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和聚合：全球化时代的欧华文学,该文是关于全球化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全球化时代和欧华文学和离散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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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末迅猛发展起来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深刻影响并改写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欧华文学同时在欧洲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源性推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亦有其自为的表现,在根本上改变了欧华文学给人以“零散化”的印象,更在深层次上反映出作家群体主体精神结构的“在地”风貌、叙事行为的多世代融合、离散叙事书写“传统”的突破与聚合,呈现出特有的“欧洲风”.
关键词：欧华文学；全球化时代；离散；聚合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119-10
20世纪末迅猛发展起来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亦深刻影响并改写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一方面,北美地区以其引领世界现代科技与现代文化思潮之先的激进,不容分说地成为新移民“择善而从”的主要目的地,但同时,欧洲、大洋洲、东南亚、东北亚等区域,也渐次成为谋求改变的新移民的“涅槃”之域,这对拓展和激化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及其态势无疑提供了必要条件.特别是进入21世纪,海外华文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一个活跃的上升期；另一方面,以来自中国大陆为主,也包括台港澳地区在内的两岸多地新移民作家的异军突起,既改变了原有海外华文作家多以台湾留学生为主的单一性结构,亦在深层次上表明,再次集结的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化合着“无根的一代”的漂泊感与无助感的精神遗传和积淀,对于如何审视包括自身在内的海外华人的生命迁徙与终极之思,在当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融合”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更敞亮的文化空间与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华文文学在“同此凉热”中亦有其自为的表现.
一、区域政治地理与欧华主体结构的“在地”风貌
进入20世纪末并21世纪以来,欧洲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源性推进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刻进程,也直接影响了欧华文学的发展格局.如英国华文作家协会（1988年）、欧洲华文作家协会（1991年）、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1991年）、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2012年）、欧华文学会（2013年）、欧洲华文诗歌会（2016年）等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相继成立,在深层次上反映出了区域政治地理对于在地华文作家群体主体精神结构以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本上改变了欧华文学给人以“零散化”的印象；不同世代、不同文化/地域背景的华文作家相聚相惜,成为当下海外华文文学一道特别的景致.
欧华作家协会创会会长并永久荣誉会长赵淑侠写于该会成立20周年庆（2011年）的一文曾如是说：
欧洲华人社会在生态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是近三十年的事.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的注意力也不再只集中于美国,两岸都有大批的留学生涌向欧洲.……欧华作协的会员精诚团结,不管来自何方,都是会中兄弟姐妹,在会中的分量都同样重要.
欧华作协创会元老及后任会长朱文辉亦如是说：
如今,欧华作协经过二十年的千山迤逦而行,一路走来,会友人数不断增加,由当年台湾旅欧写作会员占多数的局面逐渐演进到大陆文友也不断报名入会参与活动的盛况.……我们站在当下全球化的书写环境里,应以不亢不卑的态度来面对文学创作
这也正是欧华文学主体及其结构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真实写照”.此间的欧华文坛,于上世纪中叶前后主要由台湾并其他地区/国家赴欧的作家依然笔耕不辍,而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兼及台湾等两岸多地的作家几乎是比肩接踵而至.如：德国的陈玉慧、谭绿萍、谢盛友、高关中、黄雨欣、穆紫荆、张筱芸、刘瑛、黄鹤升、程丹梅、宋新郁、纪尘、呢喃、黎奇、高蓓明、夏青青；法国的刘秉文、高行健、亚丁、郑宝娟、戴思杰、黄冠杰、黄晓敏、施文英、黎翠华、山飒；英国的杨炼、虹影、友友、林奇梅、马建、钟宜霖、郭小橹；瑞典的罗敷、陈迈平；荷兰的林湄、丘彦明、池莲子；比利时的章平、谢凌洁；瑞士的颜敏如、朱颂瑜；捷克的李永华、汪温妮、欧非子；奥地利的方丽娜、常晖；匈牙利的余泽民、李震；西班牙的张琴、林盛彬、李智华；俄罗斯的白嗣宏、李寒曦；波兰的林凯瑜；土耳其的高丽娟……
某种意义上,随着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深刻变局,中国大陆与世界关系的愈发密切,直接带来了海外不同世代、不同文化/地域背景的华人相聚相惜.但是,以上世纪60年代初由台湾赴欧,被誉为欧华文学奠基者的赵淑侠,以及亦来自台湾的后继者诸人直接道出当下欧华文学的新格局及其主体构成,其不经意的多元意涵则是值得体味的.
