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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越
“除了合作,我们别无选择.”——在今年10月“一带一路”爱丁堡会议上,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如是说.布朗曾连续10年（1997-2007）担任英国财政部长,史上无二；后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接替布莱尔成为首相,带领英国经历了最难熬的四年.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在这个时代,英国需要寻求什么样的伙伴、抓住什么样的机遇.
日月沉沦、风雨如晦.当西方老牌帝国遭遇发展瓶颈、面临孤立还是融合的选择困境时,东方古国德业日新、为自己和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一贯利益至上而如今深陷泥淖的英国人自然不愿失去中国这根橄榄枝——参与“一带一路”,不仅是承认中国的影响力,更为在世界经济利益重新分配、国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的21世纪里分一杯羹.
英国卷入逆全球化浪潮
自2016年起,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思潮的方方面面,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可以说,这一趋势给英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危机是其选择与中国合作、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最大动因.
这几年,在经济衰退和恐怖主义等因素的刺激下,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在欧美国家大规模复兴,这在二战后尚属首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时兴的右翼民粹主义强调保护平民和本国人的利益.它鼓吹民众与精英、民众与“他者”对立,将精英和“他者”视为人权与价值观的剥夺者.这一观念是当前欧美国家反政治精英、反政治正确、反外来移民、反伊斯兰等社会情绪的理论根源.而民族主义强化了民族的差异性和本民族的优越感,在民族认同的驱使下,主张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来维护本民族的最高利益.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或退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重要原因.
民族民粹主义本质上与全球化相悖.当右翼民粹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交织到一起,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推力,撼动着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局势.第一个受到这种思潮实质性影响的便是英国.在“疑欧派”势力的裹挟下,英国于2016年6月举行了是否要退出欧盟的公投,结果为“留欧派”惜败,英国决定退出欧盟.这一结果起初被赞誉为“平民的胜利”,普通民众与“脱欧派”政客一同欢庆“权力回到了议会”,认为英国从此可以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凭自身力量重新登上世界舞台.
然而自公投至今,关于是否应该退出欧盟以及如何退出的争论喋喋不休.“留欧派”首相卡梅伦无心应对,便把单子撂给了同样反对退欧的特蕾莎·梅.梅相临危受命却势单力薄.她本想通过提前大选扫清障碍全力以赴进行退欧谈判,却未想到保守党在6月选举中丧失大量席位,自己的处境反而更难堪.如今的梅相举步维艰,甚至遭到党内强人挑战,被指为“羸弱”首相.而执政党内部关于退欧谈判的态度也是矛盾重重.前不久,保守党两位议员朱莉·格林和理查德·阿什沃斯因在斯特拉斯堡支持一项推迟谈话的决议而遭到停职.他们认为,与其冒进,不如首先研究一下对方的真实想法以及增加有效谈判的技术问题.
再看谈判双方立场,英国与欧盟口径大相径庭.英国退欧事务总理大臣大卫·戴维斯刚表态说退欧谈判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但旋即被“打脸”——欧盟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称两者之间仍然有“巨大分歧”.事实上,六个月（四轮）的谈判没能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双方在欧盟公民权利、财务结算和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而英国也不得不做出最坏打算——在没有达成任何贸易协定的情况下自行脱欧.目前,英国已经在着手制定退欧后双方贸易关系重回WTO关税框架的应急计划.尽管欧盟是英国最大的海外市场,与其保持紧密关系对其经济至关重要,但自英国作出退欧决定之日起,欧盟显然不再是它的坚定盟友——至少在经贸领域.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出现种种不利征兆.二战后,美国曾是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主要领导者和积极推动者,但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情况突然逆转.或者说,举着民族民粹主义旗帜的特朗普之所以能胜选,本身就是利用了这一思潮在当下美国社会坚实的民众基础.曾经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美国人,现在似乎感到自己已经转变为受害者,所以亟须找一个*人帮他们“清理门户”.
而勇于批判美国精英“政治正确”的虚伪性、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成了民众意志的最佳代言人.他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将部分穆斯林国家列入航空黑名单禁止其国民进入美国、在美墨边境造墙阻挡从墨西哥涌入的非法移民、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用行政手段阻止美国资本外流、提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G20峰会公报中拒绝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均为反全球化的举动.面对这样一个“美国利益至上”的“盟友”,英国若再想凭借所谓“英美特殊关系”获得特别优待,恐怕很难.
除英美两大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外,欧洲大陆也深受民族民粹与反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一个直接表现是许多右翼、极右翼政党纷纷崛起,从边缘走到聚光灯下,在包括法国、德国、荷兰、瑞典、丹麦、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大选中支持率陡增.
“一带一路”创造中英合作新契机
在部分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对外直接投资、退出区域一体化组织等政策的影响下,近10年来,世界每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从未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水平.自2012年起,全球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打破了自二战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前者始终高于后者的世界经济格局.这两年萎缩更快,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约1.52万亿美元）比2015年骤降13%.
