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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论文参考文献：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董世华 郭超英 周兴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 铜仁 5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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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放 1 062份《亲社会行为》问卷,调查多民族文化背景下高职生亲社会行为倾向水平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主要受客观环境因素影响；男生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公开性维度上；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出现了道德回溯现象,大二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高于大一和大三学生.同时,家庭氛围和父亲文化程度影响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关键词：多民族文化；高职生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4-00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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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ior）是指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能够带来积极影响的助人行为、利他行为或其他更为广泛的行为[1].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行为,对个体健康发展以及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作用[2].此外,个体在当前社会环境中做出亲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当前社会的认同与归属.因此,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在心理学领域及教育学领域受到普遍重视,是教育界的一个研究热点[3-7].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对象从儿童到成年人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8]、价值取向[9-10]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影响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的主客观因素.这些主客观因素包括生物因素,比如性别[11-15]等；家庭因素,比如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等；学校环境因素：比如年级、专业、人际关系及社会支持[16-18]等.
上述因素是否也会影响到融合了多个民族的高职院校学生的亲社会行为？进一步而言,在多民族背景影响下,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主要受个体主观环境影响还是客观环境影响？对此,本研究就这些因素是否影响到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进行了相关调查,以为后续贵州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的干预以及民族融合提供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贵州省铜仁市高职院校 1 062 名学生,有效被试为 1 042 名,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8%.其中男生 345 人（34%）,女生 690 人（66%）；农村学生 913 人,城镇学生 216人；大一学生304人,大二 352 人,大三386人；学前323人,初教342人,英语116人,艺体261人.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1）问卷维度和计分.问卷主要是在美国心理学家Gusto Carlo 编制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基础上,参考寇彧青少年亲社会量表进行修订.两个问卷维度一样,分为6个分量表.原问卷（美国）分为6个分量表,分别是利他、匿名、公开、依从、情绪性、紧急,共23个题.量表中所有的题目都是正向计分,分为五级计分.分别是：1,2,3,4,5.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2）问卷修订.问卷修订过程中,根据亲社会行为的界定,删除利他情境维度,保留原问卷其他5个维度,匿名、公开、依从、情绪性、紧急,分别是共25个题.
（3）修订后信效度检验.信度：全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9,5个分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匿名维度0.78,公开维度0.69,依从维度0.79,情绪性维度0.70,紧急维度0.66.同样的,修订后的总体效度也达到显著水平（见表1）.可见,修订后的问卷有较高的信效度.
2.数据处理
采用SPSS16.0对被试的亲社会行为现状、影响因素进行处理.
二、研究结果
（一）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现状
通过对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的总分及各维度的描述统计分析发现,高职生亲社会行为得分平均值为3.37（项目5点评分,3分为中等临界值）,处于中点分以上.这表明高职生亲社会行为整体水平或许高于中等临界值水平.
进一步检验发现,除了在公开维度的结果低于中间值外,高职生在匿名维度、依从维度、情绪性维度、紧急维度的得分均高于中间值,表明高职生在这些维度上平均水平较高.
（二）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
1.性别对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性别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亲社会行为总体水平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p＜0.05）.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公开性维度上（p＜0.01）.
2.环境因素对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年级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F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年级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等于0.05）,二年级显著高于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见图1）.
进一步比较后发现,在匿名情况下,大二、大三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在公开情况下,大二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显著高于大三学生；在情绪维度上,大二学生高于大三学生.
以专业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F检验,结果发现不同专业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0.05）,学前教育专业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各专业间公开、匿名、情绪维度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见表2）.
进一步比较发现,在情绪性和公开情况下,艺术与体育专业的学生亲社会行为显著低于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专业的学生（p<0.05）；匿名条件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高于初等教育专业学生（p<0.05）.
此外,是否是学生干部、是否得到帮助、人际困扰等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3.家庭因素对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家庭氛围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F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家庭氛围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p<0.05）.处在温馨和谐的家庭中的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高于处在争吵冲突家庭中的学生（见下页图2）.
4.父母文化程度对高职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分别以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自变量,以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F检验,结果发现父亲文化程度影响高职生亲社会行为水平（p<0.001）,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显著高于初中及中专和高中的.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与母亲文化程度无关.
