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写的家谱,该文是有关家谱大学毕业论文范文和家谱和续写方面论文范本.
家谱论文参考文献：
一
山东青岛是我出生的地方.四岁时随母亲来到哈尔滨,南岗秋林的大直街便成为我自小长大的地方.青岛虽美丽,但我丝毫没有印象,倒是大直街留给我的记忆竟然深如海洋,在头脑中一辈子抹不掉！
那时,家在秋林公司东面一百多米的地方,对面是一座淡很典雅的二层小楼,前脸雨搭的地方宽大,可停放轿车,最早叫“苏联民会”,后来叫“南岗区党委”.记忆中,叫“苏联民会”时,门前停留的小汽车都像驼背的“罗锅”,车屁股处都背一个烧木炭的“锅”,只有把“锅”里的水烧开,车才跑.我经常好奇地站在街对面,看木柈如何被烧着,噼噼*地响,然后那车蜗牛一样地“爬”走.
再往东便是一个圆顶的教堂和一片墓地.过了墓地再往东又是一个尖顶教堂,过了尖顶教堂便是我上小学的地方——铁岭小学校.1957年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很多的时候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背着书包蹦跳着穿过墓地,走过教堂,耳畔听着当当悠扬深远的钟声和教堂里传出脚踏风琴伴奏的“赞美诗”,或做“弥撒”的悦耳琴声去上学.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和许多儿童在篝火晚会高兴且发自肺腑地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戴上了红领巾.“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学习伟大的领袖——.”
这是我幼稚的喉咙从胸腔里发出的第一支歌曲！
二
父亲那时在伊春林区一个叫乌马河小镇的旅店做杂役兼会计.1957年哈尔滨发生了特大的洪水,母亲领我去伊春看望父亲,铁路沿线一片汪洋.浑黄的江水淹没了村庄,只露着飘摇在水中的树冠和电线杆头.在乌马河的小旅店我第一次清楚地见到了我的父亲.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居然都少了半截！光秃秃的两个半截指头很好玩,断指处的肉不见骨头,圆圆的肉头很光滑,略微带点儿老茧.父亲穿一件对襟的黑褂子,褂子左侧的上衣兜揣一块怀表,银白的表链拴在衣服的纽襻上,似乎很有派.母亲在小旅店很高兴,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拆被褥,缝缝补补,去河边洗衣服……
父亲既抽烟又喝酒.父亲的烟锅子很特别,不是铜的铁的,而是一个比核桃大,比拳头小的树根抠的烟锅.这样的烟锅让我好奇.父亲喷云吐雾的同时,还不时用拇指按烟锅里的红火炭,一明一灭,有时甚至发出嘶啦啦的声响.我佩服父亲,他不怕烫手吗？
母亲做好下酒菜,却从来不上桌,往往这时她把我拉到父亲跟前伫立.父亲则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或一块煎蛋送到我嘴里.偶尔高兴,还用筷子头沾点酒抹到我的嘴唇上.我的双唇立马感到辣辣的滋味.父亲笑了,他用断指的手慈爱地抚摸我的脑袋……我的脑袋和头发便有了另一种感觉.虽然嘴上辣,但我心里却暖融融的.
这样幸福的情形实在不多.不在父亲跟前的日子,母亲做的饭菜则经常是玉米面饼子和芥菜疙瘩咸菜.经常吃得胃胀胃痛返酸水.
父亲的断指让我奇怪,我疑惑地问母亲.
母亲说,父亲十多岁时跟着大人铡草,不小心让铡刀把指头铡了.当时,父亲还将掉到地上血淋淋的手指往手上安,见无论如何安不上,一股子犟脾气上来,竟然将两个铡掉的手指头扔到场院附近的河里.
我听得头皮一麻一麻的.
三
转过年的秋天,也就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班主任老师见我学习很好,便把我送到市少年宫的鼓乐队,课余时间学习敲鼓吹号.鼓乐队作为国庆十周年大典的前导队伍.全校就我一人去了少年宫.心潮澎湃,感到无上荣光.
这一年,家里发生的大喜事多如牛毛.
先是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父亲从乌马河的小旅店辞职回哈市,说一家人烂是一窝,肉是一块.总不能东是东,西是西地分居过日子.大家在一起团圆不说,过日子还省钱！
母亲那时已经参加了街道人民公社的被服厂.她每天去铁岭街附近的哈医大卫生系院子里缝被褥.每天她都高高兴兴地上班,甚至中午饭都自带干粮.她的地位变了,由家庭妇女变成了劳动工人.她骄傲且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一个大字不识一笸箩的小脚女人都能参加工作,你个大男人,怕啥？
犹豫不决的父亲说,我走哪里,你跟腚撵到哪里.从青岛一直撵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撵到乌马河.行啊,听你一次吧.团圆的日子也是我巴望不得的！
父亲说母亲跟腚撵他是有原因的.
