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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方面论文例文 与周恩来和两弹一星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主题:周恩来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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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论文参考文献:

周恩来论文参考文献

这是伟大的历史瞬间,这是铭刻在几代中国人脑海中的光辉记忆——

1964 年10 月16 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

1970 年4 月25 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国四方会议上宣布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从、党做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到专委成立,从第一颗爆炸到导弹、氢弹试验成功,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到通信卫星工程实施,周恩来总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开拓与奠基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第一个看到爆炸景象的是周恩来.那是1946 年,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

南京梅园新村,从1946 年5 月至1947 年3 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这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10 个月零4 天的谈判.

时任北平军调处第25 小组副组长调处安平事件的张蕴钰,随叶剑英来南京向周恩来汇报调处情况.他后来担任了我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一直记得在34 号楼同周总理一起观看电影的经历:“他放了一个电影叫《女战士》,这个我还记得很清楚,《女战士》那里边就有广岛、长崎两个的投掷.所以,在那个地方第一次看到的形象,周总理也是第一次看到.再后来我们倒是搞了.”

中国进行试验,发展是被迫而为的.1950 年9 月,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以友人身份给写了一封信,说什么“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可是,就在这封信到达北京的同时,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美国的飞机已侵入中国12 次,美国的炸弹已扔到了鸭绿江边.

周恩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说:“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

整整思考了三天三夜,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场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尽管美国使用了除以外的所有武器.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以人民战争和巧妙的外交,制服了美国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尽管直到1953 年7 月27 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美国也没能投下,但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美国却不止一次地挥舞着核大棒对中朝人民进行的讹诈和威胁,把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

面对核大国的恫吓和威胁,的回答是: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在1955年一次同外国驻华大使的谈话中,说:“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美国是飞机加.但是,如果飞机加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善良的人们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新中国.1951年曾担任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主席的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对即将返回祖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说:

“你回国后,请转告主席,你们要反对,你们必须要有.也不是那么可怕的,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铀元素是法国科学家克拉普罗特于1789 年发现的,恰巧当时发现了天王星,这种元素就以天王星命名,“铀”就是天王星英文的第一个字母“U”的音译.

有没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1954 年秋,广西发现了铀矿.那些风餐露宿的地质队员们没有想到,他们采集的铀矿石竟会那么快地飞到中南海的书桌上.

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告诉我:“那是1954 年的秋天,我们的地质专家把在广西采到的铀矿石标本送到了北京.那个矿是次生矿,开采价值不大,但这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有铀,有次生矿就很可能找到原生矿.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很激动.特别是苏联顾问,当时地质部有个苏联顾问,眼睛都瞪大了,很高兴、也很神秘地说,要把矿石标本藏起来,带回苏联去研究.我把这个情况向、向周总理汇报了.没想到这么快,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到中南海去汇报,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这说明主席、对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视.时间大概是8 月底9 月份,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10 月之前,天还不太凉,还能穿丝绸衬衣.接到通知后马上带一块铀矿石,还带着一个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到中南海的办公室.就是丰泽园菊香书屋那间办公室,当时在那里办公.听汇报的有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我记得好像还有朱老总.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看了铀矿石显得很兴奋.那块矿石有拳头这么大,是黄绿色,当时我们也不懂,铀矿石就放在的桌子上,我记得当时还给几位领导说,看完了,大家要洗洗手.将这块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上,掂了又掂.他亲自用盖革计数器测量铀矿石,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还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这是决定命运的’那句话是送我们时在门口讲的.汇报完了,很高兴,站起来,同我们握手.在门口,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决定命运的.’”

在那次汇报后不久,、党毅然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955 年元月14 日,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在召开一个小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地质部部长、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地质部副部长刘杰.

周恩来全神贯注,先请李四光汇报铀矿的勘查情况,然后请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研究的状况.他详细地询问了原子反应堆、的原理,和发展这项事业的必备条件.

“要听取这方面情况的汇报,明天你们还到这儿来.”周恩来最后安排说:“要做点准备,简明扼要,把问题说清楚.地质部可以带点矿石,三强可以带简便的仪器做汇报表演.”

当晚,周恩来给写了一封信:

主席: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 十五) 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周恩来

周恩来总是这样细心地关心照顾科学家,在做出历史性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前夕,周总理连李四光牙痛、午睡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

第二天,李四光、钱三强等人按时来到丰泽园.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

主持会议,开门见山:“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取出了黄绿色的铀矿石,说明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和勘察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

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石标本,感到很普通的石块,会含有那种神秘的东西,会产生那样惊人的能量?这对于来自井冈山和延安的老革命家是非常新鲜的.

钱三强汇报了全世界核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和我国这几年的准备工作,然后把探测仪器放在桌面上,又把一小块放射源放在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探测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轻微响声.这时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有的兴趣正浓,也接过来试了一试,也发出了同样的响声.有的领导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气氛十分活跃.

当钱三强讲到攻破原子核发生链式反应所引起的震动,以及核物理研究成果将对整个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点燃一支,开始做总结性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

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思考着,强调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出来.”

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次会议极为保密,现在查到的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总理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的那封信.

就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了研制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历史征程.

1950 年,钱学森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却被美军当局无理拘禁,在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下被滞留达5 年之久.直到1955 年 10 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国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多次严正交涉,钱学森一家才得以安全回到祖国.

这年12 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3 人,给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

年底,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院长陈赓握着钱学森的手问:“你看,咱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钱学森的话令陈赓顿生豪气,连声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1956 年元旦那天,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谈起导弹的问题,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听完后,对钱学森说:“你们写个报告吧.”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1956 年2 月17 日,钱学森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2 月22 日,周总理把这一《意见书》呈送给主席:“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自此,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3 月14 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请钱学森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4 月13 日,经报和主席批准,国务院决定正式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副总理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安东任秘书长,委员有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学森、钱志道.11 月16 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二机部),主管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宋任穷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为副部长.

至此,中国研制、导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1956 年5 月10 日,刚刚担任航委主任的聂荣臻向国务院、军委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说: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后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的研制工作.

半个月后,周恩来亲自主持有彭德怀等参加的第71 次军委会议,专题研究了聂荣臻提出的报告.周总理在会上做了重要指示: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出力;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

创建五院,最困难的还是人才调集问题.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人才极度匮乏,科学家、专家更是凤毛麟角,是每个单位的“心肝宝贝”.搞国防尖端技术,又必须集中大批技术骨干力量.

周恩来深知其中的难处,他指定聂荣臻召集会议,抽调人才.6 月2 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防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一机部部长黄敬、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 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本来,周恩来那天要到会讲话的,但会议即将开始时,找他有事,他只能去了,临走前留下话:“中午给大家嘴上抹抹油.”

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午请与会人员吃饭.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那天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显得特别精神.他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决心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的计划.听说搞导弹、,大家都很兴奋,议论之声四起.

聂荣臻接着说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的各位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陈赓大将当场表态:“我们哈军工给4 个专家!”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

陈赓说到做到,没多久,他把哈军工的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专家给送来了.但是,很多单位答应给的人,并没有到位.聂荣臻派人三番五次地催促,有的单位仍是迟迟不放人.

两个月过去了,人员仍是到不齐,钱学森很不高兴,他气呼呼地问有关同志:“导弹、火箭的事还搞不搞了?要搞,就应该赶快调人,不能再拖了.”这些话反映到聂荣臻这里,聂荣臻找周总理想办法.周总理叫聂荣臻约钱学森到北戴河面谈 ,顺便可以让他休息几天;总理又对聂荣臻说:“需要哪些人,提出名字,你写报告,我批!”

后来,有些专家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聂荣臻写报告,由周恩来批准后,硬调来的.终于,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数十位专家和中级科技人员到了五院,同时还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00 多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以研制、导弹的战略决策为主要标志,中华民族向科学进军的宏伟蓝图全面铺开.

1956 年1 月25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5 天之后,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号召:“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1956 年到1967 年的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年3 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挂帅,陈毅、李富春和聂荣臻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

当时,聂荣臻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周总理深知国防建设是规划的重中之重,他专门让秘书通知各有关部门——

总理指示:为解决科学规划中提出的有关国防建设部门急需解决的组织机构、工程技术人员的调配与培养等问题,决定由聂荣臻同志邀请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商讨在聂荣臻同志召开会议时,有关人员必须到会.

