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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历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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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归家:中国早期录音的历史与意义”国际工作坊于2017年11月9日至11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本次国际工作坊由该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以及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中国生态音乐学团队”联合主办,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协办.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譹?訛成立后主办的第一个学术活动,本次工作坊围绕国际前沿的音响音像档案建设,讨论早期录音及归家(Repatriation)议题,力图提醒人们作为音响档案的早期录音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还应该关注它所处的动态语境.在对历史、环境、技术以及社会挑战具备更加细致的理解的前提下,深入阐释它们在文化上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意义.此外,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早期录音的归家工作已充分具备可行性,而归家工作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交流,更是一种无形知识要素转移的文化体现,其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包容个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语境中理解社会进程的动态.

本次工作坊邀请来自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柏林音响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系以及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暨音乐数位典藏中心”、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中国传统音乐数据库”、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等多个单位的近四十余位学者们参与.学者们在3天时间里围绕主题“何谓‘反哺归家’?何为早期录音?”以及录音归家引发的历史意义、方法论和*问题展开讨论,并分享了各自的相关经验.工作坊包括“圆桌会议”“特邀发表与展映”“论文发表”以及“参观上海音乐学院专题音响档案馆与实际操作”四项活动.

一、学术背景

在国际语境下,已有部分学者于21世纪开始了早期录音归家问题的探索.2012年美国《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期刊中,西尔维娅· 娅尼安(Sylvia Nannyonga)和安德鲁·温特劳布(Andrew Weintraub)专文讨论“乌干达音响档案归家”项目.?譺?訛2014年出版的《文化流通》(Circulating Cultures?譻?訛)一书的第二部分为“转型和归家”(Tranormation and Repatriation),吉纳维芙· 坎贝尔(Genevieve Campbell)讨论了她在2009年所做的“澳大利亚提维社区早期录音归家”项目.?譼?訛此外,也有不少机构已实践了档案归家工作,包括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的太平洋地区濒危文化数码资料档案馆(PARADISEC)自建立的初衷即为“使田野工作中获得的录音能够回到被录者及其后人手中”,并在数十年间做了诸多归家活动.

而本次国际工作坊的发起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执委萧梅亦曾于2016年年初在《“梦回故里”:问询历史老录音》?譽?訛一文中对历史录音及归家话题做了集中讨论.?譾?訛她对照国内音响档案出现较多人为损耗的问题,反思学界的录音藏品观念以及学科方法.老一辈音乐学家为建设新的民族音乐体系,对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进行“摸家底”的“文本式”收集和整理,由于其时录音设备的贵重而无法普及以及“乐谱”作为民间音乐典籍化的重要手段,导致了这种“文本式”的作业更关注记谱及其出版,而录音却多为音乐研究、创作、教学的辅助性资源,而非具有独立价值的历史档案.萧梅认为音响档案作为物质文化,其自身记录了人与物、人与人、人的社会关系,并具有自在为一个“历史场所”的档案意义.同时,国际范围内若干录音归家工作的开展,也给予她启发.她认为“录音归家”的工作,带给我们的是对学者所收集的研究资料与文化持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对如何“让资料回家”的音乐人类学学科行动的期盼.这一系列的思考也是萧梅教授组织并筹办以“早期录音及其归家”为主题的国际工作坊之重要缘由.

二、早期录音与历史记忆

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滚筒留声机,自此改变了世界“无声的历史”,也改变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在田野作业中使用技术手段(包括录音)收集资料并将其作为分析材料.自此,音乐成为可以被带回实验室分析的客观事物,这也影响了之后的学科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录音机的出现改变了民族志,也改变了田野中人与人的关系.

