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抢救性整理,该文是美国国会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跟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瑶族和文献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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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学及文化遗产学方法,对比海外现存的瑶族手抄文献著录整理成果,报告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简称“美馆藏”）瑶族文献著录整理思路及方法：包括著录整理程序、所著录的民间文献篇名、人名、地名、年代等信息的考释方法,阐述美馆藏瑶族文献类目设置依据和著录原则,报告著录处理结果,为大量流失于境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抢救性整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海外瑶族手抄文献美国国会图书馆抢救性整理著录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lA [文章编号]1674 -0890 (2018) 05 -118 -08
流散在境外的瑶族文献有万件之多,多为瑶族民间世代流传的手抄本,属于瑶族古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些文献主要分布在欧美诸国以及日本、东南亚一带,大部分还尘封于*者的箱底柜间,尚未经过著录整理,更莫谈与读者见面.笔者有幸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访学期间邂逅美馆藏瑶族文献,并协助馆方对这批文献进行了著录整理.此文是对当时工作的总结与回顾,希望籍此对流散于海外的瑶族文献以及其他民族遗珍的抢救与整理提供研究思路.
一、美馆藏瑶族手抄文献的抢救性整理步骤
第一步主要是清点庋藏,梳理信息.清点庋藏以目验为据,在逐件检阅的基础上登记原有标号,保留原始依据.在对每一件藏品的主要信息做文字记录的基础上制作登记卡片和电子表格,把握整理对象概貌.笔者在海外整理文献期间,制作了3万字的文字记录和500多张卡片,为信息处理和文献归类服务.由于瑶族文献中不少都明显标明清代年号,属于古籍文献范围,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内不允许复印.故整理时除笔录外,主要采取图片拍照形式.
第二步是通过卡片类分、搜寻和发现文献的有效线索,并对其做出初步评估,列出重要藏品,以便分类处理.笔者将整理对象粗分为三大类：重要文献、重点整理文献和一般文献.重要文献为学界和瑶族民间公认的瑶族文献的经典,例如“过山榜”与《盘王大歌》、年代久远的经书文本、瑶族“家先单”、“宗支簿”等家谱、族谱文献.依照这一划分原则,四册“过山榜”（全称《评皇券牒过山榜防身一十二人》）、三册《盘王大歌》、一册《宗支薄》、一册《冯家先丹（单）》、乾隆年间的经书抄本《醮墓式在头,丧家式在尾》(1754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经书《度人大部全卷》等,均被列为重要文献.重点整理文献包括版本完整、题跋、插图较多、负载重要信息的写本文献.例如一本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的丧仪经书《从人／财楼科共本》,载有国内瑶族文献中罕见的纸扎人俑和灵屋的信息；两册载有“巫医同源”信息和治疗麻风病药方的《麻风秘语》和一本《先伦开启护堂之法》,上有瑶女、法器、怪兽、七星图、铜柱图、金榜图、九宫图等图符；七册用于蒙学教育的《破理》、《九经书》、《盘古记》等汉字读本,因为抄书人同为一人,提供了较多的可供比对空间,这些文献在粗分时均被列为重点整理文献.一般文献主要指以上两类以外的破损严重、信息缺失较多的手抄本.三类文献中重要文献优先整理,重点整理文献或优先查找线索,或与重要文献并案考释,一般文献只登记主要相关信息,留后处理.
此阶段工作完成后,笔者向国会图书馆提交了初评报告,报告这批文献的形制、版本、数量、种类、年代、内容和保存现状,以及文献的历史价值、民族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①.
一、美馆藏瑶族文献类目设置依据
最初确立美馆藏瑶族文献类目时,可参照的著录体系极少.当时,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辑工作启动不久,包括“瑶族卷”在内的55个民族的卷目均在紧锣密鼓的组织编辑之中,数年后才陆续问世②.国外可供参照的著录体系也不多.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海量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大多数处于未整理状态,只有一份由国内学者朱宝田先生所做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纳西族文献目录（中文）.东巴文为现存的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文献与汉文体系的瑶族文献在著录上有较大的差异性,两者可借鉴的成分不多.