初春的北京,生机盎然.制定12 年科学规划的大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参加制定规划的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来自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各产业部门的技术、科研、设计单位,著名科学家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等都参加了规划会议.领导同志对规划的制定工作极为重视.周总理多次听取汇报,及时做出指示.时任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很关心规划工作.决定陈毅专管外交工作后,由聂荣臻接替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

5 月26 日,周恩来和李富春、聂荣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了与会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周总理和聂荣臻等一桌一桌地向到会人员敬酒.6 月14 日,、周恩来和朱德、陈云、、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等,在中南海接见参加规划工作的科学家、科技人员,同大家合影留念.

党对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科技人员深受鼓舞.这年10 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600多位科学家的努力和部分苏联专家的帮助,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起草工作.

10 月29 日,陈毅、李富春与聂荣臻联名,向周总理并写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的报告》和《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草案)》的报告.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 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 个中心课题,连同附件共600 多万字,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这些中心课题的途径和措施,它给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勾画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和美好的蓝图.

规划中列出了12 个重点,即: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建立中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几种疾病的防治和消灭;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

军工方面,在聂荣臻的领导下,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牵头,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门的有关人员,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将其作为12 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

1956 年的11 月16 日,全国人大第51 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日,周总理在国务院第四十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各位副总理分工,聂荣臻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工作.

1958 年9 月25 日,军委第一五七次会议通过了聂荣臻代军委起草给周恩来并、的报告: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1958年10 月16 日,批准了这个报告,聂荣臻元帅兼任国防科委主任,陈赓大将任副主任,万毅等23人为委员;1959 年12 月,空军司令刘亚楼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1960 年3 月,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几乎同时,聂荣臻又向建议,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958 年11月,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任命聂荣臻兼国家科委主任.

1957 年,赫鲁晓夫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对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援助政策有所松动.

聂荣臻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变化,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他对周恩来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些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

周恩来说:“我同意.你可以先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作下一步打算.”

阿尔希波夫当时是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聂荣臻在与阿尔希波夫商谈后,马上向周恩来并、呈送书面报告:

前次我们向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同志提出的有关原子能、导弹、航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如何安排的愿望,请其向莫斯科反映.现已得到苏方的答复.今日下午阿尔希波夫同志来谈称:他受莫斯科委托,中国方面谈判原子能工业(包括为国防目的)的全权代表团,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并圆满答复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的话.

、周恩来很快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委托聂荣臻负责筹组代表团.

9 月3 日,赴苏联谈判代表团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聂荣臻在会上宣布:经周恩来和批准,由于国防新技术的保密性质,代表团称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通信兵部主任王诤,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刘寅.此外还聘请了13 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加上工作人员共31 人.

9 月7 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9 号上午,聂荣臻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拜会苏联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和苏共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

谈判就是从这一天开始,10 月15 日签协定,共进行了35 天.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分为若干部分,有军事、导弹、原子能、飞机、电子5 个组.谈判期间,聂荣臻不断派人回国向周恩来、报告,或者是打电报请示.10 月7 日,聂荣臻收到周恩来签发的指示电:“同意由聂荣臻同志代表政府同苏方签订苏方建议的协定.”

10 月15 日那天,聂荣臻率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的签字仪式,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协定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中,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诸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并且,苏联将于1957 年至1961 年底,为中国提供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提供P-2 导弹样品和有关的技术资料.

这就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叫“10 月15 日协定”.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 总的来说,1957、1958 年,协定执行得比较顺利.导弹方面,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P-2 型地对地导弹、一个营的导弹地面设备,另外还给了C-75 地对空导弹、射程50 公里左右的岸对舰导弹等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并派来技术专家;在方面,也派来了有关专家.

我国、导弹的研制机构相继开始组建建设——

1958 年3 月,导弹试验基地组建,对外代号0029 部队.

1958 年5 月,核工业第一批厂矿衡阳铀水冶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郴县铀矿、衡山大浦铀矿、上饶铀矿等开始选点建设.

1958 年7 月,承担研制工作的二机部九局九所在北京成立,并随即在青海金银滩选点建设研制基地,对外代号“221 厂”.

1958 年8 月,原子武器试验靶场组建,对外代号0673 部队.

1958 年9 月27 日 ,苏联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的起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对此心存感激.当时,曾发出指示:“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成自己人.”

然而,1958 年7 月底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时提出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这项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被严词拒绝.赫鲁晓夫恼羞成怒,中苏两国间的关系随之起了微妙的变化.协定中最重要的苏联应向中国提供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却迟迟没有到来.

1959 年6 月20 日,苏共致的信到了北京,信中以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关于禁止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理由,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9 年7 月初,聂荣臻在庐山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收到二机部关于苏共来信的报告.聂荣臻通知二机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于7 月14 日,庐山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到庐山汇报,商量对策.

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庐山期间,关于苏共来信和我们分析研究的情况,我向彭老总和聂老总做了汇报.彭老总由于在受批判,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没有讲什么意见.聂老总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我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亲笔代草拟的给苏共复信稿.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请示总理要不要复信,总理说,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

为了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1959 年6 月,后来,中国第一颗工程的代号就定为“596”.

1960 年7 月16 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 月25 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将于7月28 日至9 月1 日期间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 多名专家来华.7 月18 日,消息传到北戴河.对前来汇报的李富春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 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7 月21 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时期内,撤走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 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 个协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 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事实上,在中国国防尖端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照会之前就已开始撤离.

7 月6 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 名专家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奉命提前回国;

7 月8 日,正在兰州浓缩铀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 名专家也突然撤离;

到8 月23 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23 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周总理有一次问刘杰:那些专家同我们还有联系吗?

刘杰答:有时过年过节寄个贺年卡.周总理说:不能忘了他们,我们将来响了,也有他们一份功劳.

中国人没有动摇奋发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

1960 年,我国登山健儿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给在困难中苦斗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振奋.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前进.

1961 年7 月16 日,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的支援.

针对北戴河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尖端武器“上马”“下马”之争, 1961 年8 月12 日,周恩来到会讲话说:“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才能防止使用导弹、.”

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全国各地迅速奔向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仅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就输送技术人才九百多人,有人赞叹他们是“满门忠孝”.

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说:“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他组织安排重大科技攻关,并亲自物色和推荐了一批学科带头人.

当组织上决定让王淦昌参加研制工作,他斩钉截铁地说:“愿以身许国.”从此,这位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化名王京,成为攻关队伍中的一名领导者和技术带头人.

钱三强同参加研究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王承书谈话时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这位从海外归来的女科学家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著名科学家郭永怀,在美国留学时始终拒绝参加机密工作,而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研制的秘密工程.

正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何祚庥等二十几名中国专家,得知苏联撤走专家的消息,立即奋笔请缨,他们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位于北京花园路六号的那座灰楼,是中国研制最早的阵地.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邓稼先、龙文光、疏松桂等专家先后集结在这里,秘密地进行着技术的艰难攻关.

这时,正值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索债,帝国主义封锁,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困难.

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经受着饥饿的威胁,许多工人和科技人员浮肿了,不少战士因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

戈壁滩稀有的榆树叶子,成了他们补充维生素的宝贵营养品;弱水河畔的沙枣叶、骆驼草籽成了他们充饥的食物.

从北京的实验室到西北大漠中的建设工地,科技人员和工人、解放军官兵丝毫没有停止攀登的脚步,他们咬紧牙关,用心血、用汗水、用双手、用肩膀、用热量不足的血肉之躯推动着共和国前进的车轮.

党时刻牵挂着国防科技队伍的温饱冷暖.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有关省市负责同志,从各地调拨粮食和生活用品.他在电话中嘱咐:要让科学家、技术工人、军队的干部战士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

于是,全军、全国、全国各族人民又一次勒紧腰带,把各种物品送到国防科研生产和试验基地.粮食部一次就拨给二机部西北三个厂几百万斤黄豆,青海省给研制基地调拨了4 万只羊.商业部、总后勤部在兰州成立了二级批发站,加强西北地区核工业部门和特种部队的生活资料供应.在那令人难忘的年代,从共和国领袖到各级干部都和普通百姓一样,勒紧腰带,在忍耐和希望渡难关.

不吃肉了;

周恩来不吃肉了;

、刘少奇的子女在学校里吃和普通百姓的孩子一样的伙食

1962 年1 月5 日,人民大会堂里却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周恩来总理和陆定一、陈毅、聂荣臻三位副总理的名义宴请四千多名自然科学工作者.

