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产业空间分布的匹配性探析基于新疆区域差异视角,该文是关于空间相关论文范本与视角和人口和匹配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空间论文参考文献：
一、引言 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将新疆作为西部重点的开发地区,2010年国家对新疆正式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其做法是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引导新疆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支柱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从而消除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缩小新疆内部的区域差异.总而言之,国家对新疆发展的主要导向是形成产业集聚,即新疆通过集聚大规模产业,以此来承载更多的人口,达到逐渐缩小区域差异的目的.而地区差异问题从空间上来看体现为人口与产业的匹配性问题.所以,从新疆人口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匹配性来衡量地区间差异以及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本文拟对新疆区域差异的大小进行测度,进而对导致新疆区域差异扩大的原因进行深入探析.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不可否认,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距,还有各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都在潜移默化地制约着国家或省际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合理地找出影响地区差异的因素和衡量地区差异的方法是分析区域差异从而找到缩小区域差异突破口的关键.
目前,学术界已从多方面对区域差异进行深入研究,但侧重点各不相同.一些早期的研究从导致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着手.Henderson(1974)和Krugman(1991)将造成区域分化（区域差异）的因素归结为需求、运输费用和规模经济；蔡防等( 2001)从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畸形发育中找到了导致我国改革不同时期地区经济差距的症结；林毅夫、刘培林(2003)将“自生能力问题”和“赶超战略”（即我国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违背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的现象）归结为导致我国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实证模型验证了预期结果；范红忠、李国平( 2003)认为,人口流动成本是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均次之,并通过构建资本与人口流动模型有力地证明了该结论.
还有部分学者深入分析了我国地区差异的内部特征,总结出与国家区域政策产生的相应政策效果,并就这些特征作了前瞻性趋势预测分析.杨开忠( 1994)系统分析了我国发展初期的两个阶段：1952年-1978年和1978年-1990年的区域经济变化格局,最后得出：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变化模式和过程也不尽相同这一客观结论；宋学明(1996)以我国1978年-1992年的人均收入力样本,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框架进行研究,得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收敛性.同样,魏后凯(1997)分析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近些年,一些文献从空间经济学角度考量了区域发展差异,进而将区域差异问题转向空间要素的配置方式问题.戴枫( 2010)考虑到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运用动态分析法比较不同地区间的地区差异；张车伟、蔡翼飞( 2013)将地区差异大小看作是该地区偏离均衡发展程度的大小,并将人口与经济的不匹配作为其衡量指标,分析了我国区域差异变动的动态机制；李豫新、王笳旭( 2014)以新经济地理学为视角,定性地展现了新疆人口与产业空间的演进过程.
鉴于以上文献,本文将延续前人对区域差异的分析方法,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支撑,结合新疆的自身特点,从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测量方法等人手,对2000年西部大开发至2014年的新疆人口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匹配性展开深入分析,进而找出切合新疆自身发展特点和与现实情况相一致的结论,从而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
三、理论分析与特征描述
（一）人口与产业要素匹配的一般过程
依据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要素空间理论,要素的非协同集聚造成了区域差异.因面,本文主要从人口和产业集聚的角度来探讨二者不匹配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分析新疆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并考察二者的非协同集聚现象（空间分布不匹配）.当其中某一要素的集聚速度快于另一个要素时,将造成二者不匹配程度的扩大.一是产业集聚被视同为规模递增的结果,随之诱导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流入；二是伴随着劳动力的不断流入,人口要素逐渐发生集聚现象,但是由于种种壁垒,人口集聚不能如期完成,这就造成了产业与人口不匹配程度的扩大.本文将用新经济地理理论来描述两种形式区域差异产生的一般过程.
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具有相同要素禀赋的地区（地区A和地区B）,这两个地区只包括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农业部门的规模报酬不会改变,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同时,制造业也有差异化的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如政策因素的作用）,在该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量增加,假设这一现象发生在地区A,则地区A会因为经济的内生动力而发展成为中心区,而地区B则最终沦落为一个区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前后“关联效应”和地方市场效应的作用,会使地区A企业数量增加和人口聚集速度加快,从而带动该区域产业也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但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交通适输成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禀赋的“分散”（藤田昌久等,2011）,最终会使人口聚集和产业集聚的速度降低,且人口与工业之间的不匹配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上述过程用图1中的(a)和(b)表述.
其中,图l(a)对应地区A的情形,图l(b)对应地区B的情形,坐标横轴表示经济发展水平y(t),纵轴表示人口或产业份额,上半部分的图代表人口(Hp)与产业(HN)的变化趋势,下半部分的图代表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的变化趋势.图l(a)中,第1阶段受“凝聚力”的影响,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加速,但产业集聚速度快于人口集聚速度,当Hp和H.的斜率相同时点为D时,不匹配程度达到最大值,即对应下半部分的B点；第Ⅱ阶段,随着区域经济和产业升级等的快速发展,其人口集聚的速度加快并超过产业集聚的速度,这一趋势将持续到E点,此时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的速度降低,不匹配程度将在较低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即在下半部分的C点之后保持水平状态.
