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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前的那个10月,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声响彻云霄,牵动着远在海外的王承书的心；5 4 年前的那个10月,新疆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动世界,而千里之外的北京,参与研制的王承书日子一如往常,没有因此家喻户晓,没有因此广为人知.
她为了国家选择隐姓埋名3 0 年,死后依旧少有人提起.“她在乎这个吗？她最不在乎这个了,但我在乎.”段存华曾以很多受人关注的身份面对媒体,比如元老段君毅的女儿,比如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而这一次,她作为王承书的学生端坐在记者面前.
“没有她,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我和王先生前后脚进入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我是在1957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接受的分配；她是从美国回国后,1958年从近代物理研究所调了过来.不过最开始,我在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她在热核聚变研究室,并不在一块儿.
在我们大院里,王先生很引人注目,因为她个子很高,冬天也穿着裙子、单鞋,但手上会戴双皮手套,一看就是有气质的大知识分子.我早就知道她,但真正认识是在1961年.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的专家,能搬走的资料全搬走了,搬不动的机器扔在那里,没人会用.国家决定派一批中国专家前来支援,王先生就被调到我们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
我们那儿负责研究的原料铀,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 7%,要通过几千台机器,进行非常复杂的浓缩,才能得到可使用的丰度90%以上的铀—235.这是一项极其艰深的技术,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了.我们有苏联没搬走的设备,却不知道设备运行的原理,更不清楚遇到问题该怎么解决,脑子里一片空白.
调来的专家里,有人负责搞化工、有人负责关键部件,而王先生负责把理论搞清楚.其实王先生一开始也搞不懂.她在国外研究的是大气中的稀薄气体,也好,铀同位素分离也好,都是不搭界的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了她,问她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改行,“请你考虑考虑”.王先生想都没想,当场就说：“不用考虑,我愿意服从领导的安排.”
王先生答应得爽快,却不是不清楚这个决定背后的难处.她后来曾对人说：“年近半百,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改行二字,说起来简单,但只有我们搞科研的人才明白背后的破釜沉舟、不计名利.
当时,理论组只有我和几名北大的同班同学,总共三四个年轻人.王先生一到,先从我们手里借走了“三本经”,也就是我们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的3本讲义笔记.我们听是听了,抄是抄了,其实一点儿没懂,因为里面讲的东西都离我们太远了.王先生拿着“三本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废寝忘食地看.等她看懂了,就给我们办学习班.在哪儿办？帐篷教室里.因为没有多余的地方,我们只能找个露天的地方,搭个帐篷当教室.
王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总是先问我们：“你们都看懂了吗？”然后让我们一个人讲一段.我们一边讲,她就一边提问和指导.我们的课堂氛围特别好,大家能随意发言、讨论、提出不同意见,不会因为我是小技术员就不敢说话,也不会因为你是大科学家我就全听你的.
除了教我们,王先生还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算出设备的稳定态.别人算的时候左手敲键,右手列算式,她因为力气小,左手敲不动键,只能用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键,然后再拿起笔,记下计算出的结果.后来,几千台设备取出的铀—235还是有杂质,我们才知道几千台设备之外的另外几百台设备,原来是作进一步净化用的.这几百台设备要怎么级联、怎么使用？谁都不知道.这时候又是王先生起了作用,算出了要怎么用才能分开杂质.
因为理论很难懂,所以总有人问,王承书到底做了什么贡献？在我心里,这些就是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我跟别人解释,别人都不理解,太专业了.但凡是我们这行的人,都知道她有多重要.
当时铀浓缩工厂建在兰州,但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在北京搞了个模拟的小厂,先在小厂这边实验成功了,再应用到兰州的大厂去.有一次,大厂突然说设备取不出铀—235了,我和另一名同事就被派去看看.到了那里,我要来了浓度曲线,一看已经破坏了平衡,就让他们停止取料,等形成新的平衡后再取,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有人说,你们学理论的还有点用嘛.我们听得又好气又好笑,我们看的不只是几条线和数字,而是它反映的原理.回到北京,我对王先生说：“多亏了您,教会了我们,我们可给您长脸了.”
没有她的贡献,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张文裕又不是养不起你”
我和王先生一起工作时,她快50岁了,关于她早年的经历,我问过她本人,也从别人那里了解了一些.
1912年,王先生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的父亲中过进士,后来被送到日本留学；她的母亲出身扬州名门,被誉为“晚清第一园”的何园便是王先生外祖家.王先生是家中的二女儿,上有一姐,下有两妹,她们的名字分别来自《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取为“诗、书、礼、易”.名字虽这么取,父母教女却颇为封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她们做孝女、贤妻、良母.
大抵是这个原因,王先生与姐妹们性格颇为内向,不爱说话.但内向不等于软弱.1930年,王先生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几乎没有女子就读的物理系——她是上、下两个年级中唯一的女生.
在燕京大学,王先生结识了后来的丈夫,也是她的导师、物理学家张文裕.两人在大学里相爱,在战乱中结成夫妻.1939年成婚后,王先生就跟着张先生去了昆明西南联大.
张先生在物理系教书,王先生却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就在这时,她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一笔奖学金,专门提供给亚洲有志留学的女青年,但规定不给已婚妇女.“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不服气的王先生给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也表明了决心,最终获得了录取通知书.
有相熟的朋友质问王先生：“王承书,张文裕又不是养不起你！你怎么一个人跑到美国去！”王先生生气地回答：“我为什么要他养？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念书,自己工作？”
王先生去得坚决,美国的生活却也艰苦——遭遇过歧视,面临过拮据,却从未弯过脊梁.博士论文答辩时,王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3次“No”.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镇定地回答了3次“Yes ”,接着做了详细的阐述,最终获得导师的赞同.
但我最难忘的,是王先生对我讲的一件小事.
在美国时,她为了省钱,无论去哪儿,都是步行.她走得很快,因为只要看到美国人走到她前头,她就一定要超过他.正因为有这样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才支撑着王先生走得比别人都要远.
“国家不要给我那么多钱”
王先生去了美国不久,张先生也受普林斯顿大学之邀,跟了过去.两人还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王先生在美国的学术也做得很出色——她与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共同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有人说,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我无法评价这是否过誉,但回国确实是王先生和张先生抛下一切做的决定.
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新中国.王先生和张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谴责了美方的强盗行径,美国政府才在国际舆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张先生得知后,一边把书刊打包悄悄邮寄回国,一边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再递交上去……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我问过王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回国.王先生答得简单,只说自己想回来,回中国做贡献.她不爱说漂亮话,做的永远比说的多.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顾不上丈夫、幼子；为了带队伍,她言传身教,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很真的人,做科学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无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国.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先生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后来,张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又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张先生的名义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萨迦县,还能找到那所以张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
有人说王先生是“有福不会享,有钱不会花,有权不会用”.好像确实是这样,她这一生,一直在付出、在给予.如果说她最后还留下了什么,我就读一读她的遗书吧——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①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②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③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④存款、国库券及等,除留8 0 0 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⑤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1994年6月18日,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生前生后干干净净.
本刊整理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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