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和应对,本文是一带一路类有关论文怎么写与路人和路人文交流和困难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一带一路论文参考文献：
邢丽菊
〔提 要〕人文交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有助于推进民心相通、构建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当前“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面临沿线国家宗教文化冲突、政局不稳、域外势力干预、中国对外交流传播能力有限等一系列困难与挑战.为了顺利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国应积极倡导不同文化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互鉴；丰富促进人文交流的对话机制；探索官民并举模式,鼓励民间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不能急功近利.
〔关 键 词〕人文交流、一带一路、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6）6 期0005-13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领导集体在外交上的重大创新,它传承古代丝绸之路精神,顺应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潮流,彰显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一带一路”建设为21 世纪的人文交流提供了宽广舞台和巨大动力,人文交流则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助力.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日趋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一带一路”语境中的人文交流也被赋予更加特殊的内涵.
一、人文交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人文交流一般包含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1]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人文交流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一道构成国际关系的三大推动力.与后两者相比,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和心灵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与信任的纽带……它与其他外交手段相比更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和持久性”.[2]
十八大报告将人文交流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支柱[3] 之一,人文交流既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之义,同时也将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
（一）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大都来自一个国家、组织和个人体现出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4] 应当说,软实力不仅包括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吸引人心的能力.它主要通过制度、价值观和感召力赢得人心,通过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等相对温和的手段争取人心.人文交流按其字面意思,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交流也好,沟通也罢,都只是一种渠道,一种手段.可以说,交流本身并非软实力.但是,这种交流因其触动人们的思想,进而可能影响到政府决策,从而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国家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打动人心,才能实现其他合作领域的“感而遂通”.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言,人文沟通是“理想世界的力量”,一切真善美的实现最终都要依赖于这种力量.[1] 人文交流以民众互动、互识、互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广泛动员更多的行为主体进行面对面的、切身实地的交流与沟通,让参与民众直接感受相互间思想文化的激荡碰撞.
人文交流旨在通过沟通和交流,追求情感和文化上的理解与认同,并将此转化为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的柔性力量.要实现民心相通,就必须依托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渠道加强沟通与交流.中国所倡导的人文交流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以中美人文交流机制为例,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妇女、青年、地方交流等七大领域.[2]“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内容丰富,平台多样,形势复杂,行为主体多元.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签订了政府间人文交流协议,高层访问密切,民间交往活跃.教育交流年、文化旅游年、国际博览会、电影艺术节等各种活动精彩纷呈.这是促进人文交流互鉴、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加强软实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
互信是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牢固关系的基本条件.无论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如果不能以互信为基础,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会很脆弱,也很难长久持续下去.政治互信是国与国之间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所谓政治互信,指的是一国政府和公众对另一国的政治体制、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及政策取向相互间有基本的理解和明显的认同.“信”在中国文化价值观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 主席曾指出,信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国与国交往的前提.[2] 信任关系的建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有关行为主体在多方面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贸、安全、文化等利益诉求上难免不尽相同.如何缩小分歧而非放大矛盾,如何寻求共识而非突出差异,答案不是简单而唯一的.
政治互信的构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各领域的沟通和交流相互促进的.人文交流虽不必然导致政治互信的建立,但没有人文交流的广泛开展,要建立政治互信则无从谈起.人文交流因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对拉近不同对象间的距离、增进相互间理解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1971 年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的互动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以非凡的战略远见和高超的外交艺术,用小小银球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大球”,不仅开启了中美关系40 余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3] 尼克松总统曾说过,他从未料到美国对中国的主动外交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4] 中国政府主张“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既是中国开展对外人文交流的基本方针,也是顺应国际形势发展、增进不同文明互鉴、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关系准则.大力加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将使沿线民众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传统文化以及外交政策理念,将会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的建立.
（三）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保障
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合作是路径,共赢是目标.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世界秩序演进的重要判断.[1]“一带一路”是经济贸易和文化发展的双核战略,它主要以经贸合作为基础,以开放包容为理念,以人文交流为支撑.“一带一路”是中国率先倡议提出的,但这并非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它致力于将中国的发展融入到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的共同发展中,致力于将中国的发展战略与沿线国家现有的机制实现对接联通,致力于统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及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最终目标是与各国建立利益攸关的共同体.