父亲十四五岁随兄长离开山东老家贫瘠的土地,走南闯北,始终没混出个人样.不是站柜台,就是当杂役.最悲惨的时候,他连一把（十个）鸡蛋都买不起！这种日子不知是怎么混的.
母亲说起1949年阴历腊月,她离开老家农村,挺着个大肚子即将生我时,去青岛找父亲.没想到父亲一见她的面,不但脸上没笑容,反而冷漠地问母亲：你来这里干什么？
母亲反唇相讥说,俺是你的女人.俺不找你,找谁？
那时,母亲并不知道父亲连自己都无能力养活自己.他没有了工作,整天游荡,靠兄长给他点钱过日子.
母亲由于营养跟不上,生下我,竟然挤不出一滴奶水！对于嗷嗷待哺的我来说,白瞎了她那两个诱人的奶头,也白瞎了我的嘴.
无奈,她只好用高粱面糊糊当奶喂养我.难怪我稍微长大后,整天胃里返酸水,总有一股火烧火燎的感觉.由于打下了高粱面的底子,以至于成长中的我,身材始终如高粱秆一般,又细又高,单薄的身子好似经不起风吹,强风一吹,忽闪忽闪的似乎很容易折断.
大脑壳小细脖,光吃饭不干活.小时候,光腚娃娃们经常这样奚落我.
一事无成的父亲那时根本没拿妻儿当回事儿.他觉得自己在外面闯荡不容易,只要能挣钱养活一家人,那么,他就算完成了一个男人的任务.他连自己都混不成个样子,也就根本没有能力置房子置地,甚至连自己的“窝”都没置上.当母亲领着我们去青岛,而后又来哈尔滨寻找他时,他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家在腿上,腿就是家.只是这个家很凄凉悲惨,就他老哥一人！
母亲千里迢迢地带领我们兄妹来哈尔滨时,住的房屋居然是父亲的兄长——我叫做“四大爷”家的房子！
一间不到二十米左右的日本式破旧平房.
从乌马河回到哈尔滨时父亲不到五十岁,父亲的行为有些反常.后来发生的系列事情,母亲也一再肯定,父亲的性格的确一反常态.
那一年,也就是1958年.锣鼓鞭炮震耳欲聋,欢呼雀跃口号之声不绝于耳地在中华大地上鼓荡……整个哈尔滨一片红彤彤的,天是红的,地是红的,连松花江流淌的水都是红的！鞭炮的红纸屑像片片红树叶漾荡在水面上……人的脸儿,乃至于心情都是红的……红旗曼舞,彩绸飘荡,人们豪情万丈,载歌载舞.就连霁虹桥下坡,省报社对面一堵黄墙上的醒目大字都充溢着蓬勃的力量.巨幅大字散发金色的光芒,吸引人的眼光,鼓荡人的情怀！黄墙上比斗还大的字是这样书写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内超英赶美！”
父亲的反常,最具体的表现是不爱干动脑筋的活.用他的话说,干干体力活,筋骨活泛,饭菜吃得香.拨拉算盘珠费神费脑力.哪怕“卖老伯袋”（卖苦力）呢！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歌声取代了圆顶教堂的钟声,也取代了尖顶教堂的“唱诗”声.人人都会张开嘴巴唱.圆嘴的,方嘴的,扁嘴的,抿嘴的……甚至连哑巴都会连唱带比划地咿咿呀呀出声.
哥哥和姐姐为响应学校大炼钢铁的号召,把家里的金银铜铁搜刮得几乎一干二净.为争夺一个木箱上的铜把手,俩人差点动起手来.哥哥大声吼道,我是班干部,又是团员.我不表现积极,让我脸儿往哪搁！姐姐毫不示弱,她哭鼻子抹泪说,我马上就入团了.这两天老师让我看团的章程呢……
关键的时刻,多亏了母亲拿主意.母亲说,铜把手没大用处,当妹妹的就让着哥哥吧.姐姐说,那样,我就把铁锅拿走.母亲好言劝说姐姐,铁锅不能拿走.拿走,用什么做饭呢？姐姐说,要不,我就拿大勺！母亲说,大勺也不能拿,拿走,用什么炒菜呢?
姐姐说,都要吃大锅饭了,留那些饭锅大勺做什么！
母亲说,万一哪天不愿意吃大锅饭,自己想吃想做点其他的咋办？
最后,母亲把个炒菜的锅铲让姐姐拿走了.