其一,就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很大意义上诚如汤因比所认为的,是“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③具体到欧洲地缘,固然有其历史和当下的繁杂与纠缠,甚至民族主义的强化还曾一而再地引发世界大战,乃至英国“脱欧”已成定局而被预言“欧洲挣脱不了分裂的历史宿命”.但是,必须看到,以承认各民族国家文化的差异性为前提的欧洲一体化仍然成为欧洲共识的主流,这也恰恰说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地区性主权国家间的“技术和经济”联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范围内的合作,其彼此相互依存与相互合作的逐步加深,在事实上也带来了地区性民族国家间纷争问题的缓和；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看,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差异性之中开掘出人类文化的同一性,以包容他者的和合精神来共同应对地区与世界范围内的纷争与混乱,对于解决仍然成为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民族冲突,也给出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积极意义.无疑,这对于“散居”在欧洲各地的不同世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其来之地的华文作家的聚合,也给出了直接或间接的生存感应与启示.赵淑侠就说,“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欧洲的华文作家们可谓是得天独厚.……他们不仅是生活和工作,也在观看、感觉、探求,和更深入的了解,关爱这个自己选择的新乡.”④
其二,在同是全球化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日甚的背景下,其他区域的华文作家结构也必然表现为不同世代/文化背景的集结.如1989年于美国成立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陈若曦、琦君、於梨华、喻丽清、陈少聪、简宛、吴玲瑶等21个创会会员,基本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台赴美并创作成绩斐然的女作家,时至今日,该会也是几代作家同堂、两岸多地共处的盛况.所不同的是,由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推及北美华文作家结构,“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两个文学群落的得以命名及定势,其彼此固然内蕴着文化血脉的延续与传承,但显而易见的,更表征为华文文学主体在一个特定区域的断裂与弥合的紧张.当下欧华作家群体当然也是由所谓“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所构成,但欧华这些不同作家群落的边界则相对模糊而混杂,其诉求则是相互呼应而默契的.北美著名华文女作家吴玲瑶在听闻欧华作协成立20周年召开盛会时曾这么说,“早在美国留学之前,我们已经广受欧洲留学生如徐志摩、苏雪林等为五四文学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如今这片土地上的欧华作家们承继着这样的传统,身在异国以宏观的角度看世界,相濡以沫意念坚定地书写着……把写作的历程串成共用的经验,更羡慕他们选集一本一本,作家各有创意、头角峥嵘,散叶开枝成为美丽的心灵风景.”⑤吴玲瑶所羡慕的“他们选集一本一本”,即欧华作协自成立以来,不分作家其来之地与文化背景,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汇编出版了《欧洲华文作家选集》、《在欧洲的天空下》等10种文集,涵盖了分布在欧洲各国且“几代同堂”活跃在当下的数十名数百篇包括小说散文等各类题材在内的华文作家作品.如此情形,至少目前是在海外华文文学其他区域所极为少见的.我们在此借由同是华文作家却身处不同区域所给出的“视角”或曰心态,不难感受到五四文学精神在欧华文学的嬗递,乃至在当下携手共绘“散叶开枝”之象令人称羡,其原由显然不能排除作为一个区域的华文文学与所在地区或曰政治文化板块的多向度的相互作用.换言之,全球化态势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文化趋同的积极意义,也带给了欧华作家精神主体的暗示甚至冲击.不否认,政治文化地理的作用力对于主体精神的建构并不是唯一的,但对于一个区域的文学精神主体及其结构的影响,无疑是显著而重要的.诚如丹纳在其《艺术哲学》所提出的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⑥
