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评析,本文是关于美国在职毕业论文范文与福特和巴拿马运河和尼克松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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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实质是试图通过条约将运河区归还给巴拿马的同时,保证美国对运河事务的干预权.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美巴运河谈判为美巴新运河条约的签订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巴拿马及拉美国家的关系.这一时期美国的运河政策体现了分裂的美国国内政治对其外交的不确定性影响和美国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中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也反应出从冷战中后期开始美国在解决其与拉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矛盾与冲突时所采取的手段更为灵活多样.
关键词：美国；尼克松-福特；巴拿马运河 ；实质；遗产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35.021
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美国巴拿马政策经历了从坚持对运河的直接控制到试图以条约形式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的同时,保留美国对运河事务的干预权,实现美国对运河的永久控制.本文拟先就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做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美国的运河政策实质进行分析,然后试着对这一时期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影响和遗产做一简要的论述.
1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实质
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调整跟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早期之所以在运河问题上持一种与他国分享的政策,是因为建国之初的美国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当时的大英帝国对抗.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美国国力的迅速提升,独霸运河的想法便应运而生,并迅速夺得了运河开凿权.欧洲各国实力因一战而遭到严重削弱,而美国却实力大增,其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无人可以撼动,这样就使美国对巴拿马的保护国地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世界局势日益紧张.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罗斯福更关注的是运河的安全对于整个西半球安全的重要性,"在就任后不久他便清楚的意识到美巴关系是´睦邻政策´在拉丁美洲的基石."因此罗斯福开始承认巴拿马是一个主权国家并在许多经济问题上让步,以便牢固控制运河维护西半球的安全.
随着冷战的爆发,拉美地区在美国遏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为确保巴拿马运河的畅通与安全,美国表示愿意在有效控制运河的前提下与巴拿马谈判.当尼克松入主白宫时,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相对衰落,尼克松被迫实行战略收缩,重新审视其拉美政策.尼克松认为"美国需要为本半球政策确定一个新的方针,以便建设性地适应新的条件,并为同拉美国家建立更成熟的关系奠定基础."提倡与拉美国家建立新的"特殊伙伴关系",推行"低姿态"政策.在运河问题上,美国清楚的认识到如果没有巴拿马的同意与合作,在敌对的环境中谁也无法保证能够成功的保卫运河,因此尼克松-福特政府最终决定在运河问题上采取让步政策.
当运河问题已成为拉美国家检验美国新的"特殊伙伴关系"和"低姿态"政策的试金石时,美国在制定巴拿马运河政策时就不得不考虑到其对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尼克松在面对国会瑟蒙德等人的强烈反对时,在给对方的回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将运河问题放在我们与其他海国家和拉美国家关系的背景下考虑,他们倾向于将这一问题作为我们对待他们基本态度的标志."处理好与拉美各国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改善美国经济低迷的状况,而且有利于其更好的实行其"缓和"战略.同时随着战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开始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巴拿马运河政策"是出于更广泛而长远的利益权衡,顺应时势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其在运河的重要利益.针对当时很多人对"睦邻政策"下美国对巴拿马的让步表示疑问时,罗斯福称"改变了的不是美国称霸拉丁美洲的目标,而是确保这种霸权的方法."同样在制定运河政策时尼克松-福特政府始终坚持着美国的基本目标：实质上永久控制运河.由于"永久"一词为巴拿马所不能接受,美国加入了在条约终止后美巴共同保证运河永久中立和允许世界各国船只自由进入的条款,这就为以后美国介入运河事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的巴拿马运河政策是美国出于自身实力和世界形势变化而做出的一种策略性调整,它并不意味着对门罗主义的放弃；其实质是试图通过条约将运河区归还给巴拿马的同时,保证美国对运河的继续利用及对运河事务的介入和干预权,即"以放弃对运河的直接占领来换取对运河的永久控制".
2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影响与遗产
美国承诺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巴拿马运河问题始于约翰逊时期,然而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与巴拿马阿里亚斯政府达成的1967年条约草案因两国国内的反对和政府更迭的影响而不了了之.此后,经过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对运河政策的调整和几乎贯穿这一时期的美巴谈判,到卡特上台后仅在一年之内美巴就签订了新的运河条约,由此足见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和美巴运河谈判的作用之重要,影响之巨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2.1为美巴新运河条约的签订奠定了重要基础
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调整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推动美巴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首先表现为基辛格-塔克协定的达成为美巴运河谈判奠定了原则性的基础.尼克松在第一任期内始终坚持直接控制运河的政策,导致了美巴谈判的中断；到其第二任期内,尼克松对美国的巴拿马运河政策进行调整,签署了关于运河谈判指示的第131号国家安全决议,承认巴拿马对运河区拥有管辖权,并打算在谈判中做出一些其他让步,这直接推动了基辛格-塔克协定的达成,成为之后美巴运河谈判的基础性原则,也一直被两国所遵守.此后,即使在大选中面临竞争对手的攻击时,福特仍然强调"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违背1974年2月的8项谈判基本原则."