作为上小学的我当然也不甘落后.母亲拿出些锈迹斑斑弯曲的铁钉糊弄我,说小学生吗,交点铁就可以了.
我心知肚明,交多了,家里也拿不出什么东西了,只剩下铁锁头和钥匙了.
喧嚣的春天和酷热的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被鞭炮染红的松花江结冰了.冬天说来就来了！铺天盖地的大雪纷纷扬扬,瞬间就把哈尔滨变成冷酷无情的银白世界.不知为何,政府把圆顶教堂的墓地夷为了平地.虽然没了林立的墓碑,但周边高大的山核桃树、丁香树经北风掠过,会发出咝咝呜呜的怪声,令人感到阴森和恐怖.再上学时,我都绕道避开那里.虽然那里被茫茫白雪铺盖.圆顶教堂的黑漆大门被拇指粗的铁链紧锁,悠扬的钟声从此哑然.圆顶下黑洞洞的窗口成为麻雀们筑窝的地方……
母亲的被服厂说黄摊就黄摊了.父亲两手攥空拳,他想找的工作无影无踪.社会上凡是需求用人的单位,人事劳资一切冻结.没法儿,他只好去火车站前和烟厂的“老巴夺”桥头“戳大岗”.每天他都袖着手,跺着脚等活儿,经常冻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母亲倒是关心哥哥和姐姐,问钢铁炼哪儿去了？哥哥说变成铁■■了,关键是小高炉不过关.应该用那种“钢砖”垒的炉子,而他们用的是砖头.姐姐说,应该用焦炭来炼钢,而他们用劣质的煤,温度根本上不去.学校又不肯买焦炭.
母亲不屑问我.因为我比他们谁都忙.课余时间不是满大街捡马粪,就是去厕所刨人粪,然后用爬犁运送到学校.多亏是大雪封地的严冬,不然满校园该弥散臭烘烘的屎尿味道！
深秋时,母亲似乎有预感.她把过冬储存的白菜帮子用麻绳一串串穿起来晾干,挂到窗棂上.
父亲再喝酒时,母亲自然是不让我靠前了.很快,一切都凭票凭证供应.甚至一块腐乳,一盒火柴……父亲不再用断指的手掌抚摸我的脑袋,也不再用筷头沾酒让我抿.取而代之的是他不断抽烟,不断地咳嗽.每逢喝酒,他的脚下都要放一个痰盂,边喝酒,边抽烟,边咳嗽,咳嗽得泪眼婆娑,还不断地往痰盂吐痰……不知他从哪里淘弄来一瓶工业酒精,兑了水当酒喝.他得了肺气肿,有时咳嗽喘不上气来,就吃一种黄黄的小药片.那种药片好像叫“”.
吵嘴几乎成了父母的家常便饭.父亲齁喽气喘埋怨说,跟腚撵吧,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命……催吧,连“卯子工”的活儿,眼下都难找！钱难赚,屎难吃.
母亲悲哀地说,都是命啊……
母亲比父亲大一岁.这个时候的母亲,想起了那句话：女大一,不是妻.
课余时间,我依旧去少年宫敲鼓吹号.一敲起鼓来,什么都忘了.我兴奋地想,作为前导队伍,我将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走过主席台,鼓乐齐鸣,震天响地,受省市领导检阅的滋味该多么幸福和美好哇！
咚咚吧啦吧啦,咚咚吧啦吧啦,咚吧啦咚吧啦,咚咚吧啦吧啦咚……
欢快的鼓点敲击着心灵,渗入躯体.我沉浸在欢乐之中.
国庆前的一个月,少年宫领导提前检查鼓乐队排练情况.一个中年英俊男老师发现我穿的蓝斜纹裤子膝盖有补丁,让我站出列队.他问,穿这破裤子能去游行和检阅吗？我说,老师,不知道今天检查.明天我穿条新裤子不行吗？他温和地说,你回家吧,穿新裤子,明天也别来了！然后环顾队伍说,他这个样子给新中国的少先队抹黑丢脸！
苦涩的泪水流进肚里.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受到的屈辱！我头也不回,默默地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鼓乐队,离开了少年宫.
