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廉政制度建设,本文是土地革命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土地革命战争和廉政制度建设和制度建设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土地革命论文参考文献：
冯野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内为防治党员及干部腐败案件的发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以加强思想为先导,以法律为保障,以群众为基础,不断加强廉政建设,构建党内廉政制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我党在这一时期的廉政建设,不仅打击了腐败现象,更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我党此后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廉政制度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法律体系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6）05－0025－04
收稿日期：2016－07－13
作者简介：冯野（1994-）,男,北京人,硕士研究生.
公共政治生活催生了权力,而权力是腐败的温床,腐败是摧垮政权、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中外历史上对于腐败问题都极为关注.在我国,腐败一词原指腐烂,《汉书·食货志》中写道: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定溢于露和之外, 腐败不可食.”后将腐败引申为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牟取职权以外的利益,或做出某些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 在国外,腐败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启蒙运动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研究更为深入.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1］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则直接指出了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在他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滋生腐败给出了三个原因：第一,现代化过程导致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改变；第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第三,政府权威的扩大和政治体系输出加剧了腐败［3］.瑞典学者冈纳·缪尔达尔研究腐败问题的鲜明特色是引入民俗学视角分析亚洲部分国家的腐败,从民俗文化的视角来看,“在世故老练的人们中滋长的观点是,腐败像通货膨胀一样,是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附属物,这种观点的作用是传播犬儒主义,降低对行贿受贿的抵抗力”［4］.
我党历来重视对腐败问题的治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带领广大劳动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和重新分配土地等途径,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随着根据地的巩固与我党政权的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腐败的问题,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我党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腐败问题表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探索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众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辈用自己的血肉不断筑成革命的道路,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先后在15省的300多个县境内领导创建了10多个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5］但是,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根据地的建立,我党内部也滋生了腐败现象.
（一）干部选任缺乏制度性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我党建立时间不长,对革命的认识不足,缺乏政权管理经验,导致党组织内部产生了在干部任用上的错误和不足.“初期的政府委员会,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6］在1931年8月出台的《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批评“干部的提拔与引进,不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系统,从政治上斗争中工作表现上去选择,分配工作无所谓原则与标准,而是派别观念,感情关系,地方主义,往往许多来历不明的分子,可以由一个负责同志的‘保荐’甚至不经任何手续,而随便拉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7］340.党员干部是政权的中坚力量,其不仅是革命根据地政治权力的掌握者,更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联系者.在一定程度上,党员干部的提拔与任用,关系着革命根据地的命运.而由于受到外部国民党势力的干扰和我党内部的失误,导致干部选拔与引进而产生的问题,不利于革命根据地的长远发展.
（二）选举制度的缺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只是要统一国家,更多的是为了巩固现有根据地,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从而抵抗国民党的围剿.因此,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方面,保留了中国政权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党派单一性,并给予了无产阶级在选举方面的优惠. 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动者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因此,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构成方面,主要是由中国党员和少数无党派的穷苦百姓组成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样的选举制度从根本上杜绝了国家权力被国民党或者其他政党所掌握,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权力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不利于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三）结现象层出不穷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由于国民党对苏区采取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苏区内的物资极其匮乏,这就给了投机倒把的商人可乘之机,而党内有小部分人不仅不对这种现象进行严厉打击,自己反而参与其中,利用公款进行私人投资,并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了震惊全党的“于都贪腐案件”、“左祥云贪污案”、“钟铁青腐败案件”等一系列贪腐案件的发生.这些案件有着共通的特点,就是结,以公共财产谋求个人利益.例如“于都贪腐案件”中“‘县苏’主席熊仙璧拿公款做生意.自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后,他为了增加资本卖盐,便以主席的资格在财政部强拿公款50元,交给他的弟弟贩卖盐”［8］.而在“钟铁青腐败案”中,“钟铁青是苏区江西省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伙同县委书记钟圣谅以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工作人员钟学祥,与桥头乡不法富农朱伟奎勾结,将缴获的私自倒卖,私吞赃款”［9］.这类腐败案件除了给苏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之外,党的群众基础也受到破坏.
二、对廉政制度建设的探索
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防治腐败问题,保证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顺利展开,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从党内下手,狠抓廉政制度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并完善了巡视制度、群众检举制度,严格惩处贪腐行为.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的思想,构建法律体系,密切联系群众.以加强思想为先导,以法律为保障,以群众为基础,不断加强廉政建设,落实构建党内廉政制度的探索.