其三,共同面临全球化态势愈发呈现为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渐混杂的当下,对于海外华文作家而言,离散身份至少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再表现为可触可感的焦虑状态,高度便捷的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也令他们在居住国与母国之间的往来和交流变得易如反掌.但是,从根本上看,“身份认同的建设是一个永无止境,永远也不会完成的过程”⑦,纵使写尽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纵横捭阖甚或浴火重生,作为海外华文作家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流散经验是他们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生命印记,欧华作家当然也概莫能外.但也恰恰是欧洲这片“自己选择的新乡”,频仍的战争历史与文化的和合趋同,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现代人格精神的重构,“世界中心”地位的衰落与复兴,乃至当下,在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前提下寻求一体化模式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甚至是可能的动荡,都给予了华文作家的前世今生以太多的感同身受.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在一个其他所有东西都在运动和变化的不确定的世界中,人人都在寻找那些他们可以有把握归属于其中的集体,⑧并在其中获得一份浸润着强烈的民族情感的自我存在的确证,以及在“在地化”的离散中的凝聚力.赵淑侠就“更明白地说,今天的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越过国境,板块被冲散后的重新组合,是世界性的一种新文类.我们希望它发展得更壮大,立足点更稳固,不必去计较枝节问题.更不必着眼于谁来自台湾,谁来自大陆.我们应该让走出国境的,用中文创作的文学,像一只蜕变后的美丽蝴蝶,扇着多彩的翅膀任意翩飞,没有界限.”⑨
二、叙事行为的多世代融合与共生共在的话语空间
当然,上述欧华主体结构源于多面向因素及其关系所形成的独特的“在地”风貌,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叙事行为上.而进入全球化当下语境的欧华创作,不论是从欧华作家的代际关系与创作态势看,还是从欧华作家精神主体的关联性与生命理性的多元诉求上看,显然,都表现出了与其主体结构或曰风貌相吻合的创作形态,即：不同时代作家叙事行为的相承相融,呈现出一个共生共在的丰富的叙事话语空间.
在这里,有早年赴欧的如熊式一、熊秉明、程抱一等先行者.自赴欧始,他们便没有停止过“表达”,整个冷战期各自已经在属己的领域创作等身,著述丰繁,亦可谓功成名就.而至上世纪末全球意识的崛起,对他们而言,曾经存在的世界/欧洲/祖国不同空间的隔绝感已然被可以把捉得到的“在场”体验所打通,使得他们又进入了创作生涯的再一个春天.熊式一在辗转于香港、台湾、欧洲及最终回到大陆的期间,或继续翻译英国剧作,或改写英文旧作为中文版出版,还间有散文随笔发表,后结集成《八十回忆》出版⑩.熊秉明则在其已经名满天下的雕塑、书法领域继续挥斥方遒的同时,更有多种艺术理论著述、散文随笔文集出版{11}.程抱一更是结结实实地开启了生命的再次腾飞.从1980年代起,迄今共撰述/创作出版了包括诗论、画论、翻译、散文随笔、诗歌、小说等20多种著述{12},至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一言》（1998年）时已年近古稀{12}.2002年6月,程抱一当选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位华裔法兰西学院院士,由此与伏尔泰、拉马丁、雨果、巴斯德、瓦雷里等并列为不朽之人.诚如其所笃信的：“真正的生命是再活过的生命.而那再活过的生命是由记忆语言之再创造而获得的”.{13}
有随后以赵淑侠为代表的一批赴欧“中生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他们创作的起步阶段,也是他们创作生命的盛开期,进入新旧世纪之前后,他们依然欲罢不能.此间,以长篇小说《赛》为代表,赵淑侠的创作又达到一个高峰,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近30种{14}.以散文名世的吕大明,此间也仍然势头不减地分别在大陆、台湾等地出版了散文集10多部{15}.对她来说,“宿命并不能形成生命的威胁,真正形成威胁的是精神的消亡,对文人来说是文学生命的结束.但文学从没消亡,当生命在尘土中消蚀,文学化身为浴火的凤凰”{16}.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创作小说的卢岚,她也说,“到1990年代中,有机会在国内刊物上,比较连续地发表文章,就顺理成章地写下去”{17},从而不经意地成就了自己散文小说创作的丰收期{18}.有着“文坛异姓姊妹花”之称的蓬草（冯淑燕）和绿骑士（陈重馨）创作始于1960年代的香港,则盛于世纪末的法国{19}.朱文辉（余心乐）依然在“经营”着他所醉心的“侦推文学”,在1989年的中篇推理小说《松鹤楼》问世之后,多部中短篇推理小说被收入大陆、台湾等地多种侦探小说集；多部长篇创作也如时而至{20}.对于他,“笔挥岁月倚孤灯/犹梦若醒马齿增/字海沉浮觅雅境/书林穿梭作心耕.”{21}是自勉,也是不悔的追求.而其他赴欧“中生代”的关愚谦、池元莲、郭凤西、杨允达、杨翠屏、王双秀、莫索尔等等,亦莫不如是.欧华著名时政评论家俞力工就说,“时光荏苒,与之对衬的是十来位创始会员,鬓发斑白,体力日衰,却时时感到欧华作协这棵大树春意依旧盎然.”{22}
更有依全球化日隆之势,主动被动地选择了“离散”的方式去应对生命再度出发的挑战、规模也更大的欧华一代新移民.他们当中尽管有着生物学年龄上的青春期与中年期、甚至老年期的混杂,这也恰恰说明,在全球化语境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更激烈亦更敞亮；也恰恰说明,他们的生命诉求更私我亦更开放乃至完全可能；尽管离散行为的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在母国与他乡之间身份、文化及其处境的多重边缘,但他们却能在多重边缘处活出了以精神主体建构的自觉来与之进行对话的自主姿态.