境外瑶族文献的分类目录索引仅有德国和日本做过.
德国学者整理的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本目录（德文）：其一为托马斯·赫曼,迈克尔·弗里德里希1999年编辑的《神的信使——中国南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瑶族宗教手稿》.其二为上述作者2004年编辑的《瑶族手稿一第1集：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品》.前者为瑶族手稿展览时所使用的图录,该图录从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2776件瑶族文献中择选出《评王券牒“过山榜”》、《盘王大路歌》、《贡筵红楼秘语》、《李家宗支图》、《看病书》、《九经书》等,加上神头（纸质面具）、神厄（纸质头冠）等实物计55件进行了著录,对每条类目做出相应的索引,类目设置有标题、主要内容、年款、*者、尺寸、页码、编号、文本中的小题目或主要特征等,并配有彩片,计96页.但该图录并没有作分类处理,从55件文献的编排上看不出排序规律③.后者为同一*机构所做的更为详细的目录.在前者的基础上,瑶族文献的目录条目增补至850条,多出之前的图录本十余倍,计723页.著录项目包括标题、年款、地点、*者、页码、编号、装订方式、纸张、品相、文本中的小题目或主要特征描述、行款．起始句与结尾句等,按英文字母排序.所提供的著录信息量较前者大有增加④.
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2014年编辑的《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藏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瑶族历史文化调查团收集文献目录》（神奈川大学大学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编辑,2014.3内部资料本）,整理出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上世纪60年代在泰国收集的瑶族文献160余件,所著录项目与德国版基本相同,但是增加了每册书的相关照片,这一点对研究者查阅来讲,非常直观和方便⑤.由于日本藏目录较德藏目录晚出,又属于内部交流资料,因此影响并不大.
作为首次出现的境外瑶族文献目录,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的图录本与目录本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们的出版不仅扩大了海外藏瑶族文献的影响、方便了外界对境外瑶族文献现状的了解,还为境外瑶族文献目录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德两国文化背景和文化习惯不同,瑶族手抄文献多使用汉字夹杂着难以辨识的瑶用俗字来抄写书名,且存在一书多名的特点,这些复杂的情况增加了境外人士对瑶族手抄文献篇名著录的难度,海外瑶族文献著录上的得失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书名为例,瑶族经典《盘王大歌》版本众多,别称各异,抄写时随意性强.仅《盘王大歌》就有《盘王大路歌》《大路书》《小路歌》《大（小）流乐书》《琉罗歌》等多种异名.瑶族蒙学读本《九经书》,又名《初开》《初开抄本》,异名来源于抄本首句“初开置天地,置立九经书”句,境外整理者不知就里,将这些本属同一类型、内容相同的写本拆散著录,分散排序,是不够科学的.故海外藏瑶族文献的归类著录还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另外,瑶用俗字的频繁使用,也是造成瑶族文献一书异名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抄书者文化层次不同、经书习读的师承关系不同、抄写个性不同,抄书时书写不规范,随意性强,一字多写、同近音替代、笔画增减、甚至错字、讹字现象频繁,为瑶族手抄本书名的辨识设置了不少障碍.例如经书《安龙科》中首字“安”字经常被写作“桉”和“荌”,变成了《桉龙科》和《荌龙科》,抄书者将“安”用同音的其它汉字替出,不知就里者将其误判为不同类的书；经书《判座科》中首字“判”,通常被写作“伴”与“半”,变成《伴座科》与《半座科》；经书《救患科》中首字“救”,通常被写作“教”,变成《教患科》,这都是抄书者使用近音替代方式抄写书名所使然.这些因抄写习惯造成的同书异名现象,很容易迷惑境外著录者的视觉.德国瑶族文献的著录忽略了对瑶用俗字书名的辨识,又采用英文字母列表索引书名,将明显属于同类的异名手抄本分别著录,如《判座科》《伴座科》与《半座科》会被分别归于P与B类,带来分类归属上的不合理.