其次,在尼克松的第64、115和131号国家安全决议的指示下和基辛格-塔克协定的基础上,美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也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8项谈判基本原则签署后,两国很快便在巴拿马参与运河管理与防御和运河区司法权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协议.随着福特对尼克松的运河谈判指示的修改,美巴又在解决土地及海域利用问题的方法上达成共识；而且在大选后的两轮谈判中,美巴在运河雇员、非军事活动、运河中立及土地及海域利用等具体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双方虽在最为核心的条约期限及运河防御问题上一直没能达成共识,但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与试探,两国都基本了解了彼此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上述谈判成果为卡特上台后较快解决运河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后,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巴运河谈判经过漫长的磨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彼此的信任度,使双方在运河谈判过程中的态度渐趋务实,这无疑也有助于保持可信的谈判势头.
在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对托里霍斯政府的怀疑自政变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美国情报部门对托里霍斯本人的评估亦多贬损之辞,在1976年10月末的爆炸事件中,美国情报部门竟然认为这次行动是经过托里霍斯本人允许的.而托里霍斯对美国的不信任也可谓根深蒂固.托里霍斯的政敌都不同程度的与美国保持联系,而且每次旨在推翻托氏统治的政变中都流传着美国人员参与其中的谣言,这让托里霍斯不得不对美国保持着提防的心理.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福特和卡特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公开立场都显得很强硬,又引起了巴拿马的高度怀疑,特别是当巴拿马发现卡特有可能赢得竞选时,非常担心卡特上台后是否还会继续谈判.为此博伊德专门与后来成为卡特总统运河首席谈判代表的索尔·利诺维茨举行了一次会谈.利诺维茨告诉博伊德卡特承诺"他将以一种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处理所有的西半球问题,包括巴拿马."之后利诺维茨又再次向博伊德确定"卡特将从拉美的真实利益出发处理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并希望为西半球关系建立和谐的基础."在这之后,巴拿马的担心才有所缓解.
可见,自始至终,美巴之间一直存在着怀疑与不信任.但在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运河问题上,双方都在努力向对方表明愿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间存在的分歧与争端.为避免在谈判中很快陷入僵局,美方总是建议先以能够坦率交流和更容易建立起信任感的非正式或秘密会谈的形式接触；而托里霍斯主张美巴高层领导人应先就原则性问题进行谈判的方式也同样有助于减少彼此的怀疑.美巴的在运河问题上脆弱的信任感大多是通过这些非正式或私人会谈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当谈判因美国大选而中断了几个月之后,为巩固这种脆弱的信任关系,邦克建议举行一个低调或者秘密的谈判,期望这一谈判"向巴拿马表明美国努力实现最低限度目标的一种真诚努力,同时仍能保持可信的谈判势头."而在福特时期的最后一次美巴谈判前的双边会谈中,基辛格告诉博伊德他很愿意派邦克再次返回巴拿马,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以积极的方式象征着美国对谈判承诺的连续性."这些都说明,美巴经过多年的不断交流,虽不能说建立起非常稳固的信任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彼此的怀疑和不信任感,至少在运河谈判问题上是这样.
2.2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巴拿马及拉美国家的关系
1968年10月,托里霍斯刚刚政变成功时,尼克松政府对托氏政权不给予承认；随后又因托里霍斯对1967年条约草案的否决和中断美巴运河谈判,导致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然而,到尼克松第二任期内美国就巴拿马运河政策进行调整和签订基辛格-塔克协定之后,美巴谈判氛围大为改善,两国关系开始变得融洽.巴拿马收回运河区主权的行动得到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同情与支持,虽然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支持,但这也反映出拉美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试图摆脱唯美国马首是瞻局面的愿望.当福特还在为是否要修改尼克松的运河谈判指示而犹豫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三国总统联名给福特总统写信称"西半球的政府和人民一致认为巴拿马运河问题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并强调如果能满足很多拉美国家在运河问题上的愿望的话"就会为强化您的国家与拉美国家的互相合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拉美国家与美国因经济贸易和维护海洋权益等问题而摩擦不断,拉美各国内反美情绪与日俱增时,美国对巴拿马运河政策的适时调整,让拉美国家看到了美国可能履行其与拉美国家建立新的"成熟伙伴关系"承诺的希望,这有助于减缓拉美各国的反美情绪,推动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改善.
