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的人口理论,本文是人口方面开题报告范文跟人口理论和*和重温类开题报告范文.
人口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在人口理论指导下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 特别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实际上农村是一孩半）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40 多年来对社会经济、人民福祉、国力强盛、中华民族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一些预计中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加剧,劳动力日趋紧张等后果没有被正确理解,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焦虑情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重新学习的人口理论,深刻理解上个世纪人口政策制定时的人口困境、现实和理论依据.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当前实施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基于现实国情所作出的正确决策.
[关键词] ；出生率；生育率；少子化；低生育率陷阱；二孩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2-0059-09
如果从上个世纪70 年代初算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纵观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用“举世瞩目”“成就辉煌”“找到了一条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扭转了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口发展方向”“为减缓世界人口增长作出了贡献”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词句,还是用“是人类生育由残存的盲目自发的动物状态向着更高层次的理性的人类状态的一次飞跃”“是人类生育由‘盲目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次质的飞跃”[1]这样从人类生育发展规律上所作的肯定,都不能尽述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人民福祉、国力强盛、中华民族发展所奉出的巨大贡献.而中国和中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正是在人口理论的指导下并在他的赞同下作出的[2].
在实施了不同阶段的计划生育政策40 多年后的今天,因政策导致了一些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加剧；劳动力日趋紧张；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成为部队主要兵源；大规模节育手术使很多妇女留下了后遗症等.不少人由于对人类生育规律的发展变化、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人口数量和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生育与民族文化特质的关系等内容缺乏了解,对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对1980 年秋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有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不正确地推导出了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放大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譬如关于劳动力供给紧张、在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难以甚至不能回升等问题,致使社会人群产生一种不必要的“中国人口面临新的危机感”的焦虑.面对这一现实,重新学习人口理论这一在计划生育国策的前提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科学体系[3],对我们理解上个世纪人口政策制定时的人口困境、现实和理论依据以及如何正确认识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一些后果就非常必要.
一、人口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
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就已注意到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状况,因而极力主张通过避孕节育来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我国政府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在二战中男性人口死亡惨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人口总量急剧减少,因此从自身实际出发,鼓励人口增长,推行多子女政策.在理论上则将节制生育思想视为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主张进行大力批判和否定.
而当时我国的人口发展情况与苏联的情况迥然相异.1953年,我国进行了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数量达到5.8 亿,比新中国成立时估算的4.75 亿超出1 亿人.从1949 年到1953 年的短短4 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 多万.由于我国正处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在人口政策上也盲目向苏联学习,将苏联学术界的人口理论、政府的人口政策导向全盘移植过来.一方面,在实践上执行了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将生孩子达到5 个的女性誉为“光荣妈妈”,10 个以上的给予“英雄妈妈”称号,同时单位还会对多生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住房按家庭人口分配等；另一方面则严禁节制生育,在相关文件中规定“禁止非法打胎”,对“私自实施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者,以非法堕胎论罪,被手术者和实施手术者均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面对这一政策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的现实,敏锐地觉察到每年1000 多万的增长人口将会严重制约我们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因此他主张通过节制生育来控制人口数量,化解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矛盾,也使他成为新中国赞同和提倡节制生育的第一人.
这正如当年周恩来总理所说：“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同志的.”[4]事实也是如此,在任副总理的1953 年8 月,他就对卫生部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疑义,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表示反对,并多次指示改正.所以,是我国没有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之前,主张并通过采取避孕节育措施来控制人口数量的最早的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5].
随着他个人政治上的波折,关于人口数量是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中的主导矛盾的人口思想在当时没能变成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人口急剧上升,1966 年至1970年,5 年间净增人口超过1 亿,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 万到2700 万之间,人口出生率飙升到33‰[5].
直到他肩负领导四个现代化重任时,中国人口已由1957 年的6.4 亿增加到1980 年的近10 亿.
与此同时,诸多学者基于对人口发展总量的各种预测得出,即便是在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条件下,预计到2000 年我国人口数量也将超过12 亿,到21 世纪30-40 年代至少要增加到15-16 亿之多[6]；反之,如果不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在20 世纪末就会达到15 亿[7].此外,一些按水资源、粮食产量等预测得出的7 亿、10 亿或11.45 亿的人口预测结果也让他觉察到“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耕地少,人口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8].“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依然存在”[3].结合当时的国情来看,与那些国土面积广阔,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底子薄”,这么多的人口“在生产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将成为严重的问题”,要想让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炎黄子孙日子过得舒适,奔向小康的生活,“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3].