三、美馆藏瑶族文献类目的确立
遵照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ISBD)和中国文献著录国家标准GB3792系列的原则,笔者在总结境外瑶族手抄文献类目编排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瑶族手抄文献的实际情况拟定了美馆藏瑶族文献的类目,具体有文献名（包括别名、异名）、来源、规格、尺寸、页码、文献抄成年代、文献生成地点、文献入库时间、编号（包括原有编号和整理编号）、所有者、传抄者、特征、注释、备注等项.
类目的确立是整理者对著录对象悉心考证的过程,是其在文献整理实践中边考释边思考、悉心比对、不断补充新信息、不断调整,逐步完善的过程①.由于瑶族文献属于民间传承文献,具有“集体性”特征,表现为“集体创作、集体流传、反映集体的意愿、集中集体才智、为集体服务”.②.有时每一名传播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工、完善,从这个角度说,千千万万个民间文献的传播者也是文献的加工者.例如瑶族的“过山榜”与《盘王大歌》就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无数瑶族同胞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结晶.这类文献是找不到著者和原作者的,只有所有者（书主）、传承者和抄书人,这种现象学界称之为“匿名性”,它们是明显不同于文人著作的.鉴于此,笔者在这批文献的类目中没有设立通常古籍文献所具有的“著者、作者、撰者”项,而改为“书主”与“抄书者”项.
登记文献年代,属于文献断代之初步.但是民间文献作为世代相传的文献,一般很少留下具体生成年代题款,只有抄成年代题款.所整理的这批瑶族文献将这种情况表述为“依古抄藤（誊）”、“依古传抄”字样,说明抄时尚有古本所依.笔者在著录时,所依凭的纪年题款,都是文献的抄成年代款,而非文献所依的原始版本形成的年代款.所以,类目设置“文献抄成年代”项.
“文献生成地”项.“文献生成地”指该文献产生地,依据文本所提供的地域信息而定.例如乾隆十九年的经书抄本《醮墓式在头,丧家式在尾》,文中多处提到“大清云南道开化府”,并具体提到“永平里”.很明显,该文献的生成地为云南无疑.再如《一本斋醮宿啟科》题跋记载“宣通（统）五年甲寅岁”完笔.清代年号只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此实行民国纪年.但是该抄本纪年仍按皇帝年号记述,说明抄书者远离祖源国,不知帝制已被推翻,政体更迭,仍照老皇历记年.“宣统五年甲寅岁”应为民国二年,即公元1913年.此类例子很多,这皆说明文献的生成地在境外,为瑶族境外迁徙时传抄的产物.
“特征”项,主要著录文献中有辨识特征的信息,如题跋、印鉴、插图、书写符号和保存状态,以及纪年法的使用等,这些信息对文献的进一步考释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美馆藏瑶族文献题跋,在记录文献抄成年代时,常使用年号纪年、干支纪年和民国纪年的方式纪年.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同用的情况最为多见,有83件之多,占所有文献的34%.例如《破狱科》,年代题款为“乾隆五十五庚戌岁壬午月辛巳朔越至初七”.根据皇帝年号与干支纪年法,可查出是年为公元1790年.该文献题款提供的两种纪年的重要信息,双重验证,不容置疑,对文献年代考证十分有利,故需作为“特征”项记录在案.
再如印鉴.在抄本的首尾页、封内及题跋处加盖印章,为中文手抄书一大特色,瑶族文献也不例外.瑶族重要文献“过山榜”及科目经书都会有印鉴出现,整理时应作为文献“特征”加以关注.例如,笔者发现一本抄于“咸丰元年辛亥岁次秋月”的经书《喃灵科》,落款处盖有“崇德堂记”方印一枚.而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的瑶族经书上,也盖有同样方印一枚.“崇德堂”应该是藏书者或抄书人的堂号,与古代文人的书斋、堂号名一样,表示藏书者或抄书人的所有权.两地藏书都有“崇德堂记”印,证明两书的来源一致,两地藏书信息可以联合考释,互为印证.