所不同的是,白嗣宏、高行建、林湄、林奇梅、谭绿屏、高关中、池莲子{23}等赴欧时都已步入了生命的中壮年,他们带着或者曾经风雨如磐的岁月记忆,或者与来处复杂和矛盾的情感羁绊,将自己抛掷在甚至都无法预知能否融入的“新乡”.因此,对于他们的“表达”及其成就的高低,如高行建成为首位用中文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籍华裔作家,白嗣宏由于著述成就突出而被莫斯科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20世纪名人”,高关中则是比较随性的人物纪实等等,人们尽可以做出莫衷一是,或是世俗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但是,厚重、悲悯以及平和则构成了他们“表达”的共同底色.
陈玉慧、黄鹤升、谢盛友、亚丁、戴思杰、郑宝娟、邱彦明、章平、颜敏如、李永华、张琴、高丽娟等等这批新移民里的“中生代”{24},来自大陆的一批,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启蒙”及至政治动乱,70年代的上山下乡或者参军、当工人,70年代末以后才有机会或者错过机会进入大学,他们的命运,几乎都染上了中国大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色彩；至于来自台湾的一批,看似有着相对平顺的成长经历,但贯穿其间的未尝没有对于民族分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哀痛.诚如黄凡所言,“假如中国不分裂,假如中国没有动乱,假如中国将茁壮,我们就能像年轻的美国人一样,背着轻松、温暖的历史包袱,跨着勇敢的脚步,大步向前.我们就能创造未来,拥有未来.睥睨未来,我们就是真正的中国.”{25}因而,当彼此因相同或相异的原因流散于“新乡”,怀疑、审思、自赎则构成了他们文字内里不约而至的相守或曰精神向度.如陈玉慧以“征婚启示”的前卫映衬起“海神家族”{26}的沧桑,在追问女性自我存在的价值和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长于批判与善于思辨的理性精神；即便是邱彦明在“荷兰田园散记”中徐徐展开的“浮生悠悠”{27},其东方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超然,也未尝不是“曾经沧海”后的一种自省.
