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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心雕龙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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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勋先生毕业于云南大学,一生执教云大中文系,年届九旬,著述甚丰,治学涉及中国古代文论、古代美学、民族文化与文学、诗词鉴赏与创作等诸多方面.2000年结集出版的《张文勋文集》共6卷计约260万字,2013年又出版《张文勋文集续集》共4卷计约160万字,可谓著述等身.在张先生的研究中,《文心雕龙》是他成就最多、关注时间最久的领域,先后出版过专著三部,合著一部.本文即是对张文勋先生《文心雕龙》研究的评述.

  张文勋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是从1954、1955两年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时开始的.这个进修班在当时影响很大,主要是为学习苏联,引进马列文论而专门开办.主讲文艺理论的教师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学生毕达科夫.学生都是从全国各高校推荐选拔的青年教师,张先生刚毕业执教云大中文系,就由云大推荐来学习.该班授课内容虽然以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为主,但对张先生真正发生影响的却是《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代文论著作.他因为学习苏联文论,通过比较,发现《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博大精深,较之外国文论毫不逊色,所以决心花大功夫研治《文心雕龙》,这奠定了他后来的学术路向.经过数年探索,1961年,张先生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发表《漫谈刘勰文学观的哲学思想基础》一文,这是他最早发表的《文心雕龙》学术论文.发表时只敢署笔名,因为在当时路线的阴影下,怕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1962年,他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发表《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的认识》一文.由此两文,他开始在《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但开始后,他的研究就完全被打乱了.

  结束后,张先生才开始全面研究《文心雕龙》.这之前,他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是沿着郭绍虞、罗根泽等老一辈学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路数,80年代以来,他转向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为主研治古代文论.这其中的缘由,与他在北大所受文艺理论的训练有关,重视理论化、系统化的探讨,但更主要是受到80年代以来“美学热”的影响,注重研究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根据文学理论批评解释文学.如80年代译介的美国韦勒克和沃伦所著《文学理论》一书认为,文学本体的研究,可区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类,其云:“‘文学理论’一语足以包括——本书即如此——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1]可以说,张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就是从“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两个向度展开的,注重探讨《文心雕龙》批评观背后的思想基础,发掘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和审美经验.张先生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一书,基本上反映出这一学术理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去研究,对一些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如《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和《沧浪诗话》等,都侧重发掘其理论内涵.

  张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文学史论以及哲学思想基础几个方面.撰写过《刘勰的文学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文心雕龙>探秘》(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年版)、《<文心雕龙>研究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三部专著及合著《<文心雕龙>简论》(与杜东枝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部,另有专文若干篇.关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和哲学思想基础的研究,主要发表过论文《<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文心雕龙?原道>再议》、《刘勰“原道”思想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历史辐射》、《刘勰美学思想面面观》等,这些文章实际都属于“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而专著《刘勰的文学史论》无疑是“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总起来看,张文勋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注重哲学思想基础的探讨,二是注重理论体系的建构,三是突出中国文论的特色.

  对《文心雕龙》哲学思想基础的探讨,在张先生《<文心雕龙>研究史》第一章有集中概括的论述.该章论《文心雕龙》的产生及其影响,第一节高屋建瓴,从儒、道、释三家论《文心雕龙》的文化渊源,分别举出《文心雕龙》中典型的例证,说明各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张先生虽然认为《文心雕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他谈的最多的还是佛家思想.他举出三方面例证论说佛学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一是认为《原道》“神理设教”的思想和佛家以佛道设教的观念,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二是分析《论说》讲“般若绝境”对艺术思维的启迪.三是从方法论上分析《文心雕龙》所受佛学之影响.如刘勰的“三准论”与《阿毗昙心序》的关系等.但他思考最多的则是刘勰和佛学因明学的关系.张先生80年代时曾提出《序志》评论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一方法和因明学中的宗、因、喻三支论法具有极近似的逻辑性.但有学者指出,因明学的经典著作《因明入正理论》等是唐代才翻译到中国,刘勰是齐梁时人,不可能受因明学的影响.对此,张先生向王元化先生请教过,他们都举出《出三藏记集》中著录的《方便心论》,论证古因明学对刘勰可能产生的影响.张先生对此一直有所思考,他曾反复跟笔者谈起,说他最近几年越来越相信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影响主要是表现在刘勰的逻辑论证上,思想概念上反而不明显.他想进一步研究,但已力不从心,所以特别希望我们青年学者能研读刘勰当时的佛学理论,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可见张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研究,非常注重哲学思想基础的探讨.

