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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论文参考文献：
文化扶贫：精准扶贫视域下的发展路径探析
董 燕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太原 030006）
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已进入决胜阶段,迫切需要在贫困问题上加快精准扶贫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步伐.文化扶贫作为扶贫扶智和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着眼点,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必由之路.传统扶贫过程中文化的力量日渐凸显,但仍存在扶“志”动力不足、扶“智”基础薄弱和扶“制”条件匮乏的困境.因此,文化扶贫要紧密结合精准的特点,做到目标精准,满足农体真实诉求；制度精准,构筑全面合理保障机制；措施精准,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真正实现文化软实力带动下的贫困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建设目标.
关键词：文化扶贫；精准扶贫；困境分析；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4-0022-02
精准扶贫作为我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关键举措,其作用不只在于解决经济贫困、实现数字化脱贫,同样也是向“造血式”扶贫方式转变、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契机.社会发展新常态背景下,解决多因致贫的发展障碍时,务必要在物质和制度之外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从精神层面根除“等、靠、要”思想的顽疾.当前正处于扶贫攻坚期,精准要更加深入文化扶贫领域,打通农村脱贫难、返贫多的思想梗阻,通过志向、智力和机制的扶持,使得农村内生文化改革带动外部经济致富.
一、文化扶贫政策的历史沿革
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曾提出：经济如何风生水起,缺乏文化建设也不能长久.只有实现国民心理和行为的双重现代化,国家才能走向现代化[1].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措施,从经济补助、政策优惠、教育扶持等多方面给予帮扶,在此过程中“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人”的思想逐渐深入,文化扶贫政策被提上政治议程.
（一）萌芽期：文化扶贫初见成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为解决贫困区温饱问题、恢复经济建设水平,扶贫政策主要以直接补贴实物和资金的“输血式”赈济为主.市场经济改革渐次开展后,农村扶贫方式转为制度性日常工作,特别成立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统筹工作,通过开展科教兴国、普及义务教育等策略,将文化提到重要高度.文化扶贫事业随之正式提上日程,1991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关注于发展农村职业高等教育,随后1993年成立国家文化扶贫委员会部署开展相关工作.
（二）成熟期：文化扶贫崭露头角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推出后,国家对重点贫困县的帮扶工作迅速展开,对500多个重点贫困县进行“星火计划”下的科技扶贫开发和“燎原计划”下的教育扶贫改革,紧抓农村地区科技服务建设和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工作.农村贫困地区在该阶段脱贫成效良好,贫困人口实现自改革开放以来50%的下降率,贫困发生率从30.7%减至14.8%[2].这标志着文化扶贫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助力农村脱贫的一大关键因素.
（三）发展期：文化扶贫举足轻重
2000年“八七扶贫计划”虽取得巨大成效,但也伴生着短频快脱贫后的“返贫多、难持久”的新型贫困问题.因此,政府导向适时调整,提出“参与式”扶贫新模式,先后两次颁布施行“十年扶贫开发纲要”,主张农科教、产学研相结合,继续走科技兴农、技术脱贫、教育扶持的道路.基于地区性贫困差异和粗放式扶贫下的“年年扶贫年年贫”现象,“精准扶贫”思想应运而生,它强调识别、管理和施策都要精准,因地制宜、因村因人靶向式帮扶,“扶贫先扶智”同时也成为“十三五”规划中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
二、文化扶贫措施的困境分析
有别于经济扶贫“授人以鱼”的资金和政策帮扶,文化扶贫能够为贫困地区的长久发展提供“授人以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伴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剖析贫困地区积重难返的致贫因素大致可分为：因病、因学、因缺技术、因缺产业致贫等,社会保障兜底、新农合制度及雨露计划等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户因病、因学致贫的问题,个体如何实现长久脱贫更多着眼于获得稳定脱贫的生产生活能力,这就需要相应的技术扶持和产业发展.
鉴于此,审视当前农村扶贫文化建设现状：部分农户依赖思想仍旧根深蒂固,只想要资金的输血扶持、全无主动发展产业的自力更生志向；大多农户知识基础薄弱,没有产业生产相应的智力和技术条件；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不足,加之外部政策供给滞后,农户有发展想法却无发展动力.因此,务必要在文化扶贫中破除扶“志”、扶“智”、扶“制”的症结,才能激活村庄建设活力、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一）扶“志”动力不足
总书记在扶贫工作中强调：不能只热衷于扶贫中质变的突破工作,同时要注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3].贫困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解决贫困也不能一蹴而就.有必要从意识和价值的致贫根源上发力,做好扶贫发展的引擎导向工作,从“志”上拔穷根.
贫困户出现脱贫惰性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到政府和农户主体的影响：第一,政府在长期扶贫过程中形成了主导式的实物赈济传统,忽略农户迫切所需的技术、信息和文化诉求；且在行政管理压力性体制之下,政府绩效考核和职位升迁更多关注可视化的经济指标,造成扶贫资金投入浪费、农户获益低下的结果.第二,贫困户因其文化和地理环境限制,深受乡土社会中植根于土地的小农保守思想影响,安于现有的生产生活状态,对自主发展产业中的风险抵御能力低下,因而在扶贫开发中的积极主动性不足、缺乏志存高远的产业计划.
