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导为什么不可取代？中国道路和中国的内在关联,本文是道路类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中国*和内在关联和取代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道路论文参考文献：
马拥军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的领导下取得的.但当前一种颇具蛊惑性的质疑是：中国的威望并没有随着中国道路的成就而成正比提升,反而有所削弱,这是否说明如果由其他政治力量领导,中国道路的成就会更大？这一提法的迷惑性在于：它不是立足于周密的科学研究,而是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制造似是而非的模糊思维,将推论建立在“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之上.一旦我们从中国近现代史出发考察了中国道路与中国的内在关联,就会理解为何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为何只有中国才能够领导中国.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威望“削弱”的事实,除了分析原因纠正失误外,更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把党建设成为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
关键词：中国；中国道路；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B03,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4-0072-14
收稿日期：2016-02-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需要结构的生产与经济空间的扩张研究”（14BZX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拥军（1967－ ）,男,山东临朐人,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道路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走出来的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道路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夹杂着一些批评的声音.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所谓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些缺乏权力监督造成的擅权腐败现象更是降低了党的威望.原来人们只是在肚子里嘀咕,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这些声音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大.有些人受到西方思潮影响,追问说：任何错误都只能依靠其他政党来纠正,只要是执政,它的错误就不可能“彻底清算”,这难道不是说明,如果不是由领导、而是由其他政治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复兴会更快更顺利吗？
这种追问貌似有理,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典型的“不当假设”加“不当抽象”的例子.它不是立足于周密的科学研究,而是诉诸人们的不满情绪,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思维.
不当假设表现为,虽然根据假设的前提能够推出结论,但在前提为假或无法证实其真假时,却有意无意地引导 读者或听众把前提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从而据以断言结论的真实性.不当抽象表现为,虽然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原因会导致特定的结果,但在无法断定条件是否成立时,却有意无意地引导 读者或听众抽象掉其他条件,只关注自己给定的特定条件,以便得出特定的结论.无论是假设,还是抽象,本来都是为了得到可靠的结论,但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却不是为了得到可靠的结论,而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论.用黑格尔的术语说,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不是为了得到“客观思想”,而是为了得到“主观思想”.一旦与自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主观思想就会在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最终形成牢不可破的偏见.事实上,这种把培根所说的“洞穴假相”当作唯一的绝对真理的做法,正是当今时代舆论分裂的最主要原因.
现在就让我们运用逻辑工具,逐一分析上述问题.
一、中国道路与中国的内在关联：
近代史的考察
中国道路的成就是世人所无法否认的.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一成就是在中国的领导下取得的.因此,中国道路与中国的关联自然也就无法否认.至于这种关联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提问题的人其实并不当真,因为如果关联确实是“内在”的,那么,论证中国的领导可以被取代,就需要给出更多的论证,而不是单纯根据威望的“日益削弱”这一事实.更何况,执政党的威望高低主要来自群众的感觉,而感觉是靠不住的.应当帮助群众认识到历史的真相,而不是诱导他们诉诸一时的感觉.
中国道路,从狭义上说,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意义上的中国道路显然离不开中国的领导.但反对的人们会认为这是循环论证：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中国,你把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成一个东西,用它来论证中国的领导,实际上是在前提中默默地包含了结论.
因此,当这些人谈到中国道路的时候,经常是在其广义上,即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或中国由“天下史”走向“世界史”的道路.所谓“如果不是中国来领导,而是由其他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中国的民族复兴会更快更顺利”,正是基于这样的含义.其默认的前提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一定需要中国的领导,因为有中国的领导,固然取得了成功；如果没有,说不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考察一下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是典型的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因为历史不是没给“其他政治力量”机会,而是“其他政治力量”都没有抓住这些机会.准确地说,是这些力量缺乏历史所要求的主体素质,因而无论它们怎么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
1. “西化”为何无助于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近代史是从战争开始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战争,没有中西文明的冲突,可能直到今天中国还处于“天下史”的时代.