黄雨欣、穆紫荆、呢喃、刘瑛、纪尘、高蓓明、山飒、虹影、钟宜霖、谢凌洁、朱颂瑜、汪温妮、欧非子、方丽娜、余泽民、林凯瑜等等一大批新移民的“晚生代”无疑汇成了欧华文坛的一股清流.他们当然也有生命在异度空间流转过程中“灵与肉”碰撞的疼痛体验,但铺天盖地的“全球村”文化狂欢已然将“世界性”的生活方式植入了他们的意识深处,原乡与异乡不再是天各一方、咫尺天涯.因而,他们的表达,从抽象的意义上看,“不外乎”同样是跨域书写中认同、身份、性别、权力以及怀乡、回望一类的叙事,但总能抽离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内里则是一种敢于敞开自我、撕裂自我从而飞翔自我的勇气.突出者无疑是1991年为爱而远走英伦、亦是为爱而在2009年栖居北京的诡魅虹影.伴随其“狂放不羁爱自由”的生命旅程,《英国情人》（《K》）,极尽女性对生命感无奈和冲动的宣泄；《饥饿的女儿》在对历史弃儿剖髓摧肝的复原中,满是痛彻心髓的生命刻痕；《好儿女花》在非典型的母女情和婚恋生活中,让坠落与奔腾的反复变奏托起了战栗的希望.……不论是屈居重庆平民窟的六六,还是隐居英国伦敦的红狐,或是落巢母国都城的候鸟,力图在多元时空的穿梭中弥合分裂的主体人格,为驳杂的自我身份找到精神家园,应该是虹影在非理性呐喊中的“理性选择”.在这里,作者尖刻而犀利的创作基调看似游离了欧洲保守而优雅的人文气质,但是,很显然,作者强烈而鲜明独特的个性气质所附着的则是一种敞亮、自由、开放的精神底色.这一融汇了不同文明的混杂文化空间,诚如虹影曾经说过的,却往往因其犀利而诡魅的文风而被忽略了,“由于我在西方住了10年,以前在中国度过的日子正是我的成长期,对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和理解,我觉得自己可能比其他的中国作家要了解得多,有这个义务或责任来写一本东西方可以相互沟通的书,或者在文化冲突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试图找到一个途径解决.”{28}
其他如余泽民笔下无处安放的叛逆青春在北京胡同和欧洲小镇的穿梭中,暗示了“情感的脆弱、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虚假”的生存体验{29}、山飒“棋盘”里的情感和人性惨烈而洒脱的厮杀,以为“一步棋就是通向灵魂深处的一级台阶”{30}、谢凌洁开阔而雄健的女性之笔、方丽娜温婉而沉稳的诉说…….
显然,“地球村”在世界范围内对时间和空间的迅即压缩,亦关联起当下欧华文学多世代共生共在的叙事空间乃至于海外华文文学中独具一格的聚合.
三、离散叙事“传统”书写的突破与欧华文学的“欧洲风”
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核心是价值和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而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则更多了一层“离散”处境下的选择与规避,甚或可能的超越,这是“离散”行为本身所决定了的.不论是被动或主动,离散势必引发由于东方与西方、母国与居住国、记忆与此在,在时间与空间的“割裂”所必然指向的对于文化、种族、身份等离散问题的叩问和思辨.从这个意义上看,其来有自的身份印记成为了离散族裔永远无法完成的文化清理,乡愁体验、家园记忆、文化认同也因此完全构成其最本质的问题.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共享传媒和“空中飞人”的跨国流动已成为常态的全球化时代,二元意识形态与文化政治架构下发生的乡愁、记忆、认同诸如此类的“历史”征象其内涵也必然发生位移,一味地躲进乡愁以缓解离散之苦既不现实也不合时宜,“文化中国”的想象也不可能还只是局限于国族文化认同,而必须面对在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错综复杂中的主体建构问题,进而则是如何“想象”“文明共同体”映照下的人文关怀,及至“合理的人生形式”的“人的文学”.而欧华文学正是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上呈现出了对于“传统”离散叙事的某种突破.
1990年始旅居荷兰的著名女作家林湄无疑是欧华新移民文学的突出代表.其创作成果的丰富不仅在于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的多样迸进,更在于其对于“传统”的离散叙事所表现出的突破,并在过程中业已形成的创作观及其价值理性.在这里,尤以其进入新世纪后,分别于2004年出版的《天望》和2014年出版的《天外》{31}两部长篇为重要表征.2部均为作者10年一剑的潜心之作,前者写的是中国女子微云和欧洲男子弗莱得（祖上三代人分别具有西班牙人、英国人和印尼血统）的婚姻故事,5章结构分别名之“金”“木”“水”“火”“土”,暗示世界万象的波流诡谲,由此关联起社会的各色人等,及其他们在特定时空、特定文化立场中的沉浮与救赎.后者写的则是郝忻和吴一念这对欧洲华人新移民夫妻,在跨文化跨时空背景下,“灵与肉”于“欲”“缘”“执”“怨”“幻”（小说五章结构）的多重场域里的挣扎与拷问,表现出了包括不同社会层次的华人新移民在内的现代人在、情爱、死亡、信仰的多重对立冲突与矛盾纠葛中的生存困境.
