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政治化：模仿、浪漫主义和海德格尔的歧途,本文是海德格尔类本科论文范文跟浪漫主义和海德格尔和歧途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海德格尔论文参考文献：
文／邹芒
摘 要：现代悲剧向希腊古典悲剧创作还原的失败经验,在荷尔德林那里已经揭示了回归的不可能性.现在要进入政治问题域中,探讨这一美学上的“模仿”动机和操作,乃是根植于德意志文化深层结构中回归希腊的“原生性神话”.这一神话书写,试图从审美文化和艺术上回到民族精神的源头,进而从文化再生的层面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现代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大致从莱辛和温克尔曼开始,经过浪漫派的洗礼,至到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纠葛为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史上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进程中,一方面呈现出审美精神的激进,另一方面却是政治观念上的极端保守,二者相互浸染,呈现为“审美化的政治”问题.这种生存论式的美学一政治论,用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与英雄式的决断论来实现对此在生存的挽救和重整,深刻影响了德意志民族,乃至人类世界的命运.
关键词：审美政治化；模仿；浪漫主义；海德格尔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计划”之“美学书写与当代的回应：论一种诗性正义到来的可能性”（YCSW2016006）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悲剧向希腊古典悲剧创作还原的失败经验,在荷尔德林那里已经揭示了回归的不可能性.现在要进入政治问题域中,探讨这一美学上的“模仿”动机和操作,乃是根植于德意志文化深层结构中回归希腊的“原生性神话”.这一神话书写,试图从审美文化和艺术上回到民族精神的源头,进而从文化再生的层面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现代性转化.
这一转化过程大致从莱辛和温克尔曼开始,经过浪漫派的洗礼,至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纠葛为止.勒佩尼斯总结到,“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构成德国精神的一部分.”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史上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进程中,一方面呈现出审美精神的激进,另一方面却是政治观念上的极端保守,二者相互浸染,呈现为“审美化的政治”( aesthesticiedpolitics)问题.这种生存论式的美学一政治论,用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与英雄式的决断论来实现对此在生存的挽救和重整,深刻影响了德意志民族,乃至人类世界的命运.
一、原生性神话的滥用
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之前的德意志民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如强邻英法.然而,政治上的孱弱反而催发了整个民族在文化上强劲的原创力,乃至于当今世界的精神文明版图中,完全可以稍稍改变一下黑格尔的说法：知识人只要一提到德意志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家园感.如此说法,似乎并不为过,德意志之为德意志,乃在于18世纪以来德意志出产的思想家及其精神遗产至今仍然影响和辐射全球.
但是,这个说法,也指向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思想公案：以“德意志”代替“希腊”,不仅是第三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将世俗权力的合法性建基在对“希腊一罗马”政统的接续上；在文统上,这也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由温克尔曼、洪堡、席勒、费希特、荷尔德林等人一道,在美学及其文化表征上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无论是对古代希腊雕塑的推崇,还是将希腊人的感性天性与美育教化联系起来,这一代德国文化人的亲希腊主义,尤以1808年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进》为显著标志.费希特着意凸显了德意志在历史命运中的“拣选”身份,德意志民族乃是一个“源初民族”(Ur-volk)肩负着拯救欧洲的精神使命,而德意志之所以不同于,甚至优于欧洲其他民族的原因所在,既是仍然栖居于祖先的故土,还流淌着祖先血液,使用着祖先的语言.但是,明明是破碎的、不稳固的历史习传因子,但这一论证思路和传统图景,不断被后来的德国精英乐此不疲地重铸和编织.事实上,这个问题后来被拉库一拉巴特表述为“双重约束”(the double bond),精确的总结了这一政治美学化的逻辑：既是对希腊范本的再现,又是对希腊范本的偏离.其最终结果却是,“在争取进入历史此在的努力中,在争取作为民族或国家而彪炳‘世界历史’的努力中,……德国彻底地衰竭了,以一种精神一历史上的精神错乱症或精神分裂症的方式一命呜呼”,这种分裂的精神逻辑,带来了沉重的历史感,最后以战争的方式惊醒了相当一批德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复古 迷 思(mythos),这也从事实上客观证明了美学上的“模仿”是失败的.