“天下史”有它自己的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我们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天下史”意义上的近代——相反,它是“天下史”的终结,是中国融入“世界史”的开端.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把全球作为自己活动范围的世界史,是资产阶级开创的.在资产阶级之前,全球实际上有好几个平行的小“世界”,比如中华文化圈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中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西洋文化圈是一个独立的世界,1840年时英国是它的中心；在历史上印度、巴比伦也曾构成自己的文化圈,等等.但到西方资产阶级崛起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全球扩张,从而第一次打破了各个文明分散孤立的状态,在人类世界上开辟了一个经济全球化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历史”时代.我们说1840年之后中国进入近代史,就是在由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历史”这个意义上谈的.
战争之后,中国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天圆地方的世界中,不是生活在“天下”,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弱肉强食的资产阶级时代.这个世界的之国并不是“天朝”核心的中国,而是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英国强就强在它有一个不仅能够战胜封建制度,而且能够战胜专制国王,并带领整个国家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资产阶级,而中国弱就弱在缺少一个这样的统治阶级.难怪人们认为,中国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历史一开始并没有把中国推上舞台.正像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一样,当时中国不仅没有诞生,甚至连诞生中国的条件都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只能是“其他政治力量”.
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争和侵略,逼迫中华民族承认自己的失败.从那时起,中国的进步分子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候,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求进步的中国人一概求贤若渴.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的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努力学习西方,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可惜的是,“西化”的道路走不通.
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代表的是西方宗教的中国化,洋务运动代表的西方经济的中国化,那么,戊戌变法代表的就是西方政治的中国化,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的就是西方世界观的中国化.然而,所有这些运动都失败了.不过,它们虽然不足以建立一个新世界,却足以破坏一个旧世界.在这些运动的基础上,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帮助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反而使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状态.中国由一块群强环伺的“弱肉”变成了一块内部争纷不断的“烂肉”.
2. 资产阶级为何无缘成为中国政治的领导力量？
在中国成立以前,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都曾经登台表演.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但是它们被取代,也像清王朝被淘汰一样,并不仅是由于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身原因.
世界近代史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国需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对抗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政权.按照常理,资产阶级当然是最为合适的领导力量.问题是,第一,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第二,用资产阶级思想作为指导无法把中华民族凝聚起来.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第一,“资产阶级”的本义是拥有“资产”的阶级.所谓资产,又称资本,即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资产阶级意味着用钱赚钱的人.中国古代有工商业者,但没有资产阶级,原因很简单：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者没有“资本积累”即连续不断地用钱赚钱的观念,而是钱赚到一定程度就中止,把注意力转向通过其他手段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上去.工商业者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有钱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只有通过买地变为地主,然后供孩子读书考取功名,才能把自己的身份逐步提高,进而“光宗耀祖”.在“重农抑商”的条件下,资本的无限积累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第二,在西方,随着资产者成长为资产阶级,以及这个阶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逐步形成了“用钱量度一切”和“金钱万能”的观念,资产阶级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领导国家.中国虽然在战争后出现了资产者,但非常弱小,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在中国社会中基本没有号召力,不可能像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先推翻封建主、后推翻国王那样,确立自己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指导思想无法把中华民族凝聚起来.面对如狼似虎的国际资产阶级,中华民族只有凝成一股绳才有力量,但是资产阶级的核心却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只能是一种使中国陷于瘫痪的力量,而不是凝聚的力量.它能使中国变成一盘散沙,却不能使它重新凝聚起来.作为后发展国家,历史没有留给中国足够的时间,让资产者慢慢形成阶级意识,凝聚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然后把国家变成它的私有物,以便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它免于受到伤害.比较起来,日本之所以近代化成功,是由于它能够用“天皇”这一符号,通过“尊王攘夷”这一传统口号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它不必通过资产阶级,也能够实现民族崛起.
