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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论文范文检索 和诗对话:口语诗歌的现状和前景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主题:诗歌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1

诗对话:口语诗歌的现状和前景,本文是诗歌论文范文检索跟口语诗歌和诗对话和前景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诗歌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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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博士,青年诗歌评论家)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青年诗歌评论家)

冯雷(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青年诗歌评论家)

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

张立群:“口语诗歌”是近几年诗歌写作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话题.将80年代以来口语诗歌的勃兴与第三代诗歌联系起来进而延及当下,并成为当代诗歌创作的主要方式,是研究者谈论口语诗歌发展过程中一种流行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值得进一步分析,因为它至少包括第三代诗歌浪潮中究竟哪个派别使用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口语?以及其成员是否在当时就已将自己的创作和口语联系在一起并提出某些主张?

王士强:一般来说,口语属于大众、每一个人,而与之相对的书面语则小众、精英一些,为“文化人”所有.就此而言,口语诗歌是诗歌发展中一种“大众化”的趋向,降低门槛,平易近人,是去精英化、去文化化、化的一种力量.作为较明显的潮流,口语诗歌确实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中出现的,其中最明显的应该是“他们”群体,其中比如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实际上都指向一种更为简洁、自然、直接的语言状况,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口语诗歌的概念,但是内在精神上无疑与继起的口语诗歌潮流是相通的,与之后蓬勃发展的口语诗歌构成了互相关联的链条.口语诗歌在刚出现的时候其解构性、后现代性、反对过度修辞、反对深度意象的趋向比较明显,此后走向了更为本体、独立、多元的状况,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辨析.

刘波:我觉得当时“第三代”诗人使用口语写作,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认为的对“朦胧诗”的反叛,这种反叛不仅是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而且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我要与你不同”.这就涉及第二点,“第三代”诗人有别于“朦胧诗”人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写作,他们将自己放到了一个和生活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从“大我”到“小我”,从“神圣”到“日常”,其语言方式也必定会发生变化,只有口语可能更契合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这种“生活流”的主题与“口语化”的方式,是相辅相成的.以于坚和韩东为代表的“他们”诗派的早期诗歌,就体现出这种“生活”与“口语”,即内容和形式更为内在的统一.李亚伟、万夏的“莽汉”诗派,是一种带着戏谑色彩的才子式口语,而以杨黎、何小竹为代表的“非非”诗人,他们则又运用另一种立足于语感和语言哲学的口语书写.虽然都在使用口语,但流派和流派之间是不一样的,诗人与诗人之间对口语的认知和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非非”诗派对语言最为敏感,在《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由周伦佑和蓝马执笔的“非非主义宣言”基本上针对的是语言,其核心观点就是打破一切束缚,解放语言.“文化语言都有僵死的语义.只适合文化性的确定运算,它无力承担前文化经验之表现.我们要捣毁语义的板结性,非运算地使用语言时,废除它们的确定性;在非文化地使用语言时,最大限度地解放语言.这就是我们打包票一定要实验到底的语言还原.”这就是他们在语言上的“祛魅”之所在.而从“非非”诗人后来的写作观之,他们这种“祛魅”其实又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魅性,充满刻意的缠绕感和看似有逻辑的无逻辑性.口语写作从1980年代在汉语诗歌写作中的发生至今,中间也有很多微妙的变化,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年轻诗人的精神自觉,他们不存在什么反叛和抵抗,“口语”可能就是他理解诗歌的维度,进入文学的方式.我们现在再来谈论这个问题,不能取消其内在的复杂性,以二元对立的判断粗暴对待之,还是要回到历史的现场,看看那一代人何以在写诗时要用口语的方式发声.

冯雷:我觉得“口语”和“口语诗歌”是个非常迷人但却又极其繁复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恐怕不得不首先面对“文言”“白话”“书面语”“口语”之间的关系.综合王力、徐时仪等语言学家的观点,按照我的理解,最初“书面语”与“口语”是合一的,从汉始,“言文”逐渐分离,于是形成了“文言”,即“以秦汉书面语为标本,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同时还产生了白话,即“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所以,在相当程度上,“白话”也是“书面语”,是不能完全等同于“口语”的.换句话说,“文言”和“白话”都属于“书面语”,它们二者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和“口语”的关系远近,“白话”更接近“口语”而已.我们通常所说的“直白、直白”其实主要就是强调表达的即兴、简单、流畅(走向反面、极端则被人诟病为浅陋、粗鄙、松散)这些特点,而这种表达可以是“口头”“口语”的,也可以是“笔头”“书面语”的.

