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和近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本文是城乡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与城乡二元结构和科举和废除方面论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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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新政中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的制度变迁加速并深化了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一是使遍布乡村的传统书塾失去价值,而新式学堂又多设在城市,导致乡村教育资源缺失,城乡教育由一体化变为差距显著；二是使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不再有特权,社会地位下降,前程与生计均面临危机,从而不再居乡而是大量流向城市,导致乡村人才流失,形成城乡间的“马太效应”；三是以科举为依托的耕读文化陨落,乡村文化地位显著下降,并成为落后、愚昧的符号.这种二元格局中蕴含的重城市、轻乡村的理念,因路径依赖而延续到了当代.关键词：废除科举；城乡二元；耕读文化；乡绅
关键词：废除科举；城乡二元；耕读文化；乡绅
中图分类号：K 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7)02-0120-07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a
ZOU X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Modern China Research Center,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school of system in the New De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ccelerated and deepened the 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it made traditional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spreading over country lose value, while newstyle schools located in the city, which lead to lack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he educa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varied significantly. Second, it made the gentry enjoying imperial fame no longer had the privilege,their social states declined,and their future and livelihoods were facing a crisis,thus,a large number of them entered the city,the phenomenon caused “Matthew effect”. Third, the farming and reading culture basing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declined, rural cultural statu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on city,while,neglecting country was continuing till today because of path dependence.
Keywords：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farmingreading culture; gentry
清政府在新政改革中废除科举,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由最初的逐渐废除改为1905年的骤然废除,也有当时急欲挽救民族危亡的合理追求,但这一改革导致的后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当时严复即指出此举是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重大举措,其结果“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美国汉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1］在废除科举引发的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影响中,十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加剧,深化并加速了乡村的衰落.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中,从近代史视角追溯的较少,其中白永秀认为伴随现代化转型必然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有其生成的特殊性,这就是“国外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中国城乡分离加速”［2］,而对废除科举这一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改革没有涉及.故而本文对废科举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作些分析.
一、 废科举使乡村教育资源缺失,城乡差距显现
科举制废除之前,城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书塾,并且都是以民间兴办为主.由于传统教育以科举为导向,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比较单纯,因而书塾的投入相对较小,一位先生、一二间房子、几张桌椅就可满足一家书塾的需求.清末的官员曾说,书塾经费“少而易集,集即可持久,无劳岁岁经营.”［3］家境稍宽裕的家庭可办,一个小村庄的家族也可合众力兴办,其规模可大可小,学生可多可少,灵活多样,因而在废除科举之前的乡村,书塾几乎是遍地开花,“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私塾和义学,乡间的男童大多数都要进私塾学上那么几年,尽管最终能学出点名堂的像白乌鸦一样的稀少.”［4］“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3］,农家子弟只要有意愿,皆可就近入学.并且由于兴办书塾的成本少,因而学费低廉,特别是用义田、学田兴办的书塾,对本家族子弟基本上是免费,因而普通农家子弟基本上不存在求学方面的经济困难.多数书院还发给学生膏伙费,足资自身生活所用.故而时人有言：“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5］丰富而廉价的教育资源,以及考取功名后享受的特权及荣耀,使得乡村颇具尚学风气,“形成了书香袅袅、文化氤氲的景象”［6］,全国的平均识字率因而较高,1880年达到了20%,而民国30年代初只有17%［7］,1935年对邹县、江宁这两个教育还算比较发达的县所调查统计的结果更低,只有15%［8］.这时的乡村教育不仅是城乡一体化的,而且因为乡村的田园诗意以及田产经营的稳定性,使亦耕亦读的“耕读传家”成为文人士大夫追求的理想生活图式,进而使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重心所在.“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9］乡村文化教育的这种不亚于城市的状况,也在取得进士人员的城乡分布上得到表现.潘光旦、何炳棣、何怀宏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之时,出自农村家庭的进士占了一半,而出自清贫寒门的进士在明初达55%,清代为37.2%,明清两朝出自寒门的进士42.3%［7］,如果再加上农村的望族豪门,其数应超过一半；另有数据表明,明朝潮州考取功名的人中80%来自农村下层［10］.
