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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
要研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今日如何构建,首先要弄清目前我们所信奉的学术话语体系是怎么来的.
我们主流话语中有一句名言,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我觉得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因为近代以来对我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究其实,也源于西方,是一套非常典型的西方话语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从根本上说,还是脱胎于西方话语中国化,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西方话语中国化.
其实,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而是经过特别界定和特定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很多人接触的是经过日本移植、日本咀嚼、日本消化过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后来影响我们最大的,则是经过苏联移植、苏联咀嚼、苏联消化、苏联再创造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苏联这套话语系统,最初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共产国际的文件,列宁、斯大林的著述,还有托洛茨基、布哈林、拉狄克等等的著述构成的,包括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理论,特别是宣称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解释”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建国以后,我们有一段时期全面学习苏联,全面引进苏联的学科体系,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法学教科书和苏联专家一道,一度主导了我们的党校及大学讲坛,包括取消政治学学科、社会学学科,都是师法苏联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以来,我们所使用的那套话语体系,虽然名义上是依据马克思本人学说,但实际上是基本按照苏联（布）所作出的各种决议和解释.我们所尊奉的列宁主义,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是列宁本人的全部学说,我们只关注了他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一段的东西.我们所学习的列宁主义,基本上学的是斯大林所界定的列宁主义,而不是列宁的全部著作.列宁晚年的一些著作,我们一直不重视.列宁曾说他晚年对俄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全部重新思考过,他否定掉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许多错误的或片面的理论与实践,而我们后来反而一直把这些东西当成列宁主义的精髓.我们曾经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斯大林所界定、所宣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东西.最大的问题,是那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些理论在苏联实践的真实情况,对于它们是否正确、是否果真具有真理性,无从作出准确的判断.解放后一段时间,我们曾将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视为最成功的样板,让这个思想理论体系渗透到我们所有的理论、教育机构中.所以,在研究我们那时的学术话语体系时,不能不充分注意这样一个大背景.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帮助有密切关系；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挫折和重大失误,和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论和错误决策也有密切关系.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克服了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各种教条主义,矢志不渝地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方才取得的.建国以后,在实践中,我们也逐渐发现了苏联模式的许多不足,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认真进行清理.所以,尽管我们试图寻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苏联模式以及构成它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观念仍经常严重制约着我们的思维和实践.苏联学术话语体系,虽然遭遇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而有所弱化,但是因为党撰写了批判苏共的“”,从而使斯大林话语体系进一步强化了.
中美关系改善以后,中国又重新派出一批批留美学生.此后一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我们的话语体系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这就是从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这一大批人,他们在各个学科里面引进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可称为欧美话语体系.所以苏联直接影响下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真正改变,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20世纪90年代起影响我们最大的话语体系其实是欧美,特别是美国的西方话语.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话语体系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起初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日本转折过来的西方话语体系,包括日本本身的学术话语.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苏联的学术话语体系,主要是斯大林主导下形成的学术话语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起,一段时期流行的经常是欧美的特别是美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引进这些学术话语体系,打破了中国原先学术话语体系和中国学术研究的固步自封、自我封闭状态,对于现代中国新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没有矢志不移地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强行将中国学术纳入基于别国实际而形成的一些现成的学术话语体系,终究难于避免常常会产生适足削履的后果.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建立起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实际,而又能有效地同世界交流、为世界所承认所尊重的现代学术话语体系呢？我觉得,至少要抓好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首先要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有一个深刻的全面的系统的了解.我们必须要好好地认识一下中国的真实的历史.我们最初是按照日本学者构建的体系和方法来检视中国历史,后来我们按照《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所确定的五个社会阶段论来检讨中国历史,现在又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的一套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缺乏对中国自己历史通盘的独立的研究.唐朝杜佑的《通典》系统研究了中国古度的演变,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出发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一个典范.我们现在这方面做的实际上是很不够的.中国学术先要把自己过去的经史子集的整个话语搞清楚,弄清楚这一套话语体系本来是怎么回事,原原本本地对中国自身的历史有个系统了解.不要老是凭借着别国学者搞的研究,凭借着他们所构建的学术话语体系强行套用到我们自己身上,那样是非常容易失真的,有时会差得太远.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间,五千年传承下来,有那么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那么多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可以让我们系统地去研究,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我们现在了解世界上其他许多文明的历史有相当大的困难,它们有一段时期资料可能丰富,但经常就突然中断了,有一些方面资料可能较多,但其他许多方面就严重缺失.中国有那么完整的资料,为什么不能从中国自己出发,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对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中国人的审美体系、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的情感体系,认认真真地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呢？要非常系统地研究中国在什么样的发展条件下形成了我们什么样的制度性的东西.我们过去的研究,包括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价值,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独立地进行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第二,要认认真真研究世界,研究其他不同的文明和国家.我们当然应当反对西方中心论,但现在似乎又回到中国中心论上去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过去虽然国与国相互有冲突相互有影响,但基本上是地域史.比方像中国,过去我们研究汉朝时攻打匈奴,很少研究匈奴西迁后怎么影响到整个西方.我们过去也没有认真研究过突厥西迁、蒙古西征对欧亚大陆整个历史变迁的影响.但是,以往不同的文明基本上是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不同地域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真正了解中国,就必须对世界有深刻的了解,对其他文明进行非常认真的系统的研究.不能够真正认清楚世界上不同文明各自的历史发展脉络,不了解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联系,在这样的世界联系中形成的交流、冲突及彼此之间的深刻影响,要想真正认识中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了解西方文明,不了解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奧斯曼文明、古阿拉伯文明、古波斯文明,就很难真正了解我们自己这个文明.一句话,不了解世界,就很难真正了解我们自己.