“何为早期录音?”是本次工作坊讨论的首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提出,过去的录音也可以被称为早期录音(early sound recordings),也可以被放在档案馆中保存,这一观点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之后,大家则围绕早期录音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它与历史记忆的关联,从国家记忆、社会记忆、个人记忆三个层面展开讨论.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教授分享了在国家力量下组织开展的活动,包括1979年开始由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在民间普查基础上所进行的抢救记录、梳理研究和编撰出版的民间文艺集成工程以及21世纪以来由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持的“再抢救”工程.?譿?訛两者作为全国性的音像档案收集、整理工作,是以传统音乐构成的集体记忆,也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民间声音为主构成的国家记忆.

数位学者从“早期录音反映社会变迁”这一层面展开论述.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塔里木以一批新疆艺术学院1950年代的录音恢复为例,指出工作中发现的一卷记录当时新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和锡伯族的录音,直接刷新了以往学界对新疆音乐的认识.剑桥大学的拉齐亚·苏坦诺娃(Razia Sultanova)教授分享了早期录音对于中亚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早期录音提供了古代音乐和现代音乐进行对比的机会.台湾大学助理教授陈峙维则以周璇的演唱录音以及歌曲《重逢》在三种不同时间段、由不同歌手演绎的案例,分析了早期录音中反映出的个人风格以及社会背景变化,包括审美差异以及录音技术改变等问题.

在各位学者分享的录音归家案例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早期录音与个人记忆的关联.如萧梅教授分享了上海音乐学院生态音乐学团队所做的项目——新西兰后民族主义作曲家杰克·波蒂(Jack Body)在1980年代的中国音像资料归家.?讀?訛工作小组通过音视频中的音响特征、舞蹈动作、民族服饰以及“地景”的多重调查,查访当年的采录地点和被采访人,其中包括查访到了制作芦笙的潘炳先.珍贵的录像资料鲜明地展现了当年的芦笙制作和形制在今天发生的变迁.

综合学者们的发言与讨论,大家对早期录音的重要意义达成了普遍共识.主要观点如下:1.早期录音具有历史价值,它对于获取信息、理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早期录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恢复某些濒危的口头传统;?讁?訛3.早期录音可以为进一步的学术性比较工作提供研究基础;?輥?輮?訛4.早期录音可以带来新的表演上的启发;5.早期录音具有情感意义,它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三、 “反哺归家”的内涵与实践

没有早期的跨文化录音,就没有反哺归家之议题.纵然录音机的出现改变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方法,但是学者们却未仅仅将录音作为可供分析的物质材料,而是不断反思和挖掘录音背后涉及的问题,包括录音表现的真实性、录音与人的关系等,而提出“反哺归家”,即基于学

者们对录音所涉田野*的思考.

“Repatriation”一词虽然总体上是中性的.但在该词的翻译中,如使用“遣返”则略带负面意味,如“遣返战俘”“遣返难民”等等.它的词根pater有父系的意思,而在生物学上,“repatriation”指向“返祖”.基于以上考虑,工作坊的筹备者们认为,早期录音作为学者的研究资源和基础,相当于文化当事人对学者的哺育,因而在数字技术等条件成熟的今天,录音回家就如同学者的“反哺”.某种物的“返回”不仅仅是一个律法上的事件,也同时具有情感意义.这也是学者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工作坊选择了以“反哺归家”的翻译作为标题.而安东尼·西格也强调了“反哺”的另一层含义,即将早期录音重新传播起来,让文化持有者可以重新学习并进行新的创作.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陈诗怡补充道,“反哺”不仅包括归还录音,还包括在公共文献中展示整个原住民社区以及这些人物形象,并了解他们的需求.

在本次工作坊中,学者们分享了诸多归家的实际案例,包括西格的苏亚人档案归家工作以及他介绍的爱德华·赫布斯特(Edward Herbst)自2002年起对巴厘岛录音归家实践与研究项目;伊泽贝尔·克劳特(Isobel Clouter)介绍的尼泊尔善甘图(Shan Ghantu)舞蹈影像归家;寺田吉孝(Yoshitaka Terada)讲述的1982年日本学者对于尼泊尔甘哈瓦(Gandharva)的考察、研究和纪录片拍摄的项目及34年之后的档案归家及再记录工作;琳达·巴维克(Linda Barwick)分享的澳大利亚太平洋濒危文化数字资源档案馆20世纪初采集的录音及归家工作;台湾师范大学音乐数位典藏中心主任黄均人介绍的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民歌采集运动”中收集的两千多首民歌的录音拷贝从德国归家的活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讲述了包括“武当山道教音乐”“龙虎山道教音乐”“闵智亭道长”三个案例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以及它们作为“教科书”再被道士们接受的这一“反哺”过程等.

