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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城市更新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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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凡,伍江

【摘 要】 通过对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更新的四个阶段及其特征的梳理,总结归纳了上海城市更新的阶段性发展脉络.在政府、市场及社会三方合作的更新机制下,上海的城市更新历程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也是城市空间、权力、资本、社会以及各方关系等不同维度的映射.通过挖掘各个阶段城市更新典型案例背后的促进性因素,进而厘清城市更新在每个阶段的特征、操作机制以及空间应对模式.同时指出,新时期上海城市更新更加关注城市的文化内涵特征,并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关键词】上海;城市更新历程;机制与策略;文化转向

1 上海城市更新的发展背景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是一种地理空间的不断颠覆与重新建构的过程.城市更新发生在城市发展的各个时期,并且在每个时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城市更新不仅仅意味城市物质空间的再生,还涉及到城市空间资源的再分配.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语境下,这种空间资源的分配过程涉及到城市更新的行为主体——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方的互动关系,城市更新亦是政府、市场(企业家、开发商)、社会(消费者、居民)等行为主体构成相弈的结果.同时,城市更新行为主体及关系,也从本质上反映了城市资源的所有形式、调动方式和分配原则.本文研究的理论支撑涉及到机制理论,它的价值在于,关注政府和非政府利益团体结合,并且发展治理能力的方式,对此方式的早期经典运用是斯通对于亚特兰大的研究[ 1] ,同时,机制的视角非常适合于理解城市管治的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日益非物质化的背景下,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新自由化、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强大的口号[ 2] .

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多年间,上海城市更新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的转变.随着新世纪城市正式进入减量发展时期,城市更新也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阶段.在政策方面,2015 年 5 月《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上海已经正式进入以存量开发为主的内涵增长时代,在上海建设规划用地规模“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前提下,城市更新将成为上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同时,上海 2040 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推动城市更新、转向存量规划”成为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

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定于 1978 ~ 2018 年之间的上海,鉴于建国之后至 1978 年改革开发之前的城市更新机制较为简单、内容较为单一、参与利益主体相对较少、城市更新的特征并不突出,因此,不纳入本文讨论的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从1978 年开始到2018 年截至,针对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上海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划分成以下几个特征鲜明的时期:改革开放初期 20 世纪80 年代,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目标的城市更新;20 世纪90 年代,高速发展并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城市更新;新世纪发展进程放缓,并开始注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存的城市更新;以及 2010 ~ 2018 年,正式进入存量增长期的城市更新.

本文通过梳理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以各个阶段的策略、机制以及城市空间的变化为切入点,深入了解上海城市更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发展模式的总体性及规律性演变,归纳得出,新时期城市更新更加关注城市的文化内涵特征,并对这种城市更新的文化转向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2 上海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2.1 第一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目标的城市更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更新以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为主要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更新资金以政府筹措为主,并以旧改为主要内容,大量拆除了有历史弊端的住房.例如,成片改造闸北、南市、普陀、杨浦等地区房屋破旧、城市基础设施简陋、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改造简屋、棚户和危房,逐步改善居民生活居住条件等[ 3] .从 20 世纪 80 年始,也重点实施了部分商业改造,涉及到人民广场、外滩地区、漕溪路—徐家汇商城地区、 天目西路—地区、 豫园商城地区、四平路南段地区和虹临花园、上海体育中心、淮海中路东段等地区.并以豫园商城、淮海路、南京东路更新改造为代表,典型特征为“局部改造、商业价值提高、局部空间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上海的经济建设仍然以推动工业发展为重心,作为全国的工业枢纽,上海工业的功能仍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城市改造以改善居住条件和整治城市环境为主,中心区的工业用地尚未开始大规模置换[ 4] .

