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版重镇到引领公众阅读文化一民国时期东方图书馆阅读服务探析,本文是关于阅读方面硕士学位论文范文跟民国时期和重镇和公众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阅读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下设的东方图书馆,曾是闻名一时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大型私立图书馆.文章概述该馆阅读推广服务和活动,分析其对当今阅读推广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东方图书馆民国时期阅读推广
引用本文格式李歆. 从出版重镇到引领公众阅读文化——民国时期东方图书馆阅读服务探析[J]. 图书馆论坛,2018 （8）：103-107.
From Publishing Giant to Public Reading Leader
—— Reading Promotion of Dong Fang Library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an ChinaLI XinAbstract Dong Fang Library,an affiliate of Commercial Press,was once a famous private library opening itsdoor to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a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ading service and readingpromotion activities of the library,from which inspiration would be drawn for today’s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Keywords Dong Fang Library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reading promotion
东方图书馆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私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量之巨,惠及读者面之广,为当时全国地方图书馆之首；不仅打破了古代藏书楼“只藏不用、秘不示人”之风,更是在“保存国粹、扶助教育”方面大放光彩,可谓当时中国私立图书馆行公共阅览之举的典范.
1 东方图书馆创办缘由及阅读服务前奏
1.1 东方图书馆缘起
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资料室“涵芬楼”,它的建立,张元济有赫赫之功.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曾创办过“通艺学堂”,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张元济曾说：“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居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1]1901年,张元济应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随即着手搜集、购买书籍,为其编译所建立一个图书资料室.通过“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2],张元济广搜各种善本、地方志及中外图书资料,先后获得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谀闻斋、乌程蒋氏密韵楼、扬州何氏何园、浭阳端氏宝华庵、江阴缪氏艺风堂、巴陵方氏碧琳琅馆、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等藏书,并为其善本、图书*专设一室,定其名为“涵芳楼”.
1920 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新图书馆运动蓬勃开展,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顺利发展.涵芬楼的藏书经近20年发展日益丰富：“群书充积,而罕见之本亦日有增益.书室狭隘,不能容.”[3]加上“近察国内文化进步之迟滞,远瞩世界潮流之日新,认为有增设公开图书馆之必要”[4],创办一所面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构想日趋成熟.1924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专项拨款的一座钢筋水泥图书馆大厦落成,命名为“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解释此名：“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之意.”[5]经过两年筹备,1926年5月2日,在商务印书馆馆庆30周年之际,东方图书馆正式开馆,对社会开放.
1.2 阅读服务开展的前奏：流动图书馆
民国时期,名人志士在寻找治国安邦的道路上达成一定共识,认为“教育不一途而范围莫广于社会教育,改良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6],借图书馆之力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教育,以启迪民智、救亡图存.这一观念与张元济不谋而合,他自加入商务印书馆始就以“扶助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
早在涵芬楼创设之初,张元济就“拟劝商务印书馆拨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7].他重视贫穷学生无力购书阅读的问题,在拟创办公共图书馆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
1915-1918 年,商务发行所在其一楼沿交通路(现昭通路)专辟了一间阅览室,陈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及一些仪器、标本和模型,供读者免费观览.读者也可向阅览室招待员借取所需图书在室内免费阅读.
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商务印书馆也是一股冲在浪尖的激流.延续着“扶助教育”的理念和张元济构建一个供公众阅读的图书馆的宏图,商务印书馆在1922-1924 年间先后多次派人将书籍用船只运到江浙等地,沿途展出,供当地学子阅览,为一些偏远的小镇送去文化粮食,同时还随地调查各地的教育状况.
近代中国,由于内地交通不便,文化较之上海相对闭塞,教育相对落后,求知若渴的地方读者往往购书困难、无书可览,尤其儿童书籍更是罕少.因此,商务印书馆派骨干去到上海周边各邑大镇,创设流动图书馆,举办巡回书库,推广文化,普及教育,“一时阅者购者络绎不绝”,“备受各地人士之欢迎”[8],反响极为热烈.以流动图书馆的形式传播新文化,商务印书馆的这一举动堪称佳话,不仅在当时属业内表率,且具有具大的社会影响力.商务印书馆便以这种新颖的形式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唱响了其后东方图书馆成立的前奏.
2 东方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与活动
2.1 阅读推广服务开展的基础
(1)经费充足.从最初的构想到东方图书馆的筹备开放,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立了“公用图书馆委员会”,提出以银元4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并在两年内由商务印书馆每年另拨8000 元作为日常经费.1924年商务印书馆花费约10余万元终于将东方图书馆的馆舍建成.1926 年开放后,每年经费预算案由董事会议决定,亦由商务印书馆全部担负.每年东方图书馆的经常费和购书费总共约4万余元,用以购买中外文献和期刊、报纸及支付图书馆员工薪水薪金及其他一些费用支出.凭借商务印书馆的雄厚实力,东方图书馆有着十分稳定的经费保障.
