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激励,本文是小额信贷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小额信贷和激励和扶贫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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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理论上探讨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激励最优安排和有效激励基本架构,分别构建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与分散决策的预期效用最大模式两种模型,分析比较最优安排与有效激励差异,为观察和解决地方政府激励目标偏离、激励方式错配、激励风险失控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激励；模型；问题；建议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8.11.10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自2014年12月10日国务院扶贫办等5部门印发《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以来,经3 年多的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演进为“财政提供风险补偿、全额贴息,贫困户免抵押、免担保,银行提供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基准利率贷款”的激励范式,不断冲击和校正从地方政府到主办银行、从主办银行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圈层结构和差序格局.地方政府是项目主要委托人,商业银行和贫困农户是项目主要*人.地方政府追求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商业银行和贫困农户追求分散决策的预期效用最大目标,地方政府激励资源存在从完善项目集中治理到增强合同精细管理、从协调银政高层合作到促进银农基层携手的配置和运用难题.
一、理论探讨
(一)扶贫小额信贷最优激励安排
最优激励安排主要解决“谁来行动”、“如何行动”、“行动力度”等问题,实质上是参与主体在项目认识、推进信息等完全一致基础上的行动方案,即在认识、信息等完全一致基础上,委托*风险和激励成本均降至零,参与各方“不需要外部激励”而自觉开展管理对接和服务衔接,达到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
1.项目收益最大化.参与各方均以项目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对各自政策、资金、技术、信息、管理、服务等内外部资源实行集中决策,达到社会最优理想状态,存在最佳投入规模与最佳投入结构、最小化成本与最大化收益.
2.项目风险最小化.在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激励模式下,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实施各方信息对称、激励相容,不存在目标冲突、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项目风险最小化.3.项目分配最优化.在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激励模式下,扶贫小额信贷项目收益在参与主体间达到最优分配,存在最优分配函数,实现激励相容.
(二)扶贫小额信贷有效激励架构
有效激励架构主要解决“激励谁”、“由谁激励”、“如何激励”问题.根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和“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地方政府是扶贫小额信贷项目的最终委托人,负责对相关参与主体提供最终激励；主办银行既是推进项目的主要*人,又是激励贫困户申贷用贷的主要委托人；贫困户是项目实施最终载体,是项目收益的主要来源.
扶贫小额信贷项目的政策性和实践性要求地方政府增强激励机制时既要完善银政合作协议、银农信贷合同等显性激励方式,又要注重扶贫评价、扶贫声誉、科层效用淤等隐性激励方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实现和促进最优激励安排.
地方政府激励主办银行和贫困户实质上是促进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的协同,核心是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主办银行加大扶贫小额信贷投入,促进贫困户参与扶贫特色产业实现最大程度增收.显性激励安排可以描述为一个以激励主办银行与贫困户参与积极性和努力程度为主要目标,关于财政支持、扶贫小额信贷资金来源与成本、扶贫小额信贷配给方式、额度与利率的多元组合,隐性激励安排主要是通过加强政策宣传、舆论引导、评估通报、监督考核等建立完善金融扶贫声誉机制,提高激励效用.
二、模型设计
(一)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
1.最佳投入与银农合作
假定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供给和市场条件不变,政策激励和市场约束均内化为贫困户和主办银行的参与理性和努力程度,扶贫小额信贷项目简化为地方政府激励下的贫困户与主办银行的合作博弈②,项目产出Q服从“团体生产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参考张维迎（1996）、浦徐进等（2014）、谢玉梅等（2015）研究思路,建立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激励下的项目产出模型：
比较MaxRP、MaxRB、MaxRT,我们发现影响项目回报率和持续合作的基本因素是贫困户和主办银行的努力成本系数、主办银行与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与参与项目的贫困户数有关）、项目产出品的市场定价与溢价.
(二)分散决策的预期效用自主模式
实践中,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双层委托*关系,社会最优模型“并不能描述一个真实的世界”,脱贫攻坚任务紧迫也不利于“用时间解决委托*问题”.地方政府是扶贫小额信贷项目最终委托人,通过财政增信、风险补偿、增量奖励、费用补贴等激励主办银行发放管理扶贫小额信贷,通过驻村帮扶、结对支持、精准对接、项目设计、利益联结、财政贴息等激励贫困户申贷用贷,主办银行通过贷前贷中贷后管理委托和促进贫困户科学合理运用信贷资金,防控项目风险,增进项目收益.
地方政府基于脱贫攻坚压力采取主动型或进取型风险管理模式,绝对风险规避度籽G可视为0；主办银行既是地方政府委托推进扶贫小额信贷项目的*人,又是激励贫困户投入项目的委托人,具有参与扶贫小额信贷项目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项目风险规避度籽B缀（0,1）；贫困户受制于能力贫困、心理贫困和收入贫困而具有“因贷增贫”的风险厌恶特征,项目风险规避度籽P接近于1.
在地方政府、主办银行、贫困户的双层委托*博弈中,地方政府在努力同时,希望主办银行和贫困户多努力,而主办银行和贫困户希望少付出,三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要协调这种冲突,就需要一组具有激励性的合约,使主办银行和贫困户采取最有利于地方政府脱贫攻坚目标的行动,使地方政府委托的期望效用函数最大化.
式（35）、（36）表明项目*成本随着主办银行和贫困户的努力成本系数增大而减少,即努力成本系数较大时主办银行和贫困户不努力或少努力.因此,地方政府在筛选项目参与方时,在坚持“六个精准”对接贫困户的同时,还应考虑贫困户和主办银行对接扶贫特色产业项目的沉没成本、进入成本等因素.