“注释”与“备注”类目的设立.“注释”是为了说明行话和特殊语用导致的书名的不确定性.“备注”是用来解释各项类目未尽事宜（详见附录：美馆藏瑶族文献著录选例）.由于这批文献保存不善,书册破损和缺页较多.对于封面缺损的书册,仅从破损处著录,有针对性地记录残存书页中的首尾句以备考.考虑到人力所限等因素,除少数重要典籍外,本次著录暂未做提要项.
著录所用的符号和序号,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统一使用的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识符号,用字母表示基本大类和二级类目,以显示其馆藏的一致性.著录所用的汉字为简体汉字.尽管美馆藏瑶族手抄文献主要使用繁体字抄成,但是考虑到时代进程和现代读者使用的方便,我们还是采用了以简体汉字著录的原则.
四、美馆藏瑶族文献著录整理
的重点、难点与处理方法
瑶族文献大多为手抄本,内容以传授瑶传道教中的经文、咒语、神秘法术为主.抄写时随意性较大,俗字、别字、错讹字多.实际著录时经常会碰到一些特殊问题,笔者均采取逐步深入、循序渐进,整理与研究并重、文本考释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加以解决.
1．书名考释.书名是文献辨类的主要标志.美馆藏瑶族写本中因缺损而无书名者达60册以上,此外,以俗字、怪字命名的篇名也不少,这些都增加了书名识别与文献归类的难度.笔者通过逐页翻检、重点细读、文字校勘、篇章比对和文献考证等途径,并前往美国瑶人社区考察,解决了不少一册多名、篇名难辨的问题.例如一本占卜算卦用书( E002),封面书写为《良缘法》,封二则为《大小良缘法》,明显为一书异名.《盘古记》,又名“自从”,取自该写本的第一句“自从盘古开天地”,美国瑶人也都习惯称之为“自从”,故《盘古记》与《自从》为一书异名.
另外,瑶书抄写时,在书名前后添加“一本”字样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例如《诸品经》书写为《一本诸品经》、《金章经》书名写为《金章经一本》等.241册瑶族文献中,像这样随意添加量词者达82册之多.著录时应以表现文本内容的主词为主,附加量词仅留作备考,否则就会因同一本书著录名称不一而带来类分时的麻烦.例如德藏瑶族文献著录时采用英文字母列表索引书名,按书名类分势必将同类书的不同表述《诸品经》与《一本诸品经》分别归为Z与Y,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书名缺失的处理.241册中书名缺失的有60余册.例如编号AE020的手抄本因首页缺失而佚名,但与另本《喃灵科一本》(AE019)比对,发现两册书中都有“亡灵祭礼”、家人亲友“奠酒”和“目连忏”等内容,主体内容非常接近.其中编号AE020手抄本结尾处还写有“喃灵终毕”字样.故可将此书名补定为《喃灵科》.原书因缺损佚名,由整理者根据考释后添补的书名,在补添书名右上角用※号标识出来.
“共本”现象.“共本”指多项内容的合抄本.出于节省或实用的目的,瑶族抄本常常会将分属于不同书册的内容合抄于一本.“共本”内容一般会在书名中显示.例如斋亡经书《醮墓式在头,丧家式在尾》(AE004)．表明该书内容包括“醮墓”和丧俗仪式；《谢境、安龙伸斗秘语、共百秘在尾》(AF005),表明该书分别为“谢境”、“安龙伸斗”仪式和其它通用百解密语.“共本”书一般在书名处会有“……在头,……在尾”、“……共……在尾”和“……、……同用”等字样,以示区分.这类书目中记录的宗教仪式,多有几种功能,在著录分类时,应作类目兼属考虑.
