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时代诗歌的见证叙事与其限度,本文是关于新媒体学士学位论文范文跟新媒体和见证叙事和诗歌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新媒体论文参考文献：
罗小凤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关键词：新媒体；见证；诗歌；叙事；限度
摘 要：与上世纪90年代诗人们钟情于个人化写作不同,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由于建基于新媒体平台,带有媒体的观察社会、新闻报道、见证时代等功能,因而突显出“见证”功能和见证叙事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时代和现实的见证,见证了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现实真相,但“见证”不能仅仅停留于“见证”本身层面的意义与价值,不能停留于作为“证据”的意义层面,而应超越“见证”自身的限度,深入发掘其所见证的现实真相的普遍内涵与深层意蕴,从而构筑作品深潜的穿透力和持久的震撼力.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49-07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4.020
On the Witness Narration and Its Limitation of the Poetry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LUO Xiaofeng
（Yangzhou University, Literature College,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Key words： New Media； Witness； Poetry； Narrate； Limitation
Abstract： Different with the personal writing mode which poets were passionate for in 1990th, the poetry of new media era carries the media’s function of observing the society, reporting news, and witnessing the era because it is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the new media. Thus it shows the function of witness and the features of witness narrative, even becomes the witness of the era and the reality to some extent, and the poems witness the truth of reality of the specific history time. However, “witness” can not only stay at the sense and value of “witness” itself, or stay at the sense of being “evidence”, but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witness” itself, explore deeply the general content and deep implication of the reality truth witnessed, thus construct deep penetrability and everlasting shock power of the creation.
上世纪90年代,诗人们大多钟情个人化写作,停留于个人小情绪、小感伤的宣泄与日常生活琐碎的铺陈,对社会、时代等外在现实涉入不多.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由于新媒体本身即为一种“媒体”,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均拥有媒体的观察社会、新闻报道、见证时代等功能,而“见证”功能尤为重要,因为新媒体具有自由性、开放性、时效性、便捷性等特点,可在第一时间深入事件现场,见证事实真相,发挥“见证”的功能优势.而在新媒体语境下,人人都可做新媒体人,利用手中或身边的新媒体便捷及时地见证时代、社会,由此大众大都具有“见证”时代、社会的自觉意识,甚至成为一种行为惯性和潜在思维意识,为诗人见证时代提供了便利和社会语境,故而,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相比于此前更能见证时代与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突显“见证”功能和见证叙事特征.
“见证”本是法律术语,被引入文学场域后形成“见证叙事”和“见证文学”,诗歌领域同样存在见证叙事,发挥着见证功能.有学者指出：“摆脱迷恋感的一种方法,就是培养见证意识,成为你自己生活的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在你体内的那个见证者就是你的意识,是你能够意识到事物本质的那一部分——你只需观察和感受,不需要做任何主观判断；只需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譹?訛许多诗人均强调“见证”意识,他们只对当下生活进行观察和感受,不做任何主观判断,保持中立的观察者角色.英国诗人杰弗里·希尔（Geoffrey Hill）将见证历史作为自己的使命,米沃什（Czeslaw Milosz）则提出“见证诗学”,而中国诗人尤其是新媒体语境下的郑小琼、田禾、梁平、王夫刚、许强、罗德远等诗人亦都强调诗歌的见证作用.罗德远号召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譺?訛,郑小琼则反复强调诗歌的“见证”作用：“一个没有勇气见证现实世界中的真相的写作者,肯定无法把握活在这种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内心.文学是因为人而存在,它应该关注人的丰富性,而‘见证’意识正说明了写作者在贴近了人,贴近真实的人,而不是虚构的人,想像的人.”?譻?訛可见,在她看来,一个写作者必须拥有“见证”意识,才能贴近现实世界的真相,贴近真实的人,把握活在这种真实的现实生活中人的内心与现实世界的真相.确实,文字是软弱无力的,无法改变现实,但诗人却可通过诗歌见证,把所见所想记下来,认真记录周围人群的感受及其幸福与不幸,做时代的见证者.