(2)藏书丰富.东方图书馆除继承了原涵芬楼的绝大部分藏书,凡商务印书馆新出的图书,每种捐赠3册给东方图书馆*.此外,每年用于购书的经费约为二三万元,至少可以购买两三万册一般图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国内大部分图书馆.扬名海内外的古籍善本、品种齐全的地方志是东方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在丰富的中外书刊中,英文、日文书籍数量相当可观,外文期刊也不乏全套*的珍本,如出版已达百年之久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Liebig’s Armclender Chemieund Pharmazie).到1926 年图书馆正式落成开放时,已*图书20余万册.
至1931 年止,东方图书馆藏有普通中文图书26.8万余册；外文图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5000余种；中国古画10余轴；善本古籍3745种35083 册,还有刚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约4000余册,部分版本尚在整理中.所有馆藏,包括普通图书和善本,除图表、照片外,达到463083册[9].而同时期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不过371752 册[10].相较之下,东方图书馆的馆藏极为丰富,为开展阅读服务提供必要的前提.
(3)管理先进.在馆藏的分类管理上,东方图书馆采用王云五馆长研究发明的一套以内容性质为分类标准、兼顾中外图书特点的分类法,即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并配合以他研制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中外著者统一排列法.王云五对藏书管理方法的改革和创新,使藏书丰富的东方图书馆有了类别、书名、著者等几种便捷的检索途径,既方便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极大方便了读者.
(4)组织完善.图书馆设董事5人,由商务印书馆总务处推举产生,作为图书馆的最高领导机构；设正副馆长各1 人,由董事会推举并聘用.图书馆每年的经费预算案及馆中重要事项由董事会议决定.馆长主持图书馆的一切事务,董事及馆长、副馆长之职均系义务担任；主任、保管员、庶务员、办事员也都各有其职责范围.笔者根据高翰卿等人编撰的《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897-1992)——我和商务印书馆》其中之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所述制作了其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图书馆成立之初,董事由张元济、高凤池、鲍咸昌、高梦旦、王云五等5人担任,正副馆长分别为王云五、江伯训,中文图书部主任为瞿孟举,西文图书部主任为潘圣一,另有办事员等十余人.完善的组织保证了图书馆正常业务工作的开展,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化阅读服务工作.
(5)制度健全.东方图书馆拥有一套较系统规范的管理制度,从管理人员设置到阅览章程都有严格的规定,如《东方图书馆阅览章程》《公开阅览办事细则》《参观规则》.《东方图书馆阅览章程》规定了明确的阅览时间、阅览场所、阅览手续及一些读者注意事项,如读者不能进入藏书室、不得损坏图书、不在阅览室交谈或吸烟、阅览图书每次限取一本等.《公开阅览办事细则》则是对图书馆办事人员进行职责规定,并将办事员分为阅览室内、阅览室外和售券处三类,界定其各自的任务和职权范围,附则中还另注明一些办事员的相关事宜,如休假、病假、轮班、加班等具体情况的处理方法.
2.2 阅读推广服务与活动具体情况
(1)开架阅览.东方图书馆从一开始就采用先进的开架阅览方式.“它的一个甚大特点,就是那长达四十来米的宽敞的大阅览室,是实行开架的.这间阅览室,除了一扇中门以及卡片目录柜和出纳台以外,两壁多层的书架尚陈列的工具书、百科全书和常用图书大约有两万多册,那是读者可以自由取阅的,感到十分方便.”[11]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趣言：“不怕偷书,若有人偷书,就算图书馆经营成功了.”[12]据该馆史料统计,1929年图书馆全年总计阅览人数将近2.9万人,1930年全年总计阅览人数为3.6万余人.
(2)阅读指导.为增进读者的阅读兴趣,商务印书馆于《出版周刊》上增开“读书指导”栏目,特约国内各科学术专家撰述科学研究法,令读者获益颇多.后来把各期读书指导文章单独汇编成册,此举亦深得赞许.
(3)读者培训与教育.东方图书馆特设暑期图书馆讲习班和四角号码检字法讲习班,由图书馆馆长王云五亲自讲授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大大提高读者对图书馆的了解和使用率.此类活动还受到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参与人数1928 年为百余人,到1930年接近200人,1931年则有400多人.