在众多案例的分享中,学者们根据自身经验提出了诸多问题,包括录音所有权、归家对象的选择、归家途径以及归家目的等.而来自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寺田吉孝提出的数个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第一,为什么要做反哺归家的课题?是因为我们真的要做反哺归家吗?反哺归家的目的是什么?谁会从反哺归家中获益?反哺、归家,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首要目标?第二,归家和录音的特殊点在哪里?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把原版录音返回给当地的社区呢?第三,如果我们做归家,我们的对象是谁?这其中涉及到,我们返回的材料给谁?考虑到社会等级架构,在归家对象的选择上又是否有影响?第四,我们怎么做归家,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返回?如果当地社区没有设备去听这样的录音,我们还要做这种返回吗?第五,我们怎么去避免名义上的归家?他强调,我们要长期致力在归家上.而归家也要考虑当地文化是否欢迎反哺给他们的录音和材料,并表示欢迎?此外,也要考虑我们是否能承担的起?

以上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反哺归家”以及“在反哺归家中如何建立有序有益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而如何回答它们还需要学界更多的实践与进一步的思考.

四、音响档案的建设与共享

2017年8月,第44届世界传统音乐学会(ICTM)的议题设置引入了“数字人文学”这一视角.?輥?輯?訛它主要关注使用数字工具、手段和资源便于获取和处理信息,并最终产生档案平台.这是技术发展对学科发展产生的改变,而技术最终如何为人所服务,包括“如何帮助档案建设、促使档案共享”也是本次工作坊关注的重点问题.

针对此,诸多学者展开了切实案例的讲述,包括不同机构对早期录音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等.李松教授在回顾中国国家力量下的大型音响档案建设项目后提出,要进一步展开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数据库云数据建设,让文化信息的空间表达更为精细化与系统化.他还提到,要将它与大众生活、艺术发展、文化交流联系起来推进多样性文化的保护传承.国际音响档案协会的吉娅·贾妮珍(Gisa J?覿hnichen)教授在《从维持文化资源的角度看非物质遗产的“反哺归家”》的主题宣讲中,探讨了作为文化资源的音响如何共享的问题.她认为归家是文化资源共享的一部分,这种共享不是私人的占有,录音的数字化传播和反馈尤其重要.而关于“如何推动音响档案与公众的联系,如何使它为公众所用?”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萧梅教授认为,有时将录音拷贝返还给当事人及其后代虽然很重要,但协助当地社区共建音响档案馆也应是一个重要途径.

青年民族音乐学家、“行走的耳朵”创始人程俏俏的主题发言《“合声”——年轻创客的崛起》则回应了录音档案与公共关系的话题.她在强调音响档案共享的同时,着重强调它与公众的连接.她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如何使用录音,如何将录音进行存档,如何将录音放在公众可以接触到的平台上进行推广,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了解不同的音乐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她的发言*绍了两个音乐机构:致力于田野录音档案的整理、出版与推广的“塔石音响”;以及定期组织传统音乐演出并出版音响制品的“半度音乐”.她介绍了近几年“行走的耳朵”所做的项目,包括在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中国的内蒙古及新疆、西藏、青海、贵州、福建等地拍摄民族志电影,举办工作坊、音乐节以及与上海音乐学院“声音中国生态影像志”项目合作等等.

