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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以农业起家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与农业的繁盛密不可分.从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到后来的精耕细作,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的出现和发展.农耕文明促进了古代教育的产生,统治者的重农政策也使得中国的古代教育表现出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的特点.各个朝代都有相应的农书颁布,深究其理论主线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以农为本；天命主宰；三才理论.农耕文明与教育息息相关,更是中国汉字和古代文学产生的沃土.
关键词：古代教育；农耕文明；教育
我国的农业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是世界最早发明农业的国家之一.农业成为古人生存发展的第一大事,与之相伴随的农耕文明也逐渐发展起来.几千年来,农耕文明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并使得中国古代文化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这也归功于农业教育的成功普及.在7 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就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特点,栽培不同农作物,开始使用从土地开垦到作物收割和加工的工具.相传在原始公社前期,有伏羲氏“教民渔畋”,神农氏“教民农作”.这些传说表明,我们的祖先从狩猎、采集,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就有相互传授经验,进行农业生产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农业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传授生产和生活经验的需要[1].
农耕文明与中国古代教育是相互渗透的.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以技艺传授为主的农业教育的产生,教育的普及又进一步加速了农业技术的传播发展.本文主要从古书中的农学思想,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和农耕文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三个方面来阐述农耕文明与古代教育的相关关系.
一、中国传统农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维
（一）古书中的农学思想
1.以农为本
中国是以农业起源的国家,从考古发现的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可知,中国农业最早发明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2].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依靠,从原始社会开始,古人就已经开始进行农业生产,直到清初,农业一直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每个朝代都有专门管理农业生产的农官,教授百姓耕种技术,有的直接开办农业学校教民劳作,并且组织文官编写相应的农书.按时间发展顺序来看,尧舜时代“后稷为大田师……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淮南子·齐俗训》）西周以后设立劝农官,完善劝农制度；春秋时期许行开办私学教授学生农业劳作知识；元代创办社学,让适龄儿童进入学校专门学习农业知识；唐代积极推行“重农、息农、劝农”政策；基于唐朝农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处于我国封建王朝顶峰的宋代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前朝“以农为本”的思想；到了清代,统治者直接召集文人对历代农业方面的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和编著,最终《授时通考》成书,在百姓中广为流传[3].
2.天命主宰的农学思想
按时展来说,中国自夏朝开始就已经有古书的出现.《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创作年代跨度非常大,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它虽然是一部文学著作,但也包含着当时丰富的农业方面的知识.据统计,其中与农事相关的诗有21 篇之多.比如人们庆祝丰收的诗歌有“丰年多黍多.亦有高廪,万亿及姊.”（《周颂·丰年》）,“自昔何为,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飨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小雅·楚茨》）有关农具耕作方式的诗歌有“其斯赵,以薅荼蓼”（《周颂·良耜》）.除此之外,《诗经》中还有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篇章.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们将自然视为主宰者,表现出天命主宰的农业思想[4].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有农学方面的内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还没把农业生产单独划分出来,所以这时期的农学知识比较散落,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3“. 三才”理论
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吕氏春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论述农业知识的著作.《吕氏春秋·审时》中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他对农业生产中生物有机体与人和环境之间辩证关系作了朴素概括.这是“三才”理论的最早明确表述,把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看成是彼此连接的有机整体,强调人的调控制权；注重分析生产因素间的辩证关系,偏重于种植业的系统认识.《吕氏春秋·义赏篇》说,“春气至则草木生,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5] 三才”理论是中国古书的理论根据.
（二）儒家对农耕文明的影响
儒家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想流派,以孔子为代表的孔学学派主张“学而优则仕”,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这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截然相反.汉代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使得儒学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的正统主流文化.孔夫子的“经世致用”思维主导了一代代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不管是从事仕途,还是去做其他行业,都大多受“实用”和“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农业是古代中国的根基产业,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们或颁布劝农政策强制百姓实施,或设置专门的农业学校培养人才,或是召集文人编纂农书出版发行,来达到加速农业发展的目的,最终巩固统治根基.而儒家这种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的根基产业———农业产生影响.儒家也提倡以农为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源,立国之本.孔子曾说过：“为君之道,所重在于人之食”.在回答子贡有关从政问题时说：“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儒家对于农业的重视不仅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更主要的还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5].除了强化了重农思想之外,儒家的这种现实主义和经世致用的观点也对农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农业自原始社会到明代的发展,一直领先于西方国家,并有很多的先进技术传入周边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庶之国.在此期间,很多名家编写的农书也流传于世,影响甚广.如明代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唐代陆羽撰写的《茶经》等名扬海内外.