班主任是个矮墩墩的女老师.她知道我被少年宫的鼓乐队开除,不问青红皂白,态度严厉地说,你知道吗？你是代表班级和学校去的！我无权力开除你的学籍,但是我可以不让你戴红领巾,把红领巾摘下来吧！你给学校和班级丢脸,也给我丢脸！这事情,我还得向校领导汇报！
那声音是黑色的,刺耳的 .我的眼睛不再含有泪水,因为泪水流进了心里！
也就是从这时起,在我幼小稚嫩的心灵里学会了欺骗和撒谎.每天早晨我会装模作样地在家人面前戴上红领巾,快到学校时再解下红领巾,装到裤兜里.戴上,解下……解下,戴上.每一次这样做,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在感到自己丑恶的同时,又感到了自己的聪明……
四
母亲说父亲反常,我也看出来了.现在的父亲喘气都和正常人不一样,咝咝啦啦的.夜里我经常看到他撅着屁股趴在床沿,脸冲下喘气.正常人谁这样呀？但他依旧喝酒.他在窗外的墙根下,挖了一个两块砖大小的土坑,入冬时弄了点香菜放到坑里,然后弄块砖盖上.时不常地揭开砖头拿出一绺香菜,洗吧洗吧倒点酱油当下酒菜.再不,弄一块豆腐乳,用一根筷头蘸点腐乳抿到舌尖,嗍啦着舌头,喝酒下肚.
转过年父亲的日子似乎更不好过.走几步道,他就得停下靠墙根或是大树歇一歇,喘几口气.即便这样,他又增加了另一项任务,每周他必须到派出所书面汇报一周来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变成了“浮闲人口”和“五类分子”.十四五岁闯关东的少年一夜间变成了地主分子.
事情是这样的——
五十年代初的土改期间,大伯父早已经去世,山东老家里只剩大伯母一人顶房过日子.大伯母姓林,是老家龙阳村附近一个庄子的苦命女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她嫁给大伯父后,生了好几个孩子,都没站住.夭的夭,折的折.待大伯父去世后,她不肯回娘家,也不希望小叔子们分家.她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一旦分家,谁来承担她的抚养义务呢？小叔子们都在关外,所以对分家的问题谁都不看重.恰恰在这一点上,大家犯了一个共识上的重要错误.如果分家,老家那四五十亩地一平均,每家也就十来亩,按照土改时定成分的标准,不是贫农,至少也是下中农；往最坏一点说,最次是中农.中农是团结对象.
土改的灾难落到了这个形只影单,多灾多难苦命的女人身上,
她被定为了地主.由于没分家,小叔子们逐一沾光,都成了地主分子.包括我十四五岁离家闯关东,乃至于房无一间的父亲.
父亲定为地主,我们这些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尤其是我,还没出娘胎,便戴上了这顶桂冠.
自从戴上这顶桂冠,我便有了抬不起头,类似做贼一样的感觉.无论上学还是工作,书写个人履历表后,交表时我都故意排在最后,生怕被人看出成分一栏的“地主”.我佯装匆匆的样子,慌乱地把表插进一摞纸的中间.
我感到我是带着罪孽出生的.难怪从我呱呱坠地起,连人间饱含最温情的乳汁都品尝不到.
五
外面北风呼啸,冰天雪地.我阴冷潮湿的家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嘈杂之中.
首先,父母围绕着哥哥是否继续读大学的问题发生了争吵.
爱慕虚荣、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争强好胜似乎贯穿了哥哥的一生.读小学时哥哥就是班级干部,无论期中,还是期末,回回考试都在班级名列前茅.考高中时,他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进入省里排名第一的中学.此时,已是大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按理,以他的成绩和追求进步的表现,当个班长富富有余.由于注重政治表现和家庭背景及出身等问题,哥哥没有当选任何干部,甚至连小组长都没当上.这对于他来说是奇耻大辱.一怒之下,他转学了,转到了稍微次一点的学校.如愿以偿,他当上了班长.他从高中乃至大学时代,一直在积极地靠近党组织,但由于出身问题,始终徘徊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作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入不了党,他的心情格外沉闷痛苦.为此,上高中时他就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每天必须靠喝什么“补脑汁”“镇静剂”来维持和治疗自己精神系统的疾病.考大学时,若不是出身问题,他会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结果,事与愿违,他仅被省级的一所二类大学招去.
来自政治乃至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窘迫,父亲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连喘气和走路都成问题,他还能奢望什么！他要求刚刚大学一年级的哥哥退学,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
望子成龙.母亲反对父亲的意见,她寄希望于哥哥.因为自小长大,哥哥无数次地被评为三好学生.母亲每次为哥哥开家长会,都是满脸笑容而去,满载荣誉而归.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将前途无限！
母亲对父亲说,哪怕家穷得揭不开锅,没一粒米,甚至全家喝西北风,也要供儿子上大学！母亲从来没这么硬气地对父亲说话.