更进一步追思,那就是德意志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复古心理（“原生性神话”）,需要得到清理和解构.对美学语境下“模仿”动机和操作的深层次解读,在于揭示其形而上学基础,也即是需要进入到近代德意志保守主义思想史的视域考察中,尤其离不开对当时政治语境的参照.如同海德格尔所确信的,“本源性的哲学只能在与政治的对话中才能发生”,这里的政治不是狭义的政党政治或者国家治理术,而在海氏的语境中特指在历史一存在论的场域中,作为此在的人与民族共同体、与历史传统的意义联系.从历史背景来看,德意志民族与希腊原乡的命运纠缠,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最高和最本己意义上的政治；也是在现代性转化中,困扰着这个民族的古老焦虑和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伟大的思想并不一定就导向伟大的行动,也可能导向灾难.考察近代德意志的精神进程,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是文化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克劳斯·费舍尔(K. P. Fischer)指出,只是预想建立在纯粹美学和精神层面上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却忽视了现实政治体系的改变[3】.保守主义思想的内在紧张,一边鼓吹着激进的艺术精神,一边又持守着政治上保守的“德国性”,这种分裂的精神气质一直影响至第三帝国时期,最终以奥斯维辛的火焰书写了最惨烈的末篇.
第三帝国的政治模式乃是一种“国家唯美主义”,这从本质上确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纲领,因此,希特勒及其纳粹信徒才要将其打造成为一种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一个范式.如同酒神节之于雅典乃至整个希腊的重要性,国家社会主义的庆典(Festspiel)将整个德意志民族聚集起来,不单单是以艺术品展示城邦(polis)或国家的精神面貌,而且还意味着政治本身同样是一个可以被构筑起来的艺术.这个政治艺术品即是所谓的“雅利安—高等民族,“一个意欲造就之物,一个形式或造型艺术的意志”,就如同一个被虚构的“神话”作品.按照南希与拉库一拉巴特对“神话”(myth) -词的定义来看,乃是某种潜伏在地底,对民族命运主动指导、筹划的非经验性的同一性(identity)的权力.纳粹的种族神话,所谓高贵的身份与纯洁的血统,以及为优等民族开辟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等等,既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又完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建构,来治疗一战后的精神创伤.但是,“纳粹神话”是对生命主宰的最高政治权力的梦想,试图重构一个代替上帝创世的权能神话,重新书写一个总体性的艺术作品.但是,纳粹的种族神话是可以被解构的：一方面“神话是神话”,“其类型从美学一政治学的内在主义的逻辑来看,即是虚构者,又是被虚构者”,由神话逻辑所建构的民族共同体,是一种虚妄的同一化叙事,将生存的多样性存在纳入到一个虚构的意志集合中,这本身就是对极权主义的催化；另一方面,“纳粹神话”不仅是对希腊原生性神话的滥用(abuse),甚至是对法国模仿的模仿,这处于第二等级.德意志既要回归希腊,奠定现代政治的基础,同时又要摧毁新古典主义即拉丁风格的法国式希腊,“这也意味着拒绝了新古典主义所最终赋予自己的政治形式,也即共和的形式”98,通过“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希腊范式,从而转向了对古希腊悲剧、宗教、哲学中的土地性因素的复兴.
开创理解这一回归古代的新方式,也被蒂里希(PaulTillick)在《社会主义的决断》中有过讨论.他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连同其他民间的和国家的小团体视为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这种片面强调本土经验和地方性文化,而忽视了必要的开放的世界主义眼光,“宁愿在土地、出生和传统之共同体的起源势力处,在其风俗习惯和规章条例那里寻找避难所,因为这类原始形态中的起源势力已不存在,它便自告奋勇,让其重新产生.”[41383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美学上的“神话叙事”与政治实践上的保守姿态互为表里.通过回溯起源地和历史传统的模式,只是一种自我建构、自我生成的历史叙事而已,通过寻找开端,在虚构的雅利安人的神圣血统的臆想中,激化了一战失败后德意志民族强烈的自卑心理,从而释放出压抑已久的强权渴望.政治浪漫主义,如果拒绝普世文明的洗礼,既是极端危险的思想类型,将有可能滑入民粹主义的深渊,遮蔽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和虚无性；另一方面,这种举动本身就是极其需要警惕的“模仿”手段,这也是被蒂里希精辟地总结为“从儿子那里出发创造母亲,从虚无中召唤父亲”.蓄势待发的民粹主义情绪终究掩盖不了虚无主义的内核,就如同硬币的两面,寄希望于通过回归黄金时代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困境.但是,这样的历史认知模式和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以克服虚无开始,却只能以虚无结束.