但在废除科举后,这种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状况很快被打破,乡村教育资源流失.废除科举使教育的导向及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书塾依附于科举功名,为普通乡民编织着“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的“布衣卿相”的中国梦,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书塾的这一功能没有了,只剩了识字功能,其吸引力与价值大为降低.不仅如此,书塾在清末的教育愿景中是要取消的,是要用新式学堂替代书塾的.清廷之所以在1905年迅速地废除科举,就是因为读书人尚存侥幸得第之心,而不愿进入新式学堂,妨碍了其发展,故而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断了读书人由科举得功名的念头,从而不得不进新式学堂.只是“旧的已去,新的难建”,新式学堂的建立与书塾大不同,所需投入的经费巨大.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涉及各门自然科学、外语、政治、法律等,每科都需专门的老师,师资队伍大了,所需支付的薪资自然就多了,再加上各种实验器材的添置等,投入的经费比书塾大很多.时人夏曾佑在谈到学堂时说：“一器之费千万金……此断非数家之力所能及（此从乡曲多数立论,非指少数之人与地也）,不能不合一县之力而成之.”［11］以前的私塾数家甚至一家可办,而现在的学堂则要合一县之力才能办得了,可见两者投入相差之大,因而需要依靠政府之力.但当时清政府背负着沉重的战争赔款等负担,财力十分匮乏,根本无力建设满足全社会需求的学堂,只能把重点放在人口集中的城市,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别因此凸显.“新学制度取而代兴后,政府设学偏于城市而漠视乡村,城市教育渐次发达,乡村教育则望尘莫及,随之‘新学’之建构乃以城市为重心.”［12］新学堂的分布就以京城、省城、府、厅、州、县城为中心,呈倒金字塔形,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降低,学堂分布越来越少,以至设在乡村的学堂仅为10%［13］,专业完全面向农村的农业学校也大多设在城区；即使是到了1922年,全国仍是平均6个村庄才有一所学校.这样新式学堂就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远离乡村,使农家子弟上学不便；二是因学堂建设成本大,相应的学杂费及膳食费也贵,常常超出了普通乡民的承受力.清末状元张謇估算,在20世纪初的南通,初等小学的学生人均需30~50元,而当时一个普通农民的年均收入才12~15元［14］,远不够供一个学生入新式学堂.因此当时的学堂就读状况是：“各省学堂之设,大都富家子弟乃得收录,贫民不得与焉.”［15］ “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3］.与之相比,被认为不合时宜的科举制下的书塾教育形式,倒是更具平民色彩与开放性,而本该更加平民化的新式教育却“转不免带多少贵族教育的意味”,“使中等以下社会人家无力送他的子女就学”［16］,因而乡村“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5］.
乡村不仅学堂少,而且少之又少的那部分学堂在师资力量及教学内容上又存在诸多问题.清廷废除科举而大力兴办学堂是在未经充分论证、人才经费等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的.新式学堂教学所需的老师显然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培养过程.当时仓促之下只得高薪聘请外籍人员,再就是从兴办有年的陆军学校中选学员充任,但这也是数量十分有限,只能用之于大城市中的学堂,对于州县及乡的学堂,既无力延聘,也聘请不到,因之只能是降格以求,滥竽充数,导致教学质量低劣,并频频闹出笑话,再加上学堂的教学内容脱离乡村实际,有的还与乡民固有观念冲突,因而引起乡民的反感与不信任.对于当时师资匮乏的情形,时人有文章描述为证：在当时上海、南京等地“最著名的大学堂”中都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有以夏击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17］大都市中由政府出钱办的“最著名的大学堂”尚且用并不称职的人滥竽充数,则乡村等而下之,更是不堪了.故而直到1922年在湖南调查时,发现农民还是更喜欢残存的书塾,而不喜欢新式学堂.
总之,科举废除后,乡村教育资源由丰到俭的变化,城乡教育差距的发生、扩大,拉开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帷幕,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深化演进；同时,由于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又导致了人才、经济、文化等二元格局的形成与恶性发展.
