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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文学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与庄子和中国现代文学类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现代文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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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陶德·威廉·弗利著 徐冰译 潘淑阳校

当许多讨论仍围绕着当今中国儒学复苏的话题时,刘剑梅的著作《庄子与中国现代文学》(Zhuangzi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则展现了严谨且富于洞见的对于中国道家哲学传统的探究,而道家传统的重要性在中国现代思想及文学研究领域非同小可.通过研究从鲁迅、郭沫若到阎连科、高行健等影响深远的作家,刘剑梅将史学阐释与文学视野相结合:在文学史层面,关注以上作家与庄子的精神互动;在文本分析层面,则以庄子哲学为依据,对作品进行细读.基于上述的方法,刘剑梅的研究极具趣味,它不仅呈现出上一世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庄子的多样态度与解读方式,而且揭示出庄子思想是如何影响了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

作者既关注庄子思想的文学影响力,也关注它对个人意识与内在自由的塑造.她对以下两个主题最有兴趣:第一,“《逍遥游》中所体现的个体的绝对精神解放”;第二,“质疑并拒绝那些绝对的、固定的‘是非’判断.”①作者将这两个主题所倡导的精神自由与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提出的“消极自由”(negativefreedom)相比较,进一步指出了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那就是对于“道德一元论”(moral moni)的拒绝,而这种道德一元论正是导致狭隘的乌托邦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祸因.此外,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庄子思想作为“镜”与“灯”的双重价值:既作为“镜子”反映出特定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也作为“明灯”赋予中国文学创造性的潜力.总体而言,导论部分的论述扎实,不仅为全书打下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为读者理解作者谋篇布局的关键.

该书的第一部分以1949年之前开始创作的作家为讨论对象.作者在首章即阐明她研究郭沫若的方法:既注重对于郭沫若作品的文本细读,又对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进行历史化的考察.为研究方便,作者将郭的创作归入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浮夸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郭沫若完全拥抱庄子思想.他崇尚极端的个人性、反功利主义、大浪漫与大自由,这一态度充分激发了他的诗作灵感.第二个时期是“苦闷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立场压制对于个性的探索,使郭以更客观、更学术的视角审视庄子及其思想.20世纪60 年代,郭沫若已处于第三阶段——“ 匡济时期”的末期,他不但将庄子重新解读为封建主义的拥护者,而且连他自己也全然臣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之下,而彻底否定了庄子的大自由精神.对于作者来说,探究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用她的话说,“积极自由,即被柏林所界定为有别于经验自我的‘真实’自我,会开启背叛自由之门.”(44页)

同郭沫若一样,废名也从创造性地拥抱庄子思想转变为因被意识形态化而逐渐抛弃庄子思想.在作者看来,废名小说《桥》的文学审美化倾向正是庄子思想中“无用”与“忘我”的体现.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废名却“热情洋溢并且毫无保留地认同思想,同时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正因如此,他的后期作品“抛弃了以前的庄子梦”.(137页)废名的文学地位非常重要,可他却在英语学术界鲜被论及(《桥》至今未被译成英文).刘剑梅这一章的翔实论述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

尽管郭沫若与废名在对待庄子的态度上具有相当大的波动性,胡适对庄子的评价则一以贯之.胡适所关心的是通过译介进化论来支持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提倡西方具有科学性的实用主义,这种立场使他拒斥庄子的相对主义.同时,他对庄子的“无用”与“无为”思想也置之不理,殊不知这两种思想却能帮助人们抵抗现代的物质主义侵蚀,继而保护人的“真实存在”.

在讨论完胡适之后,接下来的两章探讨鲁迅和周作人的创作.这两兄弟的显著不同以何种方式影响了他们与庄子的关系,是这两章的论述重心.在讨论鲁迅时,作者关注他“对庄子哲学鲜明地拒绝和尖锐地批判”(60页),这一态度与他坚信文学具有社会实用性不无关系.尽管作者指出庄子的自由观和个人观“与鲁迅所倡导的用培养个人精神、提升个人素质的方法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具有相似之处”,(63页)但是,在解读《阿Q正传》时,她同时指出,鲁迅笔下的“中国普通人”被他们内心深处的“自欺”所荼毒,而这种“自欺”正是庄子所提倡的.此外,在作者看来,《故事新编》所仰仗的道德一元论也与庄子哲学相悖.总体而言,通过对五四知识分子“战斗与进步精神”传统的论证,作者肯定“鲁迅对庄子哲学拒斥的积极方面”,但作者并不否认鲁迅所持立场的局限性,那就是排斥了对于庄子思想解读的其他可能性,尤其是它对“特权阶级建立真理及制定其评判标准(合法性)”的质疑.(82-83页)