除经济后果外,一些国内外学者预测,反全球化还将打破世界和平局势,引发战争危险.两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引起,而战后几十年的和平正是由以经济共通、文化共融为特征的全球化所保障.全球化创造了相互依赖的和平,这种依赖淡化了时空边界与政治经济隔阂,限制了“大国关系”的主导力,也降低了发展不平衡导向权力斗争、大国争霸、甚至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因为全球化使大国与小国、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得以合作共赢,不必陷入零和博弈.然而,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必然解构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使不平衡规律下的权力斗争再度成为国际政治主流.而民族利益至上观念下对国际规则的破坏、对国际制度的漠视、和对提供国际公共品热情的丧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陷入混乱,世界大战也将在“安全困境”中不断酝酿.
正因可以预见的收益和反全球化隐含的危机,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对“一带一路”这一中国版全球化方案予以充分肯定,并表态说“英中对自由贸易与经济开放的承诺是维系两国关系的基础之一.同时,我们都希望看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连通.”东西方两个大国基于“一带一路”的合作不仅将实现经济“共赢”、加固双边关系,也可为抵制逆全球化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努力注入最强动能.
“一带一路”是对经济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击,当然,它也不同于欧盟这样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合作参与模式——追求“共同发展、包容发展”,推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的新型全球化价值观.可以说,这一动议的提出是中国国力上升到一定阶段后,引领全球化进入新时期的标志.
于英国而言,中国这个新兴国家及其一揽子计划无疑是当前求生存、谋发展最靠谱的选项.过去30年,中国既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是世界经济最大贡献者之一.为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缺口,中国政府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前者注资200亿英镑（总额约650亿英镑）,并为后者出资255亿英镑.此外,新开发银行（旧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和中国省级“丝路基金”这些由中国牵头或积极参与的金融机构组织也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英国审时度势,成了首个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大国并成立了英中基础设施联盟.这些都为双方将来在第三国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长期提倡“互利共赢”,中国之所得并不以他国之所失为代价.过去,其他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往往能获得不菲收益,其中当然包括英国.未来,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成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必将为他国带来机遇.在商业嗅觉上,英国人依然敏锐.英国深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内国外存在巨大建设空间.在“两大线路”“六大经济走廊”中,英国因其海洋国家属性和长期积累的相关经验,将目光聚焦在了南部海洋路线上.英国英中商贸协会（CBBC）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包括相互连接、一直延伸至地中海的海上线路和贯通南亚和东南亚人口密集地区的陆上线路,涉及许多英国企业擅长的行业,因而蕴藏着众多机遇.未来,中国南部——广东、福建、云南、广西、海南,很可能成为英商投资和中英合作建设的重要地区.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许多东南亚国家,也会成为英国寻求与中国进行第三国合作的目标之地.
于中国而言,既要推动全球化,当然需要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参与.国内有学者认为,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化的维持和发展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出口市场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而中国在经济结构、金融制度、货币国际化程度、国际机制创建等方面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因此,把发达经济体留在全球经济框架内使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十分有必要.英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源泉,也是全球化的成熟地带.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很多领域需要支持和补足,而英国公司在基础设施、海事与物流、银行与金融服务、专业服务、能源等行业之所长或可弥补中国之所缺.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的优势在于资金、工程量和建设力,而英国在公私合作、项目融资、设计、规划、生命周期,以及环境保护方面有着世界一流水平.在银行和金融服务方面,英国具备很大优势.英国是银行和金融业的国际领导者和世界金融服务最大出口国,中国公司若想在国际贸易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那么,英国在使用复杂金融工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大宗商品交易、保险服务、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中国.
作为英美法系之源流,英国在法律服务上也极为强势.许多英国企业与中东、非洲和众多英联邦国家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曾深入这些国家,在财务和会计制度方面具有重要的本地经验和知识,可以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制度差异和区域差异,学习当地法律法规,从而更好地参与实践.此外,英国法律也被最广泛地用于解决国际航运纠纷,而中国的航运合同全部按照英国法律订立.由此可见,未来国际上中国势必借重英国的法律经验.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英国参与“一带一路”还有一大优势——英国与中国香港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香港回归后成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和大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跳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香港是中国与其他参与国之间的“超级联系人”.而在香港诸多世界一流的建筑、调查和工程公司中,很多都是英国企业.在其自由市场、法律体系、融资渠道、高级金融服务中,英国企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作为国际物流中心,香港世界顶级的物流和海事服务往往由英国公司引领.由此可见,中英两国可以香港为桥梁,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香港开展更多交流合作.
2017年1月18日,随着第一趟中英直达货运列车结束长达18天、1.2万公里的旅程后抵达伦敦,英国成为“一带一路”最西端的连接点——“米字旗”终于在中国版全球化蓝图中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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