另外,是否独生、居住地等因素也不影响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三、分析与讨论
（一）高职生亲社会行为倾向现状
亲社会行为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9].它包括匿名、公开、依从、情绪性、紧急五个维度.本研究通过问卷方式对多民族背景下高职生亲社会行为调查发现,高职生亲社会行为整体水平或许高于中等临界值水平,表明被调查者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比较后发现,除了公开性维度的结果低于中间值外,高职生在匿名维度、依从维度、情绪性维度、紧急维度的得分均高于中间值,表明这些高职生能够在匿名情况下给予处在紧急情况下的求助者以帮助.但是,大多数提供帮助的人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尤其是成为别人焦点的情况下对别人施以援手.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这些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高职生也受中国中庸思想濡染,喜欢遵从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因此,在公众场合,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公众焦点所带来的压力,大多数学生会都会拒绝挺身而出,为他人提供援助.二是公开场合容易产生责任分散效应（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20].当遇到紧急求助时,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被求助者会清醒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求助作出积极的反应,因为见死不救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公众场合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会被扩散到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产生的心理负担就会微乎其微,甚至产生“我不必出头,自有人会去救助”的想法,从而导致“群体冷漠”局面.
（二）影响高职生亲社会行为水平的因素
1.性别角色
与针对其他人的研究一致,被调查的男性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公开性维度上.McMahon等和耿耀国,叶青青,夏丹以及秦贝贝认为这可能与男女移情方式及亲社会行为模式相关[21],男女在亲社会行为移情时,激活大脑不同部位,所使用的策略也不尽相同：女性的移情主要涉及大脑右半球的右侧额叶下部和颞上沟部,男性的移情主要涉及大脑左半球左侧半球颞顶交汇处.镜像神经元的激活使得男女性在接到他人帮助信号时,都更容易产生同理心而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左右半球的反应模式不同决定了女性更愿意提供情感上的抚慰,而男性更倾向于提供工具性的帮助.同时,女生更倾向于小团体低身份辨识度的亲社会行为,而男生愿意涉及更为广泛的人群.这种模式在贵州高职生群体中同样适用.
2.年级水平
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在年级维度上呈现出道德回溯现象,高职二年级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高于三年级,一年级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最低,这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这可能与高职生的心理问题阶段性相关：大一阶段,高职生被高考失败的阴影纠缠,同时因为不能适应新环境使得学习缺少动力,人生没有目标；大三,面临就业、升学压力,学生产生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产生自我怀疑,甚至自暴自弃[22],自顾不暇,焉能兼顾他人？当然,也可能有少部分高职生能因为良好机遇和平时努力获得好的就业机会和成长环境而考虑兼济天下.这使得高职三年级的学生亲社会行为水平总体高于高职一年级生.而相比而言,大二是高职生生活最为平静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最容易巩固友谊,获得爱情,生活积极向上,因此最容易出现利他动机.
3.专业
在专业方面,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亲社会行为显著高于其他专业,艺术与体育专业的学生最低.这可能与不同专业教育所强调的道德判断能力相关,显然幼儿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更为注重道德感的培养.
4.家庭及父母文化水平
以往研究发现,在道德判断能力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爱不足及故意伤害别人是*因素[23-24].因此,本次调查特别关注了原生家庭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处在争吵冲突家庭中的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显著低于家庭氛围温馨和谐的学生.有趣的是,在父母文化程度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维度上,父亲文化水平低的家庭中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高于父亲文化程度较高的那些学生,而母亲的文化程度则不会影响亲社会行为倾向.这首先与父母在学生性格形成中所承担的角色不同有关.一般而言,母亲承担养育、照料和情感抚慰任务,而父亲主要负责规则制定和行为约束.而之所以低文化水平父亲教养的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高于父亲高文化水平家庭,可能是因为高文化水平父亲更为注重教养行为.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父亲的规则约束往往是“遵守规则,尊敬师长”,这更加剧了学生中庸思想,使其不愿意出头为别人提供紧急帮助.
此外,是否获得社会支持、是否是学生干部、家庭居住地以及是否是独生子女并不会影响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即个体人际关系好坏、在困难情境下是否获得过他人帮助、责任感、居住地在农村或者城市、及是否是独生子女并不会影响高职生亲社会行为倾向,这与针对其他背景下的学生的研究不一致[25-28].
综上所述,与个人主观因素相比,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受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多.这可能是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条件下,各民族之间不断融合、交流、往来、协作、认同使得其共性不断增加,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正更加亲近、包容的结果[28].
四、结论
（1）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主要受客观环境因素影响.
（2）男生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公开性维度上.
（3）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出现了道德回溯现象,大二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高于大一和大三学生.同时,家庭氛围和父亲文化程度影响高职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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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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