（一）建立巡视制度和群众检举制度
大革命失败之后,我党为加强党组织建设,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7］472.在1931年5月,为了巩固巡视制度,落实巡视员的具体工作,出台了《巡视条例》,提出了“巡视员是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7］226,巡视员应当“严格地检查各地党部的领导成分与领导方式”［7］221-222,使得巡视制度得到落实.同时,为了进一步优化党内干部的任用与提拔,1931年8月27日《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强调“及各级巡视员,应该把干部问题看成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巡视制度,应该是发现下层干部,提拔下层干部的最好方式之一”［7］346.在这一时期,随着巡视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革命根据地内的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为了更好为党的巡视员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我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在败工作中的重要性,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为了巩固工农,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在革命根据地广大劳动群众的帮助下,党的败工作不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还取得了重大成效,“仅江西乐安县增田、善和两区、乡,便查处72人；万安县、区各机关共查处60人；石城县查处49人；永丰县查处43人”［10］,严重打击了革命根据地内的腐败风气.
（二）严惩贪腐人员
我党一直重视防治贪污腐败问题,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初,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我党的财政状况不甚乐观.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我党由于缺乏治理经验,滋生了腐败的现象.为此,我党坚持对贪污腐败人员进行严厉惩处的政策,并对惩处政策进行了明确的规范.1933年12月15日,、项英等同志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六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明确规定了贪污的数额相对的惩罚.“一、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之：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二、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除第一条各项规定的处罚外,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11］我党要求“必须广大的开展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个别贪污腐化浪费公款及官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12］40.党对腐败问题的严格惩处,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腐败现象,为党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强制性的保障.
（三） 完善思想建设与法律建设
我党一直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深刻认识到“开展红军系统中的思想斗争,反对贪污腐化与官僚主义,洗刷隐藏着的破坏红军的阶级敌人与开小差分子,提拨政治坚定与工作积极的新的干部”［12］74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因此,我党从制度上构建廉政框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自身情况,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营造党内廉洁氛围.
同时,我党认识到革命根据地内的秩序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来维护,因此,提出“必须清楚的了解苏维埃革命秩序的任何微小的混乱,苏维埃法律任何微小的破坏,以及稍不注意,便立刻会强固资本家的地位与影响,削弱工农民众的力量”［12］77.为此,我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一方面划分各个机关的职权,明确每个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另一方面,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触犯法律所带来的后果.我党依靠法律来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惩治贪腐人员有了具体依据,这就使得革命根据地的廉政氛围更加浓厚.
三、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廉政建设的思考
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廉政建设一方面有力的打击了贪腐势力,稳固了政权；另一方面,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与当时的国民党的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举措深得民心,为今后取得革命胜利果实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对当今的廉政建设深有影响.
（一）加强思想指导是扼制腐败的前提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思想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前提,1927年,同志提出了“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党指挥”的重要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根据地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一些干部抵挡不住物质诱惑,逐渐滋生了腐败的苗头.为此,我党一方面加紧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一方面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宣传中国的纪律.1928年,同志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部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之后我党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党的思想指导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无产阶级党员有着指导性作用,让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巩固共产主义理想,以身作则,更好的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
（二）健全廉政制度是维护革命果实的保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为整治革命根据地的腐败行为,探索出了一系列诸如：巡视制度、检举制度等廉政制度.目的在于将党内监督、党外监督规范化,并将两者相结合,更好的规范党员干部的权责,让党员干部在使用公权力时不仅接受上级领导和指示,更是在使用公权力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党的内部和广大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监督,从而有效防治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在我党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我党的政权稳定性与革命根据地的命运息息相关.建立健全廉政制度,是我党不断完善自我、探索革命道路的需要,更是维护革命根据地内部稳定性的必然要求.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健全的廉政制度,是我党治理政权的伟大进步.廉政制度实施以后,革命根据地内部掀起了一股反贪污的浪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三）鼓励动员群众监督是的重要手段
我党自建党之初,就一直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建立健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制度时,我党积极鼓励革命根据地群众监督、检举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这一举措得到了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积极响应.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权已经腐朽不堪,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未能得到有效的回应.革命根据地的氛围与国民党统治区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使得革命根据地内的群众踊跃支持中国的领导,支持革命政权.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革命政权未出现因人民群众不满而造成的混乱.相反,我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因密切联系群众,鼓励群众勇于检举腐败现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下,政权日趋稳定.为此后我党夺取革命胜利果实打下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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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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