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当前,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更深层次推进,贸易、投资、服务等领域的便利化、自由化进展虽不顺利,但各方仍在继续努力.推进经济生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与政治、文化、教育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近年来大力推动与一些地区和国家共建自贸区,主张与一些地区和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要深入开展经贸合作,特别是要建设利益共同体,必须要对相互间的发展需求、消费模式、经营理念及文化习惯等有深入了解.只有依托广泛的人文交流,并借此形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经贸合作才能真正成为稳定相互关系的压舱石.与此同时,人文交流本身也可以为经贸合作带来巨大的直接收益.在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过程中,文化、教育、体育和卫生等领域都是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的新型产业.“一带一路”建设对推动中国对外教育、文化、旅游及健康等产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带一路”虽然是符合沿线各国共同利益的重大倡议,但国外对其质疑之声却屡见不鲜.由于西方国家的干扰、沿线国家情况复杂,加上中国自身能力的局限,在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进程中,中国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 一）文化及宗教差异对人文交流的影响日益突出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明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明共性的国家”.[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地理、历史、民族、文化及宗教等各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带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宗教及文化上多元而丰富的特点,另一方面也使得由此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变得突出.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重大革命并没有消除人类社会在文化及宗教上的差异,相反使文化及宗教上的排斥性及对抗性在一些地区和国家表现得更为激烈.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2] 他提出的有关文明冲突的观点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虽遭到不少人批评,但也不断被证实.应当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所谓“文明冲突”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来自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及个人普遍认为,相较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及个人,基督教国家享有种族及文化上的优越性.这是引发并激化文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一直富有很大的开放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对外来宗教及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长期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上相互借鉴,在宗教方面相互影响.古丝绸之路曾经极大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交流,中国的儒道思想西渐,起源于异域的佛教、景教、摩尼教等也相继传入中国.以丝绸之路为媒介拓展开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末清初耶稣会传入中国后达到顶峰.宗教与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中外民众精神和信仰层面的沟通,为沿线丝路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任何宗教都具有两面性,任何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其中的消极因素一旦失去有效约束,就会引发冲突并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当前,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活动猖獗.某些沿线国家过于强调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对接受异质文化相当抵触,一些宗教极端势力插手其中,致使一些问题变得突出.在文明冲突已经被泛化,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大肆挑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背景下,文化及宗教方面的隔阂已经对中国开展对外人文交流形成掣肘.
（二）政治体制的不同对人文交流的干扰日益突出
不同的政治体制是国际社会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对国与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活动形成干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因此也必须依据与其国情相适应的条件来管理自己,发展自己.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一带一路”使不同政治体制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一带一路”沿线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西方政党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强势领导人掌权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更有国家权力不集中及政府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还有相当一些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政体国家.政治体制的多样性体现了沿线国家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为有关国家政治上相互借鉴、模式上取长补短提供了有利机遇.但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是,政治体制的不同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差异给开展正常有序的人文交流带来了明显干扰.
具体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文交流,这方面的干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就沿线国家而言,政治体制的差异增加了相互间理解与认同的难度.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对外来政治干涉十分敏感,它们既反对西方国家对其政治体制施加压力,也担心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对其社会造成冲击.二是政治体制的差异导致相关国家在具体的法律、制度、规则等方面缺乏较好的对接.这给人文交流增加了很大工作量,也意味着相关国家需要首先在人才培养上下很大功夫,以加强对相互国情的了解,加强对相互规章制度的理解.在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被其他国家进一步认识,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还不是很普及的情况下,中国与有关国家开展人文交流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竭力传播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地缘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西方社会各种质疑的声音屡见不鲜,有舆论批评其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冠之以中国版“新殖义”,把中国推进对外人文交流视为意识形态扩展,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干扰政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人文交流工作的顺利开展.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干扰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及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活动,这是中国推进人文交流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挑战.
（三）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人文交流的阻碍日益突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引起世人担忧.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不能保持稳定有效的增长,各种社会问题就会凸显甚至集中爆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愈加紧密,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然而,这种联系并没有消除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反而使得这种不平衡在一些地区更加突出,并因此带来许多政治及安全上的“并发症”.当今世界,中心与的国际体系结构依然存在,“西方中心主义论”依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一般通过经济优势、政治强力以及文明辐射等因素将周边或国家纳入自己主导的大格局中.[1] 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显然难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全球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现象.某些域外大国依仗经济与军事力量干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内政,阻碍它们开展正常的对外交流活动.[2]
改革开放30 余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上升.2010 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2015 年,中国的GDP 总量上升到约11 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 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多.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以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赶上美国.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与中国加强人文交流,从中国汲取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由此更好地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但也有一些国家受到部分势力炒作的“中国威胁论”的挑拨离间,担心中国借助经济优势对其施加政治影响或开展经济掠夺.不难发现,“中国威胁论”在发展中国家并非完全没有市场,一些不明真相或心怀叵测的人随之起舞.与中国的快速发展相比,“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其结果是,一些沿线国家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对与中国开展人文交流颇有忌讳；还有一些国家虽然积极性很高,但囿于人力、物力,特别是财力,对人文交流的现实需求并不迫切.以东盟国家为例,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基本分为三类：老挝、柬埔寨、泰国积极支持；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总体不排斥但颇为谨慎；越南则怀疑中国的背后意图,对有关合作顾虑重重.
