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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去哪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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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必须讲明,祖父主要著作中的绝大部分,在祖父生前都已经出版了.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间,是他著作出版的一个高峰期.1954 年以旧历算,共出书7 种(包括再版).去世几年后出版的,有《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等.

至于祖父没有出版的重要著作,只有《文字形义学》一种(1955 年写定本).《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也是20 世纪80 年代才出版.

但这并不意味着祖父没有出版的著作就不多.祖父一生勤于著述,白天晚上笔耕不缀,直到去世.弥留之际发出的呐喊也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呢”.

在《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中,我曾提到,祖父丧事刚一办完,我们就开家庭会议,议决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但祖父还有一些遗稿存留家中.这些遗稿后来到哪儿去了?

我的记忆里,祖父的遗稿,存留在湖南长沙湘春中路36 号安庄二楼楼梯口左侧的储藏室.该房间许多时候并未上锁,我进去过好几次.1965 年迁往学宫街后,这些遗稿便被保管于堂屋西南角的一口大木箱内.“”中我翻过这个木箱,记得里头也有别的文件,如七伯父杨德豫小时候的日记,以及祖父的各种等.这些遗稿,有两个去向:一是大约1960 年年底或1961 年年初,被北京中国书店工作人员于铭收购;一是八伯父于2001 年去世前,移交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了.七伯父在《〈文字形义学〉概况》一文中曾这样说:

父亲逝世以后,1960 年年底或1961 年年初,北京中国书店的一个工作人员来到长沙家中,将包括该稿在内的若干书稿贱价购去(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保姆,再无他人.母亲卧病在床,精神萎顿,因见来人持有两位学者的介绍信,遂予轻信).中国书店后来又在北京以贱价将该稿售出.因书店售出时并未登记购买者的姓名单位,所以此稿不知流落何处,20 年来踪迹杳然.

我对当时情形略有印象.大致的情形,正如七伯父所说,1960 年年底或1961 年年初时,祖母病卧在床.祖母出生于1894 年圣诞节,当时已经66 周岁.平日我在附近《新湖南》报社幼儿园全托,周六下午才被接回.其他人白天上班,所以七伯父所言“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保姆,再无他人”,是确实的.于铭来时,持有两位学者的介绍信,其中一位我依稀记得是马宗霍,他是祖母极为熟识的人.当时祖母住楼下西南间,我父母则住东南间,窗户朝向前花园.祖母即让人自己上楼去找.那人将遗稿装满两箩筐,雇工人挑下楼,然后拿出一摞清单,让祖母过目后签字.祖母草草看了看,便签了字.

难道是祖母穷极了,卖遗稿换钱?我以为绝对不是.祖母一生,大大咧咧,对钱财毫无概念,有钱即花,花光了事.祖父在世时,是不让祖母掌管钱财的.七伯父曾说,祖母有时钱不够花,就向在上海的银行做事收入颇丰的哥哥张家祺(迪人)要,他也就几百几百地寄来.1943 年,张家祺得了一场病,当时日本人实行药品管制,得不到有效治疗,去世了.如果需要用钱,将这些遗稿出版,所得稿费,较之卖给中国书店的所得,不知要高出多少.我以为,祖母一是病中头脑昏聩,二是见到熟识学者的介绍信,也不知当时于铭说了些什么,便将这些遗稿统统托付给他了.

当时经堂叔杨伯峻先生(即杨树达的侄子)极力争取,祖父的一些遗著被列入出版计划.而家人到二楼楼梯口储藏室找寻时,一些重要遗稿却不见了.家人询问祖母,一位叫辛田的曾受科学出版社委派来长沙取遗稿,科学出版社是否退还?祖母说不清楚.后来的中国书店于铭来收购遗稿,是否列有清单,祖母是否签字,也记忆模糊.因此,当杨伯峻先生问起时,家人以为科学出版社所借遗稿没有归还,中国书店于铭收购手稿手续存在问题.杨伯峻先生据此在北京找到金灿然、齐燕铭(金是寿伯中华书局的领导;齐是祖父挚友吴承仕的学生,任教北平中国大学,祖父三十年代应吴之邀中国大学,与齐熟识)出面说话,开始追查手稿去向.最终的结果如上述信中所述,科学社既已归还,于铭处也有清单和签字.这样,杨伯峻先生着实尴尬,出面的领导也有所抱怨.1963 年4 月的来信中,就有这些情绪的流露.除了著作,祖父遗稿中的日记,恐怕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了.

我曾翻检七伯父留给我的一些他与其他学者的往来书札,才知道整理出版祖父师友遗札,是由张舜徽先生最初提议的.1984 年、1985 年,我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当时,各通书札按什么顺序排列,是个问题.有人提出,按写信者的姓名音序排列,又有人提出按其姓名的笔画排列.七伯父提出,同一作者的书札放在一起,按写信时间排列;作者次序的排列,以每一作者第一通书札的时间先后为准.这样,从头读起来就有历史层次感.但这样排列也有困难,因为许多作者书札落款中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七伯父又提出,祖父保留下来的这些书札,日记中都有记载,建议我到中国科学院善本书阅览室去查.这些日记,是于铭从祖母处购得后,中科院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买的.这样,我就有幸与这些日记朝夕相处了半个月(两次,每次一周).