就这一时期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遗产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分裂的美国国内政治对其外交的不确定性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非某一部门或个人所决定,而是其政府各部门互相博弈的结果.在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形成与美巴谈判的过程中,由于国务院是美巴谈判的实际执行者,因此对巴拿马的立场了解较为清楚,态度更为务实；在面对运河问题时,基辛格力主从美国外交战略全局出发,对巴拿马做出相应的让步,试图以运河问题为契机改善美国与整个拉美的关系.因此,国务院是主张对巴让步和推动谈判进展的积极支持者,也向巴方明确表明美国愿意缔结一个新条约.
但是国务院在运河问题上的看法与美国政府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国会中保守势力声称美国对运河区拥有"主权",反对缔结一个新条约将运河区归还给巴拿马.而"越战后国会在重新确立其权力.总统应该注意到国会十分关注行政协定的商定.他也希望尽量避免政治上的争论,否则更会加强国会的影响."而且行政部门签订的任何条约需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的通过才能生效,这就使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制定过程中一直包含着国会立场的因子.而国防部考虑运河问题更多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强调运河在美国太平洋军事行动中的战略价值,因此在运河期限和防御相关问题上立场强硬.当国务院在面对国会中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时,就不得不争取国防部的支持,这样国防部就将其在运河问题上的很多看法融入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中.显而易见,国会和国防部的反对和保守立场导致美巴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差距过大,使谈判举步维艰,一定程度上迟滞了运河谈判的进程.
其次,美国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中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虽然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立场不尽一致,但是美巴谈判却一直坚持了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在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的制定和美国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中的国防部、国会、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及与运河相关的各部门小组都参与其中,但基辛格和国务院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国务院与国防部在签订新条约问题上并无根本性的分歧,只是让步程度的差异,因此在面对国会的强烈反对时,它总是积极的协调与国防部的立场,争取国防部对谈判的支持；同时也承诺与国会保持经常性的交流与沟通,以减少国会的疑虑和阻挠；国务院也对其他各部门的意见进行吸收和整合.正是在国务院的积极运作下,才使美国巴拿马运河政策这一复杂与混乱的决策过程最终保持了一定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保证了运河谈判的继续.
当然,美巴运河谈判能够坚持下来也与尼克松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有关,"尼克松-基辛格路线的关键是把外交政策控制在白宫手中,以防止来自官僚机构、新闻界、国会或者街头的干预."具体而言即谈判尽量以秘密的形式进行,且基辛格及邦克都主张等运河条约草案基本拟定,国会能看到条约的全貌时再与国会进行真正的讨论.这样固然有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但当国会最后面对的是一个与自己立场有一定差距的新条约时,国会中的右翼势力便很快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集团,这预示着即使签订了条约,美国国会批准条约将会是一场异常艰难的博弈.但美国国会在条约上拥有的修正、批准、否决及监督执行等权力,实现了美国政府内部的自我平衡,确保了行政部门所签署的条约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维护.
最后,从冷战中后期开始美国在解决其与拉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矛盾与冲突时所采取的手段更为灵活多样.
美国自"罗斯福推论"出台以后,以军事手段干涉拉美国家内政就成了美国的常用手法；二战后随着美国实力大增及冷战的爆发,美国便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借口,到处插手世界各地事务,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稳定状态更是为其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如介入朝鲜战争、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和对古巴采取"猪湾行动"等,而其干涉的最高峰则是卷入越南战争.这些武装干涉的结果大多都没能如美国所愿,反而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并招致世界舆论的谴责,而其中又以越战的教训最为深刻.
有鉴于此,尼克松上台后推行"缓和"战略,意在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同时减轻美国的军事负担.面对拉美地区不稳定性的增长和美国控制能力的下降,"尼克松政府认为,遏制西半球激进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培植当地的右翼势力,包括军人政权."在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与智利和阿根廷等军政府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在美国政府眼里,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政权同样是一个军事政府,因此在处理与巴拿马的关系时,始终没有采取像对待智利阿连德政府那样对待托里霍斯政府.这种政策的微调虽是美国迫于世界形势变化而被迫做出的选择,但这也许也预示着美国在维护"门罗主义"时其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外交不再是首要的选择,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在拉美的一种体现.自此之后,交流、碰撞及说服等和平外交手段在美国在处理其与拉美非共产主义国家关系时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卡特政府签订美巴新运河条约和里根政府促成中美洲和平协议的签署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但这种政策微调只限于美国处理其与拉美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待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美国仍不排除利用强制性外交与军事干涉的方式与之打交道.如尼克松政府策划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以及后来里根政府针对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的准军事行动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随后卡特的"人权外交"和里根的"低烈度战争"都是明确针对共产主义而提出的,并不影响美国处理其与右翼政权关系时的这种政策倾向.当然,美国这一政策倾向的基本前提是这些右翼政权不得损害美国眼中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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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总结：本文是关于福特和巴拿马运河和尼克松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美国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美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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