二、废科举使乡村人才流向城市,城乡间马太效应呈现
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科举制,本质上是根植于乡村的选官体系［18］.这种制度与乡村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读书人对乡村的不离不弃,或者说对乡村的依赖.“科举废除之前,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大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到城市为官,多半要告老还乡,以求得落叶归根.”［19］当时的读书人生活其实是以乡村为中心的,一方面是其人生的起点、终点在乡村；另一方面在城市为官时志在澄清天下的着力点也多在乡村,这是由长期存在的重农抑商的宏观政策理念以及乡村人口占绝对优势所决定的；此外,“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熏陶,又使乡村不仅有物质上的功利价值,而且还是寄情遣怀、怡养心性的精神家园,从而使读书人对乡村多了一份眷恋.读书人对乡村的这种难以割舍的关系,是以科举制为依托的,是千年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炼成了乡村与读书人关系的情意缠绵.其最关键之处为：一是科举制赋予了取得功名的士绅以各种特权,如被朝廷封官的做官权、免除赋役、居乡享受特殊礼貌之权、未做官可与官员平起平坐等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这些特权均可通过各种方式转化物质利益,使其居乡生活无忧；二是科举考试中心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无城乡之别,加上千年来的乡村取向,使科举制之下的读书人没有城市优越的意识.因而在乡村就有了一个士绅阶层,由在乡村攻读准备乡试、会试的读书人,已考得功名暂在乡村等等朝廷封官的人,致仕或丁忧在乡的已做过官的人所组成.这些人是社会的精英,居留乡村且以之为家园及最终的寄托之所,给乡村带来的活力是巨大的,城乡的差距因此难以彰显.即使有些差距也只是程度上的轻微不同,而非性质的不同［20］.但一旦科举制这一支撑不存在了,这一切即随之消失.
废除科举,士绅原有的特权消失,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必然联系断裂,举国士子,一夜之间尽失“登进之途”.这对士绅无论在精神上与经济上都是沉重的打击,制度性保障的由士而仕（官）的上升通道没有了,原有的人生希望与价值也幻灭了,士绅的社会地位开始退居边缘,生计也趋窘迫.“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21］ “废除科举制,普通民众‘学而士’、‘富而贵’的社会流动通道被堵塞.”［22］为此,士绅们不得不重建其人生价值观、重找谋生之计.蛰居乡村苦读,静候朝廷征用以澄清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之路已绝,乡村再不是士绅可以待时而起的乐土,而城市的谋生之路显然多于职业单一的乡村,因而士绅们在废除科举后抛弃乡村走进城市就是必然选择.城市里经商、做记者、自由撰稿人、报纸杂志编辑、教师等职业均适合这些曾是社会精英的士绅们去干.清末民初社会中涌现的大量绅商、著名报人、小说家等群体,绝大部分就是士绅走进城市、另谋生路的产物.状元张謇下海经商,既是成功的典型,也示范带动了其他众多士绅投身商海.士绅进入商圈,使得商人的素质与地位均得以提高,也使得各地商会的运作、发展呈良好态势,从而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自治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从外人手中收回路权运动、城市自治的成效等方面均可得到证实.
同时,废除科举意味着原来读书人皓首穷经、孜孜为之的儒家学说已不再是可以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虽然清廷仍在上谕中反复强调儒家之道,想维持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只能流于具文.儒家之道不仅不能再是一家独尊,而且在新的知识体系的挤压下,日益边缘化,这一方面使得原习儒家学说的士绅们失去精神归依,在惶恐不安中急谋新的生路,也使得新一代读书人形成新的知识追求与价值观念,从而造成乡村的又一人才流失现象.这就是进入城市读书的青年人,毕业后不再回乡村就业.这时城市新式学堂所授的知识大多针对工业生产与城市生活,也即时人所谓的“工业文明的产物”,在乡村既学非所用,也难以就业.再加上乡村已开始呈现衰败之象,城乡差距生成,离开乡村,在城市立足谋生,既可获得较好生活,也可彰显个人荣耀,夸耀乡里.“科举的废除导致传统士绅城居化的加剧,来自农村的学生学成之后也不愿回到农村去,从而使乡村文化出现‘沙漠化’.”［23］当然,进入城市新式学堂读书的还有已取得功名的士绅,据统计江苏有一半以上的取得功名的士绅,在废除科举后进入新式学堂或出国留学,这部分人自视甚高,更不会返回乡村.因此,梁漱溟等指出：这种“工业文明的产物”的新教育……它加速了乡村精英外流的趋势,为乡土社区是断送了人才,驱逐了人才［24］.