从1840年到1921年的这80年间,正是由于中国需要资产阶级作为领头羊却形成不了这种领头羊,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才走得跌跌撞撞.但是一经产生了中国,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中国就把一块军阀割据的“烂肉”变成了万众一心的钢铁长城.
3. “告别革命论”错在哪里？
“告别革命论”者的假设和推论是：由于清末统治者已经在进行改革,准备走向立宪,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就有可能走向英国式的立宪政治.在这种基础上,今天的中国可能早已经实现民族复兴了.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
首先,说它是不当假设,是因为“没有辛亥革命”这一条假设本身是不成立的.一个巴掌拍不响,革命来自革命者和革命对象（统治者）双方,而不是单由革命者决定.因为革命成功与否并不单纯取决于革命者或统治者,而是取决于人民群众愿意跟谁走.如果群众愿意跟统治者走,那么无论革命者怎么煽动,都是没有用的；相反,如果统治者让人民群众活不下去,那么,即使没有革命者或原来的革命者被消灭,新的革命者也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带领群众推翻统治者.辛亥革命并不是由革命党人如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发生时孙中山甚至不在国内）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被清王朝逼出来的.准备立宪的清王朝和逼出辛亥革命的清王朝是同一个清王朝.既然如此,那么,准备立宪的清王朝就必然遭遇它自己制造出的辛亥革命,怎么能假定辛亥革命不发生呢？
其次,说它是不当抽象,是因为它把准备立宪的清王朝之前的历史抽象掉了.如果早在戊戌变法时,清王朝就决定立宪,就根本不可能有辛亥革命,因为戊戌变法本身是一场英国式的革命,正是它的失败,才逼出了辛亥革命这场某些人眼里的法国式革命.在戊戌变法遇到镇压之后,大概只有“告别革命论”者才会天真地相信,清王朝会真诚地搞君主立宪制.同样,如果洋务运动成功,人们就会认为不需要改变政治制度,也就不会有戊戌变法.更不用说,如果清王朝足够英明,连太平天国运动都不会发生,就更不可能有以后的这些运动了.但是,所有这些假设都不成立,因而所有导致辛亥革命的这些事件都不能被抽象掉.
对从军阀割据到中国成立的这段历史,同样存在着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只要我们抛弃这些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就可以看到,这段历史无非是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没有现成的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人民必须自己制造出这一力量.
4. 中国为何能够领导中国？
从国内外种种复杂局势的酝酿中,产生了中国这一唯一能够领导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政治力量.
中国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思想特点恰恰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主义.按照《宣言》的说法,“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1]（P44） 它的使命是把分散孤立的无产者凝聚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列宁主义的政党在组织上体现了这一凝聚力,它的“集中制”不仅适用于无产阶级,而且适用于整个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全体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适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使它在面临如狼似虎的国际资产阶级时,能够重新把已经成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变回一头雄狮.
其次,中国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中国头28年的历史中,大约有17年时间,即1921年中国成立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① 中国一直在摸索中前进.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国最终确立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快车道.
从战略上说,中国充分认识到,虽然中华民族置身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跳过的阶段.只是资产阶级领导不了这个阶段,中国才不得不担负起领导使命.因此,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有一个无产阶级（通过中国）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即新主义阶段.此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一“两步走”的革命战略,为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指明了方向.
从策略上说,中国形成了新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表现的就是中国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先锋队的一面.统一战线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非劳动人民之所以被包括进统一战线,恰恰是由新主义阶段的任务所决定的.革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辅之以其他形式.无论是统一战线,还是武装斗争,都离不开中国的领导.“党的领导”的前提是中国必须保持它的先锋队本色,不会堕落为个人主义政党.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国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中国正是遵循的建党学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有纪律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表明中国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那么,朝鲜战争就让中华民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中国人民终于争得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民族复兴”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二、中国威望“削弱”的原因分析
澄清了上述不当假设、不当抽象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探讨：中国的威望为什么会下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令人失望的威望下降,如果人们认为在中国领导下取得的已经是最理想的效果,似乎就不会有人提出寻找替代力量的问题.