通过对希腊原生性神话的书写,德意志民族要从历史的虚无之境里,召唤出一种现实的政治权能(power),这种力量来自“由德意志渊源的、秘教地中海天水槽和普罗米修斯的大西洋湾流养育的形而上学精神概念的根源.”,而此一精神传统的原初塑形,回溯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正是经过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洗礼,艺术精神和生命冲动被德国浪漫派无度渲染,因此也就埋下了思想的内在隐患.
二、浪漫主义运动的狂飙
1 8世纪晚期,德意志的文化界,一方面是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鼓吹天才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另一方面,却对现实政治表现得相当疏离,呈现出一种封闭、传统和保守的姿态.然而,这种看似对立的矛盾却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纾解,并释放出一系列“审美化的政治”(aesthesticied politics)问题.
“浪漫主义最初是一种泛审美化的哲学,由德意志浪漫派诗哲们首先提出来（德意志浪漫派诞生于1790 -1800）；这种以诗化形式出现的新型哲学——浪漫哲学,成了德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传统.”.浪漫主义运动乃是一场对现代技术文明的反叛,不满于机械形而上学认识论提供的人生意义,为了重新设定人生意义的中心,在抒情诗的吟唱中,以及相关创作的主题里面,响应着故乡蓝花的召唤,历经了回归自然的精神漫游.浪漫派的诗人们同样分享了还魂希腊的精神构型,“企图为过去的黄金岁月招魂,重铸神话的血肉之躯,来打破现代精神的桎梏,寻求一种回返与和解.”.但是,浪漫派诗人对黄金时代的审美注疏仅仅是前奏,背后酝酿着更深政治的意涵.在其文学创作中,诸如“民族”(das Volk)、“家乡／国家”(Heimatland,)、“祖国”(Vaterland)、“有机体”(dasOrganische)等关键词的运作,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对君父城邦的构筑.诺瓦利斯歌咏的终将赴死者带着乡愁寻找“天父的家”；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则大量地收集民歌民谣(Volkslied);施莱尔马赫和亚当·米勒还一道提出了民族联盟(Volksgemeinschaft)的概念.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活跃的时期,正是德意志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之时,当然这一时间先后顺序,并不能简单视为德国浪漫派就具有某种论战或特定的政治意图,也不应与再后来庸俗化的纳粹、反犹主义强加联系.相较于浅表而情绪化地批驳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更客观合理的态度在于发现二者之间的微妙牵连,尤其是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被蒂里希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在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究竟有多少思想因子相互契合.以塞亚·伯林在其著名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试图说明浪漫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一场艺术运动,它所影响的领域早已超越了美学和精神文化层面的界限,企图以艺术的力量君临社会生活的一切.在第三章《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中,柏林认为影响德国浪漫派最近的精神之父乃是康德,世人误以为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哲学著作,其实远远低估,甚至忽视了“判断力批判”对非理性的高扬,而这一思想秘密被德国浪漫派窥见,并发挥至极致.考察浪漫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关键词,譬如“去魅”(Weltfremdheit)、“非理性”(Irration)、“想象”(Phantansie)等等,“意志和无意识构成了浪漫主义美学的基本要素,进而成为他的政治学和*学的基本要素”,就如同雅努斯的两张面孔,这些被激发的幽暗力量开启了文艺创作上的强劲创造力,并以其丰沛的审美和艺术资源,反对启蒙现代性的规范性诉求及其社会的现实凝结物.