（二）扶“智”基础薄弱
贫困区农户智力基础薄弱是文化扶贫中的又一大障碍,从“智”上治穷病是解决贫困的不二渠道.首先,深受闭塞地理环境中的传统文化环境影响,贫困人群的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不足,“半文盲”农民基数庞大,在市场化进程中难以适应新技术新成果的改革推广,更有甚者冷眼相待、拒绝职业培训等帮扶措施.其次,新生代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农民工多以外出务工为业,加之为解决子学问题,农民工背井离乡选择进城陪读,留守人群构成多以老年人为主,城市化和空巢化背景下更加剧了农村人口知识结构层次的失衡,文化扶贫的智力基础亟待改善.
（三）扶“制”条件匮乏
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助于内部主体的良性运作,文化扶贫及时的外部制度供给与服务保障实施是从“制”进行脱贫的重要途径.现行扶贫工作运行中,制度条件匮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基础设施不到位,贫困村庄留不住教师人才,基础教育学校大多设置在乡镇,学杂支出和走读行程成为极度贫困家庭子女上学的掣肘.知识经济时代下针对贫困户的普及教育和技术培训停留在书面形式上,开会宣传等虽形式多样,但没有后续跟进动员.第二,政府在治贫中的资金投入和绩效产出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文化下乡、设施修建等可视化扶贫行为在数量上过得去、质量却经不起考量.第三,政府推广下的精准扶贫工作,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意识和协同共治尚未形成.村庄缺乏招商引资的吸引力、贫困户无长期发展规划、企业等社会力量为村庄发展注入活力不足,以上问题迫切需要形成协调机制予以解决.
三、文化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规划,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过程中文化扶贫作为突破口与着力点,在树立良好乡风文明和坚实致富出路的基础上,发挥其对精准脱贫的重要带动力.因而,文化扶贫也要体现“精准”的时代性,发挥农体性,做到目标精准；完善保障机制,做到制度精准；动员社会参与,做到措施精准,实现贫困地区“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并驾齐驱.
（一）目标精准,满足农体真实诉求
贫困户既是精准扶贫的目标人群,也是承担扶贫发展任务的关键主体.重申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使其自觉树立脱贫志向、开展脱贫行动,是文化扶贫的首个要义.实现文化扶贫的目标精准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政府需破除传统晋升锦标赛模式下的短视经济行为,向有限性和服务型政府理念转变,以服务者的身份对待村庄和农户的扶贫需求,通过第一书记、驻村帮扶队等途径了解村庄发展需要,及时提供相应帮助.第二,改变“一刀切”的笼统扶贫方式,重视村庄地域和村民需求差异,对不同层次的贫困村和农户提供有差别的、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按照初期宣传普及—中期技能提升—后期规划发展的方式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在文化扶贫中提高农户自组织能力[4].
（二）制度精准,构筑全面合理保障机制
精准扶贫的实现是人员、组织和制度通力协作的结果,不同贫困村实施精准的制度保障是必要举措.首先,政府要落实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改变公共服务堕距现状[5],化地筛查文化下乡项目,牵头财政、农业、教育等部门完善职业培训、基础教育和产业考察等,发展适宜的扶贫项目.其次,文化扶贫的整个过程要做到全面监管,决策阶段要自下而上广泛合理听取农户及村庄发展意向,合理布局好文化扶贫区域战略；执行阶段要严格管控扶贫专项资金和项目进展,以明晰的责任清单合理规范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的权责利关系；反馈阶段要建立好项目开展的绩效考评制度,以此作为文化扶贫绩效考核以及村庄发展规划的参考.
（三）措施精准,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参与
文化扶贫发挥实效不仅需要农体性的发挥和健全的制度保障,还有赖于多方主体的参与实施.其中,政府作为扶贫的主导力量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宏观统筹,规划好本区域及不同类型村庄的大概发展方向,通过引导和服务的方式落实文化扶贫,与此同时要通过社保兜底、医疗保障等解决贫困农户基本生活生产问题；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细胞,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村庄产业扶贫,带动资源型村庄发展特色种植、旅游开发和产供销一体的电子商务模式；高校科研院所等社会组织则要充分利用贫困区实践基地的优势,与村庄合作开展农业技术研究,在此过程中实现科研突破和实践指导的双赢.
参考文献：
[1]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张磊.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2005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64.
[3].殷切希望,谆谆嘱托,扶贫先扶智——总书记给“国培计划（2014）”北师大贵州研修班全体教师回信[J].贵州教育,2015（18）.
[4]边晓红,段小虎,王军,等.“文化扶贫”与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J].图书馆论坛,2016（2）：1-6.
[5]梁立新.精准扶贫情境下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精准识别研究[J].浙江学刊,2017（1）：164-169.
收稿日期：2017-11-13
作者简介：董燕（1993-）,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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