（四）国际传播能力的不足对人文交流效果的制约日益突出
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文化影响力增加的重要基础,但它不会自然转化成文化影响力.正因此,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促进人文交流并借此提高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来说,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层面的传播能力建设问题.尽管这些年来我们通过不懈努力取得很大成果,但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劣势,我们的国际通用型人才仍然严重不足.二是民间机构和个人的传播能力建设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人文交流已经不是“以我为主”由内向外的单向宣传,也不是传统的政府间单方面推动.在对外人文交流中,民间组织和个人,包括学术智库、跨国企业、旅游访客甚至被派往国外工作的劳动者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近些年来,一些企业和个人在国外的不法行为或假冒伪劣产品被西方或事发国媒体炒作,并由此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国际传媒的操控问题.当前国际传媒主要掌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手中.这些国家掌控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拥有数量众多的传媒专业人才,把持了最先进的传媒技术.它们唯我独尊,习惯于把自身的价值观和喜好强加于人,热衷于在国际上搞以自身为主导的霸王条款.[1] 中国如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传播“中国好声音”,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三、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思路
近年来,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对外人文交流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有目共睹,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同样十分严峻.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应充分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积极进取,排除干扰,化解挑战,推进人文交流迈上新台阶.
（一）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倡导不同文化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互鉴.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为21 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这一理念继承发扬了中国外交的优秀传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同时也借鉴了世界一些区域和国家共同体的有益经验.这一理念的重要意义在于以共建美好世界为目标,不断增强中外人民的心灵相通,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和认同.[1] 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不能对文化价值观进行排序或差别对待；要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承认各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共通性,诚心实意地汲取沿线国家文化中的优秀内涵；要重视与沿线国家进行宗教交流与合作,充分尊重沿线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重视和加强宗教理论研究；要与沿线国家一道保护和开发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宗教文化与旅游文化合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要在亚信、上合组织等地区机制框架内,积极尝试开展宗教与文明对话,使之与政治、经济合作等议题并驾齐驱,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中国在文化与宗教方面的包容性.
（二）以加强政府层面的政策沟通为主要渠道,丰富促进人文交流的对话机制.要积极利用好现有资源平台,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战略机制的对接联通,如加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国家复兴战略、印度“东向行动”政策、欧洲“投资计划”、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蒙古“草原丝绸之路”等的对接,从国家层面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要与沿线国家共同举办“教育交流年”、“旅游交流年”、“文化交流年”等活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好软环境平台.2015 年,我国已经与印尼正式建立了副总理级别的高级人文交流机制,内容涵盖教育、科技、文化等七大领域.印尼是东盟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印尼这一机制是我国同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因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相关政府部门要与沿线国家政府对口单位就便利人员往来进行积极的政策磋商,探讨我国与沿线国家人员交往便利化的新举措,如逐步扩大对持中国护照的免签国家范围,简化中国籍劳务人员务工签证的申办手续等.
（三）以继续探索官民并举模式为重要手段,鼓励民间力量在人文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国与国的关系基础是“民心相通”,而所谓“民”就是人民,就是每个个体或是由个体组成的团体.我国在官民结合开展人文交流方面已经有了多年的摸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总体上还不是很长,我们在进一步调动民间力量方面仍然大有可为.要发挥好“民相亲”、“心相通”的桥梁作用,充分推动社会各界参与到“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事业当中；要以经贸合作为依托,发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熟知国际商务规则以及沿线国家国情,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科技含量；要下苦功树立品牌意识、环保意识以及回馈当地社会的服务意识；要加强学术往来,加大对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培养,增强智库间的互动交流；要发挥各类文化团体、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区域间、城市间人文交流,通过文化互动来消除偏见和误解；要积极发挥沿线国家华侨华人的交流使者作用.据统计,全球6000 万海外华人中约60% 居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们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情实现更好的对接.
（四）以打造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媒体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国际文化传媒产业.近年来,中国在建设有影响力的传媒平台和人员队伍方面下了许多功夫,投入了不少资金,更新了不少设备,设立了不少奖项.应该说,效果是明显的,但又是有限的.在坚持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前提下,我们要紧跟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特点,从做强涉外媒体和教育、文化产业等方面入手,加强人文交流的能力建设.要积极借鉴非英语国家媒体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打造中国面向世界的拳头媒体.在这方面,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的媒体要有意识地建立平等互鉴、包容尊重、命运共同的传播话语体系,将我国传统文化的和平诉求、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如实传达给沿线国家.这就需要打造汇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用富有亲和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的话语来讲好中国故事.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要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主导、商业运作的模式.政府要制定并完善文化创新的相关政策,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扶持,并构建多元合作渠道开放和整合文化资源.企业要借鉴国际文化产业成功的经验,努力培养国际专业化人才,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商业投资等运作,大幅提高跨国经营的法律意识、管理水平、文化素养等.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经先后有70 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参与其中,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倡议符合沿线国家的切实需要,可以与沿线国家自身的发展战略实现对接.这也表明,有关倡议顺应了全球化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发展难题、化解相互间分歧、建立彼此间信任,提供了“中国方案”.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转换的背景下,中国的这一倡议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人文交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柱,其功能就是要增信释疑,其目的就是要构建互信,其根本追求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思考人文交流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切实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之道,从而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使“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走远.
【完稿日期：2016-10-26】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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