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亨特：见证羊城历史瞬间的番鬼,该文是历史类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亨特和威廉和威廉亨特有关本科论文范文.
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粤语里有个特色词汇叫做“番鬼”,带有“蛮不讲理”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同时也是过去广州人对于外国人的贬称.早在16世纪初期,刚刚抵达中国的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沿海的掠夺和暴行,引起了人民的痛恨,故而被称为“番鬼”.虽说名声不佳,但到了19世纪,一位来自美国的“番鬼”倒是见证了跨入近代门槛前后的广州历史变迁,他就是威廉·亨特.
懂中文的商
1825年2月11日清晨5点,一艘排水量不足500吨的“公民号”经过历时125天的航行,横渡半个世界,从纽约来到了珠江入海口.9天后,这条美国商船终于来到了广州.船上共有34位成年人和儿童,其中就包括当时仅十几岁的威廉·亨特.
当时的广州是整个大清帝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中外贸易通过“十三行”完成.依照亨特的记述,十三座商馆整齐朝南面向珠江,自西向东依次排列为丹麦馆、西班牙馆、法国馆、章官行、美国馆、宝顺馆、帝国馆、瑞典馆、旧英国馆、炒炒馆、新英国馆、荷兰馆、小溪馆.这是当时人们眼中富庶、繁忙的象征.屈大均就曾作过一首竹枝词盛赞当年的景象：“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不过,对于这位打算前往广州洋行工作的少年而言,这趟长途跋涉并不是旅行的结束.一个美国人到广州生活,碰到的首要问题自然是语言障碍.偏偏彼时的清廷严厉禁止中国人向来华外国人教授汉语.两广总督李侍尧1759年上奏乾隆皇帝的奏折就很能代表朝廷的态度：“教授夷人读书……将无在不可以勾结教诱,实于地方大有关系.”因此,对于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是来自于清政府对语言学习的阻挠.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对此肯定深有体会,他的一位汉语教师常常带着,一旦有人告知官府,他就可以随时自杀,以免受折磨.他本人在来华的起初几年,常常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
但洋人也有办法,亨特乘上一艘孟买船“成功号”,经过17天的航行,来到了新加坡.这座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首府在开埠（1819年）后很短时间内,就被来自闽、粤两省的移民变成了一个华人城市.亨特在南洋接触到的主要是包括闽南话（福建话）在内的各种南方方言,并在邻近新加坡的马六甲英华书院里成功掌握了“中国官话（Mandarin）”.这就使得他在1826年返回广州后,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当地仅有的三位懂中文的外国侨民之一,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会说汉语的美国人.
凭借这个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亨特在1828年入职旗昌洋行（Russell & Co.,即“十三行”之美国馆）,并在此连续工作了13年（1829-1842年）之久.旗昌洋行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的美资公司,1818年由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商人塞缪尔·罗素于广州创办,从事广州至波士顿之间的跨国贸易.小沃伦·德拉诺,即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1830年起就是旗昌洋行之高级合伙人.
可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旗昌洋行还有另外一个丑恶的身份：商.旗昌洋行利用自己的飞剪船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1831年输入中国的印度有18760 箱,其中五成属于旗昌洋行.“在西南季候风盛行时节,虽然很少有一般生意可做,但贸易却非常活跃.”这是洋人最为青睐的“贸易活动”.亨特日后就说：“卖出是愉快的,收款是平和的.这项（）交易……一切都是愉快舒适的；卖出的手续费是3%,盈利的手续费是1%,没有坏账,*商每箱可赚20镑,年年如此.”
在法律上,贸易是被清政府严厉禁止的——中国人贩卖“洋烟土”是要杀头的.但就连亨特这样一个洋人也轻易发现,“由于存在着完备的贿赂制度,以致贸易通行无阻,而且经常地进行着”.在如此“潜规则”下,尽管年年都有海量的输入,可是“在广州从来找不到一家卖的中国店铺,或者一个人可藉以判断在何处买到或吸食的迹象,尽管并无其他用途”.
逍遥自在的人上人
名义上,战争前的清朝自诩为“天朝上国”,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来防范外国人,密集出台各种歧视西夷的法律法规.譬如,每一个“番鬼”在茶叶贸易季节结束时,都必须离开广州,乘船返回本国,至少必须撤往葡萄牙人盘踞的澳门.在广州居住期间,外国人也只能居住在十三行中,每座商馆只准许雇用8名中国人照料,担任“挑水、扫地、做饭等工作,而由一名买办管理一切”.洋商们还时常被大清的官吏训导要“听话和服从”,要“惶恐战栗”,不可“冥顽不驯,以致触犯圣怒”,因为他们“被容忍在这块地方暂住,是由于天朝对远来夷人的仁慈和怜恤”.