一、“真实”：见证的底限
在法律意义上,“见证”之目的并非提供新的信息与证据,而是为已有事实进行证明、提供凭证,因而,“见证”其实是“核对”与“证明”的一个言语行为,其最基本要求乃“真实”.当“见证”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学场域后,“真实”成为“见证”的底限与基本要求,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均为“真实”.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Allen Tate）曾从诗人角色与责任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如果“硬要诗人自认是社会秩序的立法者,这其实是要诗人丢开诗人的确切责任”,在他看来,诗人的确切责任本来很简单,那就是“反映人类经验的真实,而不是说明人类的经验应该成为什么.任何时代,概莫能外.”?譼?訛在艾伦·退特看来,诗人的责任不是为社会秩序立法,而是反映“真实”,见证“真实”.中国学者徐贲亦明确指出：“见证人必须真诚和真实……‘见证’本身体现的就是‘真实’,不一定是所有的事实和细节都确凿无疑,但一定是把真实的道义原则放在第一,就是‘我承诺绝对不说假话’”?譽?訛.可见,“真实”是诗人作为见证者的责任与良心所在,属于诗人必须放在第一位的道义原则,尤其是作为“见证”对象时必须真实.打工诗歌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之一”,“让我们窥见一个广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譾?訛,确实,打工诗歌大多是原汁原味的打工生活的实录,是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生活经验和生命经验的真实呈现,见证了一个特殊时代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真实的一种生存面貌与境况.
为了达到见证的“真实”,见证人必须是亲历者,叙述者必须“在场”.因为“见证”不是旁观式或嵌入式的在场,而是以田野调查式的方式获取第一手材料,特别强调创作者的“在场”,其作品是刻骨铭心的亲历再现.因此,“在场性”极其重要,要求诗人亲自在现场.赵宪章曾指出：“现代传媒过度痴迷于‘在场’叙事已是不争的事实.”?譿?訛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及时性,“在场”叙事更是不争事实,打工诗歌、灾难诗歌、底层诗歌、草根诗歌等都在强调写作者对所书写生活的“亲历”性、“在场”性,如打工诗人所言：“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我们很难知道它们的真实：生活真实、内心真实、写作真实.我们不能小看‘真实’一词的分量.”?讀?訛打工诗人们都明白,只有亲身经历过打工生活的人才能真正看清“真实”,见证“真实”.郑小琼对此体验特别深刻：“作为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会更真实,机器砸在自己的手中与砸在别人的手中感觉是不一样的,自己在煤矿底层与作家们在井上想象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疼痛一点,感觉会深刻得多.”?讁?訛她是打工生活在场的见证者、亲历者,与打工者们融为一体：“他们是我,我是他们”,“在广阔的人群中,我们都是一致的”（《他们》）.因此,当2007年东莞作协想“收编”她时她进行拒绝,其实是为保持亲历者角色,当时她正在进行南方系列打工手记的写作计划,她非常清楚,只有真正在场,才能将真切体验呈现于诗中,才能增加作品感染力.或许这就是地震发生后,许多未在现场的诗人纷纷赶往现场的原因,亦是许多未在现场的诗人创作诗作后遭到批判的原因.2008年冰灾发生后,中国作协组织“中国作家抗雪救灾采访团”,亲临受灾严重的贵州采访；后,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分三批先后奔赴四川、甘肃、陕西灾区采访而成为“亲历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作家们“作见证”提供身份基础.只有现场令人失语和精神崩溃的目击经验才能使诗人的作品真正“见证”现场的真实.
而如何实现见证的“真实”,则是“见证”叙事至关重要的环节,诗人们主要采用原生态“实录”和直接“呈现”的方式.无论是地震诗歌还是打工诗歌、草根诗歌、底层诗歌,其共同特点是“呈现”,客观记录诗人们的在场见闻与情绪感受.如谢湘南在《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中采取了“调查报告”形式,完全是对一场工伤事故的原生态实录：“龚忠会/女/ 20岁/江西吉安人/工卡号：z0264/部门：注塑/工种：啤机/入厂时间：970824//啤塑时,产品未落,安全门/未开/从侧面伸手入模内脱/产品.手/触动/安全门/合模时/压烂/中指及无名指/中指2节,无名指1节/属‘违反工厂安全操作规程’//据说/她的手经常被机器烫出泡/据说/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据说事发后 她/没哭 也没/喊叫 她握着手指/走/事发当时 无人/目 睹 现 场”,这便是“见证”式叙述,对事故的细节进行还原式呈现,从而真实可信.张守刚的《工业区》《通宵加班》、刘大程的《南方行吟》、郑小琼的《生活》、许强的《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等诗对打工者遭受的“工伤”“断指”“断肢”“死亡”等生活事件的呈现亦都是打工生活的见证与实录,这些作品中的原生态叙述呈现出打工生活真相,其背后蕴涵着噬心的震撼力.打工诗人代表郑小琼曾强调：“把真相与真实说出,这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责任.”?輥?輮?訛其话语中的“说出”即为“呈现”,在她看来,诗人的责任是“说出”真相与真实.对于她所书写的黄麻岭,她曾坦承自己只是将黄麻岭这个异乡的生存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是我摸着生活记忆的一次旅行”?輥?輯?訛；其诗集《散落在机台上的诗》则都是打工的血泪呈现,原生态地呈现了打工生活的真实状态,无论是生活遭际还是精神痛楚,都反映出打工者的本然状态,成为一个时代的真实见证.灾难诗歌中同样采用原生态实录方式见证灾难现实,如陈祖芬《中国不哭》抓住14点28分的天安门广场,实录现场一个个细节,见证了灾难发生后举国同悲的场景；赵雅君的《呼吸,呼吸……》、李小雨的《记住汶川：十四点二十八分》等诗亦都通过系列细节呈现与记录灾难的各种现实面貌,见证灾难.