隆冬季节,母亲在窗棂上晾晒的白菜帮子早吃没了.她用那些菜帮子蒸包子,蒸菜团子,熬菜粥……虽然没多少油水,但毕竟能解决一时的饥饱.
在全国人民都陷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即便是这样的饭,母亲也不曾吃饱过.为儿女,为丈夫,她宁肯自己挨饿,省下来让家人吃饱.过度的劳累和挨饿,使母亲全身浮肿.原来的鞋子都装不下她那双“三寸金莲”了.无奈,只好趿拉着鞋.她的头、脸、腿、脚一按一个坑,皮肤好像失去了弹性.
年幼的我往往好奇地看母亲.母亲让我按她的腿和脚.我不敢.
母亲没钱买药.她把粮店供应的黄豆炒熟当药吃,嘎嘣嘎嘣地嚼着.多亏母亲长了一口好牙.
关于哥哥继续上学还是退学的事情,最终还是母亲的意见占了上风,母亲说,我还走得动,我起个许可,去卖冰棍,供他上大学.
母亲背起了冰棍箱子,沿街叫卖.寒凛的北风,漫天的大雪,母亲穿一双大毡疙瘩站在冰棍箱后,企盼地叫卖：冰棍——三分、五分！
夜深人静,南岗大直街上的“磨电车”都收了末车.昏黄的路灯下,母亲守着冰棍箱子还在吆喝：冰棍——三分、五分！
站了一天的母亲为缓解腰腿疲劳,每天回家后都要用热水烫脚.赶上父亲不在跟前时,我小声问母亲,你为何嫁给俺爹呀？弄那个破成分,都抬不起头.
母亲边洗脚边嗔怒说,为何嫁给你爹,得去问你姥爷、姥姥.结婚过门了,直到下轿揭开了红盖头,我才见着你爹什么模样.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哪里敢抗命呀！
母亲用满是窟窿眼的石头蹭脚.看着她长满老茧的锥型小脚,除了脚拇指外,其余的都弯曲折断压在脚掌下.我问,骨头折断了不疼吗？
母亲边用石头蹭脚后跟边说,能不疼吗？四五岁就缠了裹脚布,疼得扶墙根走.
父母吵架的情形被哥哥知晓.背地里,一贯小心眼的他私下跟我说,哼,等我长大挣钱,不养活咱爹！你呢？
哥哥大我十多岁.我对长大后的事情,一片茫然.我说,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哥哥打心里真是恨父亲了.
六
放了寒假,离过年就不远了.
父亲几乎成了废人.成了废人的父亲却离不开酒.家里没酒的时候,他腰里别个口大脖细的小酒壶去道外桃花巷,去他的兄长家寻酒喝.四伯父是个敦厚老实人,他上床认识老婆,下地认识鞋.他不苟言语,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在父亲被动员下放回老家后,也就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中自杀身亡.主要原因是这样的.他的成分和父亲一样：地主.建国前他做染料生意,有点儿股份.“四清”中,查出这个问题,又重新给他定了成分：地主兼资本家.
政治上的压迫还不至于使老实厚道的四伯父走上绝路.关键是因他的成分影响了儿女们的前途.儿子因成分入不了党,女儿因成分,毕业分配没有好去向,甚至影响婚姻问题.四伯母又是个嘴碎的女人,看到儿女们在社会上遭冷眼,便整天唠叨自己的男人,啊,你看看,你弄个破成分,全家孩子都跟你遭殃！
在单位抬不起头,在家又受儿女的白眼和老婆无尽无休的怨气唠叨,四伯父最终选择了自杀.腊月初八,那是一个天气阴晦飘雪的日子,一大早,他钻进了烈士馆坡下的火车桥洞,待一列火车呼啸迎面而来时,一头撞向了车头……
寒假期间,我不能与其他同学一样享受愉快的假期生活.寒风凛冽,母亲总不能在外吃午饭和晚饭,这个时间我顶替她卖冰棍.
邻居一个叫建滨的光腚娃娃和我一起拖着爬犁去秋林公司门口卖冰棍.那里人来人往,冰棍卖得快.
但是,那里的门卫老头却不时出来撵我们.一次我和建滨正卖得欢,他卖冰棍我收钱.突然门卫老头猛虎一样地出现在冰棍箱前,建滨惊慌失措,拽起爬犁就跑.不曾想,冰棍箱子翻了,半箱子冰棍散落在雪地上.有的沾雪,有的折断.门卫老头幸灾乐祸跺脚喊,小兔崽子,看你们还来卖！
我和建滨快速地一根一根捡拾冰棍,不时用手擦沾在上面的雪.建滨则用嘴巴和舌头舔冰棍.他的舌头比蛇信子活泛,一舔一嗍啦,冰棍立马干干净净.我问,舔完咋卖呀？建滨说,你家的冰棍,卖不卖由你！
然后他又出主意说,就喊“嗍啦”冰棍.谁也不知道“嗍啦”是咋回事儿.再说,咱也没骗谁.