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本来抒情诗的写作以及文学艺术的提倡,于个体生命而言,是极其感性的精神事业.鼓动自由意志,也必然带来对自由边界的思考,但这个尺度明显是模糊的,甚至一开始就以文学创作为理由而遮蔽了暴力的危险性.一旦深入意志的混沌领域,也就失去了神明的监看和对至善的明晰把握,如同浮土德博士将灵魂抵押给魔鬼,即是一个从“太初有道”到“太初有为”的过程,虽一字之差,但来自幽暗势力的精灵或魔灵被唤醒,势必冲击正义(just-ice,合适的、适当的)的界限.浪漫派诗人甚至乐观地认为,只要摧毁“十八世纪僵死的法国教条,具有破坏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权威,任何呆板枯燥的真理,任何所谓具有绝对、完美、公正形式的律法或制度”,就可以无限拓展世人的天性,抵达神圣境界.但是,美和艺术相对于眼前沉闷的历史处境,毕竟是抽象的、理想的、缥缈的,民歌和童话又都是作为对过去美好岁月的挽歌,是对消失之物的吟唱,是古远乡愁的播散,这更会加深对当前现实的不满,一旦萌发将个体意志社会化,想象力乃至改造力对主体的夺权,势必僭越出美学范畴进入到实践领域,也必然造成对合理性的摧毁.柏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浪漫主义的根源就是“受伤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屈辱的产物”,浪漫派诗人所推崇的直觉、情感和不受约束的创造力,一开始是游戏的、天才的被纵容,进而附加于人所生活的世界结构中,这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甜美的暴力,一种改造社会的政治.
就文艺创作来说,自然的、天才和天赋乃是文学家自身不可多得的个体性优势.但是,这一观念一旦泛化,进而投射到一个民族身上,那么,必然走向对该民族自身独异的民族性(nationality)的认同和强化,乃至于通过发掘历史元素,建构出诸多关于本民族天生具有的优良特性.暧昧的希腊图景公开复活,新的历史叙事在模仿的虚构中开始.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浪漫梦想,一旦被狂热的政客和追随者实践在政治层面,就容易演变为对武力征服的渴望,以及对民族英雄的偶像崇拜.于第三帝国的元首而言,这位极具绘画艺术天赋的战争狂人,就描绘了一幅极具思想冲击力的“日耳曼中心论”的艺术作品.从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经过一战战败之后孱弱的魏玛共和国,这些危险、不安的因子,最终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死灰复燃,愈演愈烈.“纳粹在浪漫主义的民族性那里,对种族性和生物性的缺失念念不忘,他们在浪漫主义的有机体中也感到领袖原则的缺失,……浪漫主义作家也许是为自己而希望一个安全的国家,一个犹如母亲的国家,但纳粹的思想家们则要求积极的姿态,但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严肃的、组织严密的慈父般的国家,一个不是为了惬意,而是为了行军和战斗的国家.”法西斯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浪漫主义,但在柏林看来前者对后者的借鉴上,就是将“不可预测的意志”以非理性的方式向前推进；维克多·克伦佩雷尔指出,德国浪漫主义一直隐含着蕴育纳粹的胚胎：对理性的废黜、对人的兽性化、对权力思想、肉食动物和金发野兽的美化；南希也认为这种“浪漫主义一法西斯主义”,存在着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双重投射或虚构,即“一个经由另一个的真理或一个在另一个之中的真理”[9】.
问题在于,美学和文学创造关注的是个体,是个人精神；纳粹是抹杀个体性、差异性的.伟大与迷狂之间,仅仅一线之隔,任一思想必须承认自身的局限,审美主体的自我神化,这个无限扩张的过程,遮蔽了善恶的界限.审美想象力与政治暴力的合谋,构成了对正义和*的深刻遮蔽,浪漫主义给出的并非是一个全然的礼物,“作为对一种新的审美宗教认可；作为一种本真的德国式还乡行为的源泉；作为那种将会拯救德国人于过度的拉丁风格与过度的启蒙之中的文化发展道路的典范；作为德国人因其希腊的扎根而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标记,以及作为一种新的关于德国未来的神话之基础.”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有其历史价值,然而,这个浪漫而缥缈的新神话,欲将北方阴郁的哥特风与南部明媚的海水融合起来,美则美矣,却给人一种空幻感,甚至恐怖感.