2.2 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城市更新

从 20 世纪 90 年始,上海开始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开发[ 5] .在当时,两个关键政策为全国快速城市化提供了巨大动力.第一条政策,调整了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改变了政府从生产计划分配到大规模(宏观经济)规划的作用,并将建设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 这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大的财政自主决策权,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和城市管理运行创造了条件.第二条政策是20 世纪90 年始实施的土地租赁和房屋改革.将以前的社会主义福利住房体系, 转变为房地产市场模式,促成了城市的高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房地产难题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拨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被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所取代.房地产开发的巨大力量席卷全市,同时也解决了老城区重建的问题[ 6] .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逐步运行,这一阶段的城市更新更多的呈现出政府主导、开发商配合的公私合作的特质,企业型城市初见雏形.最早的且最鲜明的公私合作机制体现在浦东开发的过程中[ 7] .在旧区改造层面,随着 1996 年卢湾区“365 危棚简”(开始于 20 世纪 90年代初,以拆除 365 万 m2危棚简屋为起点的大规模旧区改造,到 2008 年底,共计拆除旧房 1 亿 m2 )改造工作已接近尾声, 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已从最初 “沿街改造” “街坊改造”发展至“成片街区改造”,城市更新的方向也逐渐转为以原住民利益为集中体的成片旧式里弄住宅区维护与修缮[ 3] ,并且开始关注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的保存.

中心区旧式里弄的改造和更新以新天地、田子坊、思南公馆等项目为代表,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旧区更新改造方式(图 1).新天地商业街的改造更新,提供了市场化条件下,外资投入、政府和企业合作进行城市更新的新模式,同时,也是地产导向的城市更新典型案例[ 8] .新天地商业街项目属于“太平桥改造工程”项目的一部分,通过容积率转移的更新政策,促进了整个太平桥区的发展[ 9] ;思南公馆的改造工程采取了成片区的“拆、改、留”政策,并通过协议置换来搬迁居民, 整个过程完成了产权的置换,土地性质由居住改为商业办公,是典型“居改非”类保护型改造模式;田子坊的置换更新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被认为是持续式的、有机的、渐进式开发模式的典型.更新过程增加了原住民的参与,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更新路径, 使得更新的机制更加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然而 21 世纪初,田子坊中开始出现社会融合问题,并一直持续至今.起初的矛盾集中在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对空间占有的冲突,后来演化成为居民与商家、居民与游客、居住空间与陈旧的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

国外的一些学术论著,将上海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城市更新定义为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和士绅化的路径,这既是上海城市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其缺少社会人文性诟病的依据.虽然城市更新过程中开始关注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保护.例如:新天地的模式是地产导向城市更新的典型案例,然而却被认为是激进的,虽然其符合当时城市发展的经济诉求,然而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却是缺失的.Logan [ 10] 也曾指出,上海历史遗产保存和经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上海城市遗产保护的战役,摇摆在城市的主流经济环境之中.当经济发展兴盛时,文化遗产保存的压力就会大大增加,尽管存在着遗产法规和管控,许多遗产地区都会丧失;而当经济发展区域平缓之时,保存的政策相对而言就会实施的更加顺利.

2.3 第三阶段:21 世纪初~ 2010 年,以历史文化遗产保存为重点的城市更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特别是旧区改造的快速推进,历史城区的原有格局迅速被解构和重组[ 11] ,历史文化风貌和历史性城市景观受到极大的冲击.在 21 世纪的城市更新中,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破坏历史文化风貌的现象,城市更新的重点内容确定了对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及风貌道路的保护规划制定与管理控制.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于 2003 年确立了外滩、老城厢、人民广场、衡山路—复兴路、南京西路、愚园路、新华路、山阴路、提篮桥、江湾、龙华、虹桥路共 12 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图 2),并通过为已经确定的保护性要素提供法律保障.2004 年,市政府批准的“衡复风貌区规划”,被证明是科学有效地管理了在建成区内的城市更新与保护规划的重要典范.2005 年又确定了郊区及浦东新区32 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截止2005 年年底,共确定中心城 144 条风貌保护街道,其中 64 条道路进行原汁原味整体保护[ 12] .并在 2005 年第四次(其他三次分别在 1989、1994、1999 年)确定了 663 处共 2 154 幢、总面积约 400 万 m2的建筑为“优秀历史建筑” [ 13] .

