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和日本争夺毒品市场,该文是日本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和蒋介石和毒品和日本方面论文范例.
日本论文参考文献：
时代,孔祥熙、宋子文操纵经济有一个重要因素,即需索金钱“剿共”.的“剿共”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是如何设法把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战的？
一
1928年,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协会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1928年8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政府绝不会从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把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但据说他一年即可从生意得到2000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也不例外.有西方记者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
保证不从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1700万元左右的“禁烟所得”.1930年,13万英镑的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由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公路”——长江东进.当家执政3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其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1931年4月27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
二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共”之后,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运输与仓储.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8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60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600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1931年7月23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支付.
直到1933年,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生意可赚600万元,其中约15万元孝敬了法租界.可是,法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被迫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中国政府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场.新到任的总领事（并不贪污）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在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10家工厂,每个月付国民政府40万元保护费.1932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垄断全市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300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政府委派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1933年5月初,的生意——名称是“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1600万元的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政府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3000万元左右的税.
三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利用支应政府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政府因为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
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政府组织都得靠收入来维持.”他引用某地每担（大约120斤）成本400元为例说明.官员要在这个底价上加征320元的一般税、32元的剿共捐、3元2角的政府规费、1元5角给地方商会、2元5角给特别货物（）协会、2元5角给地方女子学校、7元的保护费.在这个总数之上,专卖机关再加上920元.于是乎,的成本要增加为4倍以上,达到每担1688元7角.
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政府继续怪罪列强政府害中国摆脱不了.伍德海德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中国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中国全部已有204名毒贩被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中国仍有300万名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广西）百色的记者又报道说,有一车队载运180万盎司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1935年,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田”,提炼及其他麻醉药品.1937年1月1日,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探长巴帕的说法：“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结果造成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摘自《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著、林添贵译,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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