2．人名考释.人名考释主要是为了解决书主人和抄书人名称及身份问题.书主为写本的所有者、*者,又称东主、置主,有时写作通主、“制主”、“直主”、集主.书主可能指书主本人,也可能不是.书主名后面惯常写有“记号”二字,如“书主李玄和记号”“置主黄经珠记号”“黄老大记号”.所谓“记号”,指为帮助人们识别和记忆而人为做的标记,这里指代书主的标记、签名,也是瑶族手抄本强调书主所有权的惯用方式.人名考释需注意的是,有时抄书人就是书主本人,有时则不是.整理时应完整记录书主、东主、通主、置主、制主、直主、集主等称呼,以便区别抄书人和书主姓名.另外,名称中还有字号之别、谦称与贱称之别,著录时也需加以注意.
瑶族经书所有者人名中,还藏有宗教职业者派别区分、名和号的区别问题.瑶传道教分师派与道派,分别称之为“师公”与“道公”,其职能在受戒时所获得的名号上有显示.其中道派所取的“戒名”多带有道、经、妙、玄、云字样,师派所取“法名”则多带有胜、显、应、法、院等字样,这些名号也会在署名中显示.例如“传度师付盘妙顺与玄门弟子邓经弁应用”、“禄士×××”、“陇西郡羽臣文毕”、“羽流道士置主李道传留传后代万世存用”,其中“玄门弟子”、 “禄士”、“羽臣”、“羽流道士”显示书主或抄书者的道士身份；而“抄书者董朝三郎”则为师派法名的标志,提示书主为师公身份.
3．年代考释.美馆藏瑶族文献年代考释的方法,主要凭借文本年代题跋中的相关信息,从不同纪年法的互证、古代文化知识印证、同名书主不同写本的年代印证、写本内容名物印证和俗字辨析人手进行考证.目前发现最早年代落款的为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经书,最晚抄成的经书落款年代为公元1987年,文书抄成年代上下达230年左右.值得提及的是,一本《设鬼书》,纪年题款为“皇上民国管下七十六岁丁卯年三月初五日”字样,这种不合情理的题款不在少数.这一情况说明由于社会历史的变更,文献在境外被传抄时祖源国已经经历多次时代变更.而传抄人因远离故土,无法使用新的纪年方式,只好沿用和套用以往的纪年方式抄誊时间；再者,文献虽然抄成时间为公元1987年,并不等于文献的形成时间.因为民间文献的拥有者总是依照前朝固有的习惯来传抄祖先传下的古书.所以虽多次转抄或隔代重抄,但仍旧基本保持文献的原始风貌.
4．地名考释.地名考释主要解决文献的流传地域、流传背景和生成地点问题.美馆藏瑶族文献中多次提到的中国古地名,以明清时名称居多.例如“十三省”、“大清国云南道开化府”、“广东道乐昌县”、“湖广道”、“南京十宝殿”等.“十三省”至迟是明代初期的行政区划.“大清国云南道开化府”,“开化府”为今云南省文山县,是瑶族迁移路线中一个重要地点,有瑶族8万余人,是云南境内瑶族分布最多的一个县.文献中还多次提到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地名,这些地方也是瑶族人至今仍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南京十宝殿”、“广东道乐昌县”,为众多海外瑶人认同的重要祖居地,多次出现在这些瑶族文献中,为探寻瑶族历史和迁徙路线提供线索.
瑶族有修立祖先名册、宗枝册的习俗,这类特殊的家族档案又叫“家先单”.“家先单”不仅记载先祖的排行辈份,还记有祖先坟茔葬地.一册《具立宗枝（支）纸马册用》“皇上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中记载的赵发念的家先墓葬地为“赵法换安在广东道”“邓妹赵家先在安南大越国厘京归化府猛镇州猛莲洞”、之后又到“猛腊”和喇挝（老挝）”,“安南”为越南古称、“喇挝”为老挝.按该宗支册提供的赵发念的祖先坟茔葬地线索,可看出这一家族清晚期从中国广东迁出,经越南再向老挝迁徙的历程.