三、问题分析
随着扶贫小额信贷创新发展上规模、提等级,地方政府激励资源配置和激励安排重点日益由合同等显性激励向声誉等隐性激励转移和倾斜,在对扶贫小额信贷实施项目化管理淤过程中,难以精准聚焦单笔合同得失,更多的是关注整体项目成败.
(一)激励目标偏离问题
地方政府主要基于脱贫攻坚压力和考核验收标准于,以扩大扶贫小额信贷覆盖面为主要激励目标,激励重点放在主办银行和贫困户“参与”环节,对项目推进的激励相容安排不到位.表现在：筛选、瞄准、激励贫困户参与项目时放宽入门条件,一些地方政府以“抱团创收贷”盂名义,组织贫困户集中申贷和集中用贷,一些地方政府采用“户贷企用”榆方式扩大扶贫小额信贷覆盖范围,一些地方政府按月拨付贴息资金帮助贫困户应对银行结息压力；通过风险补偿、增量奖励、费用补贴等使主办银行获得或锁定较大无风险收益虞,导致银行努力从风险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转向利益约束下的风险最小化,不利于调动主办银行参与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淤；一些地方政府承担90%甚至全部风险,主办银行面临零风险敞口,难以付出加强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努力.
激励资源配置与项目推进和最终产出挂钩不紧,由此带来的问题：与激发贫困户增收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励需求错位于,激励效果弱化；贫困户缺乏结息考验,不利于培植扶贫融资信用,也不利于银行检验贫困户还本付息能力,提前防控项目风险；贫困户还本意识淡化,直至把扶贫小额信贷等同于财政扶贫资金,用贷审慎性下滑,项目安全性下降；缺乏对主办银行在项目推进和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激励相容,不少项目事后管理不到位,导致项目失败；项目失败后,基于“因贷增贫”压力,地方政府和主办银行难以启动正常信贷债权追偿或维权程序,项目清算回报率低,进一步削弱银行管理积极性,项目风险不断向地方政府集中.
(二)激励方式错配问题
地方政府重显性激励更重隐性激励,特别是借助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政策和银行监管部门“包干服务”制度,建立面向主办银行的政策认知、责任目标、监测考核、定期通报、约谈警示、严格问责、宣传推介等机制,强化行政科层激励效用对合同等显性激励效用的支持与配合.
随着扶贫小额信贷创新发展的推进,地方政府激励安排侧重点不断从显性激励转向隐性激励,对扶贫小额信贷不良的宽容度和监管容忍度不断提高,这实质上损害了合同、协议等显性激励的法定约束力和经济刺激度.即扶贫小额信贷从单笔合同管理演进到批量项目治理后,地方政府和主办银行的效用函数既有规模“聚变”效应,促进双方更加注重隐性激励,又有质量“裂变”效应,促进双方日益忽视显性激励.由此导致激励资源配置持续向隐性激励倾斜,激励成本失控风险增加.
(三)激励风险失控问题
当前地方政府要应对和化解的激励障碍和激励风险主要包括：无风险收益较高导致主办银行不作为③,项目风险较大抑制贫困户内生动力,信息不对称和参与方不努力导致项目风险失控,贫困户信用风险损害项目可持续发展,难以运用法律手段导致项目风险市场出清成本高.这些激励障碍和风险表现在合同管理和项目治理两个层面.
前者主要是合同、协议存在瑕疵或不足,地方政府对主办银行不作为和贫困户乱作为缺乏制约安排,合同管理难以争取法律支持,后者主要是部门政策协调、配合问题以及脱贫攻坚期前后政策延续和退出安排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扶贫小额信贷从单户合同管理到县域项目治理,无论是比照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还是基于分散决策的主体效用最大模式,地方政府激励安排存在目标偏离、方式错配、风险失控等问题.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激励安排就既要保障银政协议、银农合同等显性激励效果,又要注重发挥科层效用、扶贫声誉等隐性激励功能.
一是激励目标要瞄准“四类贫困”和“五类排斥”.地方政府激励投入要加大与项目增收挂钩的力度,项目推进过程中选准主办银行和符合条件贫困户,选准扶贫特色产业项目,不断完善金融精准扶贫路径,发挥沉没成本积淀优势,降低参与方进入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增强或改善主办银行和贫困户参与项目的意愿、条件、能力,降低努力成本系数,促进项目效益最大化.
二是激励重点要突出增强项目共识、共商、共建、共享.加强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宣传和业务辅导,增进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共识,促进地方政府、主办银行、贫困户等关于扶贫小额信贷生产函数、分配函数、效用函数认识趋于一致,完善参与方共商、共建、共享机制,促进参与方按集中决策模式选择最优努力路径和最优努力投入.
三是激励方向要突出市场决定性作用.加强扶贫产业环境建设,建立面向贫困户的优惠机制,巩固和扩大项目创收效果.地方政府可利用综合谈判能力为贫困户争取原材料低价和产成品高价,实现扶贫产业收益再分配不断向贫困户倾斜.
四是激励安排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运用驻村扶贫工作站和干部结对帮扶优势,加强管理衔接和服务对接,促进信息对称,确保“瞄准”精准、对接精准,提高参与方决策水平,防控化解项目风险,提高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合作水平和努力程度.
五是激励方式要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并重.地方政府要广泛动员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项目,提高与主办银行的谈判能力,提升银政协议质量,激励主办银行按评级授信配给一定额度小额信贷,在规范化、标准化基础上建立集中批量处理模式,提高地方政府、主办银行、贫困户合作博弈水平,巩固和完善地方政府和主办银行的科层效用.
六是激励创新要着力扶贫政策的协调与配合.由于降低项目资金成本rc有利于扩大项目效用,因此运用扶贫再贷款等低成本资金支持主办银行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既有政策空间,也有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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