如果不是出于宣传、动员等目的,我们把打油诗、快板诗之类的排除在外,那么诗歌主要还是一种书面表达行为.因此,当“口语”进入诗歌,则必然要或多或少地书面“化”.是“或多或少”,而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口语都可以不经剪裁、加工、淘洗而直接入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把诗歌看低、看简单了,是忽视了汉语和诗歌语言的复杂性.我们看艾青、何其芳、卞之琳他们讨论诗歌的语言、格律问题,使用的概念常常是“日常的用语”“说话的调子”,艾青还曾提出来“诗歌的散文美”,我觉得这些表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歌当中的所谓“口语”.

进而翻回头来,我们重新审视诗歌史也多少可以明白,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代诗歌”,他们都撬动了语言的意识形态性,但他们两者关于“口语”的立场、态度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意在使用“活字活句”,所以看中了“口语”的鲜活、有效;后者我认为主要在于从表达方式(使用口语)和结构方式(不再一味追求正面、积极的意义)两个方面去消解革命话语巨大的历史惯性.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第三代”和“新文化运动”之间差了一百个《反对党八股》.

具体到“第三代”内部,比如说于坚、韩东、“莽汉”、“非非”、“他们”等等,这些个案之间在风格、指向、诉求等方面肯定是有所差别的,而且不同团体内部的成员,比如杨克、侯马、何小竹等等,他们后来的创作又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说到底,“第三代”其实也是一张庞大的标签.但要厘清“第三代诗歌浪潮中究竟哪个派别使用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口语”恐怕也很难,这需要做更细致的研究.不过以运用“口语”写诗为原点,从诗歌主张的承续、创作影响的波及来看,当初那种乖戾的语言玩闹现在少多了,平静的生活流描写倒是多了.这种变化同当前政治自由的萎缩、经济自由的解放、“中产”观念的普及等等都有关系.在这样一个“非诗的年代”,或许“口语”所具备的松散、朴素,是可以折射我们当下时代的生活现状与气质的.

回到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中来,单纯地主张“口语诗歌”肯定是片面的,诗歌当中的“口语”应当是经过书面转化之后的“日常的用语”“说话的调子”,而不是全然的、说出来的“口语”.于坚前些年也曾经谈到“口语并不是诗,口语是在经过诗人处理之后,有些成了诗,有些只是口语,永远是口语”(于坚、谢有顺:《诗是不知道的,在路上的》,《南方文坛》,2003年第5期,第39页).这其实也是说,“口语”经过了诗人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将其“书面化”,然后才能生成“诗语”.

我们今天的诗人们对“口语”“书面语”这些概念的辨析也许不甚深入,但总的来说大家对于“书面化”的加工、改造,把“口语”变成“诗语”还是有着充分的艺术自觉的.只是这并不等于说对“口语诗歌”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发一张“好人卡”.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谁来为“诗意”投保?———诗歌的形式是否还具有作为一个备选项的资格呢?

还有,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讨论“口语诗歌”,那今天诗歌当中的“口语”究竟是什么样的,谁不是在用“口语”写诗?(不然又何来“口语之外”的写作.)比如说臧棣不是吗?于坚呢?如果仅仅把他们之间的不同落脚在所谓的“民间”和“知识分子”,这种回答的有效性是不是事实上锁闭了“口语”的丰富性?

张立群:没想到第一个小问题在各抒己见时就有如此大的差异!其实,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认为“口语”“口语诗歌”这些提法在第三代诗歌那里有,但似乎并未突出、成为一个产生重要影响的特定称谓.也许文学史上的命名总要滞后于具体的作品或现象对我产生了太大影响,我一直认为“口语诗歌”的提法与世纪之交的诗坛论争(“盘峰诗会”)有关,之后“口语派”“口语诗歌”都不断被运用于当下诗歌的批评中.如果上述描述大致反映了新世纪以来诗坛写作的发展趋势,那么,在当年与“口语”“口语诗歌”密切相连的“民间派”以及所谓“相对立”的“知识分子写作”都呈现出偃旗息鼓的态势的背景下,“口语诗歌”的屹立不倒、长盛不衰反映其具有怎样内在的生命力或曰活性?“口语诗歌”已经遮蔽了其他类型的写作,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提法,即我们能不能提出“口语诗歌”之外、与之有明显区别的写作呢?