正如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在本次工作坊暨“亚欧音乐研究中心”开幕式上所提到的,早期录音及音乐档案是我们的珍宝,借此次国际工作坊的机会,希望专家、学者们在共同分享与学习国际标准以及最先进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音乐档案的整理、发掘、保护与推广.这对于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甚至世界的学科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之后,“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也将集合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仁,继续携手研究彼此共同关怀的问题,为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再次复兴和崛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譹?訛 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是上海音乐学院基于院内、国内以及国际学术机构协同合作而建立的新型学术平台.该中心围绕中国相邻国家的音乐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学术研究、音响音像档案建设、博物馆建设,聚焦音乐生态与文明流动,比较与审视亚-欧多元文化的历史与当下,探索传统音乐资源的再诠释及其可持续性与应用.“亚欧音乐研究中心”的成立揭牌仪式于2017年11月9日举行,“中心”主任为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

?譺?訛 Sylvia Nannyonga and Andrew Weintraub: “The audible future: Remagining the role of sound archives and sound repatriation in Uganda”, Ethnomusicology, Vol. 56, No. 2 (Spring/Summer 2012), pp. 206-233.

?譻?訛 Amanda Harris: Circulating Cultures ,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譼?訛 Genevieve Campbell: “Song as Artefact: The Reclaiming of Song Recordings Empowering Indigenous Stakeholders and the Recordings Themselves”. In Circulating Cultures,Edited by Amanda Harris.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01-128

?譽?訛 萧梅《“梦回故里”:问询历史老录音》,《民族艺术》2016年第1期.

?譾?訛 早在2001年,萧梅教授即围绕音响档案撰写了《音响的记忆——田野录音与民间音乐档案》一文,文中回顾了音响档案的发展历史,并强调通过基本档案与整体档案界定现场,明确现场存在着的各种受“主观”影响的因素,从而关注“真实”.之后,她主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信息部资助课题《中国传统音乐“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项目(2004年)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基金一般项目《“世界记忆”音响档案管理系统研究(2003—2007年)》.2007年,她指导硕士研究生王珏完成了《录音在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中的桥接角色》一文,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田野考察录音工作以及音响档案藏品为主要参照对象,针对录音如何影响、改变民族音乐学,针对录音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影响,以及对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录音和音响档案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2010年,她指导硕士研究生邹婧写作了 《历史的回声: 1909年蒙古历史录音研究》,以1909年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一带录制的录音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文献及采访调查、重返录音地点的方式将录音中的蒙古民歌还原至其生存背景中去理解.2015年,她在《民族艺术研究》发表了《近现代历史音/像的音乐人类学解读》,讨论了历史录音及图像作为“物质文化”的档案意义,并提出“研究将在丰富这些音像档案生命史的同时,参与历史的建构.”

?譿?訛 “再抢救”工程包括一方面展开修复档案与老唱片数字化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地方影像资料抢救性修复和著录,包括“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中国传统乐器声学测量”等.

?讀?訛 2011年底,远在新西兰的中国学者宫宏宇向萧梅教授转达了Jack Body希望将他早期在中国的录音返还中国,并想寻找一个接受这批录音的机构.2014年秋天,萧梅教授赴新西兰讲座并正式接受这批资料.一年后Jack去世.之后,在浙江音乐学院召开的Jack Body的纪念会上,萧梅教授针对这批资料做了发言,并表示“如果说Jack的捐赠是一种归家和返回(repatriation),我们的任务则是把这批资料送还给他录音的地方.”就此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由学生们组成的寻访小组,并以贵州作为第一期重访工作的落脚点.

?讁?訛 如内蒙古艺术学院杨玉成教授分享的关于内蒙古地区科尔

沁英雄史诗的恢复与重建项目.

?輥?輮?訛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振涛教授特别强调了归家对中国人的重要意义:1949年之前中国的大多数录音资料都是由外国人录下来并保存在国外,这些资料的归家将为学界研究1949年之前的中国音乐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新视角.

?輥?輯?訛 该议题名为“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谱学(舞蹈学)、数字人文学”(Ethnomusicology, Ethnochoreology and Digital Humanities).

尹翔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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