我只好照办.没想到,买的人还真多.不一会儿,冰棍箱子几乎空了,只剩下不多几个折断的冰棍.
我感到心里有愧,愧对那些买冰棍的人.同时,心里又咚咚咚地敲鼓,冰棍卖不光,钱对不上账呀！能躲过母亲的责备吗？
我对建滨说,卖不出去的,干脆咱俩吃了.
建滨高兴地说,也是,不然就白瞎了.
回到家母亲一点钱,发现不对.我如实说了.母亲惊讶问,就那样把冰棍卖了？
我说是.并解释说,是建滨出的主意.
七
在大直街,母亲路过一个叫“轻工业厅”的单位,发现每晚那里的食堂师傅都往炉灰堆倒烂菜帮子.母亲让我去捡.我说,太丢人,不去！
母亲的语气比我更硬.她说,人家扔也是扔了.你又不是偷,不是抢！捡回来,比妈秋天晾的白菜帮子强多了.你,去不去？不去,你就饿肚子！
不容分说,她递给我一个布口袋.
“饿肚子”三个字,太可怕了.母亲不就因为饿肚子得了浮肿病吗！没放寒假前,是下午班的课程,中午我带一个菜团子去学校附近一个同学家写作业,那个同学家很大,去了好几位同学,吃饭时,愣是找不到那个菜团子.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偷了我的菜团子.害得我一下午肚子咕咕叫不说,还挺不起精神头,趴在课桌上昏睡了一下午.同时,还做了个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老鼠,偷偷钻进了一个粮仓……
人一饿肚子,什么都想吃,也什么都敢尝试吃.变驴变马,变牛变羊都行,甚至变兔子……
初春的时候,母亲带我去江北挖野菜.婆婆丁、苣荬菜、柳蒿芽、灰菜……
回到家,母亲把这些野菜用热水焯一下,掺点儿玉米面,蒸熟了当饭吃.
苦涩的野菜,草一般的滋味.塞饱肚子,没半个时辰就消化了.消化完了,就又感到饿.饿的滋味抠心挖胆,真难受.
母亲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
人吃这些,不就变为了马、牛、羊、兔子吗……
“”期间,我曾和光腚娃娃建滨去了北京.建滨的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他从小学校的大队部弄了一张带公章的介绍信,把我的名字填上,然后我们乘火车去了北京.在最后一次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见到了“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我感到了无上幸福和荣光！
我可以与广大的红卫兵、青年人一样,共享见到“红太阳”的幸福时光.
因为坐火车不花钱,余下来的时间我和建滨回了山东老家.他老家是牟平县,我老家是蓬莱县.我俩约好一个星期后在烟台火车站碰头.
我是借“大串联”的机会回老家探望被下放的父亲.“黑五类”的父亲见儿子突然回老家,自然欣喜万分.
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我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是带着一个目的回老家的.我要了解父亲的历史,他的一生都干了些什么.父亲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总不会撒谎吧.父亲说,他记事儿起是五岁,然后读了私塾,再后来便是跟大人下地干活,十四五岁时,他又跟长兄们闯关东,站柜台……
可是,怎么会是地主成分呢？
木讷的父亲回答不出来.他让我问村支书.村支书是个四十左右岁的庄稼汉.他不容置疑地肯定说,地主是肯定的！
我理直气壮地问,土改时我父亲还不到十八岁.最多他应该是地主子弟.
村支书说,地主就是地主.你想翻案吗？全家都是地主！
我真想翻案.但翻不了这个案.看来,只好继续背着这个黑锅！
顶礼膜拜的幸福与自己真心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幸福是种感觉,痛苦也是一种感觉.但是,痛苦的感觉远远大于幸福的瞬间,更大于顶礼膜拜时的幸福！
赎罪是心灵的一种解脱.但连赎罪的地方都寻觅不到时,心灵更加痛苦！
八
每晚五点多钟,去轻工业厅食堂捡烂菜帮似乎成了我的习惯,不再需要母亲强迫和动员了,因为我尝到了甜头.填饱肚子比什么都重要.除了烂菜帮,还能捡到拳头大小的白菜根,白菜根真是好东西.母亲把菜根烀熟,我用筷子或削铅笔的小刀剜出里面的瓤,香甜无比,人饿极了,真是吃糠甜如蜜！
进入腊月的时候,街道派出所一个姓沈的民警来家里做动员,动员全家“下放”到巴彦县的农村.动员的理由很简单,一是,你们全家没一个有正规工作的,全是“浮闲人口”.二是,你家里还有“五类分子”,属于管制对象.三是,有工作的“五类分子”都动员去农村,何况你们家！
沈民警来我家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不用母亲让座,他一屁股坐到桌旁的椅子上就掏出,自己点着.他跷着二郎腿,晃荡着脚,板着脸劝说父母.他是哥哥的小学同学,当兵转业,当了片警.哥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满以为这个同学能讲个情面,高抬贵手.