对应地区A,在政策倾斜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流出地区指向了地区B,但在人口增长的大环境下,尽管地区B的人口也增加了,但其集聚的速度仍低于地区A,表现在图l(b)上半部分的切线斜率略小于图l(a)；此外,在人口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下,地区B产业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其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将引起人口与产业分布的不匹配,即在图l(b)上半部分的第1阶段达到峰值时D点对应着下半部分的B点为不匹配程度最大值,从而造成地区差距的扩大.第Ⅱ阶段随着产业的发展,交通运输成本、生活成本和资源禀赋的“分散”,人口聚集和产业集聚的速度最终会降低,并持续到第Ⅲ阶段,其不匹配程度将不再扩大,并稳定在同一水平上.
（二）人口与产业要素衡量指标的构建
早期度量地区差异的主要指标有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泰尔指数作为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这一指数经常被使用（罗亦鹏,2012）；基尼系数也常被用在测度区域差异大小的分析中（刘慧,2006）；变异系数是一个相对值,是衡量各区域观测值变异程度的又一统计量（马颖忆,2011）.鉴于以上度量区域差异的指标均为静态指标,无法从动态的角度体现出区域差异的变化过程和变化趋势,即缺乏空间含义.因此,本文用人口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匹配程度来构建衡量区域间差异的指标.
M的取值范围为[0,1],当M等于O时,表明产业与人口分布完全匹配,即各地区拥有的产业份额与人口份额相等；当M值越接近于0时,表明产业与人口分布的匹配度越高；当M 等于1时,表明产业与人口分布完全不匹配；当M值越接近于1时,表明产业与人口分布的不匹配度越高.
（三）人口与产业要素匹配性的演进时序
按照上式(1)中M指数的计算方法,以2000年-2014年新疆15个地、州、市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计算得出各地、州、市人口与产业的M指数,再经过加总求和,得到各年份的M指数.图2是用区域图（堆面积图）分块呈现的新疆三大板块（北疆地区、东疆地区、南疆地区）①的人口与产业分布的匹配程度（地区差异大小）,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出的地区差异变化幅度.
由图2可以清晰地看出,自2000年国家对新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新疆三大分块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如下：北疆地区在2000年-2005年期间,区域差异变动幅度不大,均保持在稳定的水平,这得益于2000年以来,天山北坡经济带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从而增加了区域内部各地的互联互通,使得天山北坡区域得以均衡发展；但从2006年开始区域羞异有所增大,且后续几年基本维持在该水平.东疆地区的人口与产业分布的匹配度很高,M指数很小,说明东疆地区内部的区域发展差距较小,而且就时间趋势来看,2000年-2005年东疆地区平稳发展,从2006年开始,区域差异指数明显上升,这是因为2006年是新疆“十一五”规划的开端年,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调整可能会影响到局部地区的发展,这可能是导致区域内部差异扩大的直接原因.南疆地区自2000年以来,区域内部差异变化幅度波动较大,2006年区域内部差异升高,直至2009年M指数达到最高值,2010年以后开始回落,后续几年趋于平稳.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口援疆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体来看,新疆“十五”期间人口与产业分布的匹配度较好,即区域差异衡量指数较小,但从2006年开始,新疆整体的区域差异开始变大,但变动幅度并不大.鉴于此,我们可以将新疆2006年-2010年,即“十一五”时期看成是全疆经济发展的“爬坡期”.其中,以2009年为“分水岭”,新疆的区域差异指数发生大的跳跃,人口与产业分布的不匹配度降低.而2011年至今,新疆地区（北疆地区、东疆地区、南疆地区）整体区域差异变动均趋向平稳的态势.对此,本文将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
四、研究假设、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人口与产业分布的不匹配度来衡量区域差异大小的视角,结合新疆经济发展的实际,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假设：
假设1：人口流动壁垒的降低会拉大新疆的区域差异.
人口流动并不等同于人口迁移,但新疆人口的流动大多基于疆内某些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多、政府政策的适当引导等,适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之发生转移,此时的人口流动遵从于“推一拉理论”②.新疆人口基数大,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南北疆区域距离较远,加之新疆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现状,使得新疆的人口流动壁垒降低,进而导致区域间人口与严业分布的不匹配程度加大,即区域差异拉大.因而,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2：区域间的资本边际产出增大会缩小新疆的区域差异.