作为人口政策的决策者,带着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层思考,从我国人口多,基数大,增长绝对数大,底子薄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将原先采取避孕节育措施来控制人口数量提升到“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9] 来遏制人口数量迅速扩大.这期间,他针对我国实情,提出了一系列控制人口数量的方针、措施.在1980 年视察四川时,他强调要“提倡每对夫妇生一胎”,并指出“必须做”,要求“一定要坚持”[10],正是在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1]的人口思想指引下,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才得以发出,将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才得以载入宪法.
由于党和历届政府按照人口理论,推行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实际上农村是一孩半） 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为国家节省了巨大的人口开支,缓解了国家在资金、粮食、原料、能源、交通、教育、住房、就业等诸多方面的需求紧张和资源短缺状况,避免了比今天更为严重的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缓解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缩短了奔小康的里程.这从上个世纪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中就能清楚地看出：1972-1997 年的25 年中,由于开展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生育政策, 我国至少减少出生2.6～3.3 亿人,使我国每增加1亿人所需要的时间延长了2.5～3 年,生育率迅速下降对我国GDP 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在人均GDP 增长中有26％～34%是由生育率迅速下降作出的贡献,在实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至少有25％～40%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贡献,这个比例甚至可能高达50%[12].
时至今日,尽管在人口理论指导下实施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但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在政策制定之前已经预计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人不了解人口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不了解当时的人口发展背景和中国几千年形成的生育文化背景,担心中国会像法国、日本一样,一旦落入了现在的低生育率水平,就再也无法回升到稳定人口所需要的更替水平,甚至惊叹中国已经跌入了可怕的“低生育率陷阱”,因而怀疑当时按人口理论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认为是计划经济在人口问题上的翻版.他们认为,继续推行70 年代实行的“晚、稀、少”生育效果或者按照部分人口学者的建议,在山西翼城等地试点实施的“二胎加间隔”的二胎政策（这里的“二胎政策”是指30 多年前在试点县试行的政策,不是2016 年开始实施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就不会出现使我国人口发展面临难以摆脱的“低生育率陷阱”和令人不寒而栗的“人口冬天”.
应当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利于加强党和政府对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短缺、性别比失衡等问题的重视.依据中国的国情,以创新的精神来应对这些问题都是颇有裨益的,但问题之所以提出是由于信息把握不全,对人口发展规律认识不足而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焦虑,因此有必要通过对这一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和人口学依据加以阐述,加深对人口理论的领悟,消除对我国人口未来发展的担忧和焦虑.
二、生育率下降是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常预期结果
党按照的人口理论,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实行了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目标是为了让人口数量尽早实现零增长后,再缓慢下降,以最终解决人口过多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问题.
虽然通过70 年代的“晚、稀、少”和“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和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的生育政策,已经使总和生育率降到了临近更替水平的2.238,但每年净增人口仍有1163 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由此推算,以此速度增长,“中国的人口……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13],与此同时,人口学的研究表明,一定数量规模的人口,因受到经济、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生育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下降,甚至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中现有的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较多的育龄妇女人数,将使人口出生率不能很快下降,总人口仍呈增长趋势,这就是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所以当年我国人口增长势头虽然趋缓,但受人口惯性增长和人口增长累积性规律影响,每年新出生人口仍在1600 万左右,依此发展趋势,此后20 年总人口还将增加约1 亿人.所以即使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甚至更低,人口总量仍会不断攀升.加之中国的生育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且十分不稳定,如果立即放松计划生育,未来人口突破17 亿甚至18 亿的可能性很大[14].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随着人口总量的继续增长,我国本已十分紧张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而要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在人口总量有所减少后最终实现所谓的“零增长”,大约需要经过两代或三代人（50-70 年）的时间[15].而早在50 年代,更多的是在七八十年代,一些研究就表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口总数如果超过16 亿,将不堪重负,甚至出现灾难性后果[16].
要使人口不超过16 亿,必须将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并继续降低人口出生率.这样,才可能在2030 年前后使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平衡,人口增长水平达到零状态[15],然后缓慢下降,最终获得一个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小于峰值人口的人口规模.
