关杀猪的乡土景象.
再如前文所提及的《祭父稿》《滇黔边村》《申请书》（王单单）,《庙坎剧》《宰猪图》《水边的小花》《庙坎剧》《木桶沟脸谱》《伐木者》（尹马）,《谈小满,及其他》（芒原）,《再写老马》《故事：胡瘫》（沈沉）,《崔畅章》《七指人》（影白）,《妓》《童年往事（四）·活路》、《童年往事（五）·笑脸》《童年往事（六）·疯女人》《家庭背景》（杨碧薇）、《外祖父》《麂子下山》《讲故事的人》《饥荒》（胡正刚）等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处理乡土诗歌的技巧性问题时,诗人们不停地进行着反常规操作,刻意模糊文体边界,诗歌小说散文混搭.这种小说叙述内容与诗歌意境两者兼并的写作手法,使得作者和阅读者能够肆意进出两种文本,扩大了诗意的阐释空间.这无疑是他们自我诗歌写作的又一突破之处.尽管,当代的云南乡土诗正在陷入一个巨大的焦虑磁场,但以雷平阳、王单单、尹马、张翔武、张雁超、祝立根、胡正刚、芒原、张伟锋、影白等为代表的一批云南青年诗人,以坚实的步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富含刚建、清新与朴野之气,以云南高原的乡村生活为题材,将乡土比拟为剧场,用夹杂着泥土气息和血污的笔触,为云南当下乡土生活记实与写真,在细致描绘中展示他们真诚的乡愁.在他们那些以农民、民工、商贩的疾苦为主要内容,重组生活经验和现实镜像中,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寻找到了真实且适合自我的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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