  注重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张先生《文心雕龙》研究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80年代初撰写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一文,就是意在说明《文心雕龙》具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文心雕龙》理论的探讨,张先生的关注点更主要是放在文学史论上,撰写了《刘勰的文学史论》一书.如前所述,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也把文学史的理论当作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中国文学史论的研究,成专书者,以笔者所见,建国前有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这是罗庸先生在昆明五华学院的演讲记录,1947年发表于昆明《五华》学刊,现重新收集整理,2015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甚有代表,近年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出后,文学史论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但立足于古人自身,申发其文学史论,最早应首推张文勋先生的这部《刘勰的文学史论》.因为文学史的观念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但张先生注意到,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分析文学,则是中国古已有之,《文心雕龙》就是深具文学史观念的文论著作.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古号称善于著史,在艺术方面,唐宋时期就有《画史》(《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等著作前后相继,自成一画史体系)、《书史》、《琴史》等著作流传,独于文学,却缺乏如“诗史”、“赋史”等著作,直到明清以后才有所改观.如果要从古代文学论著中找寻一部依据时代先后顺序分析文学变迁的著作,最明显的似乎还是《文心雕龙》.但《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论价值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张先生撰写了此书,以梳理刘勰的文学史论.他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过去,我们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更多地是注意创作论、批评论方面,而其文学史论则往往被忽视.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力图把《文心雕龙》中有关文学史的论述,理出一条线索,以便说明:刘勰的文学史论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不自觉的;他对文学史的论述是系统的而不是偶尔提及.”[2]

  张先生认为,刘勰论文有个突出特点,他是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谈理论不流于空泛,论作家作品不是纯客观的叙述,论文学发展的历史不停留在表面现象.在刘勰之前,没有人做到这点,在他之后相当长年代里,也很少有人能这样做.作者明确的自成体系的文学史观,构成了他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在论述有关问题时,常常能联系社会背景,分析各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情况,这样才提出深刻而系统的文学理论.所以,张先生研究刘勰的文学史论,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归纳总结刘勰对各时期文学的评论.在这部书中,张先生阐发论证了这样几个基本观点:第一,刘勰的文学史论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不自觉的;第二,刘勰对文学史的论述是系统的而不是偶尔提及的;第三,刘勰的文学史观,是他的文学观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我们外加给他的.总之,《刘勰的文学史论》一书研究刘勰的文学史论,是想说明他的文学史观是成系统的文学理论.当然,对刘勰文学史论指导思想的分析,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难点,即如“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一句,就有很多争论.所以张先生对《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论作了初步的归纳总结,但对很多论点的成因,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张先生研究《文心雕龙》,前后的撰述都在努力发扬《文心雕龙》的中国文论特色.这也有时代的原因.80、90年代,外国文学理论影响非常大,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非常激烈,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缺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多系零星琐碎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就是像《文心雕龙》这样的专著,也只不过是些单篇论文的汇集,体例驳杂,涉及文章学、修辞学、音韵学等等,所论内容多半不限于文学,因此也谈不上是严谨的文学理论体系.而且,当时慑于西方文论的深刻丰富,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已无甚价值.张先生认为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他说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乍看起来似乎不成体系,综合以观,则贯穿着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系统.所以就从理论体系、文学史论各方面入手,希望能系统地研究《文心雕龙》,建立起《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使更多人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博大精深,不让中国文论“失语”.今天看来,张先生的工作可说是一种争夺文论“话语权”的努力.他在《<文心雕龙>研究史》的《绪论》中说:“有人认为,《文心雕龙》的一些理论概念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于现代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这是不正确的.中国文学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有我们自己的传统;西方的文艺理论我们尚可借鉴,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理论,怎么反而不能用呢?”[3]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先生认为将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应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群众(见《文心雕龙研究史?绪论》).从普通读者考虑,张先生撰写了《<文心雕龙>探秘》一书,特意用专题叙述的方法,力图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文心雕龙》介绍给读者,使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为更多人所认识接受.

