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和肉在大地上厮杀（创作谈）,本文是关于创作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和灵与肉和大地和厮杀有关论文怎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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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
我有一个老乡,叫刘一梦,比我大八十岁,现正躺在老家以孟良崮命名的烈士陵园里.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二十岁出头的他混迹于上海,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涉及当时的年轻人与那个时代,塑造了许多年轻的工人形象.那时候“左翼文学”开始兴起,鲁迅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抛开政治因素,所谓“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构成了那个时代青年人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我读郁达夫的小说,从未感觉他写的是将近一百年前的往事,那个失业在家写稿的青年,那个躲在异国出租屋里和窥淫的青年,完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一张张面孔.
一代人死了,新的一代人必须从头开始梳理自己存在的价值.一个画家曾告诉我,毕加索并不能将达芬奇赶出美术馆,而电灯一出世就给煤油灯判了死刑.我看到了郁达夫的苦闷,“看到”本身并不能解决我的苦闷,我必须参与其中,去经历那种现代的苦闷,享受“沉沦”的过程.
自媒体扶摇直上,传统新闻业风雨飘摇.有一段时间,我任职的媒体休刊整顿,我开始了无所事事的日子.每天告别两岁的儿子,走出家门,去公交车上和图书馆里“上班”,漫无目的游荡于这座城市,在所有的街巷闲逛.许多年前的十九岁,我怀揣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这里,此后很多年,直把异乡作故乡,这里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居所.无所事事,就在脑子里放电影——我从未像此时一样感觉自己愧对这座城市.
“失业”以后,我还写了几篇小说,鼓足勇气,立志要抒发一种愤懑.如你所见,《镜子之城》中主人公的工作际遇,就是我这段时间的写照.所幸的是,我所任职的传统媒体痛定思痛,经过一段时间转型,终于复活,继续在一条道路上挣扎前行.
去年6月的某一天,我有了写这个小说的冲动.三个关键词蹦进了我的视野：恋爱十年,小姐,失业.三十岁男女的故事.我曾在一次酒局上向一群作家阐述大体的情节,一些词汇从口中飘出,自己反而害羞起来.到了8月,小说刚刚开始,我写了一首和小说同名的长诗.诗歌一气呵成,小说却拖拖拉拉；不过还好,已经形成文字的诗歌,恰恰成了小说的写作大纲.名字一直在改,最后定为《镜子之城》.
这自然成了我最用力也最吃力的一个小说,首先是篇幅,目前为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其次是充斥小说中的情绪,如此颓丧,每当我坐在电脑前,接着前一天的文字继续敲打,就陷入进去了.后来现实中我早已走出了那种情绪,却又不得不面对小说中更加颓丧的人和事.终于,在放置了一次又一次之后,我写完了这个小说.本来以为写完后会心情失落,却也没有.原因有二,一是拖的时间太长了,从有写的想法到写完,有半年时间,好像在写到一半的时候心情不好,结束时已无所谓；二是结尾早就预定好了,最终的写作并未突破那个预定.当然,写的过程中一直在修订,推翻了很多过于简单或者不可能实现的想法.
“镜子之城”,我喜欢这四个字,并为之写了一首短诗和一首长诗.短诗出现在小说中.小说中出现“诗人”这一形象,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好像顺手拈来,而且自信比很多人写到的诗人更切合这个形象在目前所存在的状态.
生活实在庸常.这座置身的城市,我早已以主人的身份自居,却并非真正的主人,那些生活年代更久远的人,经常向我指点所谓的生存之道.无数次喝醉酒回家,打车穿越大半个城市,仿佛在漂移.仅有一次,我在另一个城市喝醉了酒,打车回酒店.出租车穿越长江和嘉陵江,凌晨下起了小雨,那种感觉真奇妙——些许兴奋的异乡感,久违的感觉.后来我把这种感觉带回济南,竟也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有些小说虽掺杂诸多个人情绪,向外扩展至社会的很多角落,却不足以满足自我审问的需求.这个意义上,《今日小雪》则是另一种小说,不同于《镜子之城》在篇幅上和情感上的摧枯拉朽,它更像小凉菜,在交谈中呈现普遍的状态.它没有大起大落,只不过是几个同学之间的一次酒局,暗藏的对撞在交谈中完成.类似的酒局我经历了不少,而且还在经历——在远离亲人的异乡,同学成为生活中相互依存度最高的人.我在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同学,他们会在不经意间进入我的酒局和小说.
