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策略艺术四题,本文是关于*方面论文范文素材和*和策略艺术和*有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反腐论文参考文献：
王传利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一代伟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斗争,留给当今中国的建设以深刻启迪.能够在腐败出现苗头时,见微知著,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严格防范并打击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对党员干部的袭击；运动中注意策略,维护了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富有创造性地将参加体力劳动当作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有效途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加运动,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学习领导的策略艺术,对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从严治党大有助益.
关键词：共产主义信仰；调查；困惑；正确认识；践行
毫无疑问,是古往今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为数不多的伟人之一.他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傲视秦皇汉武的业绩,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又缔造了一个新时代,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后,他直面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的历史课题,坚持不懈地,不倦地探索永葆清明清廉的政治本色、巩固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有效途径.在离开我们整整40年的日子里,重温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从严治党大有助益.为当今中国的建设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策略资源,限于篇幅,仅择四点介绍之.
见微知著,内外兼修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具有见微知著、富有预见性的高超领导艺术,能够预先看到事物的前途趋势,就是说在某种现象刚露出一点苗头的时候,还是少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得见,就能够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认为,发觉已经大量出现的明显的普遍的事物,不算高明的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P394-395）对新中国成立后将要呈现的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攻击的态势有准确的判断,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腐化将导致的严重后果有清醒的认识.
刚刚建国,百业待举,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很艰巨.许员干部为开国立下汗马功劳,身上还留存着弹片或伤疤,但没有原谅党内任何一个作奸犯科者,即便是立国的功臣,只要胆敢腐化,也严惩不贷.他对腐败现象抓早抓小,绝对不放过腐败现象的苗头.从1951年11月20日到年终的41天里,写了大量指导“三反”斗争的指示、批示和书信,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文稿》第2册收录了这类文稿50件,而第3册收录了1952年指导“三反”“五反”工作的文稿竟达183件,占这一册全部文稿的2/5.此时,全国刚刚解放,经过长期的贫困和多年的战乱,中国人民迎来了自主地开展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要处理抗美援朝、完成新解放区的土改、镇压反革命、考虑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等重大事情,能够抽出如此多的精力,专门指导“三反”“五反”运动,由此可见败斗争在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之所以这样重视工作,是因为是掌握时机的大师,是为了掌握败斗争的主动权.如果腐败刚露出苗头之际,以雷霆万钧之势,强力,将其消灭或者扼制在萌芽状态,有利于培育清明的政治生态,否则,等到腐败现象蔓延时才匆忙应对,必将导致腐败现象失控而迅速蔓延,给党的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当做一件全党必须严重注意的大事,体现了领导的一个重要策略特点,就是居安思危,防微杜渐.1951年12月4日晨,北京市委向报告北京市工作人员中贪污现象及今后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意见,于当天“二十时”向和军队各部门直到县团级批转了此报告,决定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党派及社会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还指示北京市的这个报告“须组织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2]（P328,329）12月8日,答复福建省委的询问时,严厉地表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他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3]（P549）这句话,表达了坚决败的决心.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经提出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我国理论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此论将权力与腐败的复杂关系过于简单化,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掌握庞大物质的调配权,但大多高风亮节,廉洁奉公.按此论调设计方略时,必然有意地针对掌握权力的一方实施监控或打击,这样有利于打击党政机关体制内发生的腐败现象,但缺少对党和政府体制之外的非法商人向党进攻的警惕性.在现实中国,行贿者是资本方,受贿者是权力方,双方在一个具体的腐败案件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惠共生,共同完成了腐败过程.仅仅将权力关进笼子,而不注意警惕奸商对权力的“围猎”,恐难有效克服腐败.从现实中的查办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着严惩收贿索贿的*而对行贿者失之于宽的倾向,无疑助长了行贿之风,客观上刺激了更多的行贿者无所顾忌地大肆行贿,腐蚀瓦解党政干部.
与之相较,领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体制内外兼修,即从权力一方制订方略,严厉打击党和政府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又从腐蚀权力的一侧设计方略,不放过拉拢腐蚀员和领导干部的非法资本家.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对入城后即将出现的党员干部腐化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提出有些干部在林弹雨中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但经不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袭击等著名论点.这就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基本取向,一方面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保持“两个务必”的作风,清正廉洁,同时毫不客气地打击体制内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提高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袭击的警惕,将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的体制外的不法之徒纳入到的范围.将进城执政比作“赶考”.果然,进城后,出现了“很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发生“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4]（P190）在1951年12月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通知的决定》中,特意添加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为显示解决问题的刻不容缓性,还认为：“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3]（P535）
七届二中全会的方略在新中国初期的运动中得到实施.1952年的“三反”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体制内的党员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而紧接着开展的“五反”运动,主要针对的则是体制外的非法资本家中发生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现象.如果仅仅发动“三反”运动,不再发动“五反”,将难以清理产生腐败的社会土壤,“三反”的成果将难以巩固.正是体制内外两方面的,才斗争出一个政治清明的新时代,至今让一些老干部怀念不已.成功的理论和实践启迪着继承其思想的后世政治家们,在党员干部中强调廉政,在全社会倡导廉洁；既不放过受贿的官员,将权力关进笼子,也不能放过对行贿者的依法追究,约束资本不得任性,使其“贿而却步”.