当然,有些诗人的“见证”是“伪见证”,不少打工诗歌、灾难诗歌、底层诗歌不是出自亲历者,而是诗人们根据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等各种媒介上的报道、新闻、消息便创作出“感人”作品,尤其在新媒体语境下,网络、手机及各种数字化媒体上的视频、图片迅速传播,比现场更真实,各种灾难一发生,经由各种新媒体的迅速报道、传播,一瞬间便举国皆知,诗人们据此写作,不仅在报刊上发表,还频频获奖.他们书写矿难、洪灾、地震等题材时都没有去过现场,其实是没有资格发言的,但他们失去了“真实”的底线,伪装“在场者”“亲历者”进行“见证”式书写.在这些“伪在场者”的叙述中,许多“真实”都是概念化的现实,均为虚构、设想的现实,他们并未亲临现场,不过是假拟当事人或假借名义而虚构场景和细节,属于一种“假性写作”,一种“文字的欺骗”.对此,郑小琼曾批判：“原谅这些用诗歌撒谎的人/原谅这些用文字抒伪情的人/原谅这些对大地视而不见的人……”（《给某些诗人》）.
二、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见证
诗人们通过作品所见证的,虽然是他们个人亲身经历的在场经验,但都不仅仅只是个人的记忆,同时亦是公共的、集体的记忆.所谓“见证”,不是针对个人日常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情绪、小感伤的记录、呈现,而是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交织.打工作家周崇贤曾指出：“打工诗歌的启示在于：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群体的命运.平时,打工者可能是一盘散沙,到时就是铁板一块,具有震撼力.”?輥?輰?訛一般而言,个人记忆是一个集体或一个时代公共记忆的基础,个体记忆由于具有松散性、随意性而容易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随时间淡化、消逝,因此,个人记忆需要通过分享、交流、记录而转化为集体记忆与公共记忆,正如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所言：“记忆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分享的记忆以自由的公共交流为条件,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輥?輱?訛诗歌成为分享记忆的一种手段与方法,在分享交流中将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打通、交融.
在打工诗歌、底层诗歌、灾难诗歌、草根诗歌中,只有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公共记忆打通的作品才能存留,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江腊生曾指出：“郑小琼的诗歌创作不仅仅记录下一个中国特色时代的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心路历程,更重要的是其中青春的流淌与存在的理性思考.其中,不仅有个人身体、物质层面的书写,也有国家政治、历史层面的呈现.郑小琼的诗歌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工业化进程中,打工者生存的空间与心灵世界,又扩大到社会政治与历史层面,承载了传统诗歌的忧患与责任意识,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个体情绪与思考.”?輥?輲?訛此言正揭示出郑小琼从众多打工诗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一诗于2005年4月7日贴在“”网站后,引起众多打工者的共鸣,无论是阅读次数还是跟帖、评论都创下该网站新高.有网友“风云飞”留言：“本人也是一个打工仔,感谢作者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网友“沙默”则留言：“这首诗我读了N遍了,还是要读,好像写出了我内心感受”.可见,郑小琼在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个人打工生活中的感受,更是所有打工者共同的感受,不仅是个人的个体记忆,更是一代打工者的集体记忆与公共记忆.郑小琼诗不仅有自己打工的切身体验,真实地呈现出打工生活的状态,亦有她对这种遭际与状态的思考,许多诗甚至上升到人性思考、时代与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层面.