时任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嘏对我说:“拟定参加这次宴会方面的专家名单我参与了,请帖是以三位副总理的名义发的,实际上是周总理的意思,主要是想让科学家们吃顿肉,补点营养,五千人的宴会厅基本坐满了”

彭桓武先生告诉我:“这次宴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在主宾席上,总理一边是钱三强,一边是钱学森,我们一看,开玩笑说,好,我们的代表人物亮相了,我们明白,是给我们鼓鼓劲”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进行中致辞,号召科学技术工作者们,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世界和平,树立雄心壮志,埋头苦干,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炸响

1962 年夏天,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中印边界、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世界上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进展猜测纷纷,每隔一段时间,新闻媒介就掀起一场中国即将爆炸的传闻,有的甚至说中国已经爆炸了.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领导对二机部的工作进度非常关心.二机部领导经过讨论,于1962年9 月11 日正式向提出争取1964 年最迟在1965 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的“两年规划”.

10 月19 日,国防工办向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并提出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专门委员会的建议.

刘少奇表示赞成,并说: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来也是好的.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

10 月30 日,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大将向党写了建议成立15 人专门委员会报告.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 年爆炸第一颗.这一目标的实现,不 仅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会震撼全世界,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这个建议,在10 月19 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常委汇报时,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总抓,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可附设在国防工业办公室”

11 月2 日,总书记在报告上批示:

“拟同意,送刘、周、朱、彭核阅.”

11 月3 日,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写下了振奋人心的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1 月17 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决定由15 人组成专门委员会领导研制工作.

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七 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位总参及委、部级领导干部.

周总理当天就召开了专委第一次会议,并决定设立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任副主任.

专委是在党直接领导下,具有高度权威的行政权力机构.从成立到第一颗爆炸前,专委共召开了九次会议,研究解决了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工业落后的中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制造出,靠的就是全民族团结一致和全国的大力协同.

围绕第一颗的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石油、建工、轻工、纺织、、交通等 26 个部委和20 个省市自治区的900 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为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

1962 年12 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四氟化铀车间投料生产;

1963 年3 月,完成了第一颗理论设计方案;

1963 年8 月23 日,衡阳铀水冶厂一期工程完工并开始试生产;

1963 年11 月29 日,六氟化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

1963 年12 月24 日,一比二核装置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1964 年1 月 14 日,兰州浓缩铀厂取得了高浓铀合格产品

1964 年春,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一时间,大西北这片神秘的荒原似乎成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精神的缩影.

5058 名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 个单位; 3.3 万多吨器材、物资从四面八方运往场区,共动用火车皮1116 节;汽车1270 台,行驶1851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62 圈.

1964 年7 月21 日,张震寰来电传达了周恩来总理7 月14 日关于预演工作的指示.周总理强调:模拟产品运输工作要做细致、做周到,防止意外,每个环节都要加强保卫保密工作.预演工作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要通过预演训练人,考验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确保试验成功,遵照周总理、专委的指示,报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副书记、朱卿云为秘书长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并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主任委员,刘西尧为副主任委员,由各参试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共68 人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有: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研制基地负责人李觉、朱光亚,试验研究所程开甲,防化兵部副主任毕庆堂,总政科工部副部长朱卿云等.试验委员会下设12 个部( 队、室),具体负责试验的各项工作.

9 月4 日,张爱萍、刘西尧领命到北京向专委和周总理汇报试验准备工作和预演情况,请示正式试验时间.

当时有迹象表明,超级核大国有图谋阻止中国掌握、破坏中国核设施的动向.

面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中国选择首次核试验的时间便成为专委特别注意的问题.1964 年9 月16 日、17 日,专委对此进行了慎重研究,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在研究中,周恩来归纳大家意见时说:“关于第一颗试验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我们发展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我们要设想一下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时间.国庆节前下决心为了和第二套生产基地衔接上,则要推迟到1970 年才能试验.”

罗瑞卿说:到1970 年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

周恩来说:“如果要在今年进行试验,需要在9 月25 日以前定下来.我再搜集一些材料,研究一下,报请党、政治局常委去决定.不管今、明、后年进行试验,你们准备工作仍要积极进行.”

专委会议后,周恩来向、刘少奇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专委对正式试验的方案设想.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9 月22 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李先念和聂荣臻出席的常委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了有关我国首次试验的各项原则问题.

9 月23 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开了一次极为机密的专委小会,传达了他与、刘少奇研究的决定,并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对国外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

当时的国际气氛很紧张.周总理请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转告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下达防御任务,要求部署全面戒备,严防美、苏和蒋军的空袭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

周总理说:“主席同意搞,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除你们俩 ( 指张爱萍和刘西尧——作者注)还有什么人去核试验场?的运输怎么搞?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不应知道的不要知道.在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今晚要开个紧急会,具体地规定多少条,从现在起就要搞好保密,什么消息也不要漏出去.参加这项工作的6000 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是在舞台上,敌人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人( 指陈毅和贺龙——作者注) 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要埋头苦干,做无名的工作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个副主席( 指贺龙和聂荣臻——作者注),彭真同志.”他还对陈毅同志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当即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会上张爱萍因有外事活动提前退席,周总理特意嘱咐:检查一下衣服兜里有没有写字的纸条,要掏出来.同时指示:告诉外交部今后不要安排他们参加外事活动.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我国第一颗爆炸时,他也向我保密.当时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爱人,党委员,这件事同她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这件事是我最近从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中才知道的.”

聂荣臻那天没参加这个会.会议到了最后的时候,周恩来对总参作战部的李旭阁说:“今天晚上要问一下张爱萍,他负责安排的事项在讨论安排完以后,写个文件交给我,我向聂总谈一下.”两天后,张爱萍、刘西尧专门来见聂荣臻,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以及第一颗爆炸的准备情况.

9 月下旬至10 月初,零部件从西北研制基地分批运到罗布泊试验场区,然后在离铁塔约150 米的地下室里,顺利完成了的装配,试验进入最后的待命阶段.

10 月9 日,试验委员会根据气象预报,拟定试验时间在15 至20 日之间,张爱萍随即派试委会办公室主任李旭阁乘专机赴京向周总理报告;报告10月10 日23 时10 分送达总理办公室.

10 月11 日,、周恩来批准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报告.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爆炸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并报经同意.接着,周恩来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报等文稿送等领导同志.

第二天,气象部门预报16 日左右有出现好天气的可能,试验委员会便把试验的日期瞄准在15 日、16 日,并按15 日准备.

10 月14 日18 时25 分,试验指挥部向周总理报告:“根据气象情况分析,经过党委常委研究确定16 号为零日”.

20 时30 分,周总理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同意16 日作为零日,请以暗语加密告张刘两同志,零时确定后望即告.”

20 时50 分,总理批示传达到罗布泊试验场区指挥部.

14 日19 时12 分,安全吊上铁塔,场区各方面工作处于待命状态.

张爱萍、刘西尧等领导与气象专家顾震潮等,同气象人员昼夜研究天气变化,到15 日凌晨3 时,研究确定16 日15 时为“零”时,并报告周总理.10 月15 日12 时30 分,总理批示,同意零时定为16 日15 时.

试验场区进入“零”前24 小时.

1964 年10 月16 日这一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一直候在电话机旁.

12 时,他又给刘杰写了一封信——

刘杰同志:

在12 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周恩来

十月十六日十二时

刘杰把总理的指示立即转达到核试验场.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公元1964 年10月16 日15 时,中国第一颗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周总理传达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张爱萍再次报告:“火球已变成蘑菇云,根据景象判断是核爆炸.”

说:“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随后,一份证明确实是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传到北京.

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周总理提前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周总理风趣地说:“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

1964 年10 月16 日22 时,周总理组织起草、亲自审定的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发表,这一奠定我国核战略的基石、让所有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声音久久地在蓝天大地间回荡——

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 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中国核试验成功, 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第二天,1964 年10 月17 日,周总理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杨成武汇报第一颗爆炸成功的情况并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这证明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材料、燃料、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

周总理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首次核试验六个月之前,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八次专委会,决定按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在地面的百米高铁塔上进行核爆炸试验,然后再搞飞机空投试验.

1964 年12 月,总参谋部、国防科委拟定了空中核爆炸试验方案.

1965 年2 月3 日和4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专委第十次会议,批准了空爆试验方案.要求在5月1 日前做好核航弹的研制和试验场区的一切准备工作.