就民族复兴意义上的“中国道路”来说,至少在它的前半段即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或新主义道路阶段,中国的威望并非“削弱”,而是日益提高.“削弱”的说法并不适合于整个民族复兴的道路,而只是适合、或者说恰恰适合狭义的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威望有所下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它犯了错误,二是由于它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让我们分别检查一下这两个方面.
1. 1949年到1978年：“社会主要矛盾”认定方面的错误
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犯错误,中国也不例外.但一般认为,到1956年底为止,中国并没有犯下让其威望“削弱”的错误.它的威望的削弱,实际上是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的.
1957年4月27日,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用整风的办法来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是中国的一个创造.这是由于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开门整风,就其被当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当时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定包括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来说,也是一个创造.然而,由于对反对力量估计不足,当在整风运动中有一些分子乘机跳出来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时,党未能掌握反右的界限.当时,有极少数人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意图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这迫使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因此对于分子,必须坚决反击.关键是掌握反击的度.按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思想上的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即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对于政治上的问题要从政治上解决,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由于整风运动采取了开门整风的形式,反右斗争也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反右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分子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损失.反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一旦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认定为敌我矛盾,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就很难避免了.“大跃进”的错误是党在建国后积小错为大错的结果.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革命的遗留任务和进行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斗争.至于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估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年或20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1952年9月24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下子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时间提前了10到15年.即使按照这个设想,中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最早也要到1962年以后,但实际上到1956年底就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由于进展急促,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有急于求成的缺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本来是应当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却把他们与资本家一起带进了合营企业；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同时,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上和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上也有局限性.这些缺点和偏差如果得到正确的认识,本来是可以逐渐纠正的.但在胜利面前,以及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导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终于导致了“大跃进”这种严重的经济错误,使中国进入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和也曾做过一些纠正具体错误的努力,但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根本性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不断深化.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1963年至1965年间,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应当说,他考虑的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原来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时候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上升为敌我矛盾.由此,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都有*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曾被概括为“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通过“文化大革命”,实现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观愿望,但却没有找到一条“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的正确途径.相反,它不仅背离了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八大确定的中心,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的潜力受到严重制约,大大降低了赶超发达国家的速度,而且导致严重的内乱.如果不是由于本人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一场内乱完全有可能葬送党和国家的前途.
这些错误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从经济上看,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违背经济规律,本来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以较快的平均增长速度实现赶超,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导致求快反慢,经济增长速度波动较大,甚至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时期.后来又长期陷于内乱中,没有集中精力搞建设,因而虽然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与同类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比较快,但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错过了发展的宝贵机遇.其次,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于中国所犯的错误,尤其是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官员、党的部分领导干部,甚至部分工人和农民,利益都曾受到过损害,或者至少是受到委屈.“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正是这样一种改正错误的反向运动,但是造成的感情伤害难以补偿,尤其是内乱中造成的对立各派未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为后来的舆论对立埋下了隐患.党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人民利益的损害,都降低了党的威望.
但是在1949-1978年期间,由中国的威望降低并不能得出被推翻的结论.相反,一来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集体领导遭到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群众感到需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二来由于中国是由缔造的,而的威望并没有被完全破坏,在内乱时期仍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面,使得恢复党的集体领导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秩序重建的关键.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应当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改善而不是推翻党的领导.
2. 1978年至今：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
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重大历史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主持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科学地评价了和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把的错误与思想分开,指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概括,强调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个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它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基本结论,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极少数人利用中国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思想、中国的领导、人民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予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导致迷失政治方向,破坏安定团结,妨碍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坚持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的讲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原则性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当时的考虑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然而,究竟有哪些“阴暗面”,如何采取“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在“宜粗不宜细”“不争论”的框架下,这些问题都缺乏研究；同样,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做得较好,“两个基本点”却过于抽象,尤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个基本点,未能落到实处.这些问题的解决本来可以在吸收新中国建立后30年的经验教训中加以展开,但由于当时中国集中精力于搞经济建设,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党自身的建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意识到这个问题,曾经反复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P314）“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2]（P379） “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P313）但实际上,直到十八大之前,这个问题不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上到政治局常委,下到基层官员,出现了一些*污吏,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这是使党的威望“削弱”的主要原因.