如《车间》：“在锯,在切割/ 在打磨,在钻孔/ 在铣,在车/ 在量,在滚动/ 在冷却,在热处理/在噬咬,在切断/ 在刻字,在贴标签……”原生态地呈现了现代工业车间的紧张而单调的工作场景,但她并非满足于“呈现”,字里行间所隐匿的是她对人性缺失的思考,对不合理、不和谐社会现实的思考.这种“呈现”与思考激活了众多打工者的集体感觉而引发共鸣,她所书写的是个人记忆,亦是集体记忆.《铁》《黄麻岭》《流水线》《加班》《穿过工业区》等诗则是小琼对自己打工生活中各种细节的呈现,是个人记忆的一部分,但其实这些细节与状态又都几乎是所有打工者经历过的共同记忆,因而其诗具有“见证”作用,不仅仅见证个人的生活状态,亦见证了一个时代里一群人的生存本相.小琼自己认为：“诗歌对于我来说,更多时候是我对庞大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个体的内心一次隐秘的相遇……诗歌是我个人的心灵史, 它是我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在时光一分一秒的流动中,它如影随形就会显现出来.”?輥?輳?訛诗歌成为她个人的心灵史,但其诗歌创作宗旨决非仅仅如此,其实她在不少诗歌中都频繁使用国家、历史等宏大词汇,不过她巧妙地将之附着于螺丝、铁、铁钉、机台等小意象、实物上,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粘合得恰到好处.郑小琼自己亦承认,“正是因为打工者的这一身份,决定了我必须在写作中提交这一群体所处现实的肉体与精神的真实状态.”?輥?輴?訛对于打工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她“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輥?輵?訛.打工中的痛楚,既是每个打工个体的个人记忆,亦是一代人的公共记忆.另外一位打工诗人许强在《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中,显然不仅仅是书写诗人的个人记忆,而是在标题中就透露出为千千万万打工者立碑的决心,显然呈现的是集体记忆,如“为什么我们敞开的喉咙声尽力竭发不出声音／为什么我们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们喉咙发出的声音喊不回脸朝背面的公道／为什么劳动法只是举着利剑的雕塑／只打雷不下雨……”这是打工者共同经历的记忆与痛楚.谢湘南的《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许强的《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郑小琼《打工, 一个沧桑的词》、田禾的《一个农民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亦都既是诗人所经历的个体记忆,却也是以小见大的手法呈现的公共记忆.这些经历是每个打工者几乎都经历过的,只不过这些诗人以“见证者”的角色,不仅“是见证”,而且“作见证”,真实地呈现出打工者群体的生活遭际与命运,揭示出这个时代最隐秘的事实真相.
在灾难书写中,见证叙事更是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交织体,因为所谓的灾难都是一代人或一部分人的共同经历,因而凡是经历过灾难的人都是见证人,不过有的灾难见证者不愿意或不能够为灾难做见证,徐贲将这些经历过灾难的人分为“是见证”和“作见证”两类,“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輥?輶?訛如此看来,地震诗歌中只有一部分诗歌属于见证叙事,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过地震灾难的人所创作的诗才是“是见证”和“作见证”.地震既是一些人现实经历的个人记忆,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梁平、熊焱等是的亲身经历者,他们书写了许多反映地震灾难的诗歌,这些诗歌与以往政治抒情诗不同,避开了一味书写大时空大情境,而是以地震灾难的体验为基础,与具体时空和具体意境结合,对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进行双重记录,既历史化地书写与保存了集体记忆,又渗入具体的个人感受和具体情境,如赵雅君的《呼吸,呼吸……》、李小雨的《记住汶川：十四点二十八分》、白连春的《整整一个地球的痛》、陈祖芬的《中国不哭》、田禾的《血泪浸染的汶川》、王平久的《生死不离》等诗.