3 月20 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专委第11 次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核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周总理指示:这次试验一定要准备好.要吸取第一次核试验的经验,要更周到、更细致、更完善地全面做好安排.在效应试验方面,你们要检查.要搞清楚在空中、地面、地下各种条件下杀伤和破坏威力的半径,距离多远被破坏?多少米以外就不受破坏?总之,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国外试验能得到的,我们都要得到;国外试验得不到而应该得到的,我们也要取得.空中的、地面的、地下的、有坚固防御的、没有坚固防御的,都要得到.要设想得全些,周到些.上次试验数据搞得不全,哪些是破坏的,哪些没有破坏,这次都要搞到.对普通土、半坚硬土、坚硬土、破坏、震动等都要搞出试验数据.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我们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为这次试验而安排的空中取样飞机要三路三层同时准备好,要准确及时地全面掌握住放射性烟云飘移情况.周总理要国防科委在3 月底给他一个有关这次核航弹空投试验准备情况全面部署的综合性资料,4 月份做好这次试验的一切准备,专委4 月底还要再全面复查一次.周总理的指示国防科委都及时地向核试验基地及各参试单位做了传达.各单位在党委及首长的具体领导下,认真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经过全体参试人员协同奋战,艰苦努力,试验用的核航弹在研制基地总装完毕;执行空投任务的机组进行了反复训练,在空爆试验场区投训练弹29 枚,达到了精度要求;在核试验场区,完成了测试和效应试验的351 项工程和千余台( 套) 控制测试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通信、气象、安全防护等各项保障工作均已准备就绪,按预定计划完成了预演前的各项准备.4 月28 日上午,按正式试验程序成功地进行了全场综合预演.通过综合预演取得了正式试验的直接经验.至此,确保了专委确定的5 月1日前做好试验准备的要求.

5 月1 日,试验场区气象部门预报,5 月9 日至15 日可能出现符合试验条件的气象.张爱萍向专委、军委建议在此期间选择一个好天气,进行正式试验,得到、周恩来批准.周恩来还特别提醒“试验必须有把握,不要勉强.”

5 月4 日、5 日两天上午,周总理主持召开专委第12 次会议.他与贺龙、聂荣臻等专委委员听取了张震寰关于这次核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后说,政治局常委5 月2 日已开会,党、已原则批准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具体时间由专委定.在会上周总理指示:5 月9 日起,根据气象情况, 选择试验时间报专委批.并指示,要对试验的安全普遍检查一次,凡是有漏洞的都要补起来.要特别细心,一点不能疏忽大意.爆炸后,要把应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得到,要把效应试验的杀伤破坏界限搞清楚.

5 日晚7 时45 分,罗总长打电话给张震寰,要他返回试验现场后转告试委会的同志和张爱萍、刘西尧,要按的决定,力争把能做到的事都做好,还有几天准备时间,有什么漏洞和不落实的地方,要检查一下,空军是第一次执行任务,要搞好.

1965 年5 月6 日,我国的首次空投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一切准备井井有条,投弹飞机待命的机场,岗哨全换成了大学毕业下连当兵的学员.第九研究院院长李觉坐在装配车间的一把折叠椅上,旁边的一个小凳上摆着一包花生米和半瓶白酒,实在疲倦了就抿上一口.一切测试停当,大家都睡在了旁铺的泡沫塑料上.

7 日凌晨和下午2 时,试验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与专家、气象预报人员研究认为,8 日可能出现符合试验要求的天气,建议在8 日进行试验.

周恩来、罗瑞卿随即批准了试验委员会建议.与此同时,处于“总调度”位置的周恩来找杨成武、罗舜初等同志,就加强战备、场区外放射性烟云径迹侦察及地面沉降测量等工作做了部署.直到半夜,周恩来仍不断来电话询问试验准备情况.

“安西放牛放羊的人都回去没有,下风方向的水井加上盖子没有,柳园的火车准备好没有?”试验副总指挥刘西尧一一回答了总理的关注.电话中,周恩来还特意嘱咐他,让飞行员好好睡觉.

各个环节都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可就在“零”时前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却果断叫停了试验.

5 月8 日晨,投弹飞机已滑至起飞线待命起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凌晨4 点30 分试验场区高空风的风向发生了变化,清晨将升到9000 米.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试验,不利于参试人员和场外居民安全,放射性烟云也有可能在开始流动时进入邻国上空.6 点25 分,张爱萍在罗布泊立即与周恩来通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当即决定暂停试验,转为待命,另择有利气象再试.

1965 年5 月13 日,试验又进入了24 小时准备,罗布泊再次迎来了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两点半钟,气象预报人员确认9 至12 时是短时好天.试验党委、试验委员会当即决定9 点半为“零”时.7 点多钟,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试验的情况并请示试验.总理详细询问了气象情况后,于7 点54 分同意试验“照计划进行”.

9 时59 分10 秒,核航弹脱钩而出落向靶心.当一阵耀眼强光传来,投下核航弹的于福海实在没忍住,伸手打开了机舱玻璃上的遮光罩,飞快地向靶标方向看了一眼.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在靶标上空,仿佛是太阳落在了他们脚下.

遵照周恩来“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这次核试验的效应试验共有军队、地方30 个参试单位、共2010 人参加.效应试验项目81 个( 比第一次增加了4 倍),效应试验物361 种( 比第一次增加了15 倍),各种动物3645 只、各种效应测试仪器1761 台 ( 件),分别布置在了距靶心周围4 公里半径以内的1152 个点上.效应试验物和测试仪器从爆后3 小时开始回收,3 天后基本回收完毕,实现了丰产丰收,获得了丰富经验.

为落实周恩来对核效应试验的指示,在此后我国的历次大气层核试验中,国防科委组织军内外有关单位进行了大量的效应试验.参加试验的单位有总后和各军兵种等军内10 个大单位及国务院26 个部委.共约10 万余人次到核试验现场进行效应试验工作.共安排飞机89 架次,装甲车辆248 台次,各种火炮479 门次,导弹21 枚次,雷达和有线电、无线电通信设备786 台次,永备工事104 个,人防工事66 个,野战工事407 个,铁路桥梁58 座,各种动物35000 余只.

大到火车和高楼,小到种子和药片,几乎每一件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都曾放在广阔的荒原上,接受蘑菇云和冲击波的严酷检验.空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我国终于有了可供实战使用的.

爆后两小时零十分,防化兵副指导员黄祖示率领侦察车辆第一个冲向核爆心,取到了二百多个数据,受到了张爱萍总指挥的高度赞扬.

试验成功后的一天,一张大红请帖送到了飞行员于福海的手中——

于福海同志:

定于1965 年5 月30 日( 星期日) 中午12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便宴,敬请光临.

周恩来

30 日上午11 时45 分,于福海与一起执行投弹任务的一等代表按照“通知事项”要求准时到达.

周恩来、、林彪、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薄一波等党、政、军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两次核试验有关人员.

直到今天于福海仍然记得最后一道菜是一盘草莓,有五六个,上面撒了点白糖.

当天,朱光亚也是受邀人员之一,在第一颗试验成功后周恩来就指示专委办公室的同志“参试人员回京后,安排一次接见”,直到这次人员才比较齐全.

朱光亚生前回忆:“周总理在工作中对我们严格要求,试验成功后又给我们极大的鼓励.航弹空爆试验成功之后,他即派专机去西北把一批科技骨干和领导同志接来北京.起飞前大家还是一身冬装,到达北京时已是风和日暖的初夏.我们刚进入人民大会堂,就受到周总理、总书记、陈毅元帅、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大将等许多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和总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的欢迎.周总理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歉疚地说:‘大家辛苦了.去年10 月,本来应该和大家见面的.因为忙,延迟到现在,真对不起.这次空爆成功,计划圆满完成,老总们很高兴,都要来见见有功之臣.’

陈老总朗朗笑道:‘是来喝庆功酒啊!’

合影后,老总们在欢笑声中招呼我们入席.每桌都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就餐.我们在亲切、和谐、欢畅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党对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高度重视,对这一战线上的科技人员的亲切关怀.”

防化兵副指导员黄祖示受到邀请时,正是马兰花开的时节,为了表达试验场官兵对周总理的敬意,他和战友们在戈壁滩上找到了一丛美丽的马兰花,精心地养在罐头瓶里,带到人民大会堂献给了总理.半个世纪过去了,周总理满面笑容手捧马兰花的形象成为核试验队伍最美好的回忆.

导弹试验

1966 年3 月11 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周恩来开门见山:“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防科委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报告.”

这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问了一句:“是真试还是假试?”

周恩来严肃地说:“当然是真试,一切准备工作在8 月底前完成.二、七机部互派工作组深入有关院、厂进行工作,工办检查落实.”

实际上,周恩来以他审慎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早就对在我国本土进行导弹试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963 年12 月,鉴于、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以及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后出现的国际形势,专委研究了的发展方向问题,认为核航弹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应继续进行研究、试验,但其作战使用价值不如导弹.确定的发展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核航弹为辅,并责成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组织二机部和五院立即对导弹的研制工作做出全面的计划和安排.

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回忆:“当时总理在考虑,说现在我们做试验是塔式的,我们以后用空投的,这个以后呢,我们紧接着还是搞两弹结合.他说最厉害的最有用的还是核导弹.”