腐败现象还只是党的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更为严重的是党的灵魂受到挑战.在新时期,中国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理念.所谓“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曾经提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中国之所以获得崇高的威望,就是由于在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2]（P190） 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理想信念教育并没有跟上.虽然从十二大开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从这次代表大会起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提出了一些党的建设方面的措施,但措施不力,办法不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结果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得到了落实,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也得到了落实,而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却受到削弱,导致理想信念越来越薄弱,甚至有不少党员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
认真检讨改革开放30年党所犯的失误,可以看到它与建国后30年相比恰是另外一个极端.建国后30年的教训主要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搞思想斗争,而改革开放以来却是对思想斗争重视不够,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上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造成了政治思想战线的软弱混乱.主要原因是理论创新没有跟上,导致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脱节,从而使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发展.例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却没有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对这一措施进行辩证分析,从而让人们忽略了其负面作用,误以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创新落后于实践创新,造成了普遍的思想混乱.一旦党员失去理想信念,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就会愈演愈烈,从而导致党的威望“削弱”.一些群众误把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当成了执政党的“虚伪”和“愚民”.
与建国后头30年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是一个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的时期.随着农村税费的免除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甚至农村和城市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恰恰是这一时期,党的威望下降最为严重.这说明,党的威望主要不是与群众的利益挂钩,而是与群众的主观感觉挂钩.用当时的一种典型的说法,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群众过上了好日子,但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中间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于党的建设不够成功,让群众不够满意.尽管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出党建问题,甚至明确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由于理想信念问题没有解决,一些党组织已经脱离了群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现象.相比之下,这些现象无论在新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建国后头30年,都没有这样严重.
直到十八大以来,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从群众路线教育到败再到理想信念教育,我们可以看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提出的从治标到治本的“全面从严治党”路线图.它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得到了基层群众的高度拥护.
三、从威望“削弱”能否得出“其他政治
力量”的主张？
从基层民众的反映看,广大人民群众对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是一致拥护的.随着农村税费的免除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正在不断改善；随着重拳的高压态势的形成,他们所不满意的那部分群体正感受到危机.在广大群众看来,败需要的恰恰是中国的这种集中统一的领导.那么,究竟是哪一部分人在主张“其他政治力量”呢？
1. 哪些人主张“其他政治力量”？
当前中国社会中,某些人陷入了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误以为能找到一种比中国更有能力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力量.他们已经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特殊的利益群体.由于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而党的威望在他们心目中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主张用其他政治力量代替中国领导的,正是这一群体.
某一著名人物的一句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这里的“小民”显然不是最底层的群众,而是那一部分掌握了经济权力而没有掌握政治权力的所谓社会精英人士.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没有关系,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只有个体原则才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只有他们本阶层自身的利益和感受才是重要的；对他们而言,不存在集体,集体只是建构出来保护个人利益的.这一部分人希望建立一种能使他们顺利掌握政治权力的制度,以获取保护他们私有利益不受侵犯的“尊严”.
相反,底层的群众关心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因为他们知道,作为个体,他们的权利靠不住,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大资本集团、与既得利益群体作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他们来说,谈论替代中国的“其他政治力量”是幼稚的.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政党,保护自己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除了中国,他们找不出第二种这种力量.
