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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国际金融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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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空间开始缩小,国际金融秩序处于亟须改革的十字路口,这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量力而行,避免经济领域的“新特里芬悖论”,以及地缘政治领域的“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 国际金融新秩序 ;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2.018

当前,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旧秩序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应抓住战略机遇期,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也应量力而行,避免操之过急.

国际金融秩序处于亟须改革的十字路口

金融霸权是经济霸权乃至军事霸权的折射,它的确立历来以经济实力乃至军事实力为基础,并反过来服务于经济和军事霸权.16 世纪西班牙的兴起与美洲白银的发现,以及建立在“银本位”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系息息相关;19 世纪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与英国工业化及其主导的“金本位”国际金融体系直接相关.进入20 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世界霸主地位从欧洲转向美洲.当时,美国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军事实力均居世界第一,黄金储备占全世界三分之二(1949 年达到72%).凭借这种独一无二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美国成为世界金融霸主,由此开启了美元霸权时代.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世界经济呈现出美、日、欧三足鼎立之势,希望脱离美元“另起炉灶”的国家由此出现.20 世纪80 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凭借这种贸易大国地位,日本决意将日元培育成国际货币.[1] 但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而且位于亚洲边缘,难以对内陆产生辐射效应,因此其意图建设的“日元集团”甚至在东亚地区都没有成型.截至2009 年,以日元计价的国际证券仅占比3%,远低于美元和欧元.[2] 此外,欧盟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和一体化程度加深,金融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1999 年创立的欧元,一经问世便成为美元的主要对手.目前,在所有外汇市场周转额中,欧元占37%,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占31%,在银行公布的外汇储备组成中占28%.[3] 然而,欧元堡垒内部碎片化,限制了欧元的进一步开拓,近年来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最新例证.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南升北降”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对衰落趋势明显.美国虽然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但不少经济指标明显下降:从经济总量看,美国GDP 占全球经济比重,从冷战后的30%左右降至目前的20%左右,债务高达20 万亿美元.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相对崛起态势明显.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弯道超车”:经济总量2005 年超过英国,2006 年超过法国,2007 年超过德国,2010 年超过日本,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生产和贸易领域的“南升北降”折射到国际金融领域,就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空间开始缩小.当年美元在世界经济濒临崩溃之际应运而生,对世界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美国经济日趋虚拟化,美元的发行远远背离了“币缘体系”发展的基本面,加重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美元的中心—体系作为一个剥削性制度,非但不具备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其金融工具的滥用反而成为人类进步的“负能量”.美元货币信用根基动摇,使国际金融秩序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在此背景下,世界其他国家反抗美元霸权的意愿日趋强烈,替换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做法越来越多,打破不合理的国际金融旧秩序、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已经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在2008 年的年度报告中,俄罗斯央行将其所持储备中美元的份额从2007 年底的47% 降至2008 年底的41.5%,而欧元所占份额则从42.4%上升为47.5%.[4] 欧洲央行2017 年上半年卖出美元,并新投资了等值5 亿欧元的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虽然交易金额并不大,但释放出人民币可成为美元替代资产的重要信号.

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势在必行

当前美元霸权陷入多重危机,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特别是为中国成长为金融大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些年来,正是中国生产出大量廉价商品供西方消费,才拯救了困顿中的西方.正如格林斯潘所说,“假如没有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供应廉价商品,发达经济体系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5] 然而,这种全球实体经济中心与货币金融中心分离趋势(即货币金融中心位于西方,实体经济中心转移到东方),其运作模式就是“西方向东方要商品,东方向西方要美元”.然而,对中国来说,这种以美元霸权为前提的国际金融体系,意味着中国将继续遭受剥削和掠夺.尤其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滥发美元,由此导致全球大宗商品成了金融投资品,而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必然要遭遇输入性通货膨胀.

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利润水平都处于世界金融机构前列,但中国“还不能称为金融强国”[6].因此,中国有必要抓住美元霸权深陷困境、各国人心思变的机遇,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乃至国际货币,借“币缘政治”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体量看,中国崛起是十几亿级人口规模的崛起,其幅员和经济规模非国土狭小的日本所能比,也非地缘版图碎片化的欧洲所能比,在人口规模方面甚至是美国所不能比.因此,中国崛起代表着时展的规律,并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中国崛起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和挤压是长期性的,人民币完全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区域货币乃至世界货币.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贸易国,可以通过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规避金融化的美元霸权给自己带来的损害.

“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构建人民币“币缘体系”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强调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货币流通”就包含了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意涵.中国可以借“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强化金融领域的“去美元化”趋势.“作为资本输出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将人民币打造成为区域外商品、劳务贸易的结算货币,扩大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7]这不仅可以初步构建起人民币“币缘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还能抵制奉行“中心—”概念和经济虚拟化的“华盛顿共识”.

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之争,实际是国际金融“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较量.事实表明,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以及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者青睐的新投资币种.此前,美国凭借其经济霸主地位,使得美元一直扮演着投资“安全港”的角色,“投资者仍然寻求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几乎不管美元的价值水平”.[8] 然而,美元价值基础虚拟化,美元信用逐步下降,美元投资的安全性愈发不稳定;而希腊作为欧债危机的导火索,险些使欧元覆灭,欧元资产的安全性同样无法保证.“一带一路”金融倡议的实施,通过实体经济支撑的人民币资产将迎来新一轮增值,其风险低、收益稳的特点必然会受到国际投资的追捧.

构建人民币“币缘体系”应注意规避两类陷阱

目前,对华贸易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29.4%,人民币结算占比超过65%,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超过1.3 万亿,部分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比如俄罗斯、泰国、柬埔寨等国.[9]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金融影响已类似于二战后美国之于世界的影响,人民币已经拥有了成为区域级货币的能力.2017 年9月7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委内瑞拉将在国际支付机制中使用以人民币为首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在委内瑞拉国际支付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到一周,马杜罗又宣布将使用人民币结算油价.