1964 年1 月,专委决定待试验成功后,立即开展头的研究设计,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以配有头的中近程导弹装备部队.和批准了这一计划.研制导弹的工作在两条战线上进行.

由于没有实践经验,研制过程中,对如何鉴定导弹头的性能有一个认识过程.起初,二机部研究所认为,头在经过导弹飞行环境条件的地面模拟试验、爆轰试验、引爆控制系统全射飞行试验、检验头核性能的地下核试验后,便具备了配装中近程导弹的条件.因此,国防科委原安排的第三次核试验是一次地下核试验,目的是测量中近程导弹头的威力和性能参数.1965 年11 月,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经过深入分析后认为,这次地下核试验不能考验头在实际飞行状态下的动作是否符合要求.为了研制出经过实际飞行考验的头,拟暂不进行地下核试验,而改为先进行飞行状态下的“冷”试验,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从实战要求出发,飞行“热”试验最好是按全当量、全射程来安排,以达到实际考验“两弹”结合技术是否过关的目的.12 月13 日,二机部向专委提出了上述建议.12 月底,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议,对这一建议做了慎重研究,责成国防科委会同二机部多做几种设想,进行研究比较,然后提出方案供专委审定.周恩来说:“进行这样的试验,我总是不放心,怕掉下来,二、七机部研究一下,七机部保证不掉下来,二机部研究万一掉下来,保证不会核爆炸.”1966 年2 月,国防科委邀请二机部、七机部、总参作战部、装备计划部和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等有关负责人,研究了中近程地地导弹头的试验问题,并讨论了试验方案.会议认为,采用地面各种环境条件模拟试验和地下核爆炸试验,都不能完全模拟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起不到综合检验的作用;采用飞行“冷”试验方式,也不能综合检验头在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试验方式进行“热”试验,既可达到试验目的,又符合实战情况.从导弹的可靠性及试验的安全问题分析,中近程地地导弹( 改型) 本身有自毁装置,如在导弹飞行的主动段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时,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可靠性是高的,头有保险开关,如在主动段掉下来,因保险开关打不开,只能发生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起发生核裂变.从安全角度分析,“热”试验也是可以进行的.因此会议商定使用近程地地导弹( 改型),先进行飞行“冷”试验,作为飞行“热”试验的练兵;飞行“冷”试验成功了,接着就进行飞行“热”试验.同时还就发射阵地、弹着点的位置及射程、测试项目、任务分工等问题做了具体研究.

在三座门军委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会议的聂荣臻元帅细心地倾听着各个方面的情况,直到深夜,讨论还在热烈地进行.

聂帅问:“导弹和结合,在我国本土上进行热试验,大家说说看,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会议室一下沉静下来.

聂帅说:“你们放开讲.”

钱学森首先说了自己的估计,接着其他同志也一一发言,大家都认为“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还是有的”.

听了大家的发言,聂帅沉思片刻,右手在桌子上有力地一拍:

“就这么定了.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谁也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有百分之九十把握,我们就可以下决心了.”

2 月26 日,国防科委将研究结果报告专委.就在3 月11 日的这次专委会上,审慎地研究了国防科委的报告,为了对人民高度负责,必须采取最严格最可靠的措施,保证导弹飞行弹道下面的居民绝对安全.为此,专委广泛听取了有关专家和二、七机部领导干部的意见,经慎重研究后确定:由二机部负责对头进行附地撞击和发生燃烧等异常状态下严格的地面模拟试验,确保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也不会发生核爆炸;由国防科委在实施正式发射试验前,组织进行若干次以严格检验导弹及其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目的的飞行“冷”试验( 不装核燃料),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 装核燃料);由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切实做好紧急疏散居民和参试人员的准备工作.

1966 年6 月30 日,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后,由拉瓦尔品第回国,于14 时40 分到达导弹试验基地,检查这次导弹试验的准备情况.

据时任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回忆,周总理这次视察也到了核试验基地.可是在核试验基地却没有有关的任何记载.为此,我特意访问了刘柏罗和原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张英等一些老同志.刘柏罗非常肯定地说:

“总理是去了核试验基地,我记得是乘飞机去的,在核试验场上空看了看.周总理在专委会上不止一次地讲,第一次爆炸用的铁塔弯弯曲曲地倒在地上,从空中看得很清楚,总理还说,真是不到新疆,不知新疆之大.”

提起这次视察,张英回答说:“对,是有这件事情.本来总理是准备降落在马兰机场的,后来考虑是从国外回来,机上人员多,对基地不方便,就没降落,让飞机到核试验场空中转了一圈,那里本来就是飞机的一条航线这事当时很保密,基地很少有人知道.”

总理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一下飞机就在基地第一招待所接待室听取了汇报,还与正在基地检查工作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谈了话.随即又视察了地地导弹发射阵地,观看了地空导弹的实弹发射.9 月5 日,聂荣臻听取了国防科委及各参试单位领导人的汇报,检查了准备工作完成情况.

12 日,张震寰率机关工作人员先后到这两个基地检查准备工作,具体落实了试验方案、计划及安全防护措施.

15 日,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两弹”结合试验党委,张震寰任第一副书记,栗在山、张蕴钰任副书记.24 至29 日,发射区和弹着区多次进行了时间统一勤务信号和通信联络的合练以及发射合练:实际检查了弹着区的各种测试设备、控制系统、有线电及无线电通信设备及线路工作状况.

“真试”的时刻一天天临近了.

1966 年9 月25 日,专委召开了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的安排,在10 月初进行“两弹”结合自毁试验,10 月中旬进行飞行“冷”试验,并根据这两项试验的情况,再决定进行飞行“热”试验.及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小组,统一指挥导弹飞行弹道下面一万余名居民的临时疏散工作.

9 月底,“两弹”结合自毁试验和飞行“冷”试验用的导弹及弹头运往导弹基地.

为了确保“两弹”结合飞行“热”试验万无一失,10 月7 日在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实际检验安全自毁系统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起飞后,弹上和地面所有的设备工作正常,并按预定程序、弹道、时机,弹头在先、弹体随后在空中爆炸自毁.弹着区也按正式试验程序进行了合练.这次试验的结果证明,导弹工作正常,安全自毁系统可靠,达到预定的试验目的.

10 月8 日, 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议, 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安全自毁试验的结果以及“冷”“热”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和10 月份符合试验条件的好天日期预报的汇报.周恩来指出:这次试验关键性大,美国是在海上搞的,法国还未搞过,我国是在自己大陆上搞,不要出乱子.“冷”试弹要严格检查,都要记录下来,“热”试弹一点差错没有才行,要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到.弹头撞击试验,斜撞击、横撞击都要进行试验.红柳园安全问题,由铁道部政治部派一名副主任去安排,在10月20 日前准备好.弹着区安全问题,“冷”弹试验时,弹体在被动阶段也会炸,人员要撤远一些.“热”弹头运输要用专车,由国防科委负责安排.这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张震寰负责,10 月10 日到基地,两个基地都要看一下,冷试回京再汇报一次,报主席下决心.冷试现在就做安排,时间在10 月15 日前后.冷试详细结果要在二三天内报来.这次试验二机部李觉和七机部钱学森同志参加.

10 月13 日8 时30 分,第一发“冷”试验弹发射成功;16 日17 时30 分又成功进行了第二发“冷”试验弹的发射.这两发运载模拟头的导弹飞行正常,引爆控制系统工作可靠,并在弹着区内预定的高度按程序起爆了部件,从而进一步检验了导弹以及引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10 月20 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导弹试验前的最后一次专委会.

罗舜初、钱学森、李觉、张震寰和胡若嘏、谢光选、龙文光等工作人员围坐在两圈沙发上,一张巨大的地图在中间的地毯上展开.

人们在等待周总理.会议原定晚8 点半开始,秘书进来说:“总理那个会还没结束,结束后再开这个会.”

一个小时后,总理和叶剑英来了.

这时,一位服务员端来一小碗面汤、两个包子,秘书说:“总理还没吃饭呢.”

叶帅说:“吃过饭再开会吧?”

总理说:“你们开会,我边吃边听.”

张震寰汇报了两次“冷”试的结果和热试的准备情况.