(4)设立儿童图书馆.1928 年添设了儿童图书馆,位于东方图书馆门前南面,为占地约为一亩的一间平屋,门窗漆以白色,比较雅洁.在东方图书馆大门前竖有“儿童图书馆”和指示方向的标志.儿童图书馆阅览室门外设有签名处,读者需要先在登记簿上签名才得以进入室阅览.阅览室的四周有13个书架,每架分3层,放置了约2000 多册图书.这些图书有文学、艺术、算术、尺牍、史地、歌剧、地图、体操等,四壁还悬挂各种挂图,如博物挂图、修身挂图、理科挂图.阅览室设15张阅览桌,两面各置一条长凳,可以同时坐5人,总共能容纳150人.儿童图书馆每天下午3-6时开放,儿童可以自由取书于桌上阅览,无需收费.阅览室东西两侧墙面贴有阅览规则,例如架上图书可提到桌上阅、阅览时间内不可交谈多话、不可在图书上涂抹等等.室内还张贴了一则富有创意的宝塔式通告[13]：
该广告朗朗上口,吸引更多的儿童前来读书.开放不到一个星期,儿童图书馆就已有四五百人到馆阅读,以尚公、三民、旦华三个小学的儿童为最多.
(5)首创研究部及支持学术交流活动.1932年1月,东方图书馆成立研究部,专供学者在馆内做长期研究之用.研究部是王云五馆长在考察国外图书馆后设立的,这在国内也属首创.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茅盾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后曾说过：“在此不为名不为利,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14]剧作家、文献学家阿英在青年时期就是东方图书馆的常客,他在馆里抄录了很多古籍珍本,为后来撰述《晚清小说史》《小说闲谈》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政治经济学家于光远与东方图书馆也有着难解之缘,他在那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类的图书,为以后涉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并结下累累硕果打下坚实基础.东方图书馆是不少学者、文坛巨匠的摇篮,不胜枚举.正如巴金所赞誉：“在那里找得了一切的便利,使我时时都觉得只有那才是为读者大众设的图书馆.”[15]此外,商务印书馆对中外学术的交流一直予以关注、支持和赞助.在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当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就曾到图书馆作过学术报告,由徐志摩担任翻译工作.
3 启示
书籍承载着人类社会的劳动与智慧结晶,并将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传承下去；阅读则是人类获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方式.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书籍史和阅读史,作为图书文化史研究中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阅读史研究虽与书籍史、出版史、传播史等学科研究都有相近、重合的部分,但不同于传统的藏书史、出版史.阅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阅读通史》填补了以往阅读通史研究的空白,对我们更深入、透彻了解与掌握相关的阅读规律大有裨益.几千年来,书籍的文本变迁、制作与传播技术革新、社会环境变化等,对社会阅读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和出版、印刷技术的飞速发展,阅读对象的范围、阅读方式方法、阅读的内容等都发生了剧变.从这一点来说,阅读并不简单等同于读书,阅读并也不是被动地接受文本.阅读的内涵远比读书来得更加丰富,读者经常会从阅读中得到文本自身所含意义之外的东西,从而反过来去影响甚至参与文本的制造过程.文本同样能引导或误导 读者,文本的内容、叙述策略、形式、、发售方式、获得渠道、广告策略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与接受程度.在这样一个阅读文化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出版单位和图书馆的积极作用都不可忽略.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开启了那个时代民营企业以自身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创办公共文化教育机构、为国人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先河.东方图书馆不仅*有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和多种中西文图书、报刊、地方志,并且做到了向社会公众开放,让广大民众进馆阅读,助长社会阅读风气,提供了研学的方便,对社会多有嘉惠,对近代中国教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不幸被日本侵略者投掷炸弹、纵火焚烧,毁于一旦,后曾几度试图恢复重建,最终也未能成功,留下颇多遗憾.但是,在它短暂的存续生涯和漫漫历史长河里,自有其一个与众不同的地位,在它存在之前和之后的时期里,都再没有一家规模和影响力能与之相比的向公众开放的私立图书馆.从东方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举措中可以看出,它秉承了商务印书馆一以贯之“扶助教育”的精神理念,其对儿童及弱势群体阅读状态的关怀,体现了阅读平等、阅读自由等思想和服务理念,对今天的阅读推广工作也有一定启示：(1)阅读是公平的,图书馆应保障社会民众平等地享有使用图书馆的权利.青少年是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对象,图书馆要特别关注儿童等弱势群体的阅读.(2)阅读是自由的,图书馆应保证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阅读而不受图书馆任何限制.(3)阅读需要指导.图书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指导 读者阅读,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4)阅读需要诱导.图书馆既要改善环境、简化手续、举办各种读书活动吸引读者,也要走出去,兼顾更多民众的阅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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