依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若某一地区拥有较高的资本边际产出时,说明该地区当前的资本投入较少,这将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到该地区,进而使得该地区资本集聚的速度加快,从而带动其产业集聚的形成,而产业集聚的形成会使更多的产业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从而使区域人口与产业分布的不匹配程度减小,即区域差异缩小.因而,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3：区域政策的出台会使新疆区域差异在“震荡性”过程中减弱.
区域政策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为对象,为弥补市场在空间范围配置资源失灵而采取的相应对策,无论何种政策,从最初实施到收到政策效果都会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也就是说,区域政策的出台会使新疆区域差异在“震荡性”过程中减弱.因而,本文提出假设3.
（二）模型设定
为了对以上提出的3个假设进行验证,本文需要找到合理而有效的模型来准确衡量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变量选取说明
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来源于多处,大部分指标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但由于个别指标数据只更新到2014年,因此,为了计算时间的一致性,文中最终选取2000年-2014年共15年的数据,样本截面个数为15（新疆15个地、州、市）,构造成为方形面板.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M（人口与产业分布的不匹配度）在实际回归中用m表示,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H?为各地州市的GDP与新疆GDP总和的比值,HP为各地州市的人口与新疆人口总和的比值,二者差值的绝对值即为m值.
最终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用来验证假设1、假设2和假设3,需要找出合理的*变量来为人口流动壁垒( mpb)、区域资本边际产出(mpk)和区域政策变动指数(rpb)赋值.
关于人口流动壁垒( mpb),分别用新疆15个地州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表示.该指标数据的获取均来自《新疆年鉴》( 2001-2015)（地州市建设·园区建设）中各地州市的基本情况一栏内容.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人口流动壁垒的*变量,一方面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动因；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区域差距的大小.
关于区域边际资本产出( mpk),不同的研究方法选取的指标内容乜各有差别.Caselli and Feyrer(2007)在其文章中详尽地罗列出有关资本边际产出的几种度量方法：第一种是用金融市场的利率直接替代；第二种是用当年的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代替；第三种是通过建立相应的生产函数,用资本投入的系数为变量带入函数中作参数的估计.由于资本边际产出本身要度量的是投入的资本增量与产出的资本增量的多少,而第一种方法更适合在金融领域应用,第三种方法又很难剔除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只有第二种方法更具有普遍适用性,数据更容易获得,同时也符合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选取第二种方法作为区域边际资本产出的*变量.其中,各地州市的GDP以2000年为基期,用历年新疆生产总值指数（上年等于 100）代替,剔除了物价的影响；各地州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 2001-2015).
关于区域政策变动指数( rpb),考虑到区域政策的实施必须有政策资金的支持,这部分资金均来自下达给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政府的转移支付多少能侧面反映出区域政策作用的大小.同时考虑到财政转移支付的绝对量有可能出现负值（出现赤字）,为了避免该问题,该项指标用新疆15个地州市各自的对政支出占全疆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与各自的财政收入占全疆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的比值表示.
除此之外,为了使该模型更加完整,在模型(4)中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一是区域经济水平变量( el),之所以加入该变量,是为了考察新疆各地州市的地区差距是否跟随经济总量的提高而发生变动以及变动的形式.同样,该变量以2000年为基期,剔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二是非农产出率( nao),用新疆15个地州市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实际增加值的比值作为该指标的*变量（以2000年为基期,用历年新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指数（上年等于100）,剔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分子为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分母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如果比值越大,说明该区域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地区,则区域差异更容易被拉大；如果比值越小,说明该区域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地区,则区域差异更容易被缩小,因此,该变量的加入对区域差异的变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三是城镇化水平( ul),该指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和集聚程度,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 2001-2015)中的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结果.
五、实证分析
（一）计量方案
本文选用的数据截面样本为新疆15个地州市的数据(N),时间维度为(2001-2014) 15年(T),构成了特殊的方形面板(T等于N).因为在前文中设定了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 In_m．.．),所以,在一个面板模型中,如果解释变量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则称之为“动态面板模型”( DynamicPanel Data,简称DPD)（周广肃等,2011）.与此同时,考虑到区域政策的时滞性,还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区域政策变量的一阶和二阶滞后值（分别为In_rpc．.．相In_rpc．.：）.除此之外,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中的人口流动壁垒和区域资本边际产出均有存在内生性的可能.经过系统分析上述情况后,Blundelland Bond(1998)将差分GMM与水平GMM结合在一起,在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时,称为系统GMM( System GMM).与差分GMM相比,系统GMM的优点是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因为系统GMM包含对水平方程的估计）(陈强,2010).因此,本文选择用系统GMM来处理样本中的数据.