周总理说:“各部门要认真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要坚持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做好检查,要比前两次检查得更好,不要时间来不及急了,不要赶时间.事情还有万一,领导、专家要把一切所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所谓百分之百,就是对检查结果,要把所能想到的问题都补上.临试时要沉着,要保证万无一失.” “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的差错.工作检查好了,要让部队好好休息,搞好伙食.”周恩来强调: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在该做的都做好了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

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决定聂荣臻同志去发射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据聂荣臻办公室“工作记事本”1966 年10 月24 日记载:“晚上,去钓鱼台向主席汇报第四次核试验准备情况,同去的有总理、叶副主席.”当晚,周恩来和聂荣臻、叶剑英来到钓鱼台国宾馆,向做了详细汇报.听到两弹结合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高兴地笑了起来,说:

“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批准了这次试验,同意聂荣臻到现场主持试验,并对他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1966 年10 月25 日上午,聂荣臻从西郊机场登上专机,飞往导弹试验基地.

聂荣臻到达基地后,立即召开试验临时党委会,听取导弹、头测试情况和气象部门的汇 报.他说:“我来之前,对我说,你过去是常打胜仗的,这次也可能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哪有不冒风险的.的意思是要有两手准备,让我们不要打无准备的仗,不要打无把握的仗.这次试验前三发‘冷试’是顺利的,所以‘热试’一定要谨慎.”

聂荣臻听了场区气象情况汇报后,果断同意按程序进行转运、加注、发射,但指示组织要更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绝对准确,一定不能出差错,并要求及时将情况报国防科委和周总理.

25 日夜里,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几度,狂风裹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电线发出刺耳的尖叫声.26 日, 导弹、头转到发射阵地后,聂荣臻和国防科委张震寰副主任、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等领导同志冒着大风一直在阵地上仔细观察着部队操作.在进行瞄准、校零及临射前各项测试检查时,聂荣臻也始终在试验现场,坐镇指挥.

10 月26 日,罗布泊靶场.

张蕴钰在指挥所和张震寰用电话互相通报了首区与末区的情况.告诉他,人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气象条件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安排首先考虑首区的需要,什么时候发射都可以,弹着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光学、力学测量仪器、遥测设备、系统接受设备、观察仪器、控制仪器等设备分别布放在各个测量点上,经过调试,单项和全场联试以及发射首区进行合练,所有仪器设备工作正常可靠.10 月27 日清晨5 点多钟,发射阵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待加注推进剂了.阵地上安装有直通周总理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张震寰副主任在电话上向周总理做了汇报,请求加注、发射.周总理听了很高兴,指示说:“可以加注,要安全发射,准时发射,祝你们成功!”紧接着,阵地上进入加注推进剂及临射前的各项检查之中.

地下控制室距发射台最近,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控制室离发射台只有100 米,深4 米,万一试验不成功,很可能招致惨重后果.

上午8 时,按程序进入“30 分钟准备”.此时,阵地上只有地下控制室的7 名同志,他们是: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战士徐虹.他们在这完全密闭的狭小空间,全神贯注地做着每一个动作.27 日上午8 时,聂荣臻来到发射阵地附近的敖包山指挥所坐镇.正当发射场一切工作按程序顺利进行之际,他突然接到远在新疆的核试验基地报告:核导弹的预定弹着区3000 米高空,出现了一股6 到7 级左右西南向的强风.

这股风会不会使导弹偏离弹着点?是按时发射,还是推迟发射?事关重大,聂荣臻立即要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果断地回答:“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聂荣臻与在场的专家们紧急磋商了一下,得出结论:影响不大.于是决定按计划发射.

然后,他又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陈述了按原计划发射的理由.周恩来表示同意.于是,准备发射的指令,从指挥所传向四面八方.

“15 分钟准备!”阵地指挥员王世成下达了口令.

指挥所用密语报告国防科委并周总理:“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 意即导弹、头技术条件全部合格,可以发射)

上午9 时10 秒,王世成下达了“点火”口令.操纵员佟连捷沉着果断地按下发射按钮.霎时,一声轰鸣,核导弹喷射出橙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拔地而起,直插湛蓝色的苍穹.

9 分14 秒后,头在距发射场894 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 米的高度爆炸.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在写给、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在自己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头,美国用了十三年(1945—1958),苏联用了六年(1949—1955)年,我们只用了两年,比美国快六倍半,比苏联快三倍.”

“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这一年,我国正式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兵.

氢弹也要快

氢弹是利用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又称聚变弹或热.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相同,但威力可大得多,可达到几百万吨甚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

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而严加保密.直到1979 年,美国人莫兰德发表了《氢弹的秘密》一文后,人们对氢弹的奥妙才略知一二.而这篇文章在当时还被美国政府作为一起泄密事件.

如果说,我国的理论设计还有苏联专家讲的一点理论知识起了一些引路作用的话,而氢弹技术则完全是一片空白.

1960 年开始,在钱三强的组织下,黄祖洽、于敏等一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理论攻关突破后,1963 年9月,研究所组织一部分科技人员围绕设计含热核材料的,开始氢弹的理论研究.首次核试验成功以后,研究所迅速将大部分理论研究人员组织到氢弹研究中去;1965 年1 月,为了加强氢弹理论的攻关力量,二机部决定将原子能研究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1 人调到研究所.这样,氢弹的理论研究队伍汇聚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科研攻关拳头.

为了尽快突破氢弹技术,1964 年1 月,专委根据氢弹预研工作的进展情况,要求炸响后,在“三五”计划期间解决氢弹的有无问题.

第一颗爆炸成功后,刘杰向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汇报.刘杰说:“三年到五年能爆炸氢弹.”周恩来说:“三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

1965 年1 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要有,氢弹也要快.”刘少奇也提出要像炸响那样早日炸响氢弹.

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要求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1965 年2 月,专委批准了二机部报的计划,确定力争 1968 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8 月,又批准了二机部《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决定在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研究的同时,进行若干核试验,争取在1966 年6 月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试验,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子,逐步突破氢弹技术.

1965 年2 月,在朱光亚、彭桓武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总结前一段的研究工作,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工作的大纲;原子能研究所何泽慧率领30 余名科技人员,在丁大钊等曾进行过的关于轻核反应的科研工作基础上,经过半年左右的实验研究,对热核材料的核反应截面进行了测量,获得了可靠的实验数据;1965 年9 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赴上海计算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这一重要课题.

氢弹原理试验的各项准备从1966 年6 月中旬相继全面展开.

这次试验工程最大,共有大小工程113 项,需要铺设电缆 1400 余公里,试验基地仅用5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其中,铁塔工程基础于6 月18日开挖,10 月底塔架安装完毕,净作业日不到100 天,比第一次架塔周期缩短了80 余天.

整个试验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交给设计和制造部门的时候,是1966 年10 月中旬.设计和试制人员要按计划要求完成试验装置的工程设计和加工制造任务,周期十分短促.而且,这个试验装置结构复杂,有些部件开关奇特,设计制造的技术难度很大.为了确保质量和进度,理论、设计和工艺加工人员团结协作,及时交流情况,相互提出要求,共同商定解决问题办法.在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核装置结构设计与制造紧密配合,边设计边制造,平行交叉作业,争取了时间,到1966 年12 月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加工任务,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2 月11 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二机部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 月底或 1 月初进行这次试验.会议再次强调,对于这次试验引起的放射性沾染问题要严格控制,要选择适当的气象条件,掌握好高空气象,尽量避开、减少对试验场区下风附近地区的污染.专委还决定由张震寰担任这次试验的总指挥.

正式试验用的氢弹装置于21 日15 时20 分空运到试验场区, 25 日完成了弹体总装配.

26 日下午,氢弹装备吊装到塔上.张震寰与张蕴钰、李觉等试验党委的成员一起研究了气象情况,将试验“零”时定为28 日12 时.

周恩来复电同意,周恩来指示:从27 日23 时起,请与北京经常联系,以保密电话报告天气发展趋势,好下最后决心.

12 月27 日,聂荣臻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试验总指挥张震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向聂荣臻汇报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确定试验零时定为28 日中午12 点.晚上,周恩来批准聂荣臻的电话报告.

28 日12 时,氢弹装置按时起爆.

随着强烈的闪光,蘑菇云翻滚着直冲九霄,雷鸣般的轰响声震撼着戈壁.

这次爆炸取得了圆满成功,威力为12.2 万吨梯恩梯当量,表明我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已获得解决.

当晚,周总理把刘杰、刘西尧、钱三强等召到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为他们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 聂荣臻元帅连续两天在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氢弹试验问题.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就利用这次试验设计的原理结构和已有的航弹壳,可在明年进行一颗百万吨的航弹空投试验.据此,决定在1967 年10 月前即在9 月份搞个大当量的氢弹试验,设计200 万吨,爆响100万吨或200 万吨,以肯定这条路子的方向.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均按此进行安排.

聂荣臻于1 月3 日回到北京后,向周总理和专委报告了氢弹试验的设想.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后他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 年2 月初,二机部研究所几位科技人员向胡若嘏、朱光亚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2 月份可以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要响在法国前面,建议改在7 月1 日前炸响.