刘波:好像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除了书面语和口语,我们能不能有第三种诗歌语言呢?或者介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就像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融合,朵渔称之为“民间知识分子写作”,这种融合才可能产生创造上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口语写作,有些诗人是将其极端化了,变成了网络化的“口水写作”.真正的口语写作,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之前没有将其概念化,它之所以有活力,其一在于这种语言形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创造性,它不像很多书面语在长久使用过程中已经固化或趋于板结,对于主体来说,没有多少创新挖掘的可能.其二在于阅读接受,因为它打破了精英化的抒情,可共享于普通读者,偏于民间趣味,所以在理解和接受上相对容易.其三就是因为环境的变化,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也催生并激活了口语中蕴藏的无限能量,很多年轻诗人从一开始就能自觉接受这后现代碎片化书写的现实.当然,除了“口语写作”之外,也还有其他语言形态的写作,它并不一定是与“口语写作”完全对立的书面语写作,而是呈现为更多元的诗歌语言格局,这样,写作才会显得丰富.所以,“口语写作”并未完全遮蔽其他类型的写作,每一种诗歌写作都有它特定的美学空间,也有它潜在的读者,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交叉、融合并生成新的写作范式,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冯雷: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做这样的拆分:1.如何看待当年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2“. 口语诗歌”写作为什么会持续下来.3.“口语诗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创作形态.

我觉得“民间”和“知识分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简单地说,持“民间”立场的,强调重视“日常生活经验”,他们意识到了“词”与“物”、“诗歌”与“现实”之间的不对应关系;持“知识分子”立场的则注重经验的“转化”和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脚踩大地也好,仰望星空也罢,他们双方的意见对于激发当代诗歌的活力都是有冲击、有启发的.另一方面,抛却意气之争和彼此的攻讦,他们之间的差异不至于大到根本无法“同框”,他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并不是纠结在“口语”问题上,他们在“口语”问题上我觉得没有根本的对立和抵触.这也正是为什么当历史的烟尘散去,所谓的“口语诗歌”写作会持续下来的重要原因.“口语”并不为“民间”所垄断,也并非为“知识分子”所不屑.我认为一定要廓清一个基本认识,诗歌领域内所谓的“口语”是指“日常的用语”“说话的调子”的“文学语言”,而不是大白话,“口语诗歌”是体现“散文美”的分行创作.我们今天批评的一些“口水诗”恰恰是背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文学性”,把诗歌当中的“口语”等同于日常生活当中的“口语”,把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等同于自然主义式的日常生活再现.

至于说“口语诗歌”写作为什么会持续下来,我觉得这个表述恐怕也不太严谨.实际上,大家都是在用“现代汉语”写诗,写的是“现代汉语诗歌”.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更准确的,或许是说,当代诗歌的“文学语言”更靠近“口语”.而之所以这样,我想恐怕又和现代汉语自身的生成过程和语言特点有关.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是专门的知识领域,我不敢多说.不过,我想至少我们应该注意,“文学语言”更靠近“口语”,和“内在诗质”更贴近“民间”,这是两回事.我们讨论“口语”诗歌,究竟是在文学领域,还是要部分地跨到语言学的领域去?我们所针对的,是一个题材、价值取向问题,还是一个纯粹的语言问题?

因此,如何界定、看待“口语”,也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欣赏“口语”之外的风景.

王士强:口语诗歌的确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成为比较明显的写作潮流甚至形成了一定的压倒性优势.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网络,虽然从诗歌发展演变的逻辑来说口语本身也是一种内生性、成长性的力量,体现了某种活力和生命力,但是只有与网络结合起来,口语诗歌才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并形成如此大的“声势”和影响.分析起来,网络与口语在去精英化、去层级化、便捷、简易等诸多方面是有内在契合的,可谓一拍即合.主要是经由网络平台和网络新媒体的推介、传播,口语诗歌近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此前的口语诗歌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被有所遮蔽的话,那么近年来确已实现了逆袭.