  而面向世界、面向现代的文论体系,首先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经过长期历史的检验,植根于丰厚的文化土壤,这样才有长久的生命力.《文心雕龙》就是这样一部文论著作,所以张先生撰写《<文心雕龙>研究史》,有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通过研究史的梳理,研究《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考虑到“龙学”研究的历史,不仅表明《文心雕龙》理论的不断被人们发掘和接受,也反映出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和文艺美学发展的情况.他说:“从《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历代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和认识,由此可以反过来认识历代的文论思想.不同时代的人对《文心雕龙》的认识和态度,可以折光反映出各个时代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想的状况.”[4]所以他在叙述历代研究《文心雕龙》的情况时,很注意探讨当时的文艺思想和《文心雕龙》研究的关系.而且这样的探讨还具有文化学上的意义.他认为:“历论《文心雕龙》或引用其理论文词者,不仅有文学家,还有经学家、史学家、哲学思想家,其影响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领域.比如从刘勰的《原道》,到韩愈的《原道》,再到章学诚的《原道》,就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在文化思想的核心,即关于道的问题上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研究《文心雕龙》的研究史,必然要旁涉各个时代的文化领域,这样就具有了文化学研究的意义.”[5]后张文勋先生一年,张少康先生等编撰的《文心雕龙研究史》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书书名相同,内容相似,张少康先生等编撰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后出转精,文献材料更丰富,内容更充实,但在理论诉求上,张文勋先生注意分析《文心雕龙》和历代文学思想的关系,所以关注点也有所不同,这使得张文勋先生的这部著作保持了相对独特的价值.

  总起来看,张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总是希望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梳理其文学理论,认为这样可以打开《文心雕龙》的研究视野,将研究引向更多领域.他主张研究刘勰的文学美学思想,应把它和文学史、文化史联系起来,那么就不难发现《文心雕龙》包含的很多文学和美学内涵.对于《文心雕龙》思想基础的探讨,他认为刘勰对儒、道、佛各家学说的接受,主要不在字面上的引述或口头上的抑扬,而是在理论上的融会贯通.所以研究《文心雕龙》,不应只停留在字面的引述上,而是要从思想文化背景出发,在各种思想学说融汇贯通的基础上全面认识《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

  85岁以后,张先生年事渐高,已不再做专题研究,但他特别注重培养后进,鼓励学生和年轻学者研究《文心雕龙》.他对将来《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有一些想法和建议.他认为,首先还是要对《文心雕龙》本身文字有更准确的解释.要搞校勘、训诂、注释,不能以为老一辈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整理已经完备.现在有许多问题的争论,都是由于对《文心雕龙》本身的某一字、某一句话、某一篇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所以首先要对《文心雕龙》本身深入分析,求得合理的解释.其次是要研究出中国文论的特色.他主张我们研究自己的理论,一定要总结出自己的特点,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倡导以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体系为主写一部文学概论,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又如《文心雕龙》的声律问题,这是中国的土特产,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假如没有六朝时对声律的研究,中国诗歌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所以现在讲中国文学理论,应该继承刘勰的思路,多分析研究声律和文学的关系.研究《文心雕龙》,他认为还要注意联系古代文学史的现象,联系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张先生始终记得他读书的时候,刘文典先生曾谈过他研究《文心雕龙》的设想,就是用《文选》中的作家作品材料去印证《文心雕龙》.通过分析作家作品,就可以深入理解《文心雕龙》,这对张先生很有启发.所以张先生的《诗词审美》一书就是立足诗词,分析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张先生也经常强调,刘勰是在分析总结了具体的作家作品之后才提炼出自己的理论的,我们如果离开作品去研究理论,就容易做成空理论.张先生这些研究《文心雕龙》的建议和设想非常中肯实际,今年云大中文系张国庆教授作为张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和辽宁大学的涂光社教授合作撰成《<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出版,该书就是对《文心雕龙》进行全面校勘、解释的力作,体现出张先生的学术追求在下一代学者身上的实现.我们云大的年轻学者也希望,在张文勋先生、张国庆老师等前辈学者的指导下,能将《文心雕龙》这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进一步推向深入,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色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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