一本嘉庆十八年抄成的无名法书,上绘瑶女图并书写汉字“越南瑶”.另一本《增广书》（《增广贤文》）也多处描绘“越南瑶”.我国广西、云南两省与越南毗邻相处,有漫长的边界线,古时边界模糊,民众去来自由.瑶族沿中国南疆向境外迁徙,首选越南.一本“天子中华民国任戍年六月二十九日抄完”的《朝天科》上出现“南掌国”字样.“南掌”指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1727年（雍正七年）开始向清代纳贡.老挝与越南一样,也是瑶族境外迁徙的首选国之一.在美国瑶族社区赵福院家*的祖图中,也记载其祖先安葬在“南掌国猛竜府”的字样；此外“寮国永珍道”、“玩珍道”均为清政府对朝贡国地域的称呼,现处老挝境内,也是我们考证瑶族文献抄存地的依据.
许多经书上还绘有插图,插图中的服饰与现在东南亚和美国瑶族妇女的服饰十分相近,可作为考证瑶族支系源流及迁徙地的形象数据.一册清代瑶族法书上绘有穿瑶服的女性,该妇女怀抱孩子、肩背背篓,图旁注明“南登瑶”、“南页丁瑶”字样.笔者对“南登瑶”、“南厕瑶”名称的辨识破费周折.开始以为是指广西南丹县的白裤瑶,也曾因此到南丹县白裤瑶村寨里湖乡调研,去后才发现所谓的“南登瑶”、 “南页丁瑶”与“白裤瑶”无涉,两者首先在服饰上有很大的差异,其次文化习俗也有很大不同.例如白裤瑶使用铜鼓,而蓝靛瑶使用木制鼓；白裤瑶手抄经书很少,也不祭祀盘王.故经书上的“南登瑶”、“南厕瑶“字样,应考为“蓝靛瑶”的别写.南方方言南、蓝不分,根据近音替代的原则,“蓝靛瑶”被抄书者写为“南登瑶”或“南厕瑶”是很正常的.
5．俗字、怪字等符号辨识.文字难辨成为瑶族文献著录的一大障碍.美馆藏瑶族文献的文字障碍,主要在于瑶用俗字和道教符图字.有些书名、人名以俗字、怪字构成,为校理工作带来困难.例如《一本伸（神）斗科》,将本写为楍、将“神斗”写为“伸斗”；其中前者为装饰书名和书写美观的缘故,将本字底下添加三个口字,此属增繁俗字；后者“伸”“神”为近音替代而形成俗字；再如编号AH013的书册,封面标题为一连串怪字,乍一看很难辨识.仔细琢磨便会发现其中奥妙：原来每一个字的外部结构都由雨字头、绞丝旁和反文构成,繁复的外框里面,隐藏着一个汉字.例如“壹”字写为“？”、 “本”字写为“？”,依次类推.“壹本三宫科,东主盘妙御记号”12字皆如法炮制.破译后该书名应为《一本三宫科》.
五、结语
瑶族是中国的民族,也是世界的民族.流散在境外的瑶族文献是世界瑶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瑶学的发展需要国内外学者携手,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共同推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着手海外中国各民族文献的研究与回归①.著录境外瑶族文献不仅可以使这批遗落他乡的民族瑰宝得以科学辨识,还能使其向世界瑶学爱好者开放,使更多的学者参与世界瑶族研究对话,进而推进世界瑶学研究.当然,我们更期待能为最终建立一部集民族性、文献性、学术性为一体的、全面反映世界瑶族文献概貌的《瑶族手抄文献联合目录》铺石开路,使瑶族文献真正成为全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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