沈民警无奈地解释说,自己只是个听喝的小喽啰,所长和上级让做动员,只好做.就你家就这个情况,无论如何逃脱不了.
父母又陷入吵嘴之中.父亲叼着烟斗,低头咳嗽,不停地吐痰.他依旧是埋怨母亲的话,撵吧,跟腚撵吧.这回倒好,不单把我撵回农村,全家都跟着沾光.
母亲反驳父亲说,不磨叽这些好不好,想想主意吧.我是不能被吓唬住！我费尽辛苦把孩子们从老家带出来,是想让他们读书,有学业.巴彦那个地方又穷又苦,要去,你自己去吧.
父亲抽着烟咳嗽说,我去,不立马就送了小命呀！数九寒天,喘气都困难,甭说干什么活了！
母亲说,你能不能少抽两口烟！
父母这辈子都不曾互相理解过.母亲的愁苦心思,一颦一笑,父亲从未理解过.难怪母亲在总结自己的婚姻说,女大一,不是妻.
对于沈民警的不断来家动员,老实沉默的父亲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狗尿苔不济,长在金銮殿上.
只父亲一人“下放”回了山东老家.母亲保护了她的儿女,也保护了父亲.沈民警似乎完成了动员任务.他说,好吧,不去巴彦也罢,气候冷,又是肺气肿.回老家,毕竟气候好.过完年就动身吧！
九
年,还是要过的.从腊月二十三起,母亲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头蒙一块毛巾,拿笤帚把屋子的犄角旮旯全部清扫一遍.扫到吊铺的一个墙角时,发现一个蛛网,网上还挂着一个死苍蝇.她以为是个蜘蛛.她从来都把蜘蛛叫“喜蛛”.她悲哀地喃喃自语说,朝报喜,夜报财；不晌不夜报客来……没客人来,可是俺家有人要离开,要走哇！
她把蛛网用笤帚尖挑了下来.稍微休息后,她又用洗净的菜帮和面炸丸子.她要让邻居们看看,无论如何多灾多难,她都会挺直身子熬过去！因为,她有儿女,而且是学习好和听话的儿女！
傍黑天时,母亲拿出父亲从林区带回来生火的一捆明子,让我去烟厂的“老巴夺”黑市卖.我不肯去.我见过“老巴夺”的黑市.沿桥头的路边,尽是些黑黢黢的人影晃动,卖什么的都有.
黑市大都不是好人.好人都有工作,谁去那里晃动呀！不是我不愿意卖明子,而是我不想加入乌七八糟晃动的黑影之中.
你去不去？见我踌躇半晌,母亲很严厉问我.你不知道家里没钱过年吗？前两天买煤买柈子,不都是你哥和你姐用麻袋抬的吗！
看着母亲苍白浮肿的脸,眼睛肿得变成一条缝.我心软了.我拖着小木爬犁.爬犁上的明子有二十多捆,每捆有一二斤重.母亲把明子劈成筷子粗细,她叮嘱说,每捆必须卖五毛钱.
腊月的天,黑得早,也嘎嘎冷.我袖着手,把爬犁绳子套在肩膀上.冷风吹得手背有些麻木和痒酥酥的感觉.
我加入了“老巴夺”黑市场的行列中.一排黑黢黢的人影有半里地长.个个破衣烂衫,相貌不堪,灰头土脸.我找个空,把爬犁塞进去.左边是个卖旱烟叶的高大男人,右边是个卖鞋垫的小女孩.再左边是卖干菜叶的,再右边是卖冻鸡鸭的……看不太清楚小女孩的眉眼,只见戴个花头巾.卖烟叶的男人不断地抽烟,大概抽的是那种叫“蛤蟆头”的旱烟,烟劲儿又冲又辣,他不停地咳嗽.小女孩则不停地喊,鞋垫儿——一毛钱一双.她虽然瘦小,但嗓门特大.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放不开身价,只蚊子一样地嗡嗡喊,明子,生火的明子——五毛一捆.