随着城市生产性功能的减弱以及去工业化过程的开始,工业用地逐渐废弃并亟待转型,工业用地的再利用也成为新时期城市更新的重点内容.工业逐渐被现代服务业和创意产业所取代.例如,莫干山路 M 50 艺术园区、1933 老场坊的改造、苏州河仓库 SoHo 区改造、8 号桥创意办公区、上钢十厂改造(2005 年,通过保留厂房,改建为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展示面积约2万 m2 ,成为集雕塑展示交流、创作孵化、作品储备、艺术教育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中心,为老厂房保护性改造、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了有益探索) 、 上海啤酒厂的改造等. 同时,以工业遗产集中的黄浦江滨江地区改造为代表,2002 年启动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战略,以及 2010 年世*的召开, 都使得大量的产业建筑及其历史地段得到再利用开发,浦江老工业地区整体功能得到转型.

2004 年, 市政府及时公布了工业建筑文化修复规划.从 2005 年开始,上海的创意产业和老厂房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公共文化功能引入与政府倡导阶段[ 14] .在政策层面对工业遗产的文化性改造进行了支持.在随后 4 年时间里,约 80 个破旧的工业基地被改建为文化基础设施[ 15]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上海开始将文化视为刺激经济增长和处理衰败城市景观的关键.上海雕塑艺术空间是上海市政府发起的第一个通过改变土地规划性质,从工业用地变身为公共文化娱乐用地的项目,该项目被视作是展示工业遗产修复,鼓励创意产业发展的典范.

21 世纪的城市更新更加重视城市历史风貌保存与保护、工业遗产修缮与改造以及以文化创意为主导的空间更新模式,而更新的方式也从单路径的更新发展为多元化的更新.同时,城市高速发展中出现的社会效率及公平问题也逐步体现出来,城市更新中的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4 第四阶段:2010 年以来,文化特征凸显的有机渐进式更新

2010 年之后,是减速与再思考的时期.随着城市更新政策的正式出台,以及上海规划建设用地存量增长的背景,上海开始步入稳步发展的渐进式更新阶段.2010 ~ 2018 年的城市更新,更加关注历史风貌街区的创新性保护、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滨江地区的再开发和城市社区的重建,该阶段以文化重建为主要特征,强调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内涵、更多的与文化事件相结合,同时也强调包容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目标的综合性更新.在这个时期,公众参与的创新形式在萌芽,体现了由下至上、公众主导、专家指导、政府协调、企业参与的小规模更新[ 16] .城市更新朝着渐进式的、针灸式的有机更新模式发展.

2.4.1 历史风貌保护制度的调整与创新

作为特有的文化产物,历史街区的再生和再利用不仅要考虑建筑物所组成的物质文化,还应当尊重当地特有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及心态文化(隐性文化) [ 17] .每个历史时期都具有各自的建筑风格和街区特色,城市更新是“破旧立新”的过程,而城市发展更应树立“护旧立新”的观念[ 18] .在城市历史延续方面,从历史风貌街坊到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郊区及浦东新区 32 个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道路等,上海城市形成了“点—线—面”的历史风貌保护制度体系.上海旧城改造逻辑近期已从“拆、改、留”转变为“留、改、拆”,进一步加大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力度,特别是石库门建筑、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成片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

优秀的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风貌区是上海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们既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投影,又是构成城市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 11] .城市更新赋予了城市历史保护以更重要的未来[ 18] .反之,城市历史保护也使得城市更新有据可依、 更加持续地发展.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历史风貌的保护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公众和学者的关注.在华东电力大楼的改造更新过程中,可以看到社会民众和学者对于其历史形象的保留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华东电力大楼是典型的 art-deco 建筑风格,被认为是上海第一座后现代建筑,它代表了上海市民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认同.在更新过程中,因改造方案提议将其改造成为现代建筑风格而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政府—社会—开发商求同存异的过程中,最终改造方案尽最大可能地维护了其原有的建筑样式.整个更新过程呈现出城市文化形象需要改变—引发文化舆论—影响城市空间决策的改变—维护城市空间文化形象等几个层次,使其成为建成未超过保护政策所规定的 30 年,却经过各方博弈而得到保留的历史建筑(图 3).