国防科委在与二机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仔细研究后, 于2 月20 日向周恩来、聂荣臻汇报了首次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建议批准在7 月1 日前进行这次试验.周恩来、聂荣臻同意这一安排.

核试验基地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从3 月开始全面展开.这次试验的威力大,爆炸点高,确保投弹飞机的安全和试验场区内、外的安全是保证试验成功的重要环节.国防科委组织西北研制基地、三机部、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和空军司令部等单位成立了飞机安全计算小组,按照规定的飞行高度、速度、投弹条件和爆炸高度对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论证,得出了在爆炸威力为400万吨级梯恩梯当量时飞机和人员都安全的结论.核试验基地根据国防科委要求,组织有关人员对试验场区内、外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借鉴前几次核试验的经验,制定了严格的安全保障方案.

空军担负投弹任务的徐克江机组和张文德机组,训练极为刻苦认真.到6 月10 日止,两个机组在核试验场区共飞行35 架次,投模拟弹35 枚,弹着点大部分投在距靶心500 米以内.经空军研究确定,徐克江为正式执行任务的机组,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

6 月3 日,轰—6 甲型飞行在进行第三枚配重弹投弹训练时,因降落伞的主伞在空中破裂,致使弹体自由落地.这一事故的出现,引起了张震寰、张蕴钰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与技术人员研究,对降落伞采取了局部加固和改进折叠方法等措施,提高了可靠性.

6 月5 日,正式试验用的氢弹在西北研制基地最后加工完毕,6 月8 日运抵基地.经检查,各部件技术状况良好.6 月上旬,在站级联试的基础上,进行了全场联试,全面检查了现场准备工作,重点检查了机、伞、弹的情况,氢弹空爆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6 月12 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叶剑英和聂荣臻一起听取了罗舜初关于氢弹试验的汇报,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1958 年6 月21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在听取汇报中,周恩来严肃地说,基地于6 月10 日空投遥测弹情况的报告中说“均很正常”,伞有三处裂口,还能说“很正常”? 缺乏科学态度,应为“较正常”.不要过分乐观,要实事求是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试验的安全防护工作.

周恩来强调说,这次试验要更认真.现在看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这个问题,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全面考虑和检查.6 月13 日综合预演后,还要对产品总装认真地做全面检查,保证安全可靠.对遥测站消除干扰问题应进一步研究解决.对经常出现的示波器和相机卡片,也要重点检查.

6 月13 日,基地进行了全场预演,轰—6 甲型飞机空投了一枚不带核装料,有引爆控制系统的“冷”弹,全面检查了各重要部位的可靠程度,使各作业人员进一步熟练了技术操作程序.

综合预演后,核试验基地已派员分赴距试验场区150 公里以内的3 个居民点,组织落实居民的防护工作;各级领导干部也分赴关键部位,并制定了发生地面核爆炸时,场区安全防护处置方案.

1967 年6 月14 日,专程前来领导这次试验的聂荣臻元帅到达马兰;17 日凌晨7 时,聂帅来到罗布泊距爆心西55 公里的白云岗指挥所.

这时的马兰机场,笼罩着一种紧张和繁忙的气氛.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飞机起飞.

担任这架飞机机长的徐克江告诉我们:“那一天晚上我们都没睡觉.让提前睡觉,好好休息,可是在床上就是睡不着,一遍又一遍地想党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可不能出问题啊! 4 点钟,天还不亮我们就起床了,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上午7 时,担任空投任务的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 的轰—6 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

飞机穿过一片薄霞,一双双戴着防护墨镜的眼睛久久仰视天空.

8 时整,徐克江驾驶飞机进入空投区.

指挥员立即发出清亮而庄重的报时令:“54321,起爆!”

半分钟后,仍无声响.

飞机在空中盘旋.

氢弹没有投下.

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是第一领航员孙福长,他后来回忆说:

“一是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 点准时投下”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随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

“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机长徐克江要求再次投弹.

徐克江回忆说:“关键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互相提醒,不能让他紧张,不能再忘动作,我重点是协同、进入,保持高度;下次一定要进入好,这次是投下了”

1967 年6 月17 日8 时20 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同时出现了两颗太阳.

当天深夜,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从北京飞出.举国沸腾,举世震惊,世界又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北京.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如此神速地爆炸了氢弹,这似乎是一个不解之谜.

就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对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速度也感到十分惊奇.1970年10 月19 日晚8 时35 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第二次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斯诺问,为什么相对工业不那么发达的中国试验氢弹方面取得成就的速度要比法国和美国快一倍?

周总理说:“不光氢弹,整个我们还在试验阶段.试验速度比较快其中一个原因还得感谢赫鲁晓夫,是他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我们签订的合作协定,是他在1959 年撤回了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解决问题.所以,在1964 年,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提前爆炸了第一颗.但那么凑巧,正好成了把赫鲁晓夫送的一个礼物.赫鲁晓夫15 日,第二天我们第一颗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完全没有预计,我们怎么可能晓得苏联国内的政局到那么准确的程度?第一次试验也不能就一定那么准确,即使知道他要,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像放焰火似的.”

氢弹爆炸成功后,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从第一颗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 个月,苏联用了4 年,英国用了4 年零7 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 年氢弹原理试验爆炸的是一个 65 吨重、三层楼房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 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 万吨.而我国这次试验,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这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从1964 年到1980 年,我国进行塔爆、地面、空中等方式的大气层核试验共23 次.同美国215 次、苏联219 次、法国50 次相比,我国大气层核试验次数是最少的.

艰难的腾飞

在中国突破、氢弹技术的同时,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大国激烈较量和竞争由陆地扩大到太空.

苏联在1957 年10 月4 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在 1961 年4 月用宇宙飞船把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又于1971 年4 月19 日把第一个载人空间站“礼炮一号”发射升空.

美国在1958 年1 月30 日发射了一颗卫星,从1961 年5 月开始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于1969年7 月20 日用宇宙飞船把两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中国是古代火箭的故乡,自古以来不仅有“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和“飞车”“飞船”的传说,而且明代就出现过“火箭载人”飞行的先驱者.1958 年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后,中国科学院在张劲夫、裴丽生组织下,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581”任务领导小组.抽调杨嘉墀、杨南生、王希季、陆元九、屠善澄、钱骥等专家,主持开展有关空间技术的研究设计工作.

1960 年2 月,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5 月28 日,在上海观看这种探空火箭时关切地问:火箭可飞多高?讲解员答:能飞8 公里.

说:“8 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 公里、20 公里、200 公里地搞上去.”

我国科技工作者始终关注着世界上空间技术的新发展.从 1961 年6 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在3 年中召开了12 次学术会议,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意见,为我国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早日上天献计献策,并在空间科学技术单项课题研究和试验设备研制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为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5 年8 月,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确定: 我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工作, 采取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方针;并确定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中国人造地球卫星从学术和技术准备转入工程研制,代号“651”工程.

而正当我国卫星工程进入研制攻关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批准对国防工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实行军管,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列入军队编制,使两弹一星事业得以在动乱中继续进行下去.东方红一号卫星, 从任务的确定到研制工作的全过程, 都倾注了周恩来总理的心血.在研制过程中,他多次听取卫星、运载火箭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汇报, 亲自处理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研制工作带来的问题, 排除干扰, 有力地推动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

广大科技人员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坚持科研攻关.

1968 年,钱学森推荐 37 岁的孙家栋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工作,随后又调来戚发轫等18 名技术骨干.为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按计划上天,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在没有良好空调和防尘的总装车间,装配调试出一颗颗正样卫星; 利用容积较小、缺乏太阳模拟器的热真空室,完成了空间模拟试验;利用楼顶及自制简易微波暗室,完成了性能试验.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任新民说:“我从切身的实践中悟出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总理的关心与支持,就没有我国的第一颗卫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长征一号全箭试车无法进行.1969 年4 月9 日,周恩来总理为此召见有关人员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接着又于5 月7 日和5 月10 日再次做工作, 终于在5 月19 日取得一级试车成功,6 月4 日又完成了二级试车.1969年7 月17 日、18 日、19 日和25 日, 周总理连续4 次召开会议解决长征一号二级和地面试车问题,委派钱学森全权处理有关试车事宜.为了明确责任,确保产品质量,周恩来总理要求将参加长征一号工作的29 个单位3456 名工作人员造册、报总理办公室存查.并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服从指挥,坚守岗位.

在周总理苦口婆心的教育之下,8 月22 日 长征一号二、完成试车试验,周恩来总理代表党致电祝贺; 9 月6 日第再次试车成功,周总理再次发电祝贺.