士绅原本是乡村治理的领导者,现在离乡进入城市了,后起的读书人也滞留城市不归,因而士绅离乡后留下的基层权力真空,只能由素质等而下之的人来担任.由于清末新政实施时政府财力极度匮乏,只能依靠民间捐税来筹措新政所需经费,实际上形成了对民间的苛敛搜括,一般有良知之人皆不愿为之,因而基层的权力真空往往被中饱私囊的人所窃取.如当时的乡村自治权,“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刁生劣监,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3］研究表明“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25］,乡村治理生态因此恶化.乡村治理无序,则导致人才更进一步加速离开,走向城市,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而城市则因人才的汇集,相对农村来说,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环.城乡间“富有的更富有,贫穷的更贫穷”的马太效应因此形成.
三、废科举致耕读文化失落,乡村文化地位下降
亦耕亦读,亦士亦农,田园中书香袅袅,村落里书声琅琅,进则朝廷为官,退则林泉优游,这些耕读结合、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活图式是科举时代人们所追求向往的理想生活.这种生活,豪门望族自不必说,不仅“读”可进士而封官,其“耕”也可化作居乡的农业经营；对升斗小民来说,“耕”为本业,而“读”则因成本低廉,也是有益无害——进入本村的私塾,即使不能中举取得功名,也可断文识字,倘若得了功名,不管高低,均有些特权,全家跟着受益,倘若才学运气俱佳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就是“布衣卿相”,平步青云,光宗耀祖,这等有益之事,何乐而不为！此外,耕读结合也是维持勤俭家风、不让子弟堕入懒散奢侈的治家之道,即所谓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因是之故,曾国藩在功勋卓著、位极人臣、其家族早已是豪门巨室之后,仍在家书中要求家人谨守耕读传家之道,勿离农桑稼啬.“吾精力日衰, 断不能久作此官,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 将一切规模立定, 以耕读之家为本, 乃是长久之计.”［26］在之前的戎马生涯中,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是把耕读结合作为家族兴旺的最佳路径,一再强调“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27］ “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27］.打开曾国藩家书,类似的文字与思想触目皆是.作为一代学问与事功俱全的硕儒,如此念念叨叨地推崇耕读文化,唯恐家人对之稍有懈怠,说明耕读传家确有巨大功用,也反映了耕读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之隆.这种情形,在不少家规、族谱上也可看到.如江西《铜鼓卢氏家训》就有：“重耕田:为工为商,亦是求财之路,终不如在家种田,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且其业子孙世守,永远无弊.重读书:读书变化气质,顽者可以使灵,邪者可以反正,俗者可以还雅,此其大要.至日常应用文字,万不可少.慎择良师,读一年有一年之用,读十年有十年之用.欲光大门庭,通晓世事,舍读书无他择.”［28］
除上述光大家族的功利追求外,耕读文化还有追求个人心性自由、远离官场世俗污染的理想人格的追求,以及与大自然相融、天人合人的审美追求等内涵.如明代大臣杨士奇笔下的乡村生活：“轩之前天柱、三顾诸峰,苍然秀拔,而大江横其下.启北户而望,则武姥之山,巉峭奇特,而吏胥一迹不及门.嘉客时至,野服出迓,相与坐轩中.必具酒,酒酣,击瓦缶,歌古人田园之诗乐客.客或问平居所侣,指塘下白沤及窗外修竹千挺,曰:何莫非吾侣也！盖终岁悠然,忘世荣辱.行俭在京师闻之,跃跃有歆艳之意,已而其同寮君子闻之,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之诗.”杨士奇当时在朝廷做官,写的是别人的生活.这简短的几百字,透出了与之相关的各方人士对这种乡村生活的态度：一是文字中的主人公,虽未知姓名,但对乡村生活的自适、自足、自豪、自得,跃然纸上；二是行俭（主人公的哥哥,时在朝廷做官）对这种乡村生活的歆艳；三是行俭的同寮君子,也是歆艳,且相与赋诗；四是文字的作者,写得如此优美,实是作者理想的表述,所谓行俭的歆艳,其实也是作者的歆艳.文字相关的所有人都这种乡居生活流露了赞赏,可见当时社会对耕读文化的推崇.