三、见证的限度与超越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所能“看到”的其实都极其有限,与主体视野、视阈、志趣、主观选择等均有关系,因而其所提供的事实信息与事实“本身”不一定完全符合,因此,见证是有限度的.首先,每个亲历者的视野、视阈、视角都不同.在灾难中,亲历者所看到的只是他个人所经历的细节和感受的情绪,与另一位亲历者所看到的细节与感受的情绪或许完全不同.同样是地震,同样是亲历者,有人看到的是毁灭性灾难,如李瑛的《启示》、娜仁琪琪格的《我不相信》；有人看到的是地震到来时的恐慌,如赵雅君的《呼吸,呼吸……》；有人看到的是各地救援,如李瑛的《生命的尊严如此美丽》；有人看到的是死亡,如傅天琳的《我为什么不哭》；有人看到的是孩子,如程维的《孩子,你是我们脸上最悲伤的一行泪》,所见所感千差万别.其次,对于亲历者而言,事件发生在其身上的时间流逝带来记忆上的变化,有些细节变形、消散或被遗忘,有些细节和感受被强化、放大,对此,黄子平曾对记忆过程中的“选择性遗忘”有过分析,认为这种选择性“不单来自权势者和权力机制,亦来自幸存者自身”?輥?輷?訛.记忆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后来接受的信息所影响,如读到的报道,他人的叙述.有些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无中生有的虚假记忆,可时隔多年,这些虚假的记忆已变得可信.”?輦?輮?訛这些因素显然对“见证”发生影响,有时甚至是颠覆性影响,因而见证的“真实性”其实只是一定层面上的“真实”.对于灾难的亲历者尚且如此,对于非亲历者,“见证”的限度自然不言自明.因此,有学者对见证的时间限度做了研究：“由于见证文学的纪实性标准,对某个社会历史灾难事件的见证就只能局限于几代人的时间长度中.对于凡非亲身经历者来说,穷竭其所有的想象都无法抵达灾难本身.当所有‘是见证’的亲历者们在肉体上不复存在之后,见证某个社会历史灾难的文学文本也将随之不再增加.因此,见证文学有赖于亲历者的生命长度,这是见证文学的时间限度.”?輦?輯?訛而且,见证的“真实”亦是有限度的.任何真实都只是部分的真实,不可能是“现实”本身.见证者即使“是见证”,亦可以“作见证”,但他所“见证”的真实其实只是在他的视阈范围内所“看见”的现实本体的一部分.而且,在新媒体语境下,仿真化、拟像化的“真实”充斥社会各个角落,信息、事件的真实性更加难以确证.此外,见证本身的意义是有限的.在法律意义上,见证就是作证,就是提供证据证明.而在诗歌中,见证就是记录、呈现,以诗的形式为时代、事件的真相提供文字证据.但诗歌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其意义显然是有限的.因而,如何超越“见证”,成为诗人们的重要课题.
诗歌艺术层面的考量是超越“见证”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无关题材,无关内容,却既是诗之为诗最根本的考量尺度,更是诗之为好诗的重要衡量标准.打工诗人大多文化素养不高,对打工生活的体悟、感受不够深入,无法抵达更深层的思考与挖掘,属于“在生存中写作”?輦?輰?訛,其作品大都缺少艺术加工,流于现实表象的摹写,陈列打工生活中各种苦难、生存状况、现实面貌,未能发掘苦难遭遇、不公命运背后的普遍性原因与终极性内涵,缺少穿透性.不少作品在语言、形式、技艺、修辞等方面都没有特殊之处,甚至流于复制、投机之作,概念化、模式化问题比较普遍而严重,导致不少诗歌虽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描写了现实生活,“但给人的感觉却并不真实,而相反却有些虚假,这里面要么是体验不深,并不真正了解打工生活,也未真正设身处地去感知打工生活,要么则是距离太近、不够超脱,没能表达出具体生活表象背后的普遍性内涵.所以,题材上的真实并未转化成艺术上的真实”?輦?輱?訛.可见,打工诗歌在诗歌艺术层面是有所欠缺的.同样,灾难诗歌亦存在这个问题.有人评价地震诗歌极不严肃、极不称职,既未能提供新的诗歌发展可能性,亦未能开创新的美学法则和新的言说方式,“只不过是一场荒诞的闹剧”,是“群氓冲动突然占领了思想与美学的制高点,从而漫为三流以下的诗歌文本！整个地震时期的诗歌,在文本上无一成功”?輦?輲?訛,这种观点或许有些过激,但地震时期的诗歌确实大多未经斟酌打磨,而是直抒胸臆,肆意宣泄,细节上粗糙,语言表述不准确、不细腻,没有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并未出现能以诗歌方式建构地震时期独特的地震经验的杰出作品,许多诗都属于时效性写作,终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失效.而且,值得谨慎的是,无论是打工诗歌还是灾难诗歌,抑或底层诗歌,不少诗人不过是为发表作品、获得关注、赚取稿费或其他利益而不断重复别人或重复自己,并未找到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表达方式.诗歌作品众多,但专业性不够,创造力不足,均是在比拼题材、内容、亲历者身份的“优势”,而不是比拼“内功”、艺术眼光、艺术敏感力与创造力,真正让人记住的作品不多.