（二）模型检验
依据上文中所设定的模型(4)和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目的是验证上述预先的3个假设.首先检验模型中数据的平稳性,确定平稳后依次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虚拟变量、变量的交乘项等,从而构建出不同的模型.模型(1)源于最初的3个假设,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人口流动壁垒、区域资本边际产出、区域政策变量以及该变量的一阶、二阶滞后项进行回归；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非农生产率( nao)进行回归；模型(3)和模型(4)中逐步加入区域经济水平(el)这一控制变量的一次项和平方项进行回归；为了检骏图1中出现的高峰值,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的虚拟变量（年份在2009年以前赋值为0,年份在2009年以后赋值为1）与模型(4)中区域经济水平变量的交乘项(t×In_el),以及城镇化水平(In_ul)；模型(6)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了城镇化率与南北疆差别（天山以北的区域赋值为0,天山以南的区域赋值为1）的交乘项( re×In_ul).具体估计结果见表1：
（三）结果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通过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虚拟变量、变量的交乘项,不同模型中的回归结果以及变量的显著性也发生了变化,仔细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被解释变量受到前一期值的影响显著,即模型(1)~模型(6)中的In_m．.．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口流动壁垒与区域差异呈反向变动关系,即人口流动壁垒的降低会诱发区域差异的扩大,而且该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使得乡村人口缺乏到城镇工作的动力,这不利于人口的流动,更不利于区域间差异的缩小.此时,假设1得到验证,也符合图1中的现实情形.
第二,区域的资本边际产出增大,正是由于该地区初始较少的资本投入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该地区,使得区域的资本边际产出增大.从表1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资本边际产出与地区差异二者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模型(5)和模型(6)中,该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其他模型中也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经过后续模型的改进,该变量仍高度显著,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的资本边际产出变大,使得人口与产业的不匹配度减小,进而区域差异相应缩小.此时,假设2得到验证,
第三,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见,区域政策变量的滞后二期回归系数为负.虽然当期值和滞后一期值不显著,仅有滞后二期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区域政策收到效果的周期较长,并不能当期奏效,或许在经历多期以后会收到意想中的效果,但是,加入滞后值令滞后期变长会损失模型本身的自由度.当然,我们可以凭借此结果预见区域政策对区域差异缩小的正向作用,此时假设3可以得到部分印证.如果不考虑政策的时滞性,新疆区域差异可能会在波动中减小,直至收到理想的政策效果.
第四,依据表1中的模型(6)可知,加入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均显著,说明相对于2009年以前和相对于北疆地区,南疆地区的区域差异趋向于缩小,即人口与产业分布的匹配度越来越高,同时在图1中表现为“M”值变化平稳.
第五,从表1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加入的控制变量中的非农产出率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第二产业的增加不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但整体来看,该变量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区域经济水平变量对区域差异的缩小起反作用,并且作用效果很明显（该变量的二次平方项也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增高,但其内部并不是协调发展的.因此,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了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二者矛盾加深,影响到地区差异的缩小.加入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的显著性也再次验证了该结论,2009年的确是使新疆区域差异发生变化的“转折点”.除此之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显著改善了区域差异,并且在加入虚拟变量和城镇化水平的交乘项的回归结果中,体现出了新疆南北疆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积极影响.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人口与产业要素空间分布的匹配性视角衡量了新疆区域差异大小,并提出3个影响区域差异的基本假设.基于新疆时间跨度为15年（2000年-2014年）、样本截面个教为15（新疆15个地、州、市）构造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3个假设,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及启示：
第一,降低人口流动壁垒并不会收到缩小新疆地区差距的理想效果,如果令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而有保证地增加,就必须增加其人力资本的竞争力.因此,单纯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能使新疆的区域差距变小.所以,应当结合新疆自身的特点来消除区域差异.通常来讲,城市收入要高于农村,基于这一传统“势能”,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但新疆的优势产业是第一产业,因此,今后需要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投向这些优势产业,依托新疆农村的独特优势,通过增加一部分用于扩大农业再生产的支出来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直至反超城镇收入,打破传统的城乡收入差距观念.
第二,区域间的资本边际产出增大会缩小新疆的区域差异,说明新疆正处于区域资本规模增大的成长期,但新疆地区差距的缩小已经收到了可喜的成效.例如,新疆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及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了新兴部门,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充分利用,进而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增强其经济实力.这对于新疆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2000年国家对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歼发”战略以来,针对新疆提出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十分必要,尤其通过发挥财政支撑和政策激励作用,对区域差异的缩小在后续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当下新疆的发展应在区域政策上加以细化,例如：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来调控区域政策,使得惠民建设逐步加强；通过优化和完善产业发展布局来制定配套的产业政策、细化产业分类,以及分类实施财政政策等.
第四,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应针对南北疆地区不同的特点全面深入地研究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特征和发展机制,探索出一条适合新疆区域经济、生态、区位、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新疆城镇化进程,提升南北疆城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新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而解决新疆南北疆发展区域不协调问题.
本文结束语,本文是一篇关于空间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视角和人口和匹配相关空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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