另一方面,作者把周作人视为“一位与庄子精神相近的现代隐士”.与鲁迅所主张的道德一元论相反,作者强调周作人对庄子“宽容”与“无是非”(84-85页)等思想的继承.然而,作者并没有因为周作人在其文本语言中表现出的道德自由,而为其投日变节的行为语言翻案,因为“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日本军事力量正代表着邪恶”,因此,正如作者所总结的那样,“用庄子对是非的超验态度作为最高的价值判断来颠覆基本的道德评判,有极为严重的问题”.(105页)

在林语堂一章中,作者将这位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称为“庄子的现代代言人”(125页).她对于林语堂的解读,与前几章论述形成有趣的反差.以《奇岛》为例,作者特别关注其中庄子哲学与古希腊文化的联系,从而说明林语堂是如何在探寻个人救赎的道路上,通过批判目的论式的西方现代性,来提倡“价值多元化”.

该书第二部分的前两章将庄子的历史命运追溯到了与时代.首先,作者以例证说明分子对于庄子的批判,他们称庄子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其中最有趣的例子就是郭小川最初为人民大会堂的建成而创作的诗歌(《望星空》).随后,作者将视角放在了中国1980年代复杂纷繁的文化语境中,讨论庄子精神的复苏迹象.她关注几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如汪曾祺、韩少功和阿城的代表作品,以及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值得进行理论商榷的部分.

最后两章探讨当代作家阎连科和高行健的作品.在阎连科一章中,作者不但显示出扎实、高超的文学分析功底,而且考虑到阎连科作为一位重要的中国作家并未受到英文学界重视的事实,刘剑梅的研究就显得格外举足轻重.在对《受活》的文本解读中,作者援引庄子的“畸人论”观点.她观察到,对于阎连科来说,当代中国的诸多问题并非来自鲁迅所关注的身体疾苦和愚昧思想,而在于“现代性的概念根植于每一个现代的个体生命对于健康、幸福生活的向往,正如社会主义社会乌托邦与资本主义经济乌托邦所承诺的那样”.(193页)随后的一章名为“现代庄子的凯旋”,作者将视线转向高行健.通过解读《灵山》及高行健的诗作,她论述了高行健是如何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拥抱庄子的自由、逍遥的思想.考虑到高行健有意识地自我逃亡,作者总结道:“重要却稀有的消极自由…对于实现人的幸福极为关键,然而,现代中国文学对于它的表现却极度匮乏.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想要重获个性(解放)的渴望屡遭挫败,这就使人们对于许多作家曾试图召回庄子精神的记忆出现了偏差.”(233页)

阅读刘剑梅的著作是一种快乐.她的研究囊括了一系列简明而有效的治学方法,不仅表现出历史与文学研究的扎实功底,还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洞察力.不过,如果本书的探讨能够与庄子思想本身形成更为紧密的互动,那么它将更具说服力.有时,读者不禁感到作者是在用某种被认为是正统的、“对的”庄子解读来剖析她所关注的作家们,但这种做法似乎反倒削弱了本书所提倡的庄子思想中那种真正的“自由”与“非确定”的精神.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作者倾向于将她的解读以一种规定式的、判断式的方式,而不是一种批评式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我们不应该像(鲁迅)那样,完全排斥庄子哲学”(83页)…….当然,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作者能在导论部分以一种更为清晰且更具深度的方式表明自身的批判立场,本书将更为增色.当然,总体而言,《庄子与中国现代文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为理解众多杰出文学家及知识分子与庄子思想的精神渊源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将极大地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庄子思想在现代世界的精神意义.■

【注释】

①Liu Jianmei,Zhuangzi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p. 5.以下所引均同此版本,只在文中注出页码.

[陶德·威廉·弗利(Todd William Foley),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徐冰,苏州职业大学外语系;潘淑阳,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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