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融入到全球史当中.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其他国家,我们也不可能将我们自己的过去和现状说清楚.我们一段时间非常自卑,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后来,又有人认为中国什么都第一,自我膨胀.两种情绪都不对.极度自卑或者盲目乐观,你讲出去的话,没有人真正相信.你自以为跟世界接轨了,其实只是了解了人家概念化的名词或皮毛.只有深入了解其他文明的基本特征、发展路径、生存特点,才能够有效地进行比较研究.只有通过不同的文明的碰撞,不同文明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我们才能够比较深入地知道别人和自己真正的特征是什么,而不致用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心志取代客观的实际.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对自己有说服力,对外也方才有说服力.现在已经到了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跟全世界接触,你还关起门来自我欣赏,自说自话,人家不会理睬你.
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包括印度文明、波斯文明、日本文明,我们都要好好研究.最近中日关系问题网上争得很多,但我们对日本真正了解多少？之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举措令人质疑,就是因为缺乏对日本文明比较系统、客观、准确的了解.我们更要对美国文明,对整个美洲文明,西方欧洲的文明、德国、法国都要深入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文明有多少深入的研究？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面开放、深度介入世界的全新时期,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不深入、不系统、不全面,就很难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
第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非常重要的,是要在对中国和世界的过去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个再创造,不是简单地对过去讲的进行创造性转换.再创造,仅仅转换我们古代的话语不行,还要有世界性话语,要有中外对话和交流,要有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我们现在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做的是整合的工作.不管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学术话语,还是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不管是今天西方或者其他文明的学术话语体系,还是所有这些学术话语的核心——即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审美体系、情感体系、信仰体系等等.我们必须在相互的对话、相互的交流,以及相互吸取、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一套不仅对国内有影响、有说服力,而且跟世界能够真正对话的学术话语体系.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算真正掌握了学术上的话语权.我们要对话,你不能回应人家,不能对人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学术上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说服力,你的话语体系不可能站立起来.像我们现在花那么多力气做孔子学院,也就做一点语言教学传播工作,顶多加上一些中华饮食文化、中国绘画等等,中国真正的学术进不去,那不叫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为什么我们的老子、庄子在许多国家那么有影响？就是因为它们有原创性和生命力.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真的在各个学科里面发展这种学术的创造性.如何进行创造性的构建？就是要真正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实际出发,从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实际出发,融会贯通,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没有新的理论,提不出新的核心观念,没有一大批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我们很难真正掌握到学术话语权.如果你讲出去的东西人家根本没有反应,你的话语权就是空的.
时展到今天,中国几亿人手上都拿着手机.这么多人口生活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的学术如果还是停留在过去,很难真正掌控未来.现在90后、00后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已经很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没有在学术话语体系上提出新的理念,没有新的研究方法,没有真正有说服力的新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所谓学术话语体系就很难被这些代表着未来的新人所接受,所认同,更不要说面对全球化、世界化.所以,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绝不是简单讲把人家的东西中国化,也不是把古代的东西拿到今天在话语形式上创造性地转化一下就行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思想的创新、理念的创新、表达形式的创新、传播路径的创新.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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