2.4.2 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

2010 年之后,对于工业用地的再利用也得到了政策的进一步支持.上海曾经作为建国以来重要的工业城市,其工业用地的转型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随着上海城市中心区去工业化进程的开始,新一轮上规修编也提出,“建设用地零增长,工业用地减量化”的发展目标.同时,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上海出台了工业用地按照“三个不变”的方式进行非正式转型.2014年出台的 《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实施办法 (试行)》(沪府办〔2014〕125 号),使工业用地更新向正式更新又进了一步[ 19] .

工业遗产的再利用策略,往往集中在对原有的工业厂房环境进行整治,旧的厂房进行加固、修缮,完善基础设施,使其从一个破旧的厂区逐渐发展成为富有活力的创意产业园区.此外,也有大量的工业遗产单体被改造成为博物馆、美术馆,承担城市的文化艺术功能,这种现象在黄浦江两岸愈发明显.继 2010 年世博园区工业建筑的大量改造之后(例如原南市发电厂改造成为当代艺术博物馆) , 黄浦江西岸的工业建筑也进行了艺术文化性改造 (例如原北票码头煤漏斗仓库改造为龙美术馆等),黄浦江东岸民生码头的“8 万吨筒仓”也历经了改造,蜕变为艺术展示类建筑(图 4).

2.4.3 滨江地区的再开发

随着去工业化进程的开始,黄浦江逐渐由生产型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黄浦江两岸的大规模再开发,体现了由上而下、政府主导、政企结合、公众参与的规模性、系统性保护与更新的规划实践.上海的城市文化发源于黄浦江.滨水空间是多方利益相关者集聚的场所,也是空间博弈比较复杂的场所.外滩历史建筑群的保护修缮与其滨水公共区域的多次改造,也是上海城市市民精神重塑的重要体现;陆家嘴金融区的开发,为上海城市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上海成为全球城市的新形象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02 年的上海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计划,拉开了滨江地区再开发的序幕;2010 年世*带动了世博园原工业区 (上钢三厂) 的再开发, 同时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全球化,成为上海对于全球文化最好的展示舞台[ 5] .

自 2010 年上海世*之后,黄浦江滨江再开发进入了新的时期.世*期间储备的土地逐渐被释放出来,城市文化政策支持下的文化事件、文化艺术活动,开始引导黄浦江两岸的复兴.2012 年徐汇滨江(今西岸)的再开发,体现了继 2010 年上海世*以文化事件促进城市区域更新之后,再一次以文化政策引导的黄浦江滨江地区再开发(图5).2015 年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刺激并强化了西岸的振兴以及其区域的文化定位;2017年第二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再一次促进了黄浦江东岸民生码头的更新.此外,2017 年 8 月《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开放规划》也将“还江于民”作为规划的重点,注重滨江空间的公共性与共享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黄浦江西岸的再开发过程中,西岸集团以文化政策为触媒,通过创造一系列文化事件,来引导区域内城市空间的变迁(图 6).黄浦江西岸的再开发建设,集文化事件、文化产业、文化投资、文化策展为一体, 通过 “西岸文化走廊” 项目, 促成了大量私人美术馆、艺术品仓库等的建设.同时,通过优惠政策,鼓励艺术家的入驻,形成艺术家的集聚区和艺术村落(西岸艺术村),促进艺术产业的扎根以及产业的运行[ 20] .

2.4.4 “以人为本”的社区微更新

2010 年之后,城市社区更新逐渐展现出以社区为更新单位、居民参与的加强以及各方力量介入等更加谨慎的微更新特征.上海独特的历史赋予了其城市多样的、分别代表不同时期的居住空间类型—里弄社区、工人新村以及高层居住社区等.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的母体,也最能体现城市空间更新与变迁,然而在其更新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由于更新所造成的城市居住形态的断裂以及士绅化的过程.例如,田子坊中资本与市民文化的冲突,新天地中原居住空间商业化与居住形态的转移,中远两湾城旧改项目中无法回避的士绅化问题等.2010 年之后,对于社区文化的尊重以及社区归属感的营造成为社区更新的重点.居住社区是生活的基本场所,是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社区更新面临的利益博弈更加复杂[ 19] ,但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理念更加具体落实的空间介体.因此,不仅从空间、功能上需要进行更新,更要从人文的角度,挖掘社区的文化底蕴,塑造居民的身份认同感.