但自清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西方国家更早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生产专业化了吗？或者说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不适用现代社会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回想几千年来中国的农业发展状况和指导思想,与西方相比,确实是有些缺憾的.就从中国最传统的耕地方式———牛耕,竟然用了两千多年,农具的种类没有多大变化.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革.追溯源头,还是要归结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媒体的地位,最大的特点在于务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知识分子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在时刻以条条框框限制自己,思想固守又僵化,缺乏西方浪漫主义的幻想精神,没有冒险的想法,这种现实主义与实用思维能够创造现实的生产力,但是它在理论上还是有一定盲点的,对科技的前瞻性与奇思妙想、幻想显现微弱,凸显了工具理性,有时缺乏理想主义的光环.中国的农书也同样聚集在“事”和“术”等现实工具理性之中,没有很好发展与农业基础相关的其他基础学科与研究,没有超越现实工具理性去进行理想主义的价值理性探索,现实主义的不足是逻辑推理思维的稍许缺失[6].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一）重实用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统治者开办学校是为了培养出有才之士,以便辅佐他们更好的管理百姓.开设的专业涉及天文、算术、农耕、医学等,每个科目都关系到国计民生.占星官通过夜观天象推测国家的天气与灾祸,安排百姓适时劳作与耕种.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对科学不太发达的古代社会而言,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算术方面,宋明了地震仪,它能够根据吐出的龙珠确定发生地震的区域,利用的正是数学知识.农耕、医学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科目.民以食为天,只有解决了基础设施与温饱问题,社会才有意识层面的上层建筑.正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中所言,物质具有第一性,先有物质再有意识.在社会不太发达的旧社会,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组织教育是非常合理的.以开设的学校为例,元代建立了社学,是专门教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培训机构,比欧洲的农业学校早了400 多年.唐开成年间,李石编著《司牧安骥集》,对兽医理论和诊断技术有较系统的论述,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兽医教科书,这也说明中国的兽医学校比欧洲最早建立的巴黎兽医学校和奥地利维也纳兽医学校早1000年[7].但是从现代来看,实用教育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强化了人的理性思维,但却忽视了人的感性思维的培养,人文学科的建设受到了阻碍.
（二）重综合教育
西周教育的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的顺序有讲究.先是礼,它是直接的*教育,表现在政治、道德和生活层面上的行为准则；乐是一种美学教育；射御是军事体育教育；书数是语文、数学和科学教育.这种教育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文武并重,相成相济[8]；二是把文字的知识与实际的技能操作结合起来,这明显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表现在教科书上,就是广泛学习多学科的内容.自汉代起学校教材定为《五经》,到宋代时又加上《四书》的内容,构成《四书五经》,这一教材一直延续到清末.
三、农耕文明对古代教育传播载体的影响
（一）古代农耕对古汉字创制的影响
从中国最原始的甲骨文来看,文字的图像很具有象形的味道,所以中国汉字又叫象形字.《说文解字》中,每个汉字都有它最原始的意义,辨认起来也很容易看出它的来源.古人造字也具有一定的方法,但大多都与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在不同时代,先民的农耕方式是不一样的,不同生产方式下人们创制的汉字也不一样.除此外,农耕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也会影响汉字的创造.
传统时期的农耕之初就是种植,比如“艺”字,《说文》解释道,“艺者,种也.”艺是种植的意思,跪下表示感谢上苍赐予庄稼,满怀感恩；战国时使用牛耕,这时的代表汉字有“男”.《说文·男部》有“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而在田间耕作证是男子的社会分工,因此用来表示男子；古代社会,人们长期饮毛茹血的经历,使他们明白哪些动物可以做家畜,“牲”,《说文》：“牛,大牲也”.牛的出现,为农耕技术和农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节省了劳动力,也带动了农业生存技术的提高,这也奠定了牛在古代农耕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稷”,就是今天的小米或者高粱,是我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说文·禾部》谓之“五谷之长”,是最重要、最普遍的作物,又是民之常食,因此尊稷为谷神而祀之[9].汉字的创制,使得文化知识的传播不再单一的依靠口口相传,不仅增加了知识的传播方式,还加速了社会的发展,也使得教育事业正式以文字的形式起步[9].
（二）农耕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世界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的丝绸、陶瓷、书法、绘画、文学自成一绝.特别是文学,创作者们更是追求一种意境美,即忽略形式的表达,注重整体的氛围和感觉,突出作者的心境.这种追求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上古时期,为了保证生存,人们的生活方式或渔猎,或农耕,或游牧,特定的生存方式保证了人类生命的生存繁衍,也最多的凝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对中国人的精神创造来说,上古的农业文明决定人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人们关照世界的方式,决定人们思想情感的内容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意境的产生和发展.
甲骨文中的“艺”字是个象形字,左边像一株禾苗,右边像一个人跪在禾苗旁边,伸出双手.“艺”的本意是一个人正在种植庄稼、呵护禾苗.这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人们在大地上辛勤耕种,呵护禾苗成长,最后收获果实,获得生存的保障和成功的喜悦.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营建精神的家园,最早在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记载,“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这样的诗歌感动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黍离”也成为表达故国之思的代名词.随着古人开发自然的能力逐渐扩大,从禾苗到五谷、各种植动物,人们的精神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中国古人以饱含生命情感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环境,关照各种生命的景象,体会宇宙自然中生命运动的节奏和韵律.《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被称为最动人,最有意境的千古佳句.或许就是因为描述了最能表现生命之美的杨柳,最关系生命的雨雪,更能蕴含出征的战士对故土、家乡、亲人,对安居乐业的生活的向往[10].随着朝代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手法,表达方式以及意象意群的代表就更多了.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巅峰.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唐朝诗人吟诵的诗歌多是律诗,像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之类的.而宋词就不再拘囿于传统的格式,开辟了写词的新意境.苏轼一家就占了三个,杜甫李白更是名扬海外.李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运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瀑布的雄伟壮观,让读者通过具体的景物来感受瀑布的气势,非常有画面感.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把身处沙漠的孤独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勾勒出荒漠地广人稀的图景,营造一种壮观孤独的氛围,极具感染力.
除了对诗歌创作的意境有较广泛的影响外,中国农耕文明也主导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理念.古代中国以农为本,注重实际应用的实效方法,在百姓中追求的是一种田园生活.这种生活也是一种自然生活,比较安逸.人们在“农本”观念下只注重自己的生活,养成了一种“二亩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与小农思维的根本原因就是农耕地主导地位.“农本”思维重农抑商,加强了田园式的生活方式,注重现实,相信自然.晋代陶渊明就是天原始人的代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田园诗派最真实的写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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