而今,口语诗歌的“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否认它的存在、它的价值都是不准确、不客观的.但是,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和高枕无忧,相反,可能恰恰是走下坡路,出现各种危机的时候,昨天的革命者今天同样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历史正是这样循环、盘旋演进的.口语的缺点和口语的优点是同样突出的,现实之中的口语诗歌也存在很多问题,那种将口语诗歌唯一化、唯我独尊、党同伐异的观念和做派是值得警惕的.口语并不天然具有(更多的)诗性,口语之成为诗歌一点也不比书面语更容易些,甚至由于它的散漫、直白、浅近等特点,口语诗歌比书面语诗歌其实具有更大的难度,其要求更高.在当前的状况下,我觉得口语诗歌虽然的确问题多多、迷误重重,但它内部的可能性、活性、生命力可能还未充分释放,我对它以后的发展并不那么悲观,我还是认为其中最为优秀、高端的部分仍然是能够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诗歌相匹配的,并且未来仍然值得期待.以后肯定会有其他诗歌写作的概念、潮流对之形成冲击,分庭抗礼或者取而代之……一切皆有可能.关于这些,唯有时间能够做出有效的回答.

张立群:在谈论口语和口语诗歌的过程中,相继“波及”“口水诗”和网络传媒时代即我们当下的时代生存语境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口语是否是我们当下时代生活现状的折射?或者说传媒时代的思维会加重口语写作吗?这一直是我思考但却很难得出像样结论的问题.但无论怎样,建立口语诗歌与时代之间的联系,会深化我们对于口语诗歌及其相关乃至相对应之写作的认识.口语诗歌究竟会繁荣到何时?这个有几分预言未来、带有理想性的话题,归根结底需要从口语诗歌的实绩中找出答案.口语写作就诗歌本身而言有何优势?口语诗歌就汉语诗歌艺术发展角度来看,有何贡献与不足?这些问题是否还涉及当下诗歌阅读、接受及读者的审美趣味?

刘波:一个时代的语言肯定会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过去的传统和当下的氛围,对于语言来说都可能会构成“新生的力量”.口语诗的兴起,与1980年代那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和“”之后诗人们寻求新的表达方式的诉求也相关,这种在语言上的转换,也对应于时代的变化.其实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消费主义的兴起刺激着更多人参与到世俗生活中来,大家不可能完全封闭于一个和“现代性”绝缘的空间里,那么,走出来的结果,兴起的不仅是物质消费,同样还有精神消费.当语言成为一种消费品时,它必定更接近于大众审美,很多诗人也意识到了要走下玄学的神坛,首先就要在语言和修辞上进行革新,诗歌的口语美学就在传媒时代找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它不仅属于诗人在内部的创造,而且也对接了当下的时代现实,这种由外到内的影响同样也可能会改变诗歌写作的格局,重塑新的秩序.

新世纪以来,宽泛意义上的口语诗歌确实成为某种“主流”,诗人们在这方面的成绩不用多言,优秀作品也是有目共睹,通过自媒体和公众平台的传播,似乎也获得了更多受众,相较于那些“高难度”的知识型写作,在读者接受上更占优势.当然,这样的内部“繁荣”也给诗人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诗歌在口语表达上的难度怎样才能体现更复杂、更立体的诗意?如果不走极端的话,也可能会趋于四平八稳,这样的写作还有无必要?口语写作在其走向成熟的途中,会不会也要遭遇随之而来的美学僵化?对于读者来说,因为口语写作上的千篇一律和无难度重复,同样也会面临阅读上的审美疲劳,这样是否也会有逐渐抛弃它的那一天?这些都是口语诗歌所存在的问题.总之是不可与时代贴得太紧,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方可对其看得更清楚.

冯雷: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思维方式和能力的体现.“第三代”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反对某种诗歌写作风格,而是具有社会思潮意义的.同样,所谓的“口语诗歌”现在大行其道、遍地风流,当然也可以从社会现实的变革当中找到一些原因.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政治自由的萎缩、经济自由的解放、“中产”观念的普及,还有大众文化的兴起、宣传面和现实面之间的反差,再比如高考扩招以来受教育人口的增多,知识生产、传播速度的加快,等等.我认为当年培育“第三代”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依然温热.互联网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曾经看到一位主持人说,他和朋友发微信说事儿,为表郑重,写了好长一段.事后他把微信截图晒在微博上,结果被众网友调侃为“中老年人聊天的范本”.大家注意到了吗,现在微信、聊天,不要说注重语言修辞了,我们不都常常是写一句发一句,很少会大段大段地写完了再发吗?这不正是传媒时代,思维碎片化、片段化的一种体现吗?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中,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口语诗歌”的勃兴也就不难理解了吧.