策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不少人认为,大张旗鼓败,一定造成了杀气腾腾、冤狱遍地的局面,一定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论,缺少对领导工作基本史实的把握,缺少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高超领导艺术的了解.
集哲学家、战略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善于将哲学思想转化为工作方法,妥善处理好全局与局部、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他曾经教导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5]（P321）以避免在重点抓某一项工作时忽视其他工作的片面性.中国获取全国胜利后,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繁多,都要照顾到,不可仅仅在意某一部分工作而舍弃掉其他工作.教导领导干部,必须养成照顾全局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时的中心工作,又不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工作、然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仅抓一件,不顾其余.在领导“三反”“五反”斗争时,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繁重任务,是为社会经济发展鸣锣开道,保驾护航.所以,他发挥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分清与经济建设的主次和缓急,协调二者,相得益彰,保证的成功和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1951年底开展的“三反”斗争,于1952年2月进入,正是我国大部分农村的春耕时节.为力避春耕受到干扰,密切注意掌握斗争的时机,严令农村开展的“三反”运动不得耽误春耕生产.2月2日,浙江省委在关于“三反”运动的第二次综合报告中,提出各级党委将“三反”运动当做重要工作,也提到春季农业生产必须在不误农时原则下给予照顾,县以下的“三反”运动,必须稳步展开,不可到处点火.此安排,得到的同意.[6]（P154）2月9日,以名义指示各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6]（P173）在起草的多个指示、批示中,要求既要避免因为春耕而消极开展农村“三反”工作,也要避免因为“三反”而耽误春耕生产.“三反”运动避开春耕生产的时间,防止由于大量抽调干部党员投入到“三反”运动中而耽误春耕生产.对于已经开展“三反”运动的区和乡,指示“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6]（P173）11日,在转发中南局关于“三反”的文件时,再次提出农村“三反”“不违农时”的原则.对于个别已经在县城试做“五反”和在区试做“三反”者,同样强调：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
有腐必反是党的一贯态度,但精准选择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力度开展斗争,则需要高超的领导智慧.反对全国城乡直接全面铺开“三反”“五反”运动的做法,而是要求循序渐进,制定了先城市,后农村；先重点城市,后一般城市；先大中城市,后中小城市；先省市级干部,后区乡级干部的程序原则.1952年1月26日,起草了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6]（P98）而在23日,他指示：“省城以外的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石家庄、苏州、衡州、汉中、遵义等处如何进行五反,目前尚无经验,请各省委区党委令各地委精心研究,请示批准,有计划地去做,只许做好,不许做坏.”[6]（P254）对县区乡如何进行“五反”,也极为慎重,2月14日,作出了县区乡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县区乡某些违法资本家中的五反,目前一律不要进行.已进行者,一律停止.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6]（P259）
虽然在运动中注意运动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如他在1952年2月4日在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稿上加写了这样的话：“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6]（P149）但对于习惯于在山沟里打游击战的大部分基层党员干部来说,难以在接管全国政权之时,立即胜任领导城市的工作,立即掌握领导复杂的政策很强的“三反”“五反”运动的高超艺术.大规模的疾风骤雨般的“三反”“五反”运动,难以避免在特定领域、一定范围和某种程度上对国民经济恢复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极作用.2月14日,天津市委向报告了天津市因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而对经济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于第二天即作出指示,要求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6]（P212）根据这一指示,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及时采取保生产的有力措施,运动对生产的负面影响得到迅速减轻和消解.
新中国刚成立初期,党执行新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领导的“三反”“五反”斗争,不是针对一切资本家,不是为了搞垮资本家或者简单地搞几个钱,而是要在坚决依靠工人阶级的前提下,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同时,还要注意团结利用资产阶级,保护守法资本家的正当利益,具有清洗旧社会的污毒,改造社会,建设廉洁政治的伟大意义.为此,要求各地在定案处理阶段严格遵守“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于1952年3月5日颁布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规定在“五反”目标下将私人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就大城市来说,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95%,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只约占1%.这就保护了大部分私营工商户,而有利于集中打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4月5日,代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期部署的报告时指出：大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为重要,我们必须“有分别地适当地对待各类大资本家”.[6]（P380）按照这一指示,决定对“违法数目较大,但其政治上表现较好”的大户,“有意识地予以适当保护”；对于“经营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主要工业,其工厂大、工人多、设备佳、技术好、生产丰、纳税多、作用大者,或解放后积累资金或自国外调回资本扩大设备积极经营者”,“列入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以示优遇”.[7]（P349）这无疑有利于团结绝大多数大资产阶级,共同建设新主义经济.核定“五毒”资本家的违法所得数目及应受处罚金额时,将计算过高的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主动地、合理地降下来,使其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并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仍有盈余.即使对完全违法户,一般也应使其在罚款后能够继续维持生产经营.