我细小的声音似乎只能自己听到.
小女孩好像冻得不行,她不停跺脚,不停用两脚互相对撞.她问我,明子卖给自己吗？你还没有我声音大.
让小女孩瞧不起,我心里不甘.她说得很对.黑黢黢的天,昏暗的灯光,我不高声喊,谁能听得到？
见我高声喊,卖烟叶的高大男人说,扯个驴嗓喊啥？这是黑市儿！待会儿该有人来抓了.
我不知道真假,黑市儿头一次来,让他说的有点儿吓人.我又蚊子一样小声叫卖.
围着烟叶的人不少,大都是中年男人.有人问烟叶的价钱,有人把烟叶窝在手心,碾碎了闻；有人掏出卷烟纸,卷一颗烟品品.但是,买的人却少.有几个人顺便看我卖的明子,并不问价钱.不问价钱,自然没人买.
小女孩跺着脚又悄悄说,黑灯瞎火,你必须大声喊.别听卖烟的,都下班了,什么抓不抓的,谁来管闲事呀！
小女孩说得对.只见她细长脸儿,冻得鼻涕拉瞎的,是个和我岁数相仿的女孩.我又大声喊起来：明子,五毛一把！
终于卖掉了五把明子.小女孩的鞋垫却没卖掉半双.
我起了同情心.问她,咋卖不掉呢？她冻得搓着双手,抹着鼻涕说,谁知道呢？往常都能卖个三五双,今儿咋了……
我这才看清,她穿了一双藤草编织的鞋,露着脚背.右脚的草鞋还露个窟窿.难怪她不停地跺脚.我说,你不会把鞋垫塞鞋里吗,省得冻脚.
她对着双手哈气说,鞋垫大,塞不进去.
我说,不会剪小一点吗？
她冻得哆嗦着说,都是大的,剪了,就卖不出去了.俺妈做的都是大人的,卖了钱,她好抓药吃.剪了,就白瞎了.
十
年,对于母亲来说永远是最大的事情.大年初一还是她的生日.外祖母给母亲起的小名叫“宽儿”,意思是大年初一生的人,要宽宽头头,敞敞亮亮才好.
从年三十儿的一大早,尽管母亲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她还是依旧如往年一样开始忙活.她先是用红纸剪了窗花,贴到长满冰霜窗户的四角.然后又用桃木的卡子扣出鲤鱼、寿桃、莲子般的卡饼,还用发好的面做了蛇一样的“剩虫”放进粮箱子里,又做个拳头大小的猪头,挂到秤钩上.
母亲盼望过上好日子.有肉、有鱼,吃饱饭……
我把一挂小鞭拆了.垂涎欲滴的我边拆边看母亲做这些好吃的东西.只见母亲膀肿的脸有泪水往下淌.我不敢问.年三十,多言多语,怕挨母亲骂.
母亲忙完这些,已经临近半夜.我央求哥哥姐姐和我一起熬夜.他们各自似乎有什么心事,都不理睬我.没人理睬,我也要玩出花样.我把拆了的小鞭立在地上,手里攥一根线,线的一头拴个燃着的香,用香点小鞭的捻儿……
呯——啪.寂静的年三十,屋子里只有我的鞭炮声.
父亲趴在床沿咳咳着抽烟,我似乎听见母亲用沙哑的嗓音跟父亲说,你放心回老家吧……我卖冰棍,也要坚持供孩子们上学.闺女吗,再过两年,有合适的,就嫁出去.
父亲依旧是埋怨的话,跟腚撵吧.从关里撵到关外,又从关外撵到关里……团圆,你领孩子们团圆吧！我认命了.
父亲对我喊,快死觉去！都半夜了,你噼噼*地放什么！
不放鞭炮怎么会有年的气氛呢！我的胆子突然大了,根本不理睬父亲,照旧放我的鞭炮.不放炮,这个年没滋味.我甚至把零散的小鞭又捆绑在一起,*的响声如敲击的鼓乐一般.咚咚吧啦吧啦咚咚,吧啦吧啦咚吧啦咚吧啦……
下半夜我实在挺不住了,才蔫蔫地爬上了吊铺.
五更天时,不知道为何,我从吊铺上掉下来.疼得我嗷嗷哭了.
父亲大概一夜没睡.只听他唉声叹气地骂,大年初一就嚎丧,这个年,算是没好了！
作者简介：王仁超,祖籍山东蓬莱,1968年响应号召,下乡在黑龙江北安长水河农场.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曾在机关和大专院校工作.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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