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历史时期对箕子朝鲜的认识,该文是历史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与箕子和箕子朝鲜和历史时期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中外学者对于箕子是否进入古朝鲜有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朝鲜的历史学者,有很多学者都认为没有；但是韩国史学界则认为箕子是进入古朝鲜的,当然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但是,正如中国学者说的那样,中国和外国有许多史籍都记载了箕子朝鲜的建立,说明了我们不能轻易地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本文就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箕子朝鲜的认识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箕子朝鲜；历史时期；认识
作者简介：赵晓丽（1993.10-）,女,汉族,山西朔州人,硕士学位,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7级在读研究生,专业：专门史,研究方向：中朝日关系史.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1
关于箕子去朝鲜建立国家这件事,最早在中国的史书中出现,后来古朝鲜的历史书籍中也有很多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对箕子朝鲜进行否认.
一、中国学界对箕子朝鲜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
（一）否定态度——延边大学朴真奭为代表
他认为,根据《尚书大传》的记载,箕子被释放以后,认为武王杀我国国君却把我释放了,为了避免苟且偷生的说法而跑到了朝鲜,朴真奭又指出,有《尚书大传》记载,“释箕子之囚”是在武王13年,去了朝鲜的箕子又在十三祀来朝周,那时交通极其落后,箕子不可能在同一年往返朝鲜和镐京两个地方.另外,因为“不忍为周之释”而去朝鲜的箕子,在接受周的册封之后,在朝周时又不能没有作为臣的礼仪,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认为箕子朝鲜是后人给加上的[1].他认为,不能肯定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周武王灭商后,封箕子于朝鲜”无根据,但箕子建国的说法,可能是后人加上的.
（二）怀疑态度——北京大学杨通方为代表
杨通方认为箕子到朝鲜,在考古方面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只能认为它是传说.但杨通方指出,有关古朝鲜的考古成果有,约公元前10世纪,古朝鲜已经是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与中国辽宁所发现的是一致的,这说明中国和古朝鲜在文化上确实是有着联系.商朝灭亡,箕子作为东夷人“走之”东夷地区的朝鲜,应该说不是不可能的[2].
二、朝鲜半岛在不同时期对箕子朝鲜的认识
朝鲜的史书《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有箕子去朝鲜的记载,《三国史记》将箕子朝鲜列为第一个王朝,稍晚的《三国遗事》记载“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高丽朝的李承休所作《帝王韵记》中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载：“后朝鲜祖是箕子,周虎（武）元年己卯春,逋来至此自立国,周虎（武）遥封降命篇,礼难不谢乃入观,洪范九畴向彝伦.”
自高丽朝始,箕子被尊为祖先,其后《朝鲜史略》亦有“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的记述,另一部朝鲜史书《海东绎史》的记载更为详细：“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
有关箕子朝鲜在朝鲜古代史书中也有一些记载,比如在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历史书《三国史记》的年表上,曾经把箕子排在首位.还有《三国遗事》和《帝王韵记》都有谈到箕子去朝鲜建国的事情.
在朝鲜王朝时期,封建历史学家先后写了《箕子志》、《箕子实纪》、《箕子外纪》和《五十王遗事记》等有关箕子朝鲜的作品.同时,朝廷还修建了箕子祠堂进行膜拜,后来还把箕子祠堂改称为“崇仁殿”’,定期由国家举办祭祀活动.
但是到了近代,在朝鲜却出现了怀疑和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甚至在解放后,朝鲜和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完全删除了与“箕子朝鲜”相关的历史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箕子朝鲜”的“命运”并不决定于历史本身是否真实,决定权掌握在现代人的手中,或是由于某种情感和政治需求.直到最近几年,有一些韩国的历史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大胆地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就像过去日本人对“箕子朝鲜”的解释带有很多偏见一样,现在完全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也是不可取的[3].
三、总结
我认为完全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因为确实有箕子这个人,二是箕子的确去了朝鲜,只是在去朝鲜的时间、地点上有些不确定.三是历史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多少年来对这件事从未有过怀疑.
鉴于此,最近几年在韩国的历史学者中出现了一种趋于中间的看法,即既承认檀君朝鲜,也承认箕子朝鲜,但是二者在时间、地点和发展程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地来说,从时间上来看,檀君在前,箕子在后；从地点上来看,檀君位于北方,而箕子在南方,但也有人说是正好相反；从发展程度上来说,檀君朝鲜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而“箕子朝鲜”已经具备了成熟的阶级国家的面貌.综上所述,给继续研究“箕子朝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可以相信箕子朝鲜的千年历史一定会“重见天日”.
注释：
[1]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56-57页.
[2]杨通方:《稼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9页.
[3]参见[韩]韩永愚：《新编韩国历史》,经世院2004年修改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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