但必须指出的是,建立人民币为主的新“币缘体系”,必须量力而行,“行稳致远”,注重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建立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为此,构建人民币“币缘体系”必须注意规避两类陷阱.

一、从地缘经济看,应注意避免“新特里芬悖论”[10]

美元充当世界货币,目的是帮助美国控制世界、剥削世界,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缺陷重重.在后英镑时代,在世界货币秩序“要么美国化、要么世界化”背景下,美元依靠美国的实力,取代了凯恩斯的“清算同盟方案”,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输出,无视特里芬、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发现的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悖论”.正如罗斯福认为新的国际货币“叫美元就很好”[11],可以说,美元体系的出现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而不是国际互利互惠.“当原本为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世界货币体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时,你不可能指望它能起到保障全球分工合作的责任.”[12] 正是在美国“只管自己锅满,不管别人屋漏”的战略下,美元的“币缘体系”是“拆别人的屋,盖自己的房”,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而“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这种理念体现在金融合作领域,就是谋求建立公正、稳定的区域“币缘体系”.中国切不可重蹈美元霸权走过的老路.

二、从地缘政治看,应注意避免“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物产丰富,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金融主导权之争更是博弈焦点.众所周知,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和“命根子”,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金融影响力,客观上挤压了美元的经济空间,这无异于触动了美国的“逆鳞”.这种趋势一旦到达某个临界点,便可能引发美国强力围堵乃至爆发战争.因此,中国推进人民币“币缘”应“有理、有利、有节”,避免过度扩张和实力透支.为此,中国应注意规避两大陷阱.

一是规避“威廉陷阱”.所谓“威廉陷阱”,意指“尚未崛起,就急剧衰落”.一战前德皇威廉二世为扩大影响力,打破英、法、俄组成的“维也纳体系”,放弃俾斯麦时期的和平政策,通过制造摩擦方式(1905 年和1911 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 年在波黑问题羞辱俄国、海军扩军挑战英国),与欧陆强国交恶,最终一战失败使德国被分为了两个残余的共和国[13],错失崛起机会.因此,在国家尚未强大时,不要主动挑衅地区乃至世界的强权,使自己的国家发展被危机与冲突迟滞.

当前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同为崛起中大国,战略空间受到旧有国际霸权国挤压,国内都有大量主张“国家发展必须与现有霸权国相冲突”的舆论背景.这就更需要中国加强战略定力,确保国家意图与国家能力相匹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金融合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应该积极谋求与当地货币、其他世界货币建立起和谐联系,还要注意处理好与美元的关系.如果推行“一带一路”在中亚五国与俄罗斯抢夺资源,在西亚、东欧冲击美国金融利益,中国在这些地区将四面树敌,面临爆发冲突甚至金融战争的风险.无论胜负如何,都会空耗金融资源,偏移人民币“币缘”建设的既定方针,拖慢中国的发展.

二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既存大国与新崛起大国往往以战争方式解决权力转移.近年来,中国崛起步伐加快,日趋引发美国的猜忌和战略焦虑感.当前,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推进国际金融合作,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对中国的猜忌.早在1992 年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出现了“沃尔福威茨理论”并一直延续至今.该理论认为,“应该主动发起军事行动以遏制潜在对手的兴起”,美国一直试图控制海湾、里海及中亚地区的“战略能源椭圆形地区”,其中包括“通过新的遏制战略,使中国的雄心退回到‘地区大国’上”的构想.[14]现如今,美国国内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更加重视,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班农曾表示,中国“钻世贸组织规则的空子”,等于是在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对美国的一个额外的、具有支配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予以回击.[15] 美国已经利用其情报机构来调查中国企业,“它们(中国企业)深受中国政府的影响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16] 对此,中国必须要具备适当的战略防备,提前做好预案.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实体经济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利益相互交织,双方爆发冲突只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亨利· 基辛格提出,中美两国可以“共同进化”,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不赞同对方的目标,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互补的利益.[17]“一带一路”是构筑“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中国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并非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新的货币霸权,而是运用手中的资本改变当地经济生态,实现互利共赢,这种节制态度反而更有利于人民币拓展海外业务.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商学院]

(责任编辑:苏童)

[1] 巴里· 埃森格林著,陈召强译:《嚣张的特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年版,第50 页.

[2] 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2 页 .

[3] 同

[1].

[4] 同

[1].

[5] 向松祚:《新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版,第464-465 页.

[6] 霍学文:《新金融,新生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版,第324 页 .

[7] 陈元、钱颖一:《“一带一路”金融大战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版,第35 页 .

[8] 威廉· 华莱士著,陈代云译:《美国货币体系——一个内部人眼中的金融机构、市场和货币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12 页.

[9] 同

[7],第9 页、第153 页.

[10] 以黄金非货币化、以美元为中心的混合本位以及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程度缓解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但又出现一个新矛盾: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又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 新特里芬悖论”.

[11] 王湘穗:《币源论——货币政治的演化》,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版,第257 页.

[12] 同

[11],第259 页.

[13] 尼尔· 佛格森著,喻春兰译:《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93-194 页.

[14] 菲利普· 赛比耶- 洛佩兹,潘革平译:《石油地缘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 页.

[15] 《参考消息》:班农叫嚣搞砸“一带一路”英媒:攻击中国对美毫无帮助,2017-08-28,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70828/2225163.shtml

[16] 彼得· 弗兰科潘,邵旭东 孙芳译:《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44 页.

[17] 亨利· 基辛格,胡利平等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年版,第515 页.

此文结论:此文为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倡议和新秩序和国际金融相关国际金融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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