作者说：“《天望》意为‘天人相望’,人不能只贪恋地面上的东西,也要关注‘天’的存在.简单地说,也得关注精神与灵魂问题…….《天外》意为‘人在做,天在看.’……永恒仁慈的上帝看到红尘滚滚中的人类整体精神状态在潜移默化得怪诞、萎缩或不知所措的焦虑和浮躁,便充满了忧伤与悲悯.”{32}显然,两部不尽相同的离散“故事”却都承载了作者执着的高蹈出尘的“天问”之思.不论是现代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弗莱得孤独而悲壮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坚持不懈地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置生死于度外的忘我救世；还是以所谓“传统的人”自律的郝忻,先前在强权意识形态环境下被禁锢起来的个人化、身体化的生命感知力,即便于此在的肉身的泛滥涌动、死亡恐惧的无常胁迫中得以发泄也是虚幻的.作者说自己“既不完全属于东方,也未完全融入西方,可以说是生活在东西方的边缘.”{33}由二元或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话而造成的“边缘”,当然不再是地理边界层面的所指,而是具有了丰富的历史价值与哲学内涵的多元文化共生的“开放地带”.作者对自己所处的“东西方的边缘”的认知,是极富智慧的,它需要一种在普遍物象中发现边缘性质的主体建构的自觉,而不是如何融入“中心”的焦虑.因而,她的离散故事,固然还是写移居族裔于文化冲突中的求生求欲,还是写移居族裔于原乡与异乡间的背离或拥抱及其过程中的情感撕扯,但是,已然不再仅仅是传统离散书写中或者在自艾自怜中独舐离乡之苦的孤独与寂寞,或者所谓成功于“新乡”之后游走于东西方的文化掮客的自负自得.面对移居族裔的众生相,作者自觉于边缘作家的文化视野,看到的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如其所言的“地球村人的生存状况”{34}.她既在世俗层面上真实地刻画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表现出了他们的精神虚脱与无助.甚至,作者的“边缘”观有着无情的代入感,她不讳言：“我虽从美的理想中走出来求真,但真更令我凌乱不堪”.{35}显然,“地球村人”在地理空间上的变迁,已然不再是什么特别沉重的事,而是在这“凌乱不堪”的当下,“地球村人”身心离散却又无处着陆的恐怖与绝望.
比较北美新移民文学重在突显的是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种族冲突、认同危机,特别是离散意识下的“民族寓言”式的叙事,林湄的“边缘”视角既表现为更高远的创作情怀,亦在地缘意义层面显现出了特定区域文化的征象.即,如何走出当下生态环境恶化、世事变幻莫测、道德*脱序、精神王国萎缩等的人类困境,由《天望》而《天外》出现在21世纪当下的欧洲,就作者林湄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批判、关怀与救赎意识,其于欧洲文化的宗教理性/哲辩思维传统、于赵淑侠所提示的“揉和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36}的欧华文学精神肌理的关系便是有迹可寻的.换言之,由《天望》而《天外》,如果不是来自特定的欧华文化区域,某种意义上,则是不可想象的.
1979年便移居荷兰,进而定居比利时的章平,经营中餐馆是他移民欧洲以来从未改变过的谋生方式,而同样也从未改变过的则是他对文学理想的追求.烹饪职业与文人作家,这一看起来异形异向的生活方式竟是毫无违和感地成就了一个作家,一个志在“诗和远方”的作家.章平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曾有过如下表述,“对海外作家期待自己保持独立思考精神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里使用‘期待自己’这个词语,是基于部分作家在这方面还保有某些警觉,而大部分作家连这种警觉都已经丢失,他们身上更多的只是对于能够融入或说接近中心什么的主流而感欣喜,他们对于作为作家,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精神的这一品质,已经没有了警觉,或者说,他们似乎有点不在乎.”{37}反而观之,章平便是如此自勉,及至慎独、哲思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诗歌始终是章平钟爱的文体.