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和《圣经雅歌》爱情主题之比较,本文是比较研究相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与爱情和《圣经雅歌》和《诗经国风》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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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71/j.cnki.kjwha.2018.10.067
摘 要在爱情这一主题下,《诗经·国风》与《圣经·雅歌》都为读者展现了先民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然而,在语言风格及思想内容等方面,两部作品的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国风》是质朴而含蓄的,而《雅歌》则更加热情奔放,直抒胸臆.从文化的角度剖析这种差异的形成,可以发现,以大一统政治、农耕经济以及礼乐制度为主导的西周时代,积淀了汉民族沉稳内敛的性格；而战乱频仍、以游牧为生的以色列人则将自己的热情、奔放、大胆和自由融入了属于他们的文明.
关键词诗经国风圣经雅歌爱情文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至春秋中期五百多年间的三百多部诗歌作品.《雅歌》,是旧约《圣经》中一部非常优美,也是非常重要的爱情诗,它描绘了所罗门与书拉密女相恋、相思以及步入婚姻的过程.《诗经》与《雅歌》产生的历史年代都是在公元前10 世纪左右,其中表现男女爱恋的情歌以及对婚姻生活的记叙,无论是在文学方面,还是在研究各自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国风》收录的一百六十首诗歌当中,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歌占据了三分之一,它们当中包括了对爱情大胆、自由的追求,对恋人的执著和相思,以及对美好的婚姻生活的向往与珍惜.《雅歌》则通过对所罗门和书拉密女从相恋到婚姻的记录,直接而生动地表达了希伯来早期先民们对爱情和幸福的大胆追求.如《唐风·绸缪》中写道：“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1]205《雅歌》中亦有很多新郎赞颂其佳偶美貌与贤德的描写,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1:9-10）[2]1311男女热恋之时对爱情之美的赞颂是《国风》与《雅歌》的爱情主题中最突出的相似之处,恋人分离后的相思之情也是《国风》与《雅歌》共有的主题,在婚姻生活的描写方面两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仔细观察和比较《国风》与《雅歌》的语言可以发现,两者对于爱情主题的表达方式以及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国风》是质朴而含蓄的,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述,“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决,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3]6而《雅歌》则更加热情奔放,直抒胸臆.
从语言风格的层面来看,总体而言,《国风》更加凝练、隽永,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而《雅歌》则更具形象性和跳跃性.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谈及中国诗歌的精炼性时说道：“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4]416如《周南·桃夭》中的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1]（12）“灼灼”二字同时表现出了桃花的鲜艳与少女的娇美,给人“人面桃花相映红”之感,亦可观其语言凝练之特色.而《雅歌》则将这种美感以及作者的情感更为直观、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梢我所心爱的.我寻梢他,却寻不见.”（3:2）[2]（1313）主人公用直接的呼告、反复的宣誓将自己的焦急与思念更为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语言风格的差异也体现在意象的运用中,《国风》善用比兴,意象就成为了作者寄托情感的媒介,因而诗歌中充满含蓄美；《雅歌》中有也有大量比喻手法的运用,不同的是,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跃然纸上,诗中主人公的情感也随之喷薄而出.如《郑风·风雨》一篇,“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1]（159）寓情于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子由担忧转变为欣喜的情绪,也凸显了《诗经》语言含蓄的特点.而在《雅歌》中则是截然不同的表达：“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4:1-3）[2]（1314）丰富多彩的比喻将佳人的美好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作者毫不避讳对女性身体的描摹和赞美,甚至将恋人间的情爱以及亲密的言语宣之于口：“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1:2）[2]（1311）这些都凸显了《雅歌》热情奔放的叙述特征.《国风》与《雅歌》的语言风格从外部特征展现了表达方式的差异,而两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则更深入地印证了两者的差异.
从思想内容的层面来看,《国风》中的爱情诗很大程度上蕴含了人伦思想,也注重表达家庭和谐的观念,而《雅歌》则更多地体现了对爱情、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与大胆追求.所谓人伦,按照孟子之说将其解释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114而在人伦的内涵当中,夫妇之道可谓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周易·序卦传》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6]439在周代宗法制维系的“家天下”观念中,不乏诸如《郑风·女曰鸡鸣》一类以和谐家庭生活为主题的诗作.在贵族阶层,家庭和谐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如《召南·何彼穠矣》,尽管诗中描写了王姬盛大的出嫁场面,而《毛诗序》认为此诗是赞美王姬遵从妇道之作.朱熹在《诗集传》中也点评道：“王姬下嫁于诸侯,车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挟贵以骄其夫家,故见其车者,知其能敬且和以执妇道,于是作诗美之.”[7]13由此可见家庭观念亦打上了*观的烙印.而在《雅歌》中,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仅表现在热情奔放的文字之中,也表现在主人公坚定的决心和虔诚的信仰之中.“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8:6-7）[2（] 1319）在《圣经》中,上帝为惩罚人类降下大洪水,使人类毁灭,作者却将爱情与死亡相比较,更突出了爱情力量的强大.“当‘爱’与‘死亡’相连时,带给人的冲击感和震撼感相信是极深极强的.说明这爱的不可抗拒性,即使是死亡也不能与之相较.”[8]22正因为如此,于主人公而言,爱情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无关金钱、地位,亦不受礼教、繁文缛节的束缚.
在语言风格及思想内容等方面,两者的表达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自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自然环境.