诗歌深度与厚度亦是考量作品意义与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因而,在见证的基础上将作品的意义指向提升到人性维度、生存本质的思考与反思,亦是超越“见证”的重要方法.在当下新媒体时代,几乎每一重大事件发生后便涌现一股诗歌热潮.、冰灾、天津特大爆炸事故、温州动车事故等重大事件发生后,网络上涌现出大量诗歌作品,传达愤怒、批判的公众情绪,但大多数作品并没有提供真正个人性的思考,没有提升到高层面的价值关怀,而只停留于宣泄层面,甚至很多诗成为新闻化叙述.事实上,许多灾难的造成其实源自人性的缺失,诗歌应避免“新闻化”的空洞叙述,并以一种具有重量的精神质地介入灾难,透过灾难中某些细微事件或对灾难的思考增加作品深度和高度,获得抚慰人心的力量.表面上看,地震诗歌作品产量最高,写作与传播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但能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却几乎没有.李小雨曾极为冷静客观地分析道：“这次诗歌变成了群众性的运动,诗的感情比较雷同,部分可能当时表达一下,但真正传唱下去,我个人认为比较难.”?輦?輳?訛大多数作品是为宣扬送爱心、同担当、共患难等精神的急就篇,艺术粗疏而内涵空洞,大多采用诗的宣传样式,缺少对诗性空间和艺术价值的内在追求.灾难诗歌基本上被形而上学化,灾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成为一种“仿真幻觉”,一种被先在意识所框定的类型化感觉,是地震就必然“地动山摇”,是冰灾就必然“天寒地冻”,没有表现出新的感觉和发现,没有呈现出独特的感觉经验.而打工诗歌、草根诗歌则大多停留于“怨”的层面,怨自己的命运,怨社会,怨时代,怨城市,一味宣泄和控诉,未能上升到人性层面.可以说,灾难书写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同情”,打工诗歌的一个关键词是“怨”,但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在灾难中反思灾难的起源并批判现实,而不是矫情地洒同情之泪或唱赞歌.彭易亮《我第九位兄弟断指以后》有对受伤者的同情,有对残酷现实的无能为力的叹息,有对磨难生活的无奈,有发泄的色彩,但缺少更为深入的意义发掘,缺乏生活深度和历史感.事实上,诗歌应该不仅仅是生存的证明,为生活、生存境况作见证和呈现、记录,更应将形而下的生存性转化为形而上的精神性,才能更好地“为漂泊的青春作证”?輦?輴?訛,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正如英国学者布拉德雷（Bradley）指出的,诗不是生活,亦不是生活的摹本,“它们之所以不同,不仅仅因为一个内容更丰富,而另一个形式更完善,还因为它们是不同种类的存在.一个是作为在时空中占有一定地位和具有与此地位相关的感情、愿望、目的的活的东西,而涉及到我们的,它引起想象,此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引起某种别的东西”?輦?輵?訛,诗歌应该融入诗人对生活本质的思考,挖掘事物表象背后深层的社会背景、意义向度,对人生价值的追问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探求,从而引起某种“别的东西”.
综上,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现实真相,具有不可小觑的历史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倡导与实践见证叙事的主要是打工诗歌、底层诗歌、灾难诗歌、草根诗歌等诗歌群体,他们所“见证”的是他们所眼观耳听心感的“真实”,是他们所遭遇的人生与时代经验,而与他们并行于同一时代的其他尚未明确提倡与实践“见证”叙事的诗人依然在进行各自的诗学探索,亦是不能遮蔽与忽略的重要诗歌现象.而且,见证叙事中的“见证”依然存在需要突破的局限,即如何超越“见证”自身的限度,不仅仅停留于作为“证据”和“见证”本身层面的意义与价值,将“见证”提升至其所见证的现实真相的普遍内涵与深层意蕴层面,从而提升作品的穿透力,或许是见证叙事诗人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的诗学方向.
注 释：
①（美）达斯,（美）塔斯：《擦亮心镜》,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74页.
②罗德远：《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打工族》2002年12月下半月.
③何言宏,郑小琼：《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访谈）,《山花》2011年第14期.
④（美）艾伦·退特：《诗人对谁负责？》,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25页.
⑤徐贲：《“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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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赵宪章：《语图叙事的在场与不在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⑧柳冬妩：《“打工诗歌”的兴起与精神特征》,《文艺报》2011年9月7日.
⑨郑小琼：《写诗与打工一点也不矛盾》,《深圳特区报》2007年6月21日.
⑩郑小琼：《深入人的内心隐密处》,《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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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仁政）
概括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新媒体和见证叙事和诗歌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新媒体本科毕业论文新媒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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