那些主张“其他政治力量”的人士把群众的这种期待看成是“”制度的土壤.在他们看来,只有制、三权分立和西方的议会制,才能避免“”.至于实行了这种制度的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普京这种在他们眼里同样是的力量,他们并不关心.他们把俄罗斯视为次等的,认为次等的也比不要好.在他们看来,即使为了这种次等的,俄罗斯付出那样巨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他们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表面看来,俄罗斯的中上层并没有付出代价,他们享有比原来更好的生活.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了,但群众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俄罗斯群众自己不珍惜这种权利,只是说明群众的感觉靠不住.
大致看来,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那部分陷入自由主义乌托邦幻想的人士外,反对中国领导的,还有一部分企业主、一部分腐败官员和一部分利益与官、商捆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受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影响,一些企业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随着败斗争的深入,那些“带病”官员人人自危,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与此同时,那些利益与腐败官、商捆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前掌握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习惯于替权势阶层说话,现在行将被剥夺话语权,虽然物质利益不一定受损,但精神上感到受压制.这三部分人都对中国放弃执政而由其他政治力量掌权存有幻想.
2. 从威望“削弱”能否得出“其他政治力量”的主张？
既然已经澄清了当今中国主张“其他政治力量”的社会人群,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由中国的威望“削弱”能否遽然得出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替代中国的领导这一结论？
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
一种典型的做法是：不是拿中国与某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政党比较,而是拿她与一个理想中的“其他政治力量”比较：假设由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理想政治力量执政,中国会不会取得更好的成就.这种思考方式的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假设除了表达个人的不满（认为不够理想）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种典型的做法是：假定中国愿意放弃她的先锋队地位,在1949年建国时直接建立西方式的制度,又会怎样呢？只有一种结局：中国重新陷入四分五裂.西方式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在一个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先进地位因而不受外在威胁的国家里,这种制度虽然没有效率,但正如丘吉尔说的那样,至少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但在一个外敌虎视眈眈的环境中,一个弱小的国家如果建立西方式的,只能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已经为中华民国建立时孙中山主动让出政权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由于制不是面对外敌时凝聚人心的体制,而是一种没有外在威胁的情况下分散权力的体制,因此它的后果并不仅仅是没有效率,而是使中国的各种力量搞“窝里斗”,因而永远发展不起来,永远被动挨打.
除了上述两种不当假设,还有人从其他假设出发讨论这一问题：第一,由当时国内的某一个党派代替的领导；第二,由和其他党派“轮流坐庄”.前一假设根本不能成立.在经历了新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建设时期后,中国受到全体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主动放弃政权,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获得人民的足够信任.因此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后一假设表面上可以成立,因为如果中国心向,以它的威望,完全可以提出一个西方式的方案.但这显然又是一厢情愿.中国是一个先锋队党,它既然不能放弃自己的先锋队地位,又怎么可能不做领导党呢？对于中国来说,唯一可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只要存在敌人,就不可能不要“”.只存在于人民内部,而人民内部实行的是集中制.
四、结论：中国依然不可替代
讨论这一问题不能诉诸感觉,需要理性的精确分析.首先找到衡量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所必须达到的标准,然后用这种标准衡量：凡能达到标准的政治力量,就能代替中国肩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凡达不到的,就不具备可替代性.这样的讨论才能摆脱模糊思维.
1. 什么样的政治力量能替代中国？
能担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力量必须符合以下三个要求：第一,能够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为此,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先锋队；第二,它必须懂经济,能够在整个民族的经济发展中尽量不犯或少犯错误,至少是迈小步,不停步,不能走大的弯路或出现大的倒退；第三,它必须能代表最底层的利益,能够使多数群众在发展中受益,而不是仅让一部分人受益.
现在就让我们分别按照这三个要求,考察是否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的领导.
第一,这种政治力量必须是整个民族的先锋队,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同时又没有不同于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自身利益.只有符合这一要求,这种政治力量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之所以优先发展起来,是由于它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原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复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整个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相反,德国、日本、俄国等国家之所以后发展起来,是由于缺乏强大的资产阶级.但德国、日本、俄国都有领导民族复兴的力量,即能够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的皇权,因而其国内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让自己的阶级利益服从和服务于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正如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由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样,后发展中国家包括美国（汉密尔顿）和德国（李斯特和俾斯麦）,无一例外在发展之初对本国民族工业实行了保护主义制度.