《诗经》是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因此它既是对这一时期社会风貌的反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经济、政治、礼仪和风俗的影响.周代以其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礼仪规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诗经》也正是在西周礼乐文明的滋养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魅力.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指出了诗与礼乐在塑造个人修养中的作用,其中也涉及了诗、礼与乐三者的关系.在《国语·楚语》中以楚国大夫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则进一步阐述了诗与礼乐的关系：“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9]292申叔时提出不仅要以诗歌为教育的重要部分,更要用礼仪节义来教化人.周礼之于平民,也具有深刻的德育作用,它为社会中每个个体明确了*和道德规范,如孔子在《礼记》中所言：“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10]73 可以说,“礼”是周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在“礼”的框架内,人们逐渐形成了包括婚恋观在内的一系列思想观念.
《雅歌》问世于古希伯来第三任国王,所罗门在位的时期,其中展现的人物、风俗等,也较为具体地记录并体现了所罗门王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盛况.在所罗门的统治下,“希伯来王国经济发展,国运昌盛,成为当时西亚北非最富庶的奴隶制王国.”[11]39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希伯来人突破了地域的局限,除了从事原始的放牧、园艺业之外,他们还发展海上贸易,商贸船队航行于红海、地中海,远达非洲、印度等地.开疆拓土、对外交流也进一步锻造着希伯来人勇往直前的精神.与汉民族不同,热情奔放的个性始终蕴藏在希伯来人的基因之中.信仰是希伯来文化的精髓,也是希伯来基因得以传承的根本.自亚伯拉罕时代起,他们就信仰唯一的神———上帝耶和华,在上帝的光辉下,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天的“选民”,因此追求平等、张扬个性这样的精神在希伯来人之中得以体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上帝是基于完全平等的观念来塑造人、要求人,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着智力、职位、出身、遗传、财产、品质、贫富等差异,但在本体上都是平等的生灵,任何人不得凌驾于他人之上.”[12]6他们将这种对生命的礼赞和对个性的追求融入于文学创作之中,便创造出了《雅歌》这样的大胆追求爱情的宣言.
政治经济的形态为两部作品的语言带来了迥异的风格,而意象和内容方面的差异则与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国风》和《雅歌》的时代,自然给予人类以生活之必需,因此人们便借用自然事物来歌唱吟诵心中的情感.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采集和渔猎,《国风》中记载的诗歌大部分是来自黄河流域的歌谣,河流中的鱼类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因此水和鱼的结合,也就逐渐演变成了男女婚配的象征.闻一多先生在其诗经讲义中曾提到：“所以要用鱼来象征,因为鱼最能繁殖.原始人婚姻是第一大事了,而婚姻之大事在生殖,鱼是最能繁殖的,故以之相比.原始人注重生子.但在青年男女间如说鱼,就等于说配偶.”[13]23在《国风》中,有以打鱼、网鱼比喻求偶的《邶风·新台》,还有以吃鱼和烹鱼比喻男女的结合,如《陈风·衡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耕种为主的农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诗经》中较有代表性的描写农业生产的诗歌有《豳风·七月》《王风·黍离》等.在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中,自然万物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身立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这些意象用在爱情诗中,则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情感以及生命意识的张扬.“诗三百篇,皆出自我国北方,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历史上这些地域拥有辽阔的肥田沃土,加上气候温和”.[14]24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是人们生活的常态,也就积淀了汉民族沉稳含蓄的性格,也进一步证明了《诗经》“以礼节情”的观点.
就自然环境而言,希伯来先民生活的迦南地区显然更加复杂和恶劣.这片狭小的土地有着千差万别的气候和地势,“热带、温带、寒带,平原、丘陵、高原、山谷、沙漠,河流、淡水湖,无所不包,以致整个迦南在地理上可分为彼此迥异的几十个小区,加之山脉纵横、交通不便.”[15]（4）这样的地理环境显然不适合大面积的农耕,因此希伯来人选择了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迦南的自然条件虽不十分理想,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具有特殊的*性.它位于三洲（亚、非、欧）和两海（地中海、红海）交汇通衢之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四方强邻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希腊、罗马的侵扰争夺之地,以致犹太文明早在形成时期便命运多舛”.[15]（5）“诗中的许多地方出现羊、羊群、小鹿、大卫建造的军器高台等修辞,这不仅证明了古老犹太民族是游猎的和尚武的民族,而且也反映了这个民族对英雄尊崇的时尚.”[15]23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在他的《新创世纪》一书中曾提到：“决定一个人在世界上地位的,并不是某条古代的律令,也不是盲目的命运,而是这个人的选择、行动和成败.自由选择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原则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作出自己的决定.”[16]12也正是“命运带给他们的长期压迫使犹太人成为一个英勇的民族、一个精明的民族、一个成功的民族”.[17]80地理的复杂性、内部的纷争以及外部的征战在迦南这片“应许之地”上兼收并蓄,这同时也造就了希伯来人勇敢、大胆、敢于冒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融入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亦融入了文学与文化.
广袤的黄河流域,封建制度下的农耕经济孕育了沉稳含蓄的华夏文明,而以游牧为生的以色列人则将自己的热情、奔放、大胆和自由融入了属于他们的文明.尽管《国风》与《雅歌》在内容和表达方式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它们呈现了各自先民的生活情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它们代表了各自传统与历史,因此不会因时间而泯灭,而是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文化,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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