二 “河流诗”阐释的迷狂
1933年,海德格尔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并在就职演讲中大肆鼓吹“精神”( Geist)的宰力,以及他在战后对大屠杀的缄默态度,如果为了避免仅从道德层面对海氏的人品做出谴责,也不是简单地视之为政治经验的天真,受到蛊惑而短暂失足.作为“希腊一德意志”精神传统最重要的继承者和型构者,海德格尔寄希望于以个体英雄式的决断实现对此在生存的挽救和重整,我们可以通过他对荷尔德林“河流诗”阐释中暴露出的思想的内在危险中窥见端倪.这种带有浓厚生存论色彩的诗学观念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鸣,其结果不仅左右了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理性解读,最严重的后果,乃是导向了对20世纪世界政治的认知出现了彻底偏差.
从社会历史的奠基来看,人类文明最先是临水而居的.寻找河流的源头即是返回家园,德意志要回归本民族语言历史的起点,重新激活史诗和思想的开端,那时远逝的诸神将再度鸣响,进入对节庆(Fest)的时间性书写,从而为大地上的存在确立根据.河流恰好是母腹和秘密的象征,“有着纯粹起源的东西都是一个谜”,图宾根诗人的吟咏试图揭示德意志历史起源的神秘,从这神秘或神性的源头发端的莱茵河,有着孕育孩子和城镇的伟力.故乡的水有着英雄性的神圣地位,作为“万物之母,承载着深渊／隐蔽之物通常被人类提及,同是爱与苦难之母”（《日耳曼尼亚》）.然而,近代德意志饱受苦难(Leiden),作为一个文明落后的晚生资本主义国家,要完成现代化的转变,迫切需要生存空间的扩张.她的儿子选择与母亲一同受苦(Mit-leiden),“当心中的爱发出哀怨”,德意志民族发现大地被法国和俄国占据,海洋则属于英国,德意志人要寻找梦想的天空,只有返回到源初的道路——河流.回溯河流的源头,就是重回世界分配的起始,就有着彻底改变被抛窘境的可能.海德格尔甚至用Seyn替代了Sein．世界本身不再是作为存在的礼物被给予出来,而是“存有”,是存有的宰力(Walten)渗透进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Geistige Welt eines Volkes)里.在战争机器的发动下,故乡的河流被鲜血染红,的河水贯穿起整个欧洲大陆,德意志胜利的“血液”是否真的如海德格尔所想与古希腊精神相融起来.荷尔德林晚年一系列对祖国的颂诗,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狂热的对“土地与血”的蛊惑煽动中,被海氏阐释得完全走了样,迷思的暴力宰制了哲人.《莱茵河》 -诗中作为“半神”(Halbgoetter)精神的河流,“他在咆哮／抱怨大地母亲／抱怨那把他生育的响雷者”,“在枷锁中翻滚”从而陷入疯狂.处于大地母亲的制约和天神之父的不眷顾之间,无家可归的儿子在大地上浪游,从而唤醒半神内心深处“衷心的哀怨”（Des Herzens Liebe Klagt）,尴尬的生存境遇,对纯粹族性叙事的渴望,逆向激发了半神神圣的悲伤,河流要冲挣脱两岸的夹迫,于无路之中冲决出一条新路,德意志民族已经到了为自身历史性命运决断的时刻！①
德意志思想家的精神焦虑在于,德意志的身份赋予了他们最强烈的使命感,也就意味着要更为自觉地肩负起思考欧洲未来、乃至人类世界的天命,这种因袭的重担极具优越的族类意识.海德格尔质疑启蒙运动的美丽承诺,又深受浪漫主义复古情怀的影响,因而选择了以更为精致的形而上学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忧思”：一方面,在哲学中强化德语与希腊语的同一性基础,这也是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对德语与希腊语共有的“精神性”特质的发现,试图缔结两种语言的内在亲缘性,为德意志获得崭新的文化身份.海氏的“语言观”,也是受到了荷尔德林诗歌创作、翻译的启发.因此,海德格尔格外推崇荷尔德林,将其视作拯救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神圣诗人”,在诗人诗歌语言的吟咏中,可以敞开诗意的归家之路；因此,另一方面,诗人也必须离开家乡,流浪异域才能最终还乡,因而才必须借道希腊.