总的来说,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过程中,密切注意与经济建设协调性策略,使得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65%,主要工业产品（除煤略少外）和农产品都超过战前年产量的最高水平,且财政收支实现基本平衡,为国家大规模建设准备了良好条件.
参加体力劳动,防腐拒变
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根本制度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复杂的进步与退步、共和与帝制、革命恐怖与反革命恐怖、内战与外战、征服与投降的漫长的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比党内的任何人更早地意识到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历史任务,所以,他比党内的任何人更早地考虑到社会主义江山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问题.1956年,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应对党员干部利用国家机关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
干部参加劳动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有不少人因为受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看不起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以脱离生产为荣,滋长了追求安逸享乐的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所以,在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8]（P355）1957年4月27日,指示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8]（P447）显然,肯定了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的功效.他还指示,领导干部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50年代和60年代,经过亲自起草、修改或者批准,连续下发了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文件,如《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等.
1958年6月13日,农垦部长王震给、的报告说：农垦部三分之二的干部已分赴密山、佳木斯等垦区参加劳动,一律下场4个月,王震本人也打算亲自去密山、佳木斯垦区劳动.在6月15日将王震的信批示给当时任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9]（P272）看到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信上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10]（P266）是不行的.
重视地方基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先进典型.在干部参加劳动的活动中,山西昔阳县领导人员和生产大小队的干部表现比较突出.1963年3月,亲自为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拟了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11]（P265） 5月9日又为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修改题目并写下长篇批语,体现了对干部参加劳动做法的支持、鼓励和重视.在为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的1300余字的批语中,提出“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的规划,还把干部是否参加生产劳动,提高到是否免除官僚主义,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高度.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视野,看到此举可以“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11]（P293-294）已经把干部参加劳动提高政治思想素养当做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强调干部深入群众,坚持参加劳动,有利于反官僚主义,培养廉洁作风,构筑的防线.
各地干部在参加劳动时,有机关还自办小型工厂或农场,同公社社员一起种了“试验田”,引起和党的关注和鼓励,《人民日报》大篇幅地报道了湖北红安县种试验田的情况.多次表扬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做法.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说：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12]还将“普遍推广试验田”列为《工作方法60条》中的第18条.
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号召干部参加劳动,更是亲自参加劳动.《年谱》记载：1958年5月25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3]（P359）《朱德年谱》提到：1958年5月25日,朱德“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和出席八届五中全会的委员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4]（P1672）有人认为,让干部参加劳动是迫害干部,打击干部,此言值得商榷.不可否认,在干部参加劳动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好干部或一些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到荒凉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荒废了业务的现象,但要求干部参加劳动,是从防腐拒变的战略高度作出的决策,绝对不是为了排斥或者迫害干部,否则就无法理解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参加劳动.
勤、俭、廉三者是相通的,而其中的“勤”又是起决定作用的.勤能生俭,俭能养廉.干部参加劳动,体验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艰辛,有助于培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浪费,节省开支,为杜绝贪污浪费奠定思想基础；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必然摆脱文山会海、卷宗文档,远离宴席酒桌、歌厅舞场,有助于减少会议报表,克服官僚主义；能够在与群众一同劳动的过程中,密切干群关系,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同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才能永葆廉洁的政治本色.诚如我国党史专家张启华所言：“事实证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增强干部劳动观念、群众观点,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回顾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党员干部由于比较认真地实行了这条措施,因而较好地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群关系是好的,人民群众信任党,与党有着深切的感情.”[15]（P323）
全民动员,人民参与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大众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决定了社会历史运动的结局.说过：“人民靠我们去组织.”[16]（P1131）他在决定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时,自然想到了群众,要借助群众的力量开展“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8日,指示说：“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4]（P191）在1952年的元旦献辞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6]（P1）1952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的社论,气势恢宏,高屋建瓴,提出“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17]这篇社论的作者,正是本人.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运动中,党和政府所发动的群众力量,包括干部党员,还包括党派,青年团员、学生、妇女、店员等不同职业不同政治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号召“三反”“五反”运动后,党派也被动员起来了.1951年12月29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向全国各省、市政协委员会发出增产节约与“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协商机关必须通过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力地协助这一运动；要把这一运动发展到社会各阶层群众中,依靠群众,协助政府,大胆地检举贪污浪费,同时也应发动群众,无情地揭发某些奸商贿赂工作干部、盗窃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18]有些党派的领导人发表文章,支持响应中国领导的败斗争,如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黄炎培发表了《工商业者要通过实践进行自我改造》、民革负责人谭平山发表了《民革同志的思想改造问题》等.店员工人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特殊,与资本家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同乡、亲戚等关系.争取店员尤其是高级店员,是揭开资本家罪恶深处的锁钥.受委派,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到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比较注意发动店员工人对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此做法得到的赞扬.