至于说“口语诗歌”的未来,我想还得从“口语诗歌”的问题说起.我觉得“口语”天然地具有某种抗拒文化规训的反叛性,“第三代”的“口语”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口语”也是这样,都具有“躲避崇高”、嘲弄神圣、消解沉重的“神通”,什么都可以拿来戏谑一下.但总是这样的话,恐怕就距离“美”越来越远了.我曾经到北京的一所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去做讲座,并播放了一段“黛玉葬花”的片段,没想到下面的学生纷纷哈哈大笑,拍着桌子说:“看!黛玉种地!”这让我很难过,也很不解———为什么一段凄惨的悲剧在学生这里会莫名地变成滑稽的笑料?这回的讨论忽然让我想到,这是不是在以消费和传媒为重要特征的“反精英时代”,强大的口语化思维造成的?正如我一开始就提到的,语言是思维方式和能力的体现.那么,就诗歌而言,我觉得“口语诗歌”的最大问题也正在于,和“美”的距离忽远忽近,甚至于连“美”的标准也涣散了,“美”不再像柏拉图所说那样“是难的”,而变成了廉价、速食的,许多诗歌都是“意识流”“生活流”,有的甚至打着“先锋”“试验”的旗号以“审丑”“审恶”“废话”为能事,走到了“美”的反面去!引起热议的作品不多,引起争议的作品倒不少,这严重拖累、败坏了新诗的名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太看好所谓的“口语诗歌”的未来.艺术,是专门的知识,是需要一定的约束和规范的吧.

王士强:口语诗歌包含着大众化、日常化、生活化、化的趋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契合的,也是其受到读者认同的重要原因.口语诗歌去神圣化、祛魅的特征比较明显,比较“接地气”,距离现实生活、日常生活、世俗生活更近,包含对人性的体恤与关怀,等等,这些是推助其快速发展的动力源之一,也是其显在的优点.但是,诗歌是一种综合性甚至平衡性的艺术,任何的单向突进都可能出现问题,诗歌需要接“地”气,但同时也需要接“天”气,需要日常性、世俗性,但同时也需要超越性、神圣性,失去了这一维度诗同样不成其为诗.诗歌还是应该将雅与俗结合起来,过分的雅与过分的俗都是不可取的,现在的口语诗歌很大程度上便是过于流俗了,口语变成了口水,诗歌变成了流水账、顺口溜、段子,许多的诗人诗歌产量相当可观,有的甚至一日数十首,诗歌成为了一种没有难度的自我复制、自动写作行为.这恐怕还是与诗人缺乏精品意识、缺乏自律、缺乏对诗歌的尊重与敬畏有关,造成了诗歌品质的下降、诗与非诗界限的丧失等.一位真正有抱负的诗人还是应该保持对自我的警醒,应该在保持和发扬口语诗歌长处的同时规避和克服其弊端,如此才可能在诗歌道路上走得更远.

张立群:经常听到有诗友在谈论口语诗歌时,举李白《静夜思》的例子进而指出古代也有口语诗.对于这种说法持有怎样的立场姑且不论,我总觉得进行这样的类比得出的结论虽为口语诗歌赢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说服力,但在对比古体诗和现代诗语言质素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忘记古体诗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诗歌思维的整体性,这和现代诗歌写作特别是口语写作存有巨大的差别.这种论断其实已经涉及到口语诗歌批评的范畴,如何看待这个论断以及当下口语诗歌批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王士强:古诗虽然有的也用口语、白话,但实际上与现代的口语诗之间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其中形式的因素非常重要.古诗在形式上,包括建行、格律、节奏、押韵等方面都有其特定的要求和规范,而且一般来说不能逾越.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类的诗句虽然是口语,看似浑然天成,但实际上与诗歌规制方面的要求又是高度契合的,其内在并不那么自由,而更多的是“戴着镣铐跳舞”.相比较而言,现代诗在形式方面打破了比较单一、动辄得咎的镣铐,变得更为自由、灵活、多样,与日常口语之间有着更高的契合度.论证口语诗歌古已有之恐怕意义并不大,实际上还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因为现代的口语诗与古代诗的口语实际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关于口语诗歌的批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展开,能够达到学术、学理层面的更是少之又少,许多谈论还停留在表面、情绪化、姿态性的层面.这一方面或许与这项工作的难度有关,它的确需要很精准的对于诗歌的判断力、感受力、领悟力,另一方面或许也与哪怕是潜意识中的“傲慢与偏见”有关,比如认为口语诗歌没有什么学术含量和意义等.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口语诗歌的创作前景仍然可期,口语诗歌的批评则依然任重道远.