在社区层面,政府和居民的协同合作开始发挥更大作用,自下而上的“微更新”成为城市更新的新特征.城市微更新以适应新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需求为导向,对一系列片段化的城市建成环境和既有建筑进行调整型更新.建筑师、规划师、学术团体与市民自发参与,以小规模、低影响的渐进式改善方式,弥补了社区空间网络.石泉路街道社区更新、田林街道社区更新、塘桥社区更新、浦东缤纷社区行动等(图 7),都体现了这种小规模渐进式更新过程中公众参与力量的加强.同时, 《上海街道设计导则》《上海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等政府主导城市更新政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说明了上海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角色愈加突出,这也从一定侧面显示出城市更新中,人文与公众参与的部分在加强. 2016年, 上海开展了 “共享社区计划” ,作为四大更新行动计划之一(其他三个计划分别是创新园区计划、魅力风貌计划、休闲网络计划),并努力推进社区微更新与社区规划师制度.

3 上海城市更新的阶段性特征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更新,各个阶段特征鲜明,伴随着城市自身的发展以及外部因素的介入,不同时期的更新目标、运作方式与实施主体等都有着显著的不同(表 1).

从更新的资金来源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更新,主要资金来源以政府筹措为主,形式为政府及公共部门拨款补助;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城市更新走向了市场引导、以吸引私人投资为目的、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要方式的新模式;进入 21 世纪后,在更加积极地吸引外资的同时,鼓励私人投资与推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2010 年之后,由于进入到全球化的竞争网络系统中,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并保持本地资本的竞争优势,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

从更新的内容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的城市更新,重点落在“旧区改造”和部分的商业改造之上,主要的目标是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旧区改造”的逐渐完成,对于市中心历史街区的再开发成为重点;进入 21 世纪,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完成了对于中心城区历史风貌保护政策法规的建立与完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城市工业用地的转型,城市更新的重点也转向对于工业仓储空间的修缮与改造;2010 年之后,随着上海城市正式进入存量发展,滨江空间及居住社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将持续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表 2).

从更新的参与主体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的城市更新是政府主导下的指令性任务,路径单一;从 20 世纪 90年始,为了提高竞争力,从而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争取更好的位置, 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积极的、 企业化的战略,主动与私人部门结合成为“增长联盟”,鼓励、促进并保持地方经济发展,这种公私合作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的城市更新项目中都存在[ 21] ;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城市更新,在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前提下增加了市民参与的力量,利益主体开始呈现多元化;2010 年之后,在强调政府、开发商、社会三方合作的基础上,更多的利益相关团体参与到城市更新的机制中来, 并在特定的更新案例中,出现了以公众参与为主、自下而上的更新力量,城市更新的内涵定位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目标的综合性更新.厘清城市更新的发展脉络,梳理每个时期城市空间的变化特征,明确更新实施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得出,城市更新的成功有赖于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城市更新管治模式,亦要有一个包容、开放的决策体系,一个多方参与、凝聚共识的决策过程,一个协调的、合作的实施机制[ 22] .当今的上海城市更新正朝着小规模、针灸式、多维度的有机更新方向发展,以注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留与保护为特色.在未来,城市更新将更加关注城市的文化、价值与城市中居民的公共利益[ 23] .

4 新时期上海城市更新的文化转向

纵观改革开发以来的上海城市更新历程,逐渐由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以地产与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转变为 21世纪以来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更新.20 世纪 90 年代,以地产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被批评缺少对于人力资源开发、当地生产潜在竞争力的考虑,以及缺少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等[ 24] ,并一再摧毁城市社区的多样性和活力[ 25] .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士绅化的现象以及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以牺牲居民日常生活价值为代价的城市更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批判[ 26] .在步入 21 世纪之后,城市更新更加关注历史文化保存、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滨江地区的利用再开发以及社区微更新等方面.这些更新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于社会居民地方文化的关注,以及城市传统历史文化传承意识的觉醒.