正是出于这种考量,当年“设置的目标就是希望在上世纪末将人口总数控制在12 亿以内,在之后几十年实现人口零增长之后,让人口总数缓慢下降.”这才于80 年代初,依照“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提倡每对夫妇生一胎”“一定要坚持”“我们提出控制人口的发展,至少要搞20 年”[13].这一系列论述,以坚定的态度推动实施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农村是一孩半）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使得今天我国每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出生人口只比上一年减少了63 万人,这一数据让不少人感到焦虑甚至恐慌.应当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第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出生人数减少并直接导致总人口减少,这些结果是早在政策制定时就已经预计到的正常结果.预料中的出生人口减少和因之而发生的人口总量增长减缓,是为了减轻我们在奔小康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口压力,将有助于加快我国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现代化,使国家尽早迈入世界强国之林.
第二,一个民族的生育从意愿、需要到动机,不仅受经济、教育等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受生育文化的制约.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多生多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虽然通过几十年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说已经从根本上使之发生了动摇,但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Jung）“集体潜意识”和“情结”理论[17],我们民族数千年深藏在集体潜意识里的多生多育情结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从人口学者于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第18 个年头,对认真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计划生育户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在回答“请把你真实想法告诉我们,你认为生几个孩子是最理想的？”一项时,认为拥有二孩最理想的占比最高；其中经济欠发达的广西资源县为82.5%,经济较发达的浙江温岭市为69.7%[18].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我们民族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现的低生育水平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低生育水平相提并论,得出我们也必将面临“人口冬天”的结论.西方一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是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在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我们则是在政策和行政力量等外在因素作用下达成的.在2016 年全面放开二孩以后,2017 年我国虽然较上年少生了63 万孩子,但所生孩子中二胎却占了48%,生育孩子的总数减少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二孩占比高则表明人们生育二胎的动机在增强,这也是我国未来人口生育率回升和避免落入“低生育陷阱”的内在动力.
三、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鉴于70 年代的“晚、稀、少”和“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的生育政策,已经使总和生育率由1970 年的5.812,降到了80 年代初的2.238.随后有学者提出应当继续70 年代的做法,不必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而实行上文述及的按人口学者建议,已通过试点并取得显著成效,比较宽松的、普遍准许“间隔四年生二胎,禁止生三胎”的“二胎加间隔”政策.
应当说,这些学者从人民福祉着眼,以关注民族利益为己任,真诚地向政府提出建议,其忧国爱民的高尚情怀是值得尊崇的.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却表明,“二胎加间隔”的二胎政策尽管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也有不成功的方面,譬如有的地区控制了多胎生育,却几乎有一半的妇女在间隔控制方面没有达到要求；有的地区甚至连多胎生育也没有控制住.研究认为,那种“如果当年中国不执行一孩生育政策也会取得今天的人口控制效果”的断言,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论据[12].
但是,为什么“二胎加间隔”的二胎政策在局部地区会取得一些积极效果呢？又为什么不能将局部的积极效果推向全国呢？对此,人口学家石人炳教授运用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梅奥（EltonMayo）的“霍桑效应”[19]与“负人口动量效应”[20] 所作的分析和阐释,能让我们深明就里.
所谓“霍桑效应”,是指当一个局部地区或大群体中的某个班组被挑选为实验对象后,成员心理上就会有一种因为优秀、独特而被重视、被另眼相看的自我荣誉感和特殊感,当这种心理感受体现在行动上,他们就会无形中把事情做到更好.二胎试点地区之所以能在计划生育的实施上取得积极效果,育龄人群之所以能按照政策要求去行动,“霍桑效应”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被选中的试点地区的干部、群众都会将它作为一种荣誉,正如山西省翼城县前计生委主任坦言：“因为试点的初衷就是要给全国的农村一个借鉴和样板,向全国宣传试点的先进经验……,所以必须加大工作力度.”由于“霍桑效应”使得试点地区党政领导对计划生育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干部更加投入,群众更加自觉.所以,政策实施的效果很好,人口出生率反而低于实施“一胎化”的全省和全国.