1970 年1 月,中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证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射卫星的运载能力.

同时,按照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要求,地面测控系统的建设也全面展开.从1967 年底到1970年初,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建立起能适应第一颗卫星测量跟踪任务的地面观测网.

1970 年4 月1 日,装载卫星和火箭的专列到达酒泉卫星发射场.

1970 年4 月2 日下午,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 听取即将发射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 他详细询问了苏、美两国发射卫星的情况, 非常关心地了解运载火箭第一级落点位置, 对卫星运行中经过国外一些大城市的时间预报很重视.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年过古稀的周总理趴在地毯上,和科技人员一起查看图纸,测算卫星飞经世界各大城市的时间,一边听汇报, 一边亲自写上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首府的名称.总理说, 要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各国首府上空的时间进行预报, 一定要把这件工作准备好,让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能看到中国的卫星.

在卫星和运载火箭完成技术阵地的全部测试工作后,4 月14 日晚, 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又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从发射基地返回北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轫等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汇报.

周总理说在;应该让元件厂参加讨论, 他们才能知道有什么问题, 回去后便能更好地发动群众.这样群众的积极性才更高,将来工作也会更有改进.当汇报到产品内有多余物时, 周总理很严肃地批评说:

为什么过去总装时连清洗都没有搞好? 这个弹总装是在二月吧, 秩序应该好了, 问题比过去少也还是不好嘛! 也不能原谅.你们这样就等于外科医生开刀时把松香丢在肚子里, 甚至是把钳子丢在肚子里,这个不行.开刀时有些东西不容易看到,这个是可以搬来搬去的.不管搞什么洲际导弹, 它是死的, 总可以搞干净, 无非是晚出厂两天.绝不能把松香、钳子丢到里头, 这个不能原谅.

周总理还强调要谦虚谨慎,注意搞好协作.他说:“六五一”成了特号,应该去请教人家,不要那专号压人.要像货郎担子去登门拜访,不要像大老爷一样,那样人家就不喜欢了.特号一定要请人家,等人家送上门,人家不来就不好了.

周总理还鼓励说:这次卫星发射也可能不成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

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周恩来总理深情地祝大家返回发射场一路平安,预祝这次发射一举成功.

4 月16 日深夜22 时,周恩来总理亲自给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打电话,同意发射卫星的安排, 批准卫星、运载火箭转往发射阵地.周恩来叮嘱说: 到发射阵地后, 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测试检查.要求把每日的测试情况及时地向他报告.

1970 年4 月24 日7 时,周恩来总理向主席报告:我国以火箭试放第一颗卫星,目前已在发射阵地竖起.经检查测试,对发现的问题均已解决,先拟同意于今夜发射,请主席批示.

批示:照办.

4 月24 日上午, 发射场区给运载火箭的第一、二级加注了推进剂, 紧接着, 卫星和运载火箭进入发射前的八小时准备工作程序.

下午3 时50 分, 周恩来总理电话告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 主席已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 过细地做工作,关键是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 要沉着, 要谨慎,要一次成功, 为祖国争光.这个指示立即传达到发射场, 传达给在各个岗位上的参试人员.

两弹一星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大漠深处的每一次腾飞,都凝聚着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都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协同,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时刻,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60 万人.在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中心,遍及全国的卫星测控网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

发射时刻终于来到了, 21 时34 分,发射指挥员杨桓下达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

“牵动”“开拍”“点火”, 随着一声声口令发出,21 时点35 分, 发射控制台操纵员胡世祥按下了发射电钮.火箭在隆隆声中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向太空.

21 时48 分, 从现场指挥所的广播里传来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喜讯;

21 时50 分, 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 收到了我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 声音清晰洪亮.22 时整, 国防科委指挥所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运载火箭一、二、工作正常, 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 卫星入轨了!

周恩来总理高兴地说: 准备庆贺! 我立即向主席报告这一喜讯.

当晚, 周恩来总理登上飞机飞往广州, 参加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第二天, 周恩来总理高兴地向会议宣布:“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 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 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 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也是我们大家的胜利.”1970 年4 月25 日下午, 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运行轨道, 距离地球最近点439 公里, 最远点2,384 公里, 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 度, 绕地球一周114 分钟.卫星重173 公斤, 用20.009 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顷刻之间, 这一喜讯传遍全国,到处喜气洋洋,城乡一片欢腾.

“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为我国欢庆70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增添了喜悦的气氛,在节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王盛元等19 名研制和发射卫星的代表.

被接见代表之一、卫星发射基地六部技术员吴庭彪在他的回忆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9 点整,健步走出电梯,城楼上顿时一片沸腾.迈着稳健的步伐,左手拿着帽子向我们走来,走了几步戴上帽子,微笑着向我们频频招手.他老人家越走越近,我们越发激动,高呼万岁!主席走到我们面前时,总理向主席介绍,“这边是放卫星的”,主席听了,立即伸出右手和我们一一握手,总理又指着说,“后面还有”.主席回转身和后面的人一一握手,总理又说,“这两位女同志也是”,又与她们亲切地握了手.这次主席接见我们的时间足足有5 分钟.

东方红一号卫星于1970 年4 月24 日发射入轨后, 卫星环绕地球运行, 星上能源系统和各种仪器工作正常, 性能稳定, 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抓得着”的要求.由于能源系统的保证, 星上各种仪器实际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 东方红》乐音装置和短波发射机连续工作了28 天, 取得了大量的工程遥测参数, 为后来的卫星设计和研制工作提供了依据和经验.

“东方红一号”卫星与与音乐盒

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航天领域的激烈竞争,我们的领袖和科学家们清醒地知道,中国的航天事业才刚刚起步.

在卫星发射前的1970 年4 月14 日汇报会上,周总理说:这次卫星发射成功了以后, 还要继续前进,不要自满.你们年轻同志应该比我们强, 需要你们解决的问题很多, 你们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半年后的1970 年10月31 日,周总理又强调:天下成功的事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发射卫星还有偶然性, 第一颗卫星成功了,第二颗不一定能上天.你们不要骄傲, 进步是无止境的.发射一颗卫星没什么了不起.对外国人说,天上有两千多个人造卫星, 我们才两千分之一嘛.骄傲什么! 就是有了两千个,也不能骄傲.

周总理说:总的方向对了, 里边还是有缺陷,发射卫星就是这样.要走群众路线, 要不断地总结经验, 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不要自满, 否则就会走向反面, 要谦虚谨慎.

1971 年3 月3 日,我国发射了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1975 年7 月26 日至12 月16 日,我国先后发射了技术实验卫星和返回式卫星,实现了“三星高照”.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 通信部门迫切希望我国的试验通信卫星尽早问世, 以改变我国通信技术落后的状态.为此,1970 年6 月, 七机部运载火箭研究院和空间技术研究院分别组织队伍,开展了通信卫星及其运载火箭新技术的研究.但当时正处在动乱年代, 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致使工程进展十分缓慢, 直到1975 年3 月以前,仍处在方案探索阶段.科研人员对工程进展缓慢非常焦急, 迫切盼望着改变这种状态.

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 十分关心这项工程的进展情况, 并于1974 年5 月19 日对反映这些情况的群众来信做了批示, 要求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会议, 先将通信卫星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 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

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多次联合召集会议, 落实周恩来总理对卫星通信工程问题的批示, 明确了制造、使用、计划分工和协作范围等问题, 并于1975年2 月17 日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 报请审批.这是我国卫星通信工程的指导性文件.

1975 年3 月31 日, 军委第八次常委会议讨论了《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 为此,后来将卫星通信工程命名为“三三一”工程).不久, 上述报告得到党和主席的批准.从此,我国卫星通信工程( 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发射场和地面站五大系统) 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很快改变了过去几年的徘徊局面, 使我国卫星通信工程走上了正轨, 正式开始了型号研制.

1975 年6 月,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规划座谈会上,国防科委张爱萍主任指出:“要以通信卫星为重点.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价值, 要集中力量干它.”在此之前的1965 年3 月20 日, 周总理主持专委第11 次会议, 批准七机部的《1965 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 即八年四弹规划).这一规划的实施使我国掌握了第一代液体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

为争取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1977 年9 月18日,、军委、专委决定,1980 年代前期集中力量,突出重点, 大力抓好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研制、试验的“三抓”任务.“三抓”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继续登攀,是我国国防建设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1980 年5 月18 日,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

1982 年10 月12 日,我国第一枚潜地导弹发射成功;

1984 年4 月8 日,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至此,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史上著名的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卫星通信发射试验“三大战役”胜利完成.

责任编辑/ 兰宁远

摄 影/ 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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