这些日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祖父1920年到北京一直到去世写的,一共51 册.一部分是祖父1905 年到1911 年年底在日本留学时写的,只有四五册.前一部分不知何故,有两册没有被于铭购去,一册为第四十六册,是1949 年年初到1950 年长沙解放前后的记载;一册为第五十册,是1952—1953 年高等院校“思想改造”即“洗澡”时期的记载,弥足珍贵.下面这封五伯父杨德骧给七伯父的信就谈及了这两册日记:

七弟:

多时不通音信.数月前得悉你身体欠佳,离职疗养.不悉疗效如何?深盼早日康复,返回工作岗位.

寿哥(即杨伯峻,编注)从长沙回京,谈及父亲文集事.诗集部分由寿哥负责,从父亲多年的日记中摘录.此项工作由寿哥委托孙秉伟(我四女婿,66 届老高中毕业生,教了10 年书,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今年年初毕业,留校)趁八月份暑期之暇,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父亲日记中誊录完毕.唯日记缺两本,在长沙家中.寿哥商之于我,为使诗集完整,是否可商之诸弟妹,将该两本日记寄京,摘出其中诗文,保持诗集的完整性.

再,据小婿孙秉伟禀我,科学院图书馆对父亲日记极为珍视.每册外加塑料皮,每八册装入一精制小木盒,不是特殊介绍信,概不外借.图书馆同志也表示为缺少两本,深表遗憾.因此,我想到是否可商之诸弟妹,将该两本日记转让该馆.作价若干,双方共同协商,使父亲部分手稿(日记也是父亲手稿的一部分)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后辈也可稍慰先父在天之灵.不悉弟妹们意下如何?我郑重声明,也代表六弟郑重声明(六弟六月份因公来京,我们曾议论过):图书馆作价若干,我们一文不受,留给弟妹们生活困难者.具体分配方案,由弟妹们协商决定,我们不置一喙.

我近来身体尚可,每日仍半班,但工作忙,下午除可安静地午睡一小时以外,其余时间基本仍从公.

你已是五十开外之人,多年苦难,身心备受摧残.今日罹疾,非一日之寒所致.盼诸多珍摄,早告痊愈.

九弟调长沙,不知调成否?念念!

诸弟妹处不另,望及时请代致意!

即祝

早日康复!

五哥德骧

八二. 八. 卅一

笔者的五伯父杨德骧,是杨树达先生次子,抗战前考入清华大学,1939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七伯父收此信后,次年长沙诸长辈才得以聚集一堂,讨论两册日记是否交给中科院图书馆,我也参加.大家一致同意,不要钱,捐献出去.此时,我冒昧地插嘴说:最好让他们复印一份,给我们留底.长辈们说,逢彬的意见很好,就请他们复印这两册,但不作为先决条件.我又说,我指的不仅仅是这两册,而是所有五十一册和留记.对此,长辈们不同意,说这有“交换之嫌”.我至今认为,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将证明其正确性.

中科院图书馆很快回信了,信中热情洋溢地表彰杨家,也完全同意在收到两册日记后,将精心复制副本寄来.副本很快寄来了,复印得非常清楚,用深蓝色厚毛边纸作封面,线装,相当精美.可惜的是,后来廖海廷先生借去阅读,其中一册封面不慎弄坏了.在1984 年第4 期的《图书情报工作》杂志,有一篇署名“余单”的短文《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积微居日记〉已成全帙》,文中说:“经与杨氏亲属商谈后,欣然于1983 年12 月捐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这两册日记,曾长期存于家中,我认真读过,存于中科院图书馆的四十九册,也翻阅过半个月.这些日记用的是毛边纸,大小约为16 开本的书,每册厚薄不一,在1.5 厘米至2.5 厘米之间,竖行毛笔书写.日记还用了例如阏逢摄提格、旃蒙单阏的太岁纪年法.留记,写于1905—1911 年祖父留学日本期间,用的新式笔记本,比32 开本略小,厚约2.5 厘米.这种笔记本类似旧时流行的知识介绍笔记本,地脚留得较多,用来介绍世界各国风土人情,本土及殖民地等.虽是日文,但我能看出个梗概.记得介绍“清国”,将内地十八省作为本土,而将蒙藏、新疆青海以及南洋诸国算作“殖民地”,大约“殖民”就是移民的意思.日记是英汉对照,左边页中文,毛笔竖行书写,右边页英文,钢笔书写,花体,书法特别漂亮.但该日记由于年代近百年,且用现代工艺制作纸张时用了大量的氯,纸张已经发脆,翻阅时稍不注意,即成碎片.这几册再不出版,待成齑粉,也就晚了!

至于藏于家中的其他手稿,在长期与祖母住一道的八伯父去世之前,已经移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对于这些手稿中有些什么,七伯父十分关心.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直至七伯父2013 年年初去世,我也没能完成他老交给我的任务.

(责任编辑:北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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