所谓“负人口动量效应”是指早期的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小出生队列,当他们进入婚育年龄时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小的婚育队列,从而出现出生率相对低的出生率水平.理论和实践均证明,负人口动量确实能强化低生育现象,而被选择的试点地区,又确实存在着这种负人口动量.比如“领导力量强,党政领导重视,计划生育基础好”就是山西省选择翼城县作为试点的原因.同样,具有较大的负人口动量也是甘肃酒泉地区被选为“二胎加间隔”二胎政策试点的重要因素.1984 年酒泉地区提出在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实行二胎政策.这个条件之一是上年无计划外多孩生育乡镇,之二是历年计划生育奖罚政策兑现好.能满足此两项条件的地区不就是具有能够强化低生育的负人口动量的地区吗？总之,分析几个“二胎加间隔”的二胎政策试点地区,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较好的人口控制基础,都能让二胎政策试点在较好的计划生育工作基础上进行.其中,酒泉市妇女总和生育率就为2.02,1985 年试点之初降为1.65,甚至低于2000年甘肃省2.19 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 年代初,翼城县人口出生率水平在临汾地区17 个县市中也只高于曲沃县而低于所有其他县市.据2006 年的调查,河北承德地区40～44 岁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81,45～49 岁为2.04,与之相邻的邯郸地区这两个年龄段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则分别为2.12 和2.6,要高出承德地区很多.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承德的上述两个年龄段的妇女在1985 年开始试点“二胎政策”之初,正处于20～29 岁的生育旺盛年龄[20],这都说明承德和酒泉、翼县一样,是有着能提供强化低生育的负人口动量,具备较好计划生育工作基础的地区.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如果对1985 年在几个试点县实施“二胎加间隔”的二胎政策取得的人口数量控制效果不作深层次的原因探索,就只是看到它能和“一孩政策”一样降低出生率,控制住人口过快增长,而又不会引起大的人口波动,也更能为群众接受,就认为当时应在全国范围予以推广,这显然是欠思量的.因为,当试点政策成为普遍政策的时候,“霍桑效应”和“负人口动量效应”就都不复存在了.
不过,当年没有接受和全面推行“二胎加间隔”的二胎政策,毅然决然地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农村是一孩半）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与今天逐步实施由放开“双独”到放开“单独”再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是在两个不同时期,针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所作出的正确决策,二者并不矛盾,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后一个决策是前一个决策的必然延续.
四、论人口素质
在他的人口理论中之所以将人口数量视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中的主导矛盾,是因为我国人口在基数庞大、增速过快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加的人口把我们增加的生产一下子就抵消了”[10].因此首先必须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样才能积累资金去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所以,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13]
这说明当时的决策并没有因为将人口数量视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矛盾而忽视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而是从实际出发,辩证地看待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指出：“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的人,是指有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8] 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8],而我们的人口素质还是偏低的,我们国家“现在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8].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以四个现代化为指向的科技含量高的现代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形成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偏低的矛盾.
由此可见,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关注我国的人口数量,更加关注人口素质.曾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而劳动者素质,知识分子数量和质量的增长和提高,又取决于教育的发展,故而,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21]他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21]但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例能否不断得到提高,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增加的生产不被新增加的人口抵消,即取决于有效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数量控制.所以,计划生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有两个：一是控制人口增长,二是提高人口素质.从战略上看,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两方面的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当我们将人口数量视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主导矛盾中的主导方面的时候,在一段时期突出人口数量控制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当人口数量达到适宜水平后,提高人口素质的工作就会上升为矛盾的主导面.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并存的矛盾时,总会有主次之分；但主次之分并不意味着置居于次要位置的矛盾于不顾,只是在着力大小上有所差异.
实际上计划生育使人口出生率减少,特别是年轻劳动人口的减少并不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这是因为“现代化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8] 随着我国对教育的重视,即对“人力资本的追加,使人口质量提升,也使当代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减少”[3].经济学家丹尼森等人在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比较研究中,也发现其资本要素及劳动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仅达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因素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3].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我们要建立的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批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的是具有现代科学知识、掌握高新技术的劳动者.那些改革开放初期涌现的用工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逐渐被科技密集型企业所置换.虽然计划生育使我国少生了包括90 后、00 后在内的数以亿计的人口,使得青年劳动人口减少,但正是由于这种减少,国家才能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发展教育,将青年劳动人口培养成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高新技术的劳动者.
不仅如此,计划生育所倡导的“生男生女一个样”,让千万个家庭将女孩和男孩一样培养,使女孩也具备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有所作为.一胎化政策造成劳动力短缺论者完全忽略了这支新兴的现代化高素质劳动力大军的存在,依然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模式的眼光来看待今天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忽略女性劳动力在今后智能化的产业结构中能顶半边天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反映了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所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对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回顾的人口理论,对我们全面理解当前的人口政策、正确应对人口焦虑等问题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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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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