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唯一代替清王朝的力量,能够凝聚起中华民族,正由于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同时,她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历史理论,因而能够让她既看到自身的短处和长处,又看到资本主义的短处和长处,并站在高于资本主义的立场上,领导中华民族扬长避短；既发挥自身优势又避免自身劣势,既学习西方长处又能避免西方短处.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理论,使中国能够看到中华民族的远期利益,不为眼前利益蒙蔽双眼,因而能为中华民族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的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做到这一条,因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代替中国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其自身来说,并非不想担任领导力量,但由于它的利益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不一致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它的后一面愈益凸显,因此难以赢得全国人民的追随,迫使它不得不服从中国的领导.
第二,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政治力量必须懂经济,能够在整个民族的经济发展中尽量不犯或少犯错误,至少不能走大的弯路或出现大的倒退.
这一点中国在执政的前30年做得不够理想,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正是它威望削弱的原因之一.如果中国能够正确认识经济规律,就不会错失从1957年到1977年这20年的发展机遇.但即使如此,中国的发展速度仍然不算慢.由于中国强大的凝聚力量,功过相抵,中国经济仍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8%,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2%.在这期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按照不变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尽管这个数字还很低,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仍是很明显的.
因此,我们说“错失发展机遇”,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发展或者发展速度比相同或相近条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慢,而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从而使发展潜力大打折扣.尤其是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抓住了发展机遇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本应以比它们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但由于经济方面的错误未能做到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中国吸取了这之前20多年的经验教训,从而做到了较少的经济波动和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甚至与历史上最快国家的最快时期即日本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相比,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速度也仍然是最高的.
即使到现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期相比,速度仍然是惊人的.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产能过剩的时期,经济都曾陷入负增长,而中国只不过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而已.相比之下,苏联东欧等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经济发展无一例外受到重创,有的连续多年出现负增长.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汲取其中的教训.在中国的长期领导下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从而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取消中国的领导、强行打断发展,这已经被证明是所有国家中最好的经济发展政策.
第三,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政治力量必须能代表最底层的利益,能够使多数群众在发展中受益,而不是仅让一部分人受益.
中国尽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仍然需要经过市场经济这一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发展阶段.由此决定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和鼓励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但允许和鼓励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让少数人独享整个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华民族复兴的指标,除了国家的整体指标、宏观指标外,提高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就成为关键.只有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才能够掌握这一关键,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做不到这一点.
2. 中国是如何保障多数群众的利益的？
照顾底层利益不仅是一个关于“公平”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于“效率”的宏观经济学问题.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提高底层收益,促进公平,会带来社会总有效需求的提高,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突破由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增长天花板.无论是罗斯福新政后美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二战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发展,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激进化或“社会主义化”的积极成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到达其极限,进入滞胀状态.此后资本主义只有两个前途：要么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么在新的经济天花板下运行.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尤其是苏东剧变后,有人认为,苏联东欧政权的垮台说明,社会主义同样必须容纳资本主义因素,包括它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有人甚至认为,苏联东欧走了容纳资本主义政治的道路,中国走了容纳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容纳资本主义政治,肯定发展得更快.对这一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容纳资本主义因素,不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而且要推翻中国的领导.这两点都会导致中国的大倒退.[3]①
这里需要对后一点即“不能推翻中国的领导”进一步作出论证.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建立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弱肉强食环境中,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容纳社会主义因素是它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而采纳市场经济的形式,但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等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了问题再来采取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种非得照猫画虎,把人家的错误重犯一遍的做法是愚蠢的.即便仅仅是为了能够一开始就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经济波动,中国也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而这一点,恰恰都离不开中国的领导.