从1970年代中期至今,他的大量诗作可谓写尽了整个人生,甚至整个世界,但抒情主人公则从未放弃过“保持独立思考精神”.譬如,面对“雪地乌鸦”这一极富画面感而又意味丰富的意象,落脚点则是“我这一生人,究竟是白子还是黑子.”{38}有意思的是,章平甚至直接以“章平”入其诗作的题名,如《我是比利时的章平,你也是的》、《一小片章平的阳光》等,前者的诗句如：“我和你是一个人,我和你是两个人/我和你熟悉,比别人更不熟悉/偏偏在这里,同时租用身体/我和你发动了一个人的战争/没法退出,又喜欢互相射击.”{39}后者则“天黑以后,有一点自己的光明”、“让成功的喧嚣,患一次小儿麻痹症/让失败也听一次,掌声响起来”.{40}显然,抒情主人公有犹疑有纠结,有警觉有思辨,但则与诗人一样,对自己更是有着期许,以保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小说是章平着力最大的场域,从中短篇创作到系列长篇数十种,结结实实地成就了自己在欧华文坛、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其中,多为人瞩目的则是作者自己命名为“红尘往事三部曲”的《红皮影》、《天阴石》和《桃源》3部系列长篇.这一系列创作均以“”为背景,表现出了一代人的苦涩青春及其灵魂自白的克制与孤独.但作者则表明,“我主要的思考不在‘’事件本身,而是想把‘’事件作为人类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环节来进行思考”.{41}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文本呈现是否如愿吻合、或者说相得益彰姑且不论,但一如其诗作中抒情主人公从未放弃过“保持独立思考精神”,章平的小说创作也始终坚守不为写而写,而是以一个“站在别处”的独特位置为思而写.因此他的小说总有着对待事物的独特视角,有着自己的思维逻辑,并在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创作心得.如他认为：“我发现,如果你不违背你所认知的生命常识与生命经验的话,我们所能做出的改变是有限的,即使在虚构的时间与历史当中,我们人的爱情、仇恨以及所谓的智慧,也只能深深地陷落在我们人自己的困惑之中——”.{42}这与其说是一种宿命观,莫如说是某种哲思的洞明,唯其如此,才有了永远在上演着的人与人、甚至民族与民族的爱恨情仇,当然也才有了人类对终极思考的执着.
1991年出国后定居捷克的老木（李永华）近年开始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界的视野.他曾说,“如果说我是先‘当’了作家后才开始写小说的,肯定会被当成笑话.可我真的是进入了欧华作家协会以后才开始写小说的.”{43}这不合逻辑的事由如果成立,无疑肯定有它的理由.事实上老木早在1980年代就已动笔写作小说,{44}由于出国前后为着生存而在理想和现实中的左奔右突,直至基本安身立命,写作小说成为了他主要的生活方式,在这过程中,他也写下了诗歌、散文、杂文、政论文、中短篇小说及至近年的长篇小说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由于他“曾经用心研读过一段哲学,以后便一直在思考一些哲学上的问题”{45},这则成为了他不论是写作何种文体的一个突出的维度.如由其创作、旅居德国的紫荆增补完成的长达45万字的长篇小说《新生》,主人公康久大致与共和国同龄,因而其下乡回城,下海移民,国内国外,男欢女爱的“经历”在很大意义上读者并不陌生,但作者着力于以其潜心研究的“人性哲学”,来开掘康久由复杂多谋、抗尘走俗终而“悟善归道”,安于桑梓的性格及其心路历程,这就使得小说在新移民文学中具有了特别之处,也契合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生命感悟.在作者看来,“生命之门和天堂之门随时都对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打开着.当我们依据生命历程中获得的悟性找到连接它们之间的道路的时候便是我们的新生.”{46}
从根本上看,“他乡”和“原乡”当然是离散书写中互为关系的核心场域.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在更深层面已表现为文化的角逐与融合的当下,其意涵于离散书写中也不断丰富起来,它们即便仍然作为异文化冲突与对话的二元及其表征,但审视、反思、超越及至可以心平气和的旨向理解与包容,并在过程中不断完善主体建构,这一文化向度尤其在欧华文学已呈现为一种自觉的“新质”.