刘波:如果认为李白的《静夜思》也属于口语诗,那么很多五言绝句都是口语诗,可能是因为读起来朗朗上口,貌似大白话,也很好懂,有些人认为那就是口语诗歌了.这其实还是基于对1980 年代以来口语诗的简单认知之后,才会通过回溯反向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这种比较过于简化了新诗中的口语写作与古典诗歌的关系问题,因为新诗与古诗在语言表达系统上不一样.首先对于诗人的写作来说,在诗性思维和词语组合上不一样,因此不能在同一个层面上来比较或谈论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将李白的《静夜思》翻译成现代汉语,那未见得能译出一首漂亮的口语诗,而即便能勉强译出来,可能也会失去了古诗的意境.现代口语诗歌更注重语感本身,整体表达上会注重某种“叙事”的连贯性,而古典诗歌由于在形式上有更多限制,诗人们更多会关注字词组合和外在节奏,这样也可能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语言所带来的形式架构本身,而现代口语诗歌与其就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现在的口语诗歌可能更多地从最初的经验出发,重在对生活作日常和本真的观察,不完全需要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去转化意象的诗性,也不用刻意去营造知识或玄学的意境,这是一种敞开式的写作,和具体的生活相关,拒绝封闭在语言的繁复与缠绕中.但让诗人们在更高的审美追求上觉得富有挑战性的是,口语诗歌如何走向更内在的创新,如何重新激活语言、心灵和想象力之间的神秘感,如何在形式与内容的融合上更具超越性,面对这些挑战,最终会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真正的好诗,不是什么口语和书面语的问题,而是怎样对各种语言进行再创造的问题.

冯雷:“追溯古代”这样的思路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胡适当年专门写了《白话文学史》,“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他自己归结了两点:“第一,要人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第二,要人知道白话文学史即是中国文学史近年的文学革命在历史上的意义”.胡适的追溯,直接目的是为离经叛道的“白话文运动”争得一个合法的正统地位.而他的初衷和落脚点,恐怕不是文学革新,而是思想革新.我们今天援引《静夜思》等作品是为了说明什么,又能说明什么呢?这种“我祖上曾经阔过”的类比我觉得根本经不起推敲和追问.而且,诚如立群兄所言,古体诗和现代诗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异就是“形式问题”,这是我们讨论诗歌进化、变革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但现代诗恰恰在“诗形”这一点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表现在具体创作中,有些诗人建行建节似乎过于随意、零乱,若非有意为之,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放大了口语入诗的缺点.

我觉得,很难说“口语诗歌”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诗歌“类型”,所以也无法仅仅围绕“口语诗歌”建立一套批评范畴.实际上,现代诗本身的批评范畴也没有较为明晰地建立起来吧?学术界前几年还曾围绕“好诗”的标准进行过探讨.如何来评价包括“口语诗歌”在内的现代诗呢?从批评实践来看,似乎主要还是侧重于“诗质”.在我看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往往都是切中“历史的精神”的,“五四”是这样,“朦胧诗”是这样,“第三代”也是这样.那么,当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平庸的时代,还是一个诗意的时代?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或许便决定了我们如何在这个时*解诗歌.笼统地说,诗人还是应当从自己的视角关注现实,用自己的情绪去丈量时代,这并不是说要让诗人们重走回做“代言人”的老路上去,恰恰相反,而是希望诗人们也包括批评家们都能有观察、反思时代的意识与能力,不要总是一味地“与生活和解”.胡适当年在“文章八事”中特别列了一条“须言之有物”,如果我们要向历史去追索、继承什么的话,那这一条我想最不应该被遗忘.

张立群:此次对话从今年2月中旬至今,每次只针对一个问题回答,留有很多时间思考,就结果来看确实做到了各抒己见.“口语诗歌”作为当前诗坛热点话题之一,可以展开的讨论当然还有很多———比如,将“口语诗歌”和当前一些诗人的具体创作结合在一起,并和“小情绪”“截句”等联系起来,或许会使“口语诗歌”的探讨更为具体,同时也更具针对性.鉴于时间和篇幅等原因,此次对话到此暂告一段落,我们期待在以后的探讨中,能将“口语诗歌”的课题不断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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