伴随着城市转型为消费社会,城市发展模式也从福特社会转型为后福利社会.文化成为刺激上海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27] .上海城市更新历程从地产导向走向文化导向,文化已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主题[ 28] .2040 年,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文化已成为新时期上海城市有机更新的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务.

文化增强了城市的辨识性,以及创造出了在衰落的城市区域进行场所营造和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29] ,在某些方面,文化也被用作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工具.文化一词也被正式列入城市更新的政策中,政策决定者还试图通过当地的文化、 传统及历史, 来创造一个独特且多样性的身份.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文化可以被认为城市、建筑等历史遗产或者旅游景点,或者是视觉、或者表演的艺术,节日或者娱乐大众的事件,甚至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物质环境的更新过程中,老旧建筑可能会被再利用(例如发电站、工厂和火车站等被改造成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新的消费空间可能会在被净化过的废地上建造起来(例如超市、奥林匹克村、世*场址等),工业地区会被清洁净化被再开发等(例如水岸等) [ 30] .随着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创意文化产业与工业遗产的结合恰恰满足了新兴阶级所需要的形式感和对生活的审美需求[ 15] .

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更新项目被冠以“文化引导”的头衔, 但是文化在其中却处于一个相当边缘的地位[ 31] ,其背后更多的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的那样“文化和艺术的消费倾向于自觉地,有意或者无意地实现了使得社会差异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32] .莎朗·佐金(Sharon Zuki n)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也指出,隐含在以文化为中心的城市更新策略中的审美判断,是社会控制的有力手段的一部分,而不是包容性文化生产与创新的秘诀[ 33、 34] .在消费社会,“城市遗产的商品化”现象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愈发多的发生,然而其背后却存在难以解决的社会融合问题.大卫·哈维认为,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文化被理解成“流动的城市奇观” [ 35] ,是对于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回馈.约翰·汉尼根将这种城市开发描述为“奇幻城市” [ 36] .同时,这也回应了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他警告说:“历史建构的城市已不再是适于生活和实际的理解,而只是变成了游客文化消费的对象[ 37] .”同时,工业遗产大量改造成为创意产业,虽然对于城市区域的更新具有瞬时的推动作用,然而其背后也隐藏着危机.工业时代遗留下的废弃工业厂房,在城市品牌化的过程中,通过新的创意和文化用途对其进行再投资,然而却游离于城市的主要功能之外,并不能对城市特定区域经济运转起到有力的支撑.此外还有士绅化的可能.例如,上海雕塑艺术中心(红坊)曾将自身定位与纽约的苏荷区、伦敦的泰晤士河南岸、温哥华的兰桂岛同列,然而我们却也可以清晰的看到,纽约苏荷区早在 2000 年就出现了士绅化的趋势,创意办公空间早已被奢侈品旗舰店所占据.此外,2010 年世*之后,上海新增了大量的私人博物馆,占据了全中国的15%[ 38] ,其大部分位于黄浦江两岸.这似乎也伴随着城市更新过程中,文化中心的迁移—莫干山路、田子坊等旧的文化区的没落以及新的水岸地区文化区的形成.然而新建博物馆是否能拉动当地的经济整体发展,以及自身的运营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5 结语

在全球文化的冲击下,上海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自身文化的迷失,以及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开埠城市,上海有自身独特的城市文化.上海的城市文化受到异质文化的深入影响,对于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交融.上海的城市历史赋予了上海城市独特的空间,无论是历史风貌街区、工业遗产、滨水空间还是居住社区,这些独具上海特色的城市空间都与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反之,城市的文化也对其物质空间形成和演变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上海如何寻找自己的新身份,以及采取何种更新的价值取向,都首先应该对自身的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才能避免对于国际化文化模式的复制,创造并延续自身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到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城市更新最重要的内涵是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文化的传承,保证城市已有的文化积累在得到充分保护与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39] .文化不是口号和工具,不仅仅降落附加给城市空间的一些设施(文化设施、艺术装置等),也不仅仅是创意产业、文化节庆、旅游等带有士绅化色彩的高端消费,而是从城市本身中生长出来,是对城市发展的本质规律的挖掘与传承.同时,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应用,不仅仅是当今新时期上海城市更新的任务和要求,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理解,以及作出应对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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