从美学一政治学的角度对荷尔德林河流诗的解读方式,更深层次的就暗示了德意志民族要面向存在之天命而筹划,积极去“迎承神的狂暴雷霆”.所以,对于“诗意地栖居”这一主张的理解,就不能是单纯从审美意义上,类似于“桃花源”式的理解,而忽略了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栖居的大地,抑或安居的家园,乃是希腊人意义上的chthon,人类在此筑居并形成homeland（故乡）,人处于其间“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但是,海德格尔似乎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荷尔德林诗歌的具体语境中,或者可以这么说,荷尔德林仅仅是作为海德格尔理解意义上的“神圣诗人”.因为,荷尔德林的诗学观是明显承认了回归希腊的不可能性,但是,我们发现海德格尔在对诗歌《返乡——致亲人》的解读中,释放出极其需要警惕的信号,那些尚未返乡的游子,“虽然远离故乡的土地,却一直凝视着对他们闪耀不尽的故乡的明朗者,为依然隐匿起来的发现物耗尽他们的生命,并且在自我牺牲中挥霍他们的生命.”,漫长的归程充满着献祭的,生命的挥霍就是消耗和消费,以牺牲个体换来对“发现物”的供奉,这似乎也预示了海德格尔战后以沉默之姿应对焚尸炉的燔祭.
海德格尔对于自身所处时代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最高价值已经在欧洲大陆陨落,西方( Abend-land)作为傍晚之国正逐步没入黑暗之夜.对这样一个世俗化、庸众化、技术化的现时代需要新的治疗方案,但海德格尔既对美国式的政治不信任,又对苏维埃电气化持有敌意.在他看来,这两种名义上不同的政权,实质上是一路货色：无羁的技术和人类的无根(bodenlos),使得整个欧洲陷入到精神的绝境当中.为了挽救此在生存的命运,为无家可归的现代人重新设定存在的根基,海德格尔以艺术形而上学的政治化来复活希腊亡灵,漫溯河流如同浸身于大地的血液,这在纳粹宣扬的“血与土地”的理念中似乎可以开辟出一条真理的道路.当然,我们并不能将海德格尔的思想简化为一种极端的,带有生态主义倾向的哲学,从其个人思想内部演进逻辑来看,这个阶段,正是他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时候,“此时其追问的存在问题不再是基于世界,而是自然,亦即大地,尽管这个大地被历史性的命运所规定.海德格尔在此看到了其思想与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相似性.民族社会主义的‘大地和鲜血’仿佛和海德格尔的‘大地’与‘自然’同属于一个语言家族.二者在美学气质上的高度契合,乃至于反资反共的相同政治立场,一道促使海德格尔在否定技术的问题上,催化了对田园牧歌的神往.是他本人晚期的思想中,对前期自然和大地思考的接续,深化了对上帝和诸神,历史和自然的思考.“天地人神”的四维圆舞,一道打开了存在的澄明之境.显现过的亡灵,乃是古老国度的诸神,还一直等待着“女祭师”的感召和恭候；自由飞翔的雷鸟,指明了天空的道路,那是至高者给予天命的启示和礼物.
但是,在纯净的希腊天空之下,依旧难掩审美乌托邦的虚妄和暴力.如果海德格尔认为,“可以在某些他自己的概念上做出妥协,以便可以巧妙地使用这些措辞来掩盖他受情势所迫(safascination circonstancielle)而去拥抱行和权力”[1 3】,那么这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依然应当受到后世的谴责.美学乃是概念工作,但海德格尔在概念的密林里陷入了歧路,着魔于政治意识形态编织的幻象.自此可见,德意志文化的负面遗产,以及这个民族在近代史上的悲剧性出路,带给我们的反思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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