1994年始定居德国的刘瑛曾这么说过：“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异乡已成为第二故乡.然而,种种差异依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于是,我试着去表现和反映这种差异.我也试图在种种差异中寻求某种理解与融合.我知道,文学,永远不能给出简单答案.我们将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坚守与扬弃,提炼与升华.”{47}这也是刘瑛近年结集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48}的创作理念,其中中篇小说《生活在别处》最有代表性.作者以中欧文化互为“他乡”与“原乡”的“别处”视角,以佳颖的女儿语言班圣诞特别作业“介绍你的国家”为轴,抽丝剥茧地展开了对中欧文化不同优长的探究,如德国友人罗兰德与佳颖对唐诗《枫桥夜泊》的不同阅读体验,“哲学思维渗透到血液中的德国人”强调的是自然规律的准确表达,因此认为诗中“月落乌啼”不合理,“夜半钟声”不可能.显然,诗人张继重在营造“愁”绪韵味的隽永和意境的深远,如佳颖说的“体会诗的意境,理解诗的情感,是赏析中国古诗词的关键.这一情节的设置,颇见作者的机敏,及其“不经意”间显露出的对东西方文化精髓的感受力与化典能力,蕴籍着的则是对中欧文化“理解与融合”的情怀.1998年赴瑞士的朱颂瑜则是又一个值得期待的海外华文作家的后起之秀.她亦曾说“原乡和他乡在我的生命长度很快就到了1∶1的阶段.就是说40年的一半我是在中国度过,另一半是在瑞士度过.我对中国非常了解,也非常理解,而瑞士对我来说也不陌生.所以我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就常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使命感.……作为一个海外作家,我希望能用一些温暖人心的文字和有限的笔力去告诉我的读者,我们心里一直追求的那种理想社会和那种世外桃源,它其实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它的实现也许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共同努力.”{49}因而,读她的《天地晖映契阔情》{50}等散文篇什,中瑞一家亲的至情至爱、珠山云水晖映下阿尔卑斯山麓村落的温馨苍翠、中欧传统文化精髓的古韵今风,都念兹在兹地流溢在其不多的精美文字当中.在这里,我们通常熟见的跨域书写中认同、身份、性别、权力的话语往往已散落在欧华作家对构建多元文化共生的“理想世界”之中.
很难说这只是一种“巧合”,欧华作家相对多倾情于信仰、宗教、哲学、文化的思考,并因此突破了离散叙事更强调认同与冲突的“传统”书写,仅仅是属于个人的.吕大明曾说,“我常说,在欧洲久住的作家,笔下的作品总有些欧洲风”{51}.所谓“欧洲风”,或许见仁见智.但是,久居以“宗教与理性、信仰与怀疑、神话与批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人道精神与科学文化”{52}的冲突与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欧洲文明区域,致使欧华文学的精神理性不同程度地受其区域文化特质的影响,无疑有其必然性.如法国学者莫兰所说,“欧洲文化是犹太一基督教一希腊一罗马四种文化的综合,这四种文化漩涡中又诞生了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些可以嵌入外部文化并对其发生影响和改变的文明现象.”{53}显然,欧洲文明这一形而上的“通律”或曰“共性”及其所形成的合力,完全构成了影响欧华文学的精神特质及其与其他区域华文文学“和而不同”的重要因素.
推而广之,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由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海外始,至当下欧华文学形成独特的精神气质,作为“镜像”的欧洲,已然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与发展的极富张力的一元.但是,从近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看,欧洲——欧华文学,这一关联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与发展的突出符号及其重要一域显然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不错,从历史上看,曾经的基督教文明一统欧洲的局面,特别是在中世纪,也导致了文化思想的单一化、理念化,且经年累月的,以它保守的一面,对这一区域的文化气质造成了某种封存,也必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世代相承的文学心理品格；同样,也必然对欧华文学相对北美其他华文文学更活跃的区域之所表现出某种收敛自在的品格带来影响.不过,我们以为,区域华文文学观察/研究与批评话语体系关系密切,近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依托的后殖义和跨文化批评等话语,固然彰显了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但是,由于未能对欧华文学“历史现场”及其演进过程的“参与”,或曰由于北美新移民文学创作的活跃,在吸引学界研究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造成了区域研究的某种失衡,诸此,实则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其他区域的“普遍性”、地缘人文以及区域特征,最终陷落于“论”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所谓“从善若流”的盲从之中.
我们对全球化化语境下的欧洲华文文学发展态势的基本观察,虽然没有特别凝视期间的创作文本的审美丰富性,但通过对其所进行的“断代”梳理及其价值开掘,还是能够看到作为一个华文文学区域的特别经验,当然也是对海外华文文学“和而不同”的一种回应.
归纳上述:本文论述了关于全球化时代和欧华文学和离散方面的全球化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全球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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