人民群众参加运动的一种方式,就是向有关部门和报纸杂志投寄读者来信,揭露腐败现象.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当家作主人,热情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愿意向党和政府讲心里话,“人们群众写给和、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19]（P15）仅1951年3月,秘书室收到群众来信11436封.[3]（P266）非常重视群众来信,专门成立了处理给来信的秘书室,曾经派秘书田家英负责此事.“三反”“五反”期间,《人民日报》每天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专门辟有“读者来信”栏目.群众来信成为人民群众表达意志和愿望的平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检举揭发腐败分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运动的内容之一.群众性的揭发检举活动对腐败分子具有强大威慑力,效果显著.1952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任何盗贼都不能不生活在一定的人群中间,任何贪污盗窃行为都不能完全避开群众的眼睛,“必须把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爱国热情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用主人翁的态度,大胆地、坚决地检举一切贪污盗窃行为.这一条做到了,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取得斗争的基本胜利.这一条做不到,贪污盗窃行为就仍然会找到藏身之所,不会彻底消灭”.[20]这篇《人民日报》的社论不是泛泛而谈,还就保护检举者的权益、群众检举的形式等做了详细安排.随后,各地按照党的部署,开展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坦白检举运动.
新中国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由人民来监督的政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以人民监察通讯员的身份和人民信访的形式,参与了运动,在揭露腐败震慑腐败遏制腐败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群众运动,对于创设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起到积极作用.“三反”“五反”后,党和政府把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当作密切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巩固“三反”“五反”胜利成果、根绝贪污盗窃等“三害”“五毒”,使我们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并对贯彻落实此两项制度比较好的省市提出表扬,推广其经验,对贯彻落实不到位的现象提出批评.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新中国的运动很难在短时期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更不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移风易俗的改革,树立贪污浪费可耻、廉洁朴素光荣的社会风气.但在猛烈的群众运动冲击下,“三反”运动中打出相当多的“老虎”,但并不都是真的“老虎”.有些领导方面对政策交代不清,或反复交代不够,对自杀现象警惕不足,防范不严,以致发生不少自杀事件.这给我们留下一条经验教训,需要群众参与,但不要搞群众运动.
总之,具有高超的策略艺术,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少见的政治清明时代,让一些亲历那个时代的老干部怀念不已.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任务已不同于那个时候了,但是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对于行进在全面从严治党路途之中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从领导的历程中获取启迪,较之于学习西方国家经验,将更加亲切,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 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 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建国以来文稿：第2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88.
[4] 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2.
[6] 建国以来文稿：第3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89.
[7] 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8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
[9] 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
[10] 建国以来文稿：第11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6.
[11] 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6.
[12] 尹达,等.干部下乡种试验田[N].湖北日报,2014-05-24.
[13] 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
[14] 朱德年谱（1886-1976）：下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6.
[15] 张启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16] 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N].人民日报,1952-01-04.
[18] 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J].人民周报,1952,（1）.
[19] 逄先知,金冲及.传（1949-1976）（上）[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3.
[20] 必须发动群众检举贪污分子[N].人民日报,1952-01-05.
[责任编辑 闫明]
总结，此文为一篇关于*和策略艺术和*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艺术普与活动中语言传播策略以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为例
摘要笔者作为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活动经典艺术讲堂的专职主持人,2年主持200多场,与各个表演艺术领域的艺术家近距离的基础交流和合作 本文将以经典艺术讲堂为例,主要探讨艺术普及活动中语言传播策略 本文将从.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色彩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摘要艺术类专业教学中最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就是设计色彩,其也是艺术专业最为基础的教学课程 本文在概述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色彩课程教学基础上,充分结合现阶段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色彩课程教学存在的现实问题,探讨艺术设.
艺术体操教学中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的策略
摘 要艺术体操教学与审美能力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学生渗透审美能力的重要性,并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关 键 词艺术体操教学；审美能力；有效策略.
高中政治主观题答题策略
在高中政治科目的学习和考试中,“得主观题者得天下”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高中政治科目主观题的作答,并不是“死记硬背”就能应付的,而是要讲究答题的技巧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