在实践方面,中国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把社会底层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其他任何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相反,只会像俄罗斯“休克疗法”那样使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那么,中国是如何保证底层利益,从而使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的呢？
首先,中国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坚持了土地公有制,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底层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是一个让农民失去土地,从而成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时期.这就是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但中国农村保持了土地公有制,从而使农民工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这一方面抬高了农民工工资,使它高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从而比资本主义早期创造了更高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在农民工失去工作时不致失去生活来源,避免了经济波动.
其次,中国没有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逐渐放弃保护,让它们到市场上接受竞争,从而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持了国家的财政能力,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免除农村税费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正是由于这一点,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的中译本序中才赞扬了中国.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通过提高税收筹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这使得福利国家越来越困难；中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从而保证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来源,避免了这一困难.反过头来,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大又能够使市场进一步扩张,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总之,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还是从保障整个社会特别是底层群众利益来说,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代替中国的领导.
3. “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未来
有的人可能会说,过去不能证明未来.我们承认没有就没有新中国,也承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没走通不意味着未来也走不通,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代替中国的领导并不意味着永远产生不了这种政治力量.说不定中国将来走资本主义道路会更有前途,说不定换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中国可以让中华民族走向更大的辉煌.这又是“不当假设”和“不当抽象”.在社会科学中,假设和抽象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在意淫中得到满足.“说不定”的事就没有必要谈了.
未来中国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关键是看资本主义道路对于中国和世界有没有好处；未来能否有其他政治力量取代中国的领导,关键是看未来是否有政治力量能符合作为中国领导力量的特定要求.
首先,要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只能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和世界没有好处.
当前中国正进入经济新常态.这样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经历过,并且至今没有解决.中国的经济虽然仍然在增长,但不可能再保持原来的高速度.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无法解决经济停止增长的难题,是由于它的GDP以利润至上主义为基础.只要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们就会认识到,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平均利润率下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率的提高而是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无论是GDP增长的放缓,还是利润率的降低,都只是表明物质需要、私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因为能够用GDP和利润率衡量的只是物质产品、私人品,而不是精神产品、公共品.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后工业社会,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经济,等等,都是这种趋势的外在表现,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利润至上主义因而看不到这点而已.相反,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且意味着在“文化需要”名下的各种各样非物质需要特别是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这就为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动力.
利润率的不断降低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走向过时,这是因为利润率是资本短缺或过剩的指标,它的下降表明一个资本过剩时代的到来.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就进入绝对过剩状态,不能再由私人占有,而必须由社会公共占有,否则会导致生产的停滞和社会的崩溃.那时候,资产阶级与人类就由利益一致状态走向利益对立状态.迈向共产主义,客观上要求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即执政.
其次,能够取代中国的领导的,只能是一个比目前的中国更加优秀的政党.只有未来的中国,即经过全面整顿的中国,才能具备这一资格.
一个比中国能力更差、威望更低的党显然没有资格充当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因此,不可能在已经被淘汰的政党中寻找替代性政党,只能到未来产生的政党中去寻求.就目前来说,希望最大的替代力量是中国自身,即通过整党全面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使自己更加适合中华民族复兴使命的中国.就此而言,“四个全面”中的“全面从严治党”,恰恰适应这一要求.
对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人们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看,这一战略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关键.其中的“从严治党”更是恢复党的光荣传统,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根本保证.尤其是思想建党原则的恢复,将使中国由一个“经济中心”乃至GDP至上的党恢复为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党.
“全面从严治党”对中国党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作为先锋队队员的素质要求问题.每一个员都必须按照这种要求实现自我改造,力争先“全面发展”起来、先“自由发展”起来,从而成为全体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表率.这意味着,每个党员都必须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站到历史发展的潮头,使自身利益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一致起来,为实现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的民族复兴理想,为全人类每个成员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马拥军.对“经右政左”的辨驳——兼议经济与政治背离的危险[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3）.
[责任编辑 沈斐]
本文点评：上述文章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中国*和内在关联和取代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道路本科毕业论文道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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