这种状况并非自古皆然.春秋时的孔子是看不起艺农之事的,《论语》中多处可见孔子对农耕的贬斥.从孔子的贱农到后来的崇尚农耕,儒家之道对耕读文化的推崇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晋朝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虽有对耕读结合的田园生活的赞美与追求,但那时还未形成全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是在科举制形成且成熟之后,其中可作为标志性进程的是北宋仁宗年间的政策规定,要求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只准士、农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商人等无资格应试.这些政策使各地普遍设立书塾,学校呈遍地开花式发展,“‘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29］,耕读文化因此勃兴.
可见耕读文化以科举为依托,主要是因为科举的美好前景以及限制士、农之外的从业者进入而导致其生成发展,而耕读文化的流布兴盛,无疑显著地提高了乡村的文化地位.一旦科举废除,耕读文化失去依托就必然走向衰败,乡村文化地位也会随之陨落.事实也是如此,前述的废科举后,乡村教育资源的缺乏、人才的流失就是乡村文化衰落、耕读传家理念难以为继的表征,而士绅大量的转为城居,不仅表明城市文化的优势日益显著,而且也表明工、商地位的提升.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来看,“士”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已无后续者,实际上是消亡了,已由知识分子群体取而代之了；“农”排第二的地位实际是因为过去对“工”“商”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的限制而取得的,在科举废除之后,对“工”“商”的限制不存在了,“农”的地位就有疑问了,而且还因为社会的转型,“工”“商”的地位与作用显著提升.就教育来说,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主要就是面向“工”“商”之业的,“农”因此不得不退居末位,其状况在教育资源缺乏、人才流失、文化失落的恶性循环中日益恶化.乡村与农民从此逐渐成了落后、甚至愚昧的符号,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逐渐成了最没本事的人,所谓“考试淘汰者”即农民；城市则随着经济、文化优势的日渐增长,优越感、自得感日增,进而“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30］.
四、结束语
教育与人才的重要性人所共知,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缺乏教育与人才,其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并且其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而文化也是根本性的因素,它既可影响教育与人才的生成发展,也将随教育的变化而变化.清末废除科举后,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与人才流失,必然会使农村文化衰落,文化的衰落又会进一步影响教育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人才的流失必然伴随着资金的流失,使农村的财富也流向城市,也使城乡差距扩大.这实际上就在深化与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城乡二元结构是促使城乡差距扩大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体系,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元政治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文化结构、二元教育结构等.最初的研究是从二元经济结构开始的,并且当前仍是以之为研究重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工业部门和以传统方法为基础的农业部门这样两个异质性的经济成分.对于二元经济结构也可表述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1840年战争后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开始逐步形成,其主要表现是城市的近现代工业不断发展,而乡村的农业仍是维持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上,形成城乡差距并不断深化发展.按照白永秀的观点,在1949年以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尚未渗透到政治、社会等领域［2］.但从对废除科举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出废除科举不仅深化了正在形成中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催生了教育、社会等方面的二元结构.在教育方面,从清末开始实行分级办学体制,“主要*高等教育,省主要*中等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由各县市*.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教育财政近代化的开端不是以义务教育的普及为重心,而是以高等教育的优先发展为特征.与省的教育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31］这种体制由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所沿袭,“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32］.这是一种忽视农村而偏重城市做法.在清末,由于县级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落在县级政府兴办高等、初等小学堂的经费只能以向民间摊派的方式解决,即所谓的“就地筹款”,这实际上是将县级及以下的乡村教育完全抛给了民间自为,政府处在不作为的状态.在社会方面,按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表现为城乡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差异”的观点［33］,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在形成,这主要表现在：民国期间,城市中的企业会给职工提供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系列社会服务,“这些服务与设施包括花红、储蓄、酬恤……图书馆、职工子弟小学、工人补习夜校以及在指定医院免费治疗等.”［34］这与1949年后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提供的全方位服务相类似,但在乡村显然是没有这些服务的.因此,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大,而且是全方位的.此外,文化的二元结构也在形成,前文有分析,不赘述.
很显然,当今社会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源头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认为过去的历史会对现在及将来施加巨大的影响,新产生的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通过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形成利益集团等强化其生存的能力,并使之进入锁定（lock-in）状况,进而长期延续下去.废除科举后形成的重城市、轻乡村的办学体制,显然是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其间虽然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政体更迭,但这一倾向始终存在.因此,学者王先明说“‘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35］.美籍学者卞历南则认为“1949年后制度安排的某些因素确实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34］这就提醒我们,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三农问题,实际上已是历史的沉疴了,更需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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