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亨特自己就讽刺清廷的规定根本只是些“口头禅”而已.在美国馆的北面,矗立着一组漂亮宽敞的中式建筑,作为当时行商公所或称洋行会馆,用来接待商客和*贸易事务.公所“由中国人负责管理,经常是井井有条,十分清洁”.任何与外国贸易有关的事务都要经过公所商议,例如订立贸易新规、重审旧规、修改税则等,行商都要请外国商馆的负责人员来公所商谈.
虽然按照规定,洋人“不得擅自前往城门呈递禀帖,否则就会失去天朝皇帝陛下对我们的眷顾”；但洋人照去不误,清朝官员们也会马上出现,一面温和地责备“我们任性妄为,有违天子圣意”,一面接受禀帖；“还会同我们作一次简短而愉快的谈话,给我们上茶,也接受我们递上的雪茄烟”……实际上,虽然被禁止随意外出,但洋人“只要高兴,就出去散步,而且想在外边呆多久就呆多久,很少有通事跟着”.
不仅如此,清廷对外国人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在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或郊区,都有士兵驻守,以便驱散可能肇事寻衅的中国人,或将迷失方向的外国人送回商馆”.名义上受到鄙视的“番鬼”倒是享受着各种特权.当洋人出行时,中国士兵总是“用皮鞭为外国人开路,并把鞭子抽在那些企图扰乱或回避不及的同胞肩上”,“假如一个外国人在街上遇到麻烦事时,通常只要认个错就没事了,而中国人则为倒霉者,被推到一边”……凡此种种悲哀的举动使得“‘番鬼’走到哪里都像君主”,令居住在广州的洋人“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亨特自己也承认,“在世界各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当局,对于外国人的人身安全比这里更加注意的了”.这样的褒扬,恐怕既出于事实,亦发自肺腑.
就像亨特所说的,广州的洋商“满不在乎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照料我们的生意、划船、散步、吃喝,使岁月尽可能过得愉快一些”.中国的行商们也竭尽全力款待讨好被视为“蛮夷”的外国同行们.亨特对于受邀参加的“筷子宴（中餐宴会）”印象十分深刻,“吃的菜有美味的燕窝羹、鸽蛋,还有海参,精制的鱼翅和烧鲍鱼,这些只不过是全部菜色中的一小部分,最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点心”；热情好客的主人散宴时每次都将洋商客人送到大门外,最后还吩咐脚夫打着写有他们姓氏的大灯笼,护送他们返回商馆.
广州的惬意生活的确有些令亨特乐不思蜀了.1832年,他曾短暂返回美国.久违的故乡并未令他感到激动,反而抱怨这是在9个月航程里听够了“巨浪倾诉”之后“在家闲荡”了3个月.就连纽约的气候也令亨特感觉不适,“夏天被迫睡在垫褥和羽绒的枕头上,使温度计升到随心所欲的高度”,这使得他怀念起广州的夜晚：“睡在清凉的硬藤席或竹席上,*的温度很少超过华氏96度（即摄氏35.5度）.”
“番鬼”成为“老广州”
话说回来,亨特并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毕竟是一位在洋行工作的商人,商业活动才是人生重心所在.后来,他在回忆中表达了对广州商馆的深厚情谊：“一百多年来,这块地方曾经是广大的中华帝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商馆的围墙之内所进行的交易,是无法计算的.由于这里的生活充满情趣,由于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除了懂中文的亨特外,广州行商与洋商之间通常使用一种独特的“广东英语”交谈.它当然是一种不讲语法、语音也谈不上正宗的变形英语,以至于当一个中国人用自认为很好的英语对一个初来乍到的“番鬼”说话时,后者可能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在当时,“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佬之间所进行巨额贸易的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的,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
那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往往数额巨大,除了双方各自记账外,并无其它记录途径.外商完全凭借行商提供的商货样品来决定货物购买和装船数量,没有书面协议和纸质收据,也不需要签字或盖章.大笔款项支付后,只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签署各自行号的大写字母即可.这一简单明了的操作手续为中西贸易提供了便捷,但对广州行商的诚实与双方的信任要求颇高.在实际交易中,行商总是忠实地履行承诺,避免毁约,这样一来,外商便无需考虑货物的质量和数量.连亨特也感叹：“作为一个商人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为了表明自己此言不虚,亨特不忘强调：“这里所说的,是我本人最初20年所亲历.”这跟孟德斯鸠谈到中国人时所说的“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形成了鲜明对照——孟德斯鸠并没有来过中国.
亨特所在的旗昌洋行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行商伍秉鉴（亨特称他为“浩官”）.此人在1834年以相当于50亿元人民币的2600万两银元家产,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在与他的长期交往中,“老广州”亨特甚至得以了解不足为外人道的行商买官内幕.