我经常发现自己一事无成.真的,比如写作.有一天我推翻了许多之前的文字,立志写小说.那是在三年前.如果说诗歌是辽阔的天空,那么小说则是广袤的大地,我愿意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我三十多岁了,作为诗人已经老了.我逐渐厌倦诗人身份的自己,而作为写小说的人——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小说,因为太懒了,有想法无行动,如同大量空想主义者,空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
想起和同龄小说家的交谈,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名字：王小波.而我没有.在我最需要王小波的少年时期,进入阅读视野的是路遥.当然,也不只有路遥,还有柳青、曲波甚至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时虽然已是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但是没办法,从县城延续到乡村,我能找到的书只有他们.一个时代结束了,其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依旧蔓延在广阔的县城以及乡村世界,时代的惰性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我们.
无所谓遗憾或者庆幸,一切发生的都已经结束,但那种彻骨的影响伴随了我很多年,我不得不一次次反省,我到底需要什么？后来我也读了王小波,但已非极具可塑性的少年时期,此时我已进入正规的文学阅读,难以形成灵魂的对撞.但我还是去努力形成一种对撞,哪怕它是薄弱的,有总比没有好.所幸,后来又有很多名字冲撞着我的世界,他们中靠前的几位是：卡佛、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曼德尔施塔姆、鲁尔福、佩索阿……
现在,我坐在大明湖畔的办公室里,窗外是逐渐暗下来的天空和深邃的湖水,车声此起彼伏.单位门口的街道命名为贡院墙根街,所谓贡院,就是明清时考举人的地方.我曾在另一条名为寿佛楼后街的小街租房住过两年,两条街互相平行着通向大明湖,相距几百米,中间夹着贡院,也就是现在的省府.几百年前,也曾有一个人在大明湖畔彷徨,租房居住,随着人流走在贡院墙根街上,走进贡院,去接受命运的施舍.作为一名考生,他耗尽了一生的努力,却始终未能进入体制.后来他干了两件事：做一名民办教师,用来糊口；写小说,用来抚慰心灵.
他是淄博人蒲松龄.
我每天走在蒲松龄曾走过的路上,上班,写稿.在我看来,他和郁达夫一样,文字依旧散发着魔力.同样是在大明湖,清初诗坛领袖王渔洋在二十三岁时写出一组秋柳诗,名震天下,至今湖边还有一座秋柳园；十几年后,王渔洋的老乡、二十多岁的蒲松龄第一次来到这个北方的小湖,希冀再现前辈的辉煌.然而,这座湖见证了一个文学青年万丈光芒的同时,也见证了另一个文学青年的潦倒史——不仅在仕途上差王渔洋远甚,究其一生也没能抵达王渔洋最初的文学高度.然而,时至今日,蒲松龄的文学存在远远超越了王渔洋,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我还发现,即使是诗,蒲松龄那些富含生活血肉的分行文字,也比当时富丽浮华的无病更有生命力.
“生命力”,多么好的一个词,它支撑了一个伟大小说家一生的追索.那些散发着人性关怀的鬼魅至今犹在湖边驻守.夜深人静时,当我游荡于湖边的亭台楼榭,偶尔会邂逅它们,比如一只野猫凄厉的嚎叫,比如一棵海棠树沧桑的背影.
“我这一代人”最终成为伪命题,并不存在这一代、那一代,就文学意义而言,我并未发现我和郁达夫以及蒲松龄在代际上有根本差异.我逐渐对刚才写下的这些文字产生质疑,“我”不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只是我自己而已.另一个淄博人魏思孝跟我说：“我不写我不熟悉的.”我深以为然.那些别人的天空和大地,同样被我铭记,转化为我自己的方式在眼前和脑际不断发酵.
肉体和灵魂在大地上行走,这就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面.灵与肉,我永远在与这两个东西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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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去握手（创作谈）
因为单位人事部工作疏忽,遗失了我当知青的所有材料,我只得前往当年插队的乡镇去开证明,这一去就有了单程票的构想 说实话,自离开旧地,我再没回去过,我不喜欢那个地方,在那里呆的时间并不多,在我近三年的知青.
乱花渐欲迷人眼（创作谈）
有人将官场视为宦海,也有人将官场说成染缸,其实,官场更像是一只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万花筒,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 将畅行其间的你争我斗、大权在握者的颐指气使、投机钻营者的机关算尽、有官在身者的志得意满、身份.
徘徊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创作谈）
我的主业是大学教师,为学生讲述中国当代文学,并进行相关研究 在这个领域,我出版过六本学术著作,写过百十篇学术论文、文艺批评 从前,我也尝试写小说,出版过长篇小说英雄时代 去年初,我突然迷恋上写历史小说.
希望你也喜欢（创作谈）
谢青皮虽然是编辑的要求,但老实讲,尚无名气并且以一种极其松懈懒散的态度进行写作的我对在文本端谈论我的创作观在我个人的价值取向里是一件极度羞耻和可笑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写作的能力必须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