根据他的说法,“行商的位置是通过花一大笔钱从北京方面获得的,听说是 20万两（白银）,等于5.5万英磅”,“其标志是一个圆形的小徽章或有颜色的小圆球缝在帽子顶上（顶戴）”,同样,粤海关官员调动时,行商都必须送钱给新任监督以及京城的户部官员,以求官府势力的保护.实际上,花钱买官在中国封建社会习以为常,地位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往往通过买官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这份执照所费高昂,它却保证行商财源广进,不断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行商们却经常受到‘敲诈和勒索’,迫使他们捐款,如公益事业或公共建筑,赈济灾区等.”亨特提到,有一次黄河发洪灾,伍秉鉴收到官府通知捐款20万元（其他行商也被轮流召见拿出款项）,而他的反应则是先给五六万,如果官员不满意就给10万,“他们知道所谓水灾的严重性是被夸大了的,即使真有其事,从他们的捐款中,也只有一小部分被用来修理河堤,官员们拿走大部分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洋行与“番鬼”一起消逝
从1825年至1844年的20年间,亨特在广州居住、生活与工作并度过了青年时光.对于广州这座城市,他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这是一座繁盛的商业之都,他所看到的珠江“其时河面上挤满本地船只……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其数目是惊人的”.
1829 年,旗昌洋行与普金斯洋行合并,前者接管了后者在广州的全部业务,使得旗昌洋行成为当时广州仅次于东印度公司的美国对华贸易洋行.亨特借工作之便所接触的十三行行商,大多园宅幽雅、饮食精美、服饰华丽、妻妾成群,可以视作当时广州上层社会日常生活的写照.由于亨特会中文,他也就能深入到广州的下层社会：有背着一块招贴牌沿街卖药、担着一担水桶装着活鱼沿街叫卖的小贩；有补锅、补碗的手艺人；有为学习广东英语,准备将来依赖贸易为生而到一商馆服役的仆人；有排成纵队,拄着拐杖,向人行乞的盲丐；有向过路的“番鬼”扔石寻衅的“西关烂仔”；甚至还有为了“很少一点钱”甘于受极刑的穷人……这位“番鬼”感慨,“总而言之,中国人,至少在条约前的年代,是一个幸福而安分的民族,他们的勤劳,有节制和趣味简朴,堪称楷模”.
这里所说的条约,指的是清政府在战争战败后签订的最初几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场战争,亨特以一个旁观者（美国并未参战）的身份评价道,“这简直是侏儒与巨人的对抗”.只拥有“一些被虫蛀了的、火绳、长矛和盾牌”的清军无法抵抗“船坚炮利”的英国侵略军,宣告“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来临.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看来,这只是一场“朝廷”与“英夷”的战争,与自己无关.在战争中,中国民众竟将粮食物资卖给急需补充的英军,史载“更有一种奸民,与营弁通同一气,接济水米,多方献媚”,“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亨特在自己的回忆里也提及一个驻守炮台的清军下级军官,在开战前跑上了洋人的炮舰.在此公看来,两国开战甚至与自己的炮台也没有关系,“干什么要打呢？大官们喜欢打,让他们打去罢；如果明天打起来,你不要往炮里装炮弹,我也不往炮里装炮弹；只装就行了,弄多点声响,弄多点烟.我不伤害你,你也不要伤害我”.这自然是痴人做梦,第二天他的炮台就被英军压倒性的炮火摧毁了.
同样被英军炮火摧毁的还有清廷坚持了一个世纪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中英《南京条约》与中美《望厦条约》,堪称旧广州的“丧钟、裹尸布、掘墓锄和坟墓”.随着“五口通商”的实施,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急速从广州转向上海——1846年上海出口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7,而到1852年则超过一半.美国对华贸易的重心也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1846年6月,旗昌洋行在上海开设分行.1852年更是个标志性年份——旗昌洋行将总部也迁到了上海.
这一切已与亨特无关了,他在1837年成为旗昌洋行合伙人,1842年退休,1844年返回美国,之后又到香港活动达20年之久.但他仍旧关注中国尤其是广州的时局.太平天国起义令他胆战心惊,1854年,广东发生天地会起义时,亨特又通过行商的旧关系,与清政府达成一笔交易：建立一支由一百多名外国流氓组成的雇佣军,为清政府夺取义军首领何阿六的根据地——黄埔附近的南步镇.报酬为25万元,只是由于美国公使麦莲当时奉行“中立”政策,这一计划才未能实行.亨特此后的生活归于平淡,专注于撰写他的两部回忆录《广州番鬼录》与《旧中国杂记》.
1891年6月,旗昌洋行倒闭的几天之后,亨特在法国尼斯去世.冥冥